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北川自杀官员的最后稻草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0-16 15:43:21 　作者：柴会群

在绵阳永安安置点，在地震中失去女婿的王明洁一家5口人生活在一间板房里。失去亲人和生活压力积聚，是大多数北川家庭震后共同的阴影。 本报记者翁洹/摄
选择死亡的董玉飞是震后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而事实上，他们同样是在这场大地震中与别人并无分别的灾民。
失去儿子的伤心，左支右绌的生活，夫妻聚少离多，父母无暇照顾，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这些都构成董玉飞自杀的原因。而这些伤痛，与干部身份无关，实为震区普通灾民正在承受之伤痛。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尽管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但董玉飞之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3日，他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死前，董玉飞身兼三职：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和后来成立的农房建设办主任。
10月3日，因前列腺炎到绵阳住院治疗后，董玉飞返回安昌镇北川县政府临时驻地。董玉飞先去了设在综合办公楼的农办办公室。当时只有下属曾国和在，曾正在打电话，董玉飞笑着向他招了下手，随即离开。
之后董玉飞又到了设在另一座楼上的农房办，和那里的值班人员见面，并从桌子上拿了一份灾后农房建设情况的报表离开。
下午三点左右，曾国和接到董玉飞之妻李照电话，说找不到董玉飞，曾国和随即赶到农办租住的那所二层楼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飞的电话，铃声却从房间里传出来。
二人都没有钥匙，李照从房东家找了个梯子，从窗户里钻进董玉飞的宿舍。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曾国和，随即听到李照的哭声。
董玉飞为何选择死亡？此前官方解释与媒体报道，均将注意力投向董玉飞的干部身份，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被地震撕碎的家庭和左支右绌的生活，更是董玉飞无法承受之重。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被忽略的“特殊灾民”
“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5·12”地震发生瞬间，董玉飞和绝大多数北川县城居民一样，变得一无所有。不过，由于是农办主任，对于董玉飞遗书中提到的“生活压力”，多被外界解读为系指儿子遇难一事。在外界看来，身为农房办主任的董玉飞，在基本生活上不会有问题。
不过在一位同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董玉飞和普通干部一样，震后一直艰难生活。
地震时，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关内地形，北川抗震指挥部派他和董玉飞为前来支援的部队带路。这是他震后第一次与董玉飞见面。据他回忆，当时看到董玉飞时吓了一跳，因为人“变形了”。
和部队一起吃饭时，董玉飞端起碗，忽然间流下了泪。“他跟我说，这是地震后吃的第一口热饭，喝的第一口热水。”赵说。
地震之后，北川农业局的临时驻地和抗震指挥部一起在任家坪。当时各单位自谋生路，农业局从农民那找了一口大锅，一位个体户捐了许多洋葱，于是天天吃洋葱煮方便面，“后来撒的尿都带洋葱味。”赵其洲说。
曾国和地震中被埋了四小时，爬出来后送到绵阳，结果医院不收，因为他的伤太轻了，医院需要先收治重伤员。曾国和自己抹了点消炎药，然后被派到九洲体育馆帮助安置灾民。结果工作两天下来没人招呼吃饭，厚着脸皮去问工作人员要，结果对方说饭是给灾民的，你是干部，没有。“5·12”地震中，北川干部和县城居民一样损失惨重，公务员遇难比例达20%以上，幸存者仅有的财产往往就是一身衣服。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地震后他们身份尴尬，“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北川某乡一位副乡长说，“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
据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灾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任。不过工作任务虽然重了，生活却一样艰苦。
据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而吃饭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跟多数北川普通公务员一样经济上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办9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妻子李照则住农业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两个女同事合住一间。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舍。刘是好意，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团聚。此前，因为宿舍紧张，董一直和司机两人合住一间。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会出事。”事发后，刘开曙经常为此自责。
北川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不过，董玉飞虽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农口，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据李照说，就在国庆节前，她还曾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过上正常生活。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地震前刚刚在北川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负债15万元。地震之后，一无所有的曾国和除了要供本硕连读的女儿读大学，还得照料年过八旬的父母。重压之下，曾国和晚上常对妻子垂泪。“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曾国和估计，受地震影响，北川公务员当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远无法恢复震前的生活水平。
“家已不家，县也不县”
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
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
“5·12”地震发生时，时任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与一名副局长在其二楼办公室谈工作。妻子李照则正在从家去农业局上班的路上。
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他生前一向爱开玩笑，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这场地震，让北川农业局10名职工遇难，职工家属遇难者更是多达33人。
董玉飞当时逃出之后，同事们已经无法认出，他浑身是土，“只看见两个眼珠在转”。不过，这位农业局的一把手还是很快恢复了镇静，马上清点人数，并和部分职工去县城新区查看家属区伤亡情况。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提到董玉飞还参与了县农贸市场和曲山小学东校区的救助工作。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说，北川农业局在董玉飞领导下，共救出、转移120名灾民。
上班路上的李照被倒塌的建筑埋掉，所幸未受重伤。而董玉飞的儿子董壮，则在曲山小学遇难。
对于董玉飞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北川官方予以了充分肯定。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称董玉飞“在地震发生后因组织人员开展救援，没时间去救自己的儿子，两天后才去把他儿子的遗体找到，因此内心很愧疚”。
不过，据北川农业局一名干部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董玉飞得到一个错误消息，误以为儿子董壮已经逃出，方才没有及时去找。“董玉飞跟小孩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听说儿子跑出来了，他不会不去找的。”
多位北川干部称，地震刚刚发生之后，北川多数情况是各家寻找自己的亲人。真正不顾家人而先救助他人者少之又少。
震后三天，董玉飞在曲山小学找到了儿子的遗体，当即痛哭不已。
后来，有朋友曾听董玉飞谈起儿子的事，感叹“救人还得靠自己人”。
地震中，北川遇难者多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县城。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干部同样损失惨重，北川共有466名公务员遇难，其家属遇难者亦不在少数。用一位干部的话说，小家不全（即有直系亲属遇难）者可能有七八成。
地震之后，很多失去孩子的北川人陷入自责和内疚当中。“我们内疚自己没有本事把小孩早转到绵阳上学。”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失去孩子的干部颇带怨言地说。
董玉飞的弟弟董卓锴回忆，地震之后的五个月里，共见过哥哥两次。但为了避免伤感，互相均不提家事。董玉飞曾对弟弟委婉提及，说“大家都尽力了”。
地震之后，董玉飞父母一直住在北川县灌岭乡老家。地震后由于忙于工作，董玉飞一直到中秋节前，方与妻子回老家探望父亲。在地震后父母搭起的帐篷中住了一晚。在此之前，他曾于6月份托人给父母捎了一张字条和一个收音机，字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让父母放心。不过，父母很快便知道了孙子遇难的消息。
遗书中，董玉飞最后提到“跪别父亲”，而他死后，膝盖之上也确有泥土，有媒体为此推断，他死前可能遥拜父母良久。
董玉飞父母均务农，家中仍有田地。一名干部回忆，有一次偶遇时，董玉飞亦曾颇为认真地说，打算不干了，回灌岭老家种地。
分管农办的副县长王久华还记得，6月下旬，她与董玉飞下乡检查工作，董玉飞曾向他抱怨“家没有家，县没有县”，“生活没意思”。王久华并没太当真，只是简单对其开导几句。她万没想到董玉飞真的走上了绝路。
“家没有家，县没有县”，正是震后北川困境的写照。由于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北川灾后重建工作无法全面开展，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
董玉飞选择自杀的宿舍，是农办租的当地两兄弟的农房。地震之后到自杀之前，董玉飞和北川灾民一样，跟随北川县委、县政府多处迁徙。先是在县城附近的任家坪，后搬至擂鼓镇。一直到8月份，才搬至已作为北川临时县城的安县安昌镇。
“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农办干部曾国和的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重压之下，“心烦意乱”
在董任办公室主任的两个月里，北川农房办需将农房建设情况一日一上报，一周两份简报。妻子回忆，董玉飞一度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
身兼三职的董玉飞，生前工作之辛苦，在北川农业系统已被公认。
董玉飞死后留下的遗书，成为分析他自杀原因的主要依据。遗书中，董玉飞明确提到，“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将自己的选择视为“好好休息一下”。
这两点亦被官方认可。在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媒体的一份说明中，对董玉飞之死提及三点原因：一是董玉飞在地震中痛失爱子，在阴影中长期不能自拔。二是工作压力大。三是称董玉飞患抑郁症。该份说明将第一点视为董玉飞死亡的主要原因。
不过，董玉飞的妻子李照将主因归结为工作压力。
李照否认董玉飞生前患抑郁症。弟弟董卓锴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董玉飞住院期间确实一度心情不好，也有医生怀疑其得了抑郁症。但只是随口一说，未曾有诊断。
董在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曾有媒体以此揣测，董玉飞或因为身患此病担心无法再生小孩，失望之余走上绝路。对此董卓锴予以否认，因为慢性前列腺炎并不影响生育，哥哥不会不知道，更不会因此自杀。
多名董玉飞生前同事也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工作压力是董玉飞之死的直接诱因。
北川农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董玉飞工作中追求完美，不像一些领导那样“潇洒”。他写报告多数由自己亲自执笔，即使是别人所写，也要详加修改。
调任农办主任之后，董玉飞工作压力骤然加大，北川历任农办主任皆兼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亦是如此。此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北川成立农房建设领导小组，董玉飞任办公室主任，是具体办事人员。
北川灾后重建中，永久性农房建设成为“头等大事”。绵阳市要求，全市春节前完成灾民农房建设工作，是各县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北川则还需突出“羌族文化特色”，“成为灾后重建标兵和旗帜”。
北川一位干部称，北川农房重建的压力最后很大程度上转嫁到董玉飞身上。在其任办公室主任的两个月里，北川农房办需将农房建设情况一日一上报，一周要发两份简报。由于人手少，且一向爱护下属，工作上董玉飞大都自己亲力亲为。
9月24日，北川因暴雨引发泥石流，不少刚盖起的农房被冲毁，即将打通的公路也完全损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农房建设愈加困难。据北川一位乡镇干部介绍，由于交通困难，五毛钱一块的砖运到关内，要涨到一块多。国家给每家农户的补助款，算起来刚好够建筑材料运费。
据北川农办副主任刘开曙回忆，由于工作繁忙，时间不够用，董玉飞经常在车上写报告。而房东亦证实，董玉飞的房间经常到深夜还开着灯。
在董玉飞自杀的宿舍中，除了遗书，还放着他自杀当日从农房办所取的那份“重建专报”，上载建设进度,“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李照则向南方周末记者称，董玉飞生前多次向她抱怨工作压力大，甚至失控发火，抱怨本不该自己做的工作也被压在身上。李照回忆，董玉飞一度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见其难受，妻子曾劝董玉飞辞职不干去做生意。董玉飞苦笑：哪有本钱？
“基层干部也是灾民”
北川正在向上级争取长期未到位的公务员津贴。尽管曾有北川县领导对外声称此举与自杀事件无关，但有公务员私下说：这是董玉飞用命换来的。
得知董玉飞自杀后，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和一名同事赶到现场，目睹老同事结局，两人相拥痛哭。
这已是地震之后北川干部圈里相继发生的第四件“大事”。
一是原片口乡党委书记母贤武被免职。这位地震中失去妻子的片口乡一把手未经县领导批准，去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儿子，因此成为北川震后第一例被免职干部。该事件在北川干部圈里一度引发争议。
另一件事是，一名地震后由乡长提拔为党委书记的干部，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辞职。
此外，北川社保局一位女职工，地震中丈夫和孩子均遇难。结果这位公务员不辞而别，放弃干部身份，离开了北川这片伤心之地。
不过以上三件，均不及董玉飞自杀一事对北川公务员的震动之大。
北川县小坝乡副乡长李桂兰对本报记者坦承：作为同批干部中的佼佼者，董玉飞之死，沉重打击了不少北川干部刚刚树立的信心。
北川县政府办公室一负责人帮忙抬下董玉飞遗体，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人啊，迟早要有这么一天……
作为一个仅有16万人口的小县，北川干部之间大都相熟。
北川震灾的特殊之处在于，县城曲山镇灾情最重，关内大山中各乡镇则灾情较轻。由于北川各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大都在县城安家，“得知县城被‘包饺子’之后，干部们都要疯了。”北川一位乡镇干部说，“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普通灾民。”
不过，由于职责所在，北川公务员们仍需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而其身上所担负的，往往是难以承受之重。
地震后，在北川片口乡，一名失去小孩的乡领导在受灾民责难时，曾经一度失控，反问对方：你们家死了几口人？
董卓锴下乡安慰灾民时最常用的话通常是：房子倒了没事，人毕竟在。董卓锴说，这样的话每说一次，心里就会滴一次血。
北川县一位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北川的干部其实就是在凭良心做事。官位、金钱和荣誉对于不少干部来说，都已不重要了。
10月10日，董玉飞死后整一周，北川恢复了双休日和震前上下班时间。此外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正在向上级争取长期未到位的公务员津贴。
尽管曾有北川县领导对外声称此举与董玉飞事件无关，但有公务员私下说：这是董玉飞用生命所换来的。
10月14日，绵阳市领导到北川看望基层干部，并讲话称：“基层干部也是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