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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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
（1960年5月27日）
蒙哥马利元帅(以下简称蒙)：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1]、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3]。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4]，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5]，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 项 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 浦斯 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6]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7]。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8]。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9]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10]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11]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2]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3]和戴高乐[14]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5]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6]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7]了。
毛：印度的甘地[18]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2]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3]这里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普鲁士将军，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家。著有《战争论》等。他否认战争本身是目的，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5]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一二○六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号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统率远征军侵略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6]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前国务卿、国防部长，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7]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十九艘，飞机二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8]日美“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新条约于五月十九日在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六月二十三日开始生效。新旧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
[9]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前首相、外交家。著有《艾登回忆录》。
[10]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11]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2]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当选为总统。
[13]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英国首相。
[14]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15]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一九四六年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一九五一年后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
[16]克伦威尔(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战胜国王军队，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7]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家乡病逝。
[18]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遇刺身亡。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
（1960年6月1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你们六月二日和六月七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在六月七日来信上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1]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2]。
我们认为：在六月二十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这样的安排是适当的。
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不但同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3]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密切相关，并为他们所十分关切。因此，我们建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的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4]；至少应当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例如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古巴、印尼、印度、日本、伊拉克、叙利亚、澳大利亚等十四个国家的党的代表。我们认为，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由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党共同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是更为适当和更为有益一些。当然，可以考虑，这次会议的共同宣言[5]，仍然像上次莫斯科会议[6]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发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个宣言采取什么态度，可由他们自己决定。
为了很好地准备各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建议，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经过各兄弟党中央的同意，产生一个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宣言草案，以便各兄弟党能够事先讨论和交换意见。
对于以上两点建议，请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希望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有修改件）
注 释
〔１〕 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个国家。他们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指出，缔约国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组织。
〔２〕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来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在莫斯科召开。
〔３〕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４〕 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后来，有八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５〕 这次代表会议的共同宣言，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由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一致通过，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正式发表。
〔６〕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年总结
（1960年6月18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6]，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7]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9]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丁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12]规定后三年[13]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17]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46页注[1]。
[4]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5]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8]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9]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10]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1]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2]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4]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5]指原准备一九六Ｏ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6]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介绍麻城的经验》之二。
[18]为了清晰之见，主人公版做了段落划分的编辑。---鸿雁
(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3-218页)
同斯诺的谈话
（1960年10月22日）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4]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5]，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6]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7]，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8]，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10]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1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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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年三次到中国访问。
[2]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64页注[8]。
[6]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89页）。
[7]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8]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9]马海德（一九○一——一九八八），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10]保安，今志丹县。
[11]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12]指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15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十一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三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帐，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十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２〕 指中共沔阳县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地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３〕 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作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４〕 周恩来一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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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4]指王延春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另注：王任重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四份材料：王延春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5]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6]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批注内容：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4]和继续整“五风”[5]，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6]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7]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已编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
注 释
〔１〕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２〕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４〕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５〕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６〕 指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
〔７〕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1961年6月12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 都是 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3]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4]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集《党内通信》。
[7]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8]指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1]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3]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4]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5]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8]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1961年6月13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1]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2]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2]陈毅(一九○六——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年7月30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30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１〕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２〕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３〕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４〕。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５〕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６〕。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７〕。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８〕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９〕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１０〕，工业企业七十条〔１１〕，高等教育六十条〔１２〕，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１３〕，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１４〕。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５〕。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１６〕。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１７〕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１８〕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９〕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２０〕，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２１〕，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２２〕，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根据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１〕 这个讲话原有五处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一九七八年七月公开发表时均删去，现在按原样恢复。
〔２〕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３〕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４〕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原文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
险。”
〔５〕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６〕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７〕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８〕 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９〕 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１０〕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１１〕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１２〕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１３〕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１４〕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１５〕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１６〕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１７〕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１８〕 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１９〕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２０〕 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２１〕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２２〕 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3月28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野坂参三同志：
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我以个人的名义，为您的光荣的七十寿辰，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在这个时候，您从远道来到了延安，同我们一起。您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意志，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敌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您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象，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您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日本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团结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加给日本民族的枷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和持久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发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坚决以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终归是要失败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归要赢得胜利，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者坚持的正义事业终归要赢得胜利。
当您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为您祝福，同时也为日本人民祝福。
致以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８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野坂参三，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1962年8月12日）
此件[1]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2]。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3]，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4]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基本情况。自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二、存在的问题。（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三、各地的部署。（一）普遍对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可在八月中旬开完。同时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三）普遍要求在八、九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农业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
[2]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二部分列举的十条：（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4]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分析形势所列举的十项表现：（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五）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1962年9月）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
为学习雷锋题词
（1963年3月5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二月应《中国青年》杂志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写的题词，最初刊载于同年三月二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三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八月不幸因公牺牲。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1963年8月9日）
毛泽东: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2]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存在等于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3]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4]，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以前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2]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3]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1963年9月3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2]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3]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4]，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2]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3]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4]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