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撰秘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一九七七年正式出版发行。
鲜为人知的是，一九六七年，中央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其任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理论组。
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
梁尚之亲历了这一段历史，告诉你———
1967年至1970年，3年多时间里，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尽管历史上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毕竟是我亲历的一段历史，在此作些回顾，期望能补缀正史之不足。
出乎意料喜忧参半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找我谈话，和我同去的还有警卫二处的江涛同志。杨德中对我俩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他们在中南海甲楼办公。中办要求我们选调几个有一定理论水平、有较高文字能力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局里研究决定，抽调你们两个人参加。”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确实出乎意料。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领受这项任务之后，我的心里很矛盾，可以说是一喜一惧。喜的是领导信任，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让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参与其间，说明他的才学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中，他肯定又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惧的是那个机构，那可是“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全国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和核心！中央文革小组自从成立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搅乱了全国，搅乱了北京，搅乱了中南海。当时，正值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之际，他们怂恿北京甚至全国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指使中南海内的一些人批斗、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株连，有的被下放基层，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监禁入狱，有的甚至非正常死亡。机关内部，有的领导同志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普通工作人员中也不时被“揪出”一些“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扣上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导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对我来说，真有如临深渊之感。在当时情况下，拒绝是不可能的，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后来也想开了：现在，全国各地，哪里不处在混乱之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967年7月28日，我就是揣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进中南海甲楼的。
非常岁月奇谈频出
甲楼是建国初期中南海内建造的一组楼房中的一栋。上个世纪50年代，刘少奇同志曾经在这里居住，后来迁到福禄居。60年代居仁堂拆除以后，中央有关人员曾搬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一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办事组等设在钓鱼台等地，理论组设在中南海甲楼，占据了一层所有的房间。
甲楼与朱德委员长居住的乙楼是姊妹楼，它们之间还有丙楼、丁楼。乙楼及周围墙上张贴的诬蔑朱老总的大标语，虽然已被撕毁，但笔墨狼藉，字迹可辨。德高望重的朱委员长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晨练、散步。有一次，我晚饭后经过回廊，正巧遇到一伙人批斗新上任的中央常委陶铸。他们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闪失就讽刺、挖苦、训斥他：“你这个中宣部长是怎么当的！”当时，在丙楼办公的中央专案组有不少军人，在丁楼办公的信访局借调了一些部队的同志，会议室服务处的同志也穿上了军装，乙楼原来就有警卫哨兵，加上甲楼我们这些人，白天晚上在各楼里出出进进，整个西楼大院好像一座兵营。
当时的理论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两大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还有就是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我们到来不久，他们编印的灰色封面多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出版，存放在甲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里。
大概是基于“工农兵占领理论上层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所以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他们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文字能力不高，在工作中困难不少，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他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让他和毛主席享受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我们来到甲楼的第10天，8月7日，王力发表了后来被人称为“王八七”的讲话，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以后，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到1967年的秋后，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3位同志。
精读毛选顺阅名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件工作刚开始时，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儿重活儿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的人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恒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支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在普通书籍里，我发现了毛主席亲笔修改的《评“白皮书”》等小册子。
临近出版主席否定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迫害，我在农村的亲属也无端遭到诬陷。我当即向上级写信，如实报告了情况，请领导考虑“我继续留在甲楼工作是否合适，我不愿因为我的家庭问题给党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意外，我在甲楼后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用了三四个晚上，把自己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搜集的资料、草拟的文章，除已经发表的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各留一份作纪念以外，分批统统烧掉。报告送上以后，单位派人进行了调查，汪东兴、张耀祠同志作了批示，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安心工作。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6个人入住丙楼二层东侧的几个房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这6个人来自两个单位：3个是中央党校的，3个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后来有一人退出）。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那时的工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我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的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我一个人，既要保管档案，又要联系印厂送取文稿，还要在丙楼和收发室之间传递信件，虽然有时钟仲也来帮忙，但我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因为我日夜无暇，她只好在外地生产。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经半岁了。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钟仲和我还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四件事情感触最深
在这次参与“毛选”五卷的选编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有4件事：
一、周总理怒斥“反历史主义”。毛主席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其中曾经几次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原始记录稿中，凡是提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后面都有“同志”二字。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眉批和恢复号也都使用铅笔，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当时“反历史主义”现象的厌恶。正当李鑫他们接到总理的修改稿表情沮丧、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当再一次拿到总理的修改稿时，“这是反历史主义的”眉批用橡皮擦掉了，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保留下来，其余的也都不要了。总理的两次改稿，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在当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既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尽量保护同志，又要使别有用心的人找不到伤害自己的借口，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机智的灵活性。
二、陈伯达想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有关决议编入选集。这个决议是陈伯达起草的，原稿是他亲自用钢笔以工整的行楷抄写的，看来确实下过一番功夫。这次选编工作开始以后，陈把这个决议的所有材料，从草稿到定稿，都调出来反复研读，并供有关人员阅酌，但最后还是没有入选。落选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此文虽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决议，毛主席也进行过修改，但毕竟不是毛主席的原著；二是选集中此类文章不少，内容重复，作为附录，文字也嫌太长，喧宾夺主。
三、找不到有关林彪的文章。入选《毛选》五卷的文章初定以后，根据康生等人的意见，李鑫他们感到最大不满的是没有关于林彪的内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没有出现呢？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们让我在我保管的所有档案中查找有关材料。但是查来查去，只查到了一封，是衡宝（湘南）战役之后，林彪伤病复发，毛主席让他休息养病的电报。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大意是：惊悉你身体有病，甚为惦念，望好生养护。如此而已。这份电报，确实表达了毛主席对林彪的关怀，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的电报选入选集，一是三言五句不成文章；二是产生的效果可能有违选编者的初衷。所以只好作罢。
四、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之间。毛主席的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这必然会歪曲事实，片面地误导读者。
当时初定的《毛选》五卷送审本的文章中，有两个现象：一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在五卷中分列出几个题目，以几篇文章的面目出现；二是毛主席的几封书信或电报，以集辑“语录”的形式出现在一篇文章里。究其根本，上述理由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毛主席的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
1970年夏天，李鑫带着丙楼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央开会之前，他们带着“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套方案上了庐山。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会议不欢而散以后，他们悄悄地回到丙楼，有的激愤不平，有的灰头土脸。据说钟仲挨了康生严厉的批评。没几天，“学部”的同志就离开了。
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近4年的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