在沈阳登基的康德皇帝不是溥仪是宏侠.原创/

在沈阳登基的康德皇帝不是溥仪是宏侠.原创/_大话春秋_新浪论坛_
2008-10-17 23:48:52
[大话春秋] 在沈阳登基的康德皇帝不是溥仪是宏侠.转载
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详尽地记述了他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的全过程，也详尽地记述了一年以后改称满洲皇帝的前因后果，唯独对他自己非常看重的当上大清康德皇帝的事情只区区一笔带过，对于康德登基的时间、地点、过程都只字未提。研究清史的专家们对这段几十年前的现代史实的表述也大都含混不清。是溥仪先生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现在终于可以揭开迷底了：
1933年3月1日，在圣京（沈阳）登基的康德皇帝不是爱新觉罗·溥仪，而是爱新觉罗·宏侠。
一、溥仪当上伪满洲国“临时执政”的前前后后
原来，日本关东军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以后，急于寻找代理人，建立伪政权，好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在劝降张学良不成，寻找其他代理人未果的情况下，则把最后一线希望落在了大清退位皇帝溥仪的头上。
而此时，躲在天津静园，整天做着复辟帝制美梦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正被众叛亲离所苦脑着。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延伸到了北方；和溥仪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溥仪寄托过希望的东北三省，宣布“易帜”。这些变化，曾引起静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溥仪厮守着的旧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
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听不到了。他们唯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这个末代皇帝。溥仪自己，更是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但是，溥仪的忧虑并没有继续多久。他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占据的那片江山，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当。于是他旧梦重温，认为“天下一统”的大业，仍然非他莫属。
溥仪当时租的是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他把它改成了“静园”。他后来回忆说：我取名新居为“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被他等到了。
1931年9月30日下午，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并强调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溥仪怀着对“喜事”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见面就说，从满洲来了两个人要朝见。说着，领溥仪进了他的客厅。在这个秘密的角落里，溥仪和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的上角利一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各怀鬼胎的密谈。
关东军的鬼胎是：建立一个亲日的完全听命于日本军方的满洲新政府，给溥仪的职位是“临时执政”。
溥仪的鬼胎是：借助关东军的淫威，恢复帝制，继续当他的宣统皇帝。只要人们继续喊他“皇帝陛下”，什么土地、生灵、资源，都在所不惜。
关东军最后出面的是板垣征四郎，这个剃着光头，在后来的侵华战争中欠下累累血债的小矮个最后竟威胁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临时执政是国家元首。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溥仪完全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他怕自己当 “张作霖第二”，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一年为期，一年内如果不能恢复帝制登基当皇上，他就辞去“临时执政”。
狡猾的板垣征四郎欣然接受了溥仪的条件，于是，溥仪及其整个皇室家族成员，很快就被关东军秘密弄到了新京长春。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新京（长春市）清朝道尹衙门的一座古旧房子里举行了所谓的执政就职典礼，改年号为“大同”。
关东军的本庄繁（司令）、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参谋)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孝胥、罗振玉之外，还有商衍瀛、宝熙、陈曾寿、胡嗣瑗、王季烈、三多、善宝、赵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张海鹏等。
二、长春溥仪失踪，引出沈阳皇宫新君登基
由于溥仪就职那天没能穿龙袍，而是穿的西式大礼服，到场的中国人也没有行九叩大礼，只是三鞠躬，溥仪又行了一鞠躬答礼。消息在各大报纸上一刊出，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却表现不一，有无动于衷的，有痛哭流涕的，还有寻死觅活的。但大多数还都燃起了一年后就要恢复帝制的希望。
可是，时间不久，这个希望就落空了。
临时执政溥仪在新京突然失踪。关东军全城戒严进行大搜找，数日无结果。比关东军更着急的是清朝的那些遗老们，在他们看来：有溥仪在，才有恢复大清江山的希望。特别是留守圣京（沈阳）清宫的瑞王爷等旧臣们，闻知溥仪失踪的消息，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瑞王爷把几位旧臣招集到一起商议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溥仪失踪，说不定已被小日本害了，我们必须另立新君。”
大家一致赞成此议，但新君立谁却成了难题。溥仪没有子嗣，他弟弟溥杰留洋海外也无子嗣，皇族中再难选出适合人选。
大家议来议去，最后决定立瑞王爷的义子，爱新觉罗·宏侠为新君。
宏侠时年五岁，当时寄养在贵洲省黄平县的一位家。既然已册立为新君，便命贵州守军团长张连贵火速护驾来圣京。
张连贵果然不辱使命，一路上，巧妙地越过了几个军阀的防区，又冲过数道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安全到达圣京。
1933年3月1日，五岁的爱新觉罗·宏侠在清宫旧臣们的簇拥下，坐上了沈阳故宫的皇帝宝座，接受百官朝贺，三呼万岁，完成了登基大典，改年号“康德”，其本意是承续大清康熙和德宗（光绪的庙号）皇帝的大统。
宏侠皇帝登基后，也依照祖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拜相封候。拜他的义父瑞亲王为总理大臣；拜爱新觉罗·东珍格格为兵马大元帅；封他的母亲陈惠兰为孝忠皇太后；封他的妻子廖亚端为金凤凰；封他的姐姐阿玉为纳兰公主；册封护驾有功的张连贵为黔南王；……。
这就是在没有日本关东军胁迫，没有国内任何政党、军阀参与，没有任何国际社会支持的，完全由清朝遗老们导演的自慰式的历史不该忘却的一段史实。遗老们举办这次大典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就是让爱新觉罗·宏侠名正言顺地接管了皇家资产。
康德年间的中国，日本关东军借东北军南撤之机，疯狂扩大占领区，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各大军阀磨擦不断，蒋介石剿共升级，全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躲在沈阳皇宫里的宏侠皇帝和围在他身边的清朝遗老们，一无军队，二无地盘，根本控制不了当时的局势。尽管如此，这个小皇帝还是作出一项忧国忧民的举动，他向全国发出急诏：“把倭寇赶出中华，收回国土，兴我中华，护我国民。”
至于这份急诏发出后有没有人听，他就无从知晓了。
三、爱新觉罗·宏侠的真实身份
宏侠既然是瑞王爷的义子，那他的真实身份又如何呢？
因为以后还将专文记述，这里只作简短介绍：他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烈钧之子，1928年6月22日（农历戊辰年五月初五）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1935年，日本关东军全面控制了沈阳城，七岁的宏侠皇帝已无法安全存身，便被护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回到了他的父母身边，仍然使用他原来的名字：李阿龙。
由于李烈钧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孙中山时期曾任江西总督、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代理大元帅等职，国际国内都享有较高的威望。阿龙的回来，立刻成了国府上下众星捧月般呵护小政治明星，并送给他一个“少帅”的美名。
当时的宋美龄和蒋介石都对阿龙溺爱有加，阿龙也把蒋公官邸当成家一样地自由进出，从小就对宋美龄和蒋介石产生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敬慕之情。
1940年，阿龙十二岁，被选为国大特约代表。
1943年，阿龙被选为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宏侠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1945年的8至10月间，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阿龙正好也在重庆，已是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被国府上下称作出“逍遥公子”，依然是蒋公家的常客。
一天下午，阿龙去蒋公别墅，刚走到半路上，竟和正在散步的毛泽东、周恩来不期而遇。那时，阿龙虽还年轻，与周恩来却是老相识了，他在上海时，周恩来曾多次授意他帮助上海地下共产党转送机密文件。他们的意外相见都非常高兴，周恩来忙拉着他的手，告诉他：眼前的这位穿着灰色中山装的魁伟之人就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转身又亲切地对毛泽东说：“这是国民政府最年轻的委员。”
毛泽东笑了笑操着湖南口音说：“我知道，他是中国的第二个溥仪。”
阿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自然很激动，立刻严肃地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则亲切地拉过他的手，问他看什么书，生活怎么样？他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毛泽东深情地对他说：“你要对中国统一做出贡献哦。”他很兴奋地点着头，把这句话铭刻在了心里。
这时周恩来把话题一转，告诉毛泽东：“他还是陈立夫的外甥。”
毛泽东听到此话，突然精神一振，不假思索地说：“好哇，我正想去拜访他。”于是周恩来就让阿龙带路，一道去看望陈立夫。
当时，毛泽东住在重庆的歌乐山林园，与蒋公的黄山别墅相邻，不远处就是陈立夫的住处陈公馆。
陈立夫见到周恩来、毛泽东亲自登门造访，很是高兴，在他们寒喧过后进入正式话题时，阿龙就独自离开了。
“中国的第二个溥仪”，毛泽东的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就把李阿龙（爱新觉罗·宏侠）的身份做了最恰如其分的诠释。
五、溥仪皇帝梦的最后破灭
实际上，溥仪的失踪，只不过是他当上伪满傀儡执政以后，为验证自己“元首的尊严”而搞的一次恶作剧。恶作剧收场后，还得继续当他的傀儡。由于日本人对他的封锁，他对沈阳皇宫发生的新君登基大典一无所知。
溥仪当“临时执政”满一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同意了当初约定的“恢复帝制”的条件，但只承认他是“满洲国的皇帝”，而不承认他是“大清的皇帝”；登基时只能穿陆海军大元帅服，不准许他穿清朝衣服。
在溥仪看来，清朝袍褂是他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就有了皇权和威风似的，还想力争。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基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这时，溥仪才清醒过来，终于明白了连皇帝的称呼都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
1934年3月1日，他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临时垒起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祭天古礼。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把龙袍瘾。
然后又回到执政府，换了所谓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举行了“登基”典礼。这时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他住的地方因要避开日本天皇的“皇宫”称呼，改称为“帝宫”。楼名依旧未变。
1935年，宏侠完成接管皇家财权的使命离开沈阳回到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做着复辟大清美梦的遗老们不想让帝位空虚，康德皇帝的称号，就顺其自然地由溥仪乐不得地接过去了。
这就是溥仪后来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只写下了“1935年我当上了大清康德皇帝……”寥寥数语的真正原因。
溥仪虽说是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却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竟三次登基四次做皇帝，这在两千多年封建帝王史上，可算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次登基是1908年12月24日溥仪三岁，由他父亲载沣扶着坐上太和殿龙庭，接受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朝贺，改年号宣统，辛亥革命暴发，溥仪退位；第二次登基是1917年7月1日，溥仪在乾清宫的宝座上，接受拥戴者张勋和旧臣们朝拜问安，下既位诏，大清宣统皇帝复辟；第三次登基是1934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导演，溥仪在长春勤民楼举行“登基”大典， “临时执政”改称了“满洲皇帝”；第四次当皇帝，就是1935年的某天早上，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顶“大清康德皇帝”的帽子，溥仪欣喜若狂。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捕，他的皇帝梦才算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