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海啸中的市埸法则

五岳盟主/编辑
美国的金融海啸己波及全球，本周全球股市大跌，中国也不可能幸免。唯有巴西阿根廷股市有所回升。这一场全球经济衰退，在今年七月的日本东京八国高峰会上已经预测（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并一致认为是减排拯救地球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地考验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面对欧美金融业中的“烂帐”银行的倒闭风，布什政府和欧盟都提出了用纳税人的钱“救市”方案。一些人把这种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法称之为“社会主义”，在“一球两制”的西风压倒东风的21世纪唱起了前言不达后语的《东方红》。
一是美国贪婪论，二是自由经济过时论。前者属于道德价值观，后者属于体制问题。复述上面二论者，都再次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一位退休的财经新闻工作者说：“这场金融海啸带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不是万灵丹，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如今英国和美国都已经向左转（社会主义化），把私有银行国有化，把私营保险公司国营化或由政府大量注资入股，否则情况实在难以想象。”
又说：“我要是美国公民，我也反对用纳税人的钱来替投资银行的“毒债”买单，因为严格说来，这些“毒债”都是“赌债”——这些投资银行家或银行股东当年"睹赢"时所拿到薪酬和所分得的花红和优厚股息是数以千万元计的，有没有分给老百姓？如今输了钱怎能要人民埋单？既然已经是烂摊子，不如让他们关门大吉！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和胜者生存的自由市场经济。”
企业经营者的“毒债”（例如中国国营企业的贪污浪费失职的损失）由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埋单”，这就是社全主义的最大错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就执行了这一条错误方法使中国落后世界五十年。
加拿大籍著名激进经济学报人克莲（Naomi Klein）抓住这一危机，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反对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始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提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以及由此兴起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即由华盛顿操纵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去推行“休克疗法”，把企业私有化，削弱政府对市场与企业的控制等。
克莲认为从里根总统开始一直到小布什政权，是积累式地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而达到最高潮，造成今天的金融灾难。她预计美国广大群众会在这次灾难资本主义中受到极大损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会因此寿终正寝。
尽管克莲不是经济学权威，她的观点也可能过于偏激，但她道出的世界上没有仁慈与良性的“市场规律”可谓千真万确。记得四分之一世纪前，美国左翼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到印度谈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愤然说，被美国劳工阶级几百年来称为“绞肉机”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受到提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仇视是尽人皆知的。
（韩丁是被称为纪录毛泽东时代农村革命的“史诗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一书的作者。）
由此得出结论说：““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不但搞苦了东欧国家及拉美国家，美国送出去作恶的鸡已经飞回家门，变成恶有恶报了。“市场规律”和“为富不仁”一直是狼狈为奸的”。
金融炒家索罗斯认为最新的救市方案于事无补，他主张让这些有危机的银行先从私人方面筹措资金，由现有股东认购新发行的附加股或出售这些附加股的认购权。如有必要才由政府出资购买它们的优先股，凭单或债券。
他认为保尔森财长提出由政府出钱来买下银行的“毒债”（烂帐）是不对的，因为银行的这些烂账项目到现在还没法理清和难以估价。
日本一些经济评论家认为，日本垃圾回收和废物利用的技术超人一等，在这次喻为金融九一一的华尔街风暴中，日本财界张大慧眼，抓住了捡便宜的大好机会。日本财经杂志《砖石》最新一期指出，日本野村证券收购雷曼兄弟海外部门，以及三菱UFJ收购摩根士丹利的股权，使日本各大企业重拾走向海外的信心。
经济战场中不败的智者的看法与“哭丧”文人的借题发挥永远是对立的。核心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分歧。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争论己有200年历史了。尽管冷战结束依然不能盖棺定论。其原因很简单，坚持公有制论者都是不懂赚钱生存的求人“包养者”，坚持私有制论者都是在危机中赚大钱的财富创造者。道德价值观的分歧也由索罗斯一语道破：“经济竞争的法则不属于道德范畴。”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油价的上涨使以生产“油老虎”出名的底特律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公司，眼睁睁地看着在丰田的带领下，亚洲竞争对手夺走了美国汽车市场的大量份额。美国车在全球正被亚、欧汽车逼入绝境，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更使美国 “油老虎”的制造业雪上加霜。这是欧美强国低估走上自由经济的中国和亚洲廉价劳力的力量。如果，中国仍龟缩在社会主义封闭受穷的长城中，象北朝鲜古巴一样，不与世界经济发生竟争，欧美在减排的世纪工程中仍会安然无恙。
所以布什说，中国和印度的繁荣造成了世界经济危机。这话是有一定根据的。联合国专家告戒人类，21世纪的人类矛盾不再是地城种族战争而是生存竟争。这生存竟争的的能源资源受到两大冲击，一是减排，而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廉价劳动力入市。科技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战胜八亿中国农民开进“绞肉机”的“市场经济”的手工劳动。
看清了这一世纪之战的“两军对垒”的真实军团的张五常，嘶叫着大骂中国《劳工法》是毁我“长城”的败兵之法。今日大家可从看出，中国30年没有《劳工法》的”世界大战”，对欧美依靠能源的机械化的昂贵军团的打击有多大！中国2亿农民工出战欧美现代化大军，天时地利和中国“谦虚谨慎”的外交战略，布什执政8年，在金融海啸中下台！如果中国继续在毛主义红旗飘飘，东风吹战鼓擂关门自吹自擂八个样板道德戏，把农民锁在黄土地的羊圈内，吃社会主义的草，会把美帝国主义打得向中国低头借钱吗？
邓小平只用了半招自由经济战术，就盘回了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今天唱《东方红》的人的愚味比东海还深！
“美国当前的危机是长期低估风险造成的，是多种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处理起来更困难。这也是一场信心危机，”鲁宾说。冷战后，美国低估了中国印度的发展速度，发展中国家联合的强力因素，减排时间表提前，新能源开发科技跟不上气候变暖造成的“信心危机”，就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主因。
“美国实体经济，包括高科技经济基础还是好的。”（温总理语）所以见机“抄底”，“存钱不消费”的中国出手2000亿救市。世界认为中国见机做了一桩适合中国落后水平的聪明生意。得到肯定的是美国的制度，而不是中国政治。
我们再从历史上看，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灾后，市场被认为已经失效，立法者试图通过管制找到克服危机的办法。紧随其后的《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各种进口商品的有效税率提高了三倍，美国出现了1929年至1933年间的“经济大萧条”。另一种反市场情绪的盛行，则让欧洲一些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法西斯主义。前苏联和文革中国因政府失灵而几近崩塌的例子就更不用多说了。尽管目前的危机十分严重，尽管就在去年还滋生了 “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应该进行”的激烈辩论，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肯定，市场在检验经济发展中的绝对权威。新国家干预主义不应该借机复辟，自由主义不应该终结。
事实上“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首先，运自中国和其它低成本生产国的廉价商品平抑了美国的物价。这使得密切关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美联储误认为，它可以做到高增长与低通胀二者兼顾。其次，亚洲银行共4.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石油美元一起，向美国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流动性。它们涌入美国国债以及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债券，压低美国利率，推涨房地产泡沫，并为先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习惯提供资金。（David Pilling）总之，既然危机已经出现，他毋宁理解为是美国金融系统长期放松监管造成，还不如看作是以前实施的，长期被认为是有效干预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必然后果。根据《金融时报》社论的观点总结：由于优质抵押贷款行业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垄断，次级抵押贷款迅速增长。“两房”是由政府创立、受政府监管、实际上受到政府担保的机构。证券化是为了绕过资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创造出了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话来说，这些金融工具的确是“金融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显然，进一步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研究和调整是必须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应该学到更为生动的一课。表面上的市场失效往往在背后也有着政府失灵的因素。也许谈论市场经济，谈论市场自由，并不因为它总在第一时间，更有效率的带动经济增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市场也必然是检验经济是否两性发展的唯一指标。
美国金融海啸的法则是什么呢？日本野村董事长渡边贤一在收购美国海外银行成功后兴致高昂地说：“我可是在24小时里，就把生意做大了。”不适应市场的人退出市场，让强者占有“世界救世主”的制高点。如果日本违背了市场规律，同样会在下一轮危机中被淘汰出局。
美国金融海啸的教训是什么？低估了中国农民工的爆发力。中国应从中学习什么？让中国人更大自由地掌握市场经济！
（冯梦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