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作荣大哥(中国青年报 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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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朋友聚会,碰到诗人商震。他劈头给我一句“王久辛,别忘了!你可是我们《人民文学》抱大的孩子。”我居然没思量便应了“那是,那是。”席间回味儿,突然就觉得这狗小子大发了,竟然占我的便宜。
其实,他要直说:“王久辛,别忘了,你可是作荣抱大的孩子。”那我还真是没有什么脾气。
自1988年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组诗至今,我还真是刚刚离任的老主编、诗人韩作荣大哥关注扶持的重点作者。我没喊过他老师,不像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那么乖,见了编辑无论大小年长年少,一律尊称老师。作荣大哥不喜欢,我也觉得假,我只喊他“大哥”。
1990年3月的某一天清晨,我放下刚写完的长诗《狂雪》的诗笔,兴冲冲地给作荣打电话:“大哥啊,我写了一首长诗,特棒啊。我要给你送去,你不出去吧?”作荣就是一句话:“好,来吧,我等你。”进了门,我不容他倒茶,便按住他读我的诗。我坐着,心里七上八下。将近一个小时啊,他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遍,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终于,转头的同时将一只手按在稿子上,对我说了句:“不错,这首长诗我们发了”。
不要以为韩作荣发稿子就这么简单,当年我发表组诗《活到黎明》时,一次给了他近百首短诗和一首上千行的长诗,他是把我惦过来惦过去,才从那一撂子诗稿中精选了四首诗发表。我后来发表散文《美妇》时,也是一次给他寄了36篇散文,他也只选了一篇。他对作品的认真、率性以及对刊物高度的负责精神,使《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作荣之所以是一个好大哥,我揣摩了二十年的感觉是:他对人有一颗平心而论的衡定之心,从不以人待我我待人,而是始终以我今待之明待之,永远这样真诚待之的态度待人处世,恒久弥坚,朋友越交越有味道。
我曾有一首诗《大哥》,原来副标题是“献给作荣”,发表和收入诗集时,考虑他“位高权重”有拍马屁之嫌,便将其删掉了。诗中写道:“我依然相信这个称谓内在的感情。/它呼呼地涌。虽然它涌不出你的眼眶。/也变不成我的感激。”的确,即使到今天他已经从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仍然羞于当面表达我的感激。
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诗人作家一定不在少数。曾写过名震全国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后来又写了一首《将军,请你洗一洗》,词锋犀利,有失分寸,受到了批评。一度,叶文福极为消沉,谁家也不敢去,生怕给人家带来不幸。作荣大哥便邀来诗人李松涛、刘毅然、喻晓等等,请他来家喝酒谈诗,而且常用平时不用的形容词来赞扬叶文福。比如,作荣这样说:《将军,不能这样做》誉满全国,必定要进新诗史。
作荣说得文福老哥激动异常,发誓要再写新篇。果然,他又写了长诗《穿满弹洞的旗帜》,可他把这首诗给了几家报刊,却没有一家敢发表。为啥?文福老哥说:“恐怕都以为我是反革命呢!”作荣来劲了,问“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快拿来,我们发。”
于是,叶文福的名字在相当一段时间消失后,终于率先在《人民文学》出现了。继而,叶文福又很快收到了数十封约稿信。各报刊把《人民文学》发表了叶文福的诗当作开禁的信号,文福老哥又驰骋在诗坛上了。
当诗人要有侠肝义胆,作编辑、当主编,又何尝不需要呢?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那年,诗人昌耀的诗集超过了年限,为此,作荣深觉惋惜。恰逢中国诗歌学会评选“中国诗人奖”,他便和评论家张同吾一道,为昌耀向各位评委吁请,终于将这一殊荣颁给了昌耀。但遗憾的是——此时的诗人昌耀已身患癌症。
但我猜想,作荣想的更多的,肯定是一定要抢在诗人谢世之前,把奖杯和奖金亲手交给昌耀。并亲口对诗人说:“昌耀啊,评委们一致公认:你是中国卓越的杰出的诗人!”他果然飞赴青海见了昌耀,我当时并不在场,但我已经凭心完全彻底地想象出那一平静而又伟大的情景了。因为那是良知对艺术的尊崇,那是诗心对诗人高贵的礼拜。我明白作荣,他必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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