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压迫与剥削的解药吗？

简介
对乔瓦尼·阿瑞基新作《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书评。“不仅在于对书基本内容的把握，而且在于主流经济学家对这本书的恐惧”
中国是压迫与剥削的解药吗？
一本充满想象但不切实际的新书
——格里高利·克拉克
一轮新的太阳在东方升起。美国人问自己，是中国出口会给他们的安逸生活抹上暖暖的光泽？还是中国那刺眼强光将烧掉美国繁荣的基石？西方能否与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巨人和谐相处？还是亚洲的经济力量终究会变成一股危险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在《亚当斯密在中国》（Verso，2007）一书中，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社会学家吉奥瓦尼·阿瑞基，认为东方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一种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在阿瑞基的世界观里，一个资本家的统治阶层，先在英国，接着在美国，从工业革命时起就统治了这个世界，同时也以他们的霸权手段欺凌了弱者。西方的财富都是通过对其它地区的压迫创造出来的。
阿瑞基，与萨米尔·阿明，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一样，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领袖之一。这一学派拓展了马克思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社会压迫的思想。根据这一观点，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贸易不是公平的交易，而是对穷国的系统化的剥削。阿瑞基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我们时代的起源》（Verso，1994）都曾被广泛引用。然而，这本新书却表明了，为什么除了在那些对理智要求不高的环境中（很显然也包括了社会学领域），世界体系理论都难以收到任何欢迎。
阿瑞基认为，在1800年，在被19世纪的西方军事力量征服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与欧洲相同的高度。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增长并不是依赖于对被统治阶级和附属国的剥削。然而，在军事上失败之后，这个垂暮的中国帝国也沦为霸权者的附庸，从而陷入贫穷。
阿瑞基还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无论在文化还是健康方面都终于缔造了“非凡的社会成就”，而这些都为当今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中国现在已经回归到其最初的费资本主义的、非剥削性的经济体系，用阿瑞基的话说就是“没有剥夺的积累”。随着其收入的提高，中国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个经济与政治上的对手。阿瑞基说，中国现在为贫穷社会提供了“一种能代替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以及援助的更吸引人的选择”。
阿瑞基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灾难性遭遇加速了“美国霸权的终结”。尽管结果还未可知，但那项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帝国并抑制中国威胁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确实是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场事关人类精神的国际战争正在进行。阿瑞基写道，如果中国人胜出了，那么人类将极有可能达到“建立起那种斯密所设想的所有文明的联邦”，以及“相比于西方世界曾经赖以发达的方式而言，一条从社会的角度更加公正，从生态的角度也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他预言道，中国模式的可能成功将意味着美国不能再“把它选择一种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强加于整个世界”。换言之，中国的崛起将暗示着美国式生活标准的衰落，同时国际合作也取代了剥削。
而书名中的亚当斯密又是如何牵扯进这些故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瑞基希望阐明，现代中国的成长恰恰代表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愿景的真正实现。
按照阿瑞基的解释，斯密，一个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捍卫者，并如此热爱着权利的人，原来一直是一位反对自由的敌人，而且还是一位中国式官僚资本主义成长愿景的友人。而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还有整个经济学主流，都完全误会斯密了。斯密并不是一个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倡导者。
阿瑞基可能认为，斯密主要关注的反倒是促进一种大政府，以将其作为对市场这个魔鬼的一种制约：“那种相信让政府最简化和自律市场的益处的看门狗观点……与斯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有甚者，斯密甚至在1776年就看出“中国，而非欧洲，才是那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型，而这种模型也是各个政府最应该去追求的。”而之所以选择中国模式，是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关注内部的增长，而不同于欧洲那样非自然的、受贸易驱动的、并且依赖于对世界其它地区原材料剥削的增长。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也正是遵循了这种被认可的斯密式道路，阿瑞基写道：“如同斯密曾经建议过的那样，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正是首先着眼于国内经济和农业的。”
阿瑞基对当前东西方对决的解释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阿瑞基思想中一个关键的失败之处，就是他妄想地误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经济增长都是由那些发展中国家被剥削者们的智慧和劳动所带来的。然而，经济史学家们——大卫·兰迪斯、迪德利·麦克劳斯基、乔尔·莫凯尔，等等——一代代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西方世界的财富是内生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系列技术进步的产物。
例如，阿瑞基臆断19世纪“印度工人本来是欧洲纺织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却被强迫转变成为欧洲的廉价食品和原材料的主要生产者。”事实上，是英国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任何殖民地暴发户的强迫，把更廉价的印度工人淘汰出了棉纺织业。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绝大部分地方的统治者，直到工业革命末期一直致力于保持印度棉布的出口，而这也是1760年印度出口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同样，美国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一个产业巨人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这其中就包含了一种从美国本土汲取各种增长所需的原材料的能力。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原材料进口才变得重要起来。
阿瑞基的根本性误解使他断言这其中的增长暗示着西方的衰落。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当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增长时，美国同样也一直保持了繁荣。在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同时，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这些年里也增加了50%。这一增长率接近于从1950年到1987年之间的增长，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却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迹象表明，东方的崛起是在抢夺西方的增长。这是因为美国增长的巨大源泉来自于美国经济之中的技术进步。
由于其在世界商品经济中渐增的需求——比如最重要的，石油——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确实会给美国的收入带来压力。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像美国人现在这样消费石油，世界石油产出将需要比现在多出五倍。而随着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加，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寻求着来自于非洲和中东的石油供应，并与那些与美国敌对的国家如伊朗、苏丹进行交易。
但即便如此，中国由于抬高了商品价格而给美国收入带来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即使是在当前大约每桶100美元的价格上，美国每年的石油进口仍然不到其国民收入的4%。就算把这一价格再翻一番，达到每桶200美元，并假定我们每人还像现在这样使用同样多的石油，最终也只会使美国收入下降不到4%。但是由于技术进步每年都会促进2%的收入增长，这使得油价提高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只需要不到两年的正常增长就可以得到弥补。
并且，如果石油是永久性地昂贵起来，也还有大量节约利用的空间。当前在美国，我们每人每天消费相当于六加仑汽油的能源。但是由于能源到现在来说还是过分便宜，以至于其中大部分都是被浪费掉了。我们为了一点点的小事情就开着巨大的、耗油无度的汽车跑上一大圈。我们居住着宽大的房间——在美国平均每个人，包括每个小孩，都拥有着900平方英尺的空间，这些房间都耗资巨大地挥霍着空调，而其中大部分却都是不使用的。一座座城镇在大地上杂乱无章地蔓延着，以至于去工作或者去买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开车去。在一些地方，人行道就像毫无用处的装饰品早已消失在过去的年代里了。
欧洲一些国家，比如丹麦，动用了公共政策使能源价格变得更高，已经在几乎不牺牲生活标准的条件下，达到了每人使用相当于三加仑汽油的水平。从长远看，还有可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石油使用的更大削减。所以，不论未来的中国怎样影响世界商品市场，我们仍然可以达到一种完全让人满意的生活标准。中国和印度，及其24亿人口的崛起，的确会加剧一个能源稀缺的未来的到来。但这样的未来并不是我们需要担心害怕的。
而阿瑞基的看法，即中国现在为贫穷社会提供了“一种能代替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以及援助的更吸引人的选择”，似乎只是一个只有那些在意识形态上非常狭隘的人才会去尝试的论断。近些年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在转变，至少是在对外方面，转向一种对穷国强调促进民主、人权、以及关系透明的政策。当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攫取了大部分好处之时，仍要为了获取原材料而与其政府签订协议一直是令人不愉快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援助和贸易政策则一直是以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根本，特备当那些穷国拥有原材料之时更是如此。他们从来不在乎到底是谁从这些交易中真正获益。
中国在与那些腐败的或残暴的政府交易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例如，它与缅甸军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充当着他们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和贸易伙伴。缅甸出口原材料，主要是木材，到中国，而从中国进口制成品。但这种贸易模式正是阿瑞基针对过去两百多年间西方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而竭力哀叹的。
在非洲，中国一直乐于与刚果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交易以获取石油和木材，即便在那里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他最近在1997年的内战后上台）与其家人随从臭名昭著地挥霍着国家资源，而普通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让萨苏-恩格索声名狼藉的是他在2006年只为了一次在联合国发表15分钟演说的行程，就在纽约签下了28.5万美元的酒店账单，而与此同时他的国家却在祈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免除他们的债务。
阿瑞基对斯密的解释和他对现代世界的观点一样有争议。在斯密的著作中，有很多有歧义的地方。斯密在1776年对中国的评论是有局限性的，他对那里情况的认识也是粗浅的。但是在《国富论》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斯密把中国视为一种欧洲应该效仿的模范。反倒是他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已经耗尽了增长潜力、停滞不前的社会。
“中国似乎已经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能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在财富上的完全满足，这种满足与其法律制度类型是一致的，”斯密写道。“但是，这种满足比起它的土地、气候、和环境所能容许的其它法律制度类型来说，却是差了很多的。”
总之，阿瑞基为其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提供的论据却是令人惊讶的单薄的。这本书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一篇拉长了的反市场、反资本主义、反西方的高谈阔论。引人注目的进口数据表却几乎没有附上什么说明：“为了抑制崛起的中国力量的决定性战斗正在伊拉克进行”；而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利用军事力量建立起美国对全球石油出产的控制权”；“中国不像日本或台湾，中国不是美国的奴仆。”
相比它对世界经济贫富事实的认识，这本书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学领域知识发展的可悲状况，甚至是在像约翰霍普金斯这样享有盛名的学院里也是如此。
格里高利·克拉克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系主任，也是《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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