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重见圣彼得堡（四则）

五十年后重见圣彼得堡（四则）

　　　　　　　　　　　　　　舒　乙 (老舍的儿子--蓝注)

一则：没看见一个醉鬼

真让我大吃一惊，隔了整整五十年，圣彼得堡城市面貌几乎一点没变样；同样是国际文明古都，北京却已经变得完全不认识了。可是，和城市比起来，俄罗斯人却变了很多很多，有些方面，应该说是大变样了，真的教我大吃一惊。

譬如说，妇女的衣着习惯就大变了。五十年前，我在列宁格勒留学的时候，俄罗斯妇女不管外面天气多冷，一律穿裙子，从来不穿长裤，无一例外，偶尔遇见一位穿长裤的妇女，一定被大家认定那是马戏团的。只穿裙子这一条，害得我的那些中国女同学叫苦连天，因为即便零下三十多度，女同学也得穿裙子去上课，那时，长皮靴还不大时兴，只有一件长的棉大衣御寒，这身行头真要命。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去参观巧克力糖厂，恰巧遇上下大雪，极冷，在工厂大门口等着集合的时候，我问一位女同学感觉如何，她说：屁股都没有了。真的，一位同行的朝鲜女同学当场被冻得晕倒，大家只得先去抢救她。如今的俄罗斯妇女也不怎么讲究戴帽子了，原来，人头一顶，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绝不重样，十分讲究，现在，戴帽子的，反而成了少数。

最让我吃惊的是，十二天之中，我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竟然没有发现一名醉鬼。为此我大为感叹，以为真是天下大变了。

这个进步是非同小可的，对俄罗斯人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彻头彻尾的大变化，了不起。

俄罗斯地处北方，冬日寒冷，人们普遍有喝酒的习惯，而且，他们的喝酒方式不好，当年只有伏特加，五十多度的白酒，倒滿一大玻璃杯，空腹，扬脖一口进，不吃东西，顶多掰一块黑面包随后嚼一嚼，豪横的只把面包拿在鼻子底下闻闻，不吃，又放回盘中。这么一大杯酒灌下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必醉无疑。所以，滿街醉鬼。醉鬼很容易发现，因为他们走路差不多要占三到四个人的宽度，不走直线，来回走“之”字，行人碰见了得赶紧躲开。当然，酩酊大醉者便只有卧倒街头了，如不及时抢救，会冻死在外面的。对这些，在高尔基的小说里有精彩的描写，他的外祖父就是个典型。我的一位可尊敬的专业课教授，叫布耶夫斯科依，对他来说，酒喝的越多，课讲得也越精彩，是出了名的好酒者，他在走廊里走路就要占据整个走廊的宽度，我们大家都赶紧贴着墙站住为他让路。

和酗酒做斗争是俄罗斯的大事。想当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就颁布过严厉的禁酒令，在规定的时间里一人只能买两瓶酒，过时不准。醉倒街头者要强行拉进醒酒所，其中如是领导干部的要就地免职。结果，得罪了整个俄罗斯民族，也误伤了一些好人。我的一位老师，有名的有机化学教授，齐辛科，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日钓鱼归来，因年迈走路蹒跚，夜间被误关进醒酒所，虽大声喊冤，竞无人理会，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死去。叶利钦总统当政之后，恢复了敞开喝酒的大门，正好遇见社会大动荡，社会分化激烈，穷人增多，酗酒者大增，结果，短短十年之内，因酗酒出事死去了差不多整整一代俄罗斯男人。男人的平均寿命由七十多岁猛降至五十多岁，降了十多岁，成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最近，梅德韦杰夫总统又颁布了禁酒令，他在广播讲话中称酗酒是俄罗斯的民族劣根性，是文明的死敌，要下决心根除它。晚上十一点之后酒店一律不得卖酒。听了此言，我原以为俄罗斯酗酒问题大概依然严重，可是，实际一看，已大为改观，和过去相比，应该说是大大进步了。在十二天里，我多数时间是在室外活动，在街面上竞没碰见一个醉鬼。想当年，1991年，在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曾有机会重访列宁格勒，那时，的确发现街面上醉鬼比比皆是，情况之糟，比五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严重。

眼前，在俄罗斯，醉鬼这个社会现象的基本消失说明了很多问题，一说明俄罗斯社会经过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治理，从大的方向上说，已经基本稳定了下来，为解决酗酒问题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二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精神文明水平也有了长足的提高，酗酒是件丢脸的事终于得到了公认，起码大部分俄罗斯人有了这种共识，从而为铲除这个社会恶习提供了普遍的道德基准；三是酒的种类丰富了，啤酒开始大行其道，葡萄酒和各种洋酒在商店货架上琳琅满目，伏特加在酒的总量比重中一直在下降，这样，饮酒也不至于轻易就醉倒。

可见，酗酒，作为俄罗斯的一个大的社会现象，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也将或正在成为历史。

我为我的这个意外发现而感到高兴，叹一口气，感慨之：不简单啊。

　　　　　　　二则：美术建国

到了圣·彼得堡才会知道美术是如此重要，这大概在世界其它的都市是不能体会到的。都说巴黎是美术之都，缘于那里有罗孚宫和其它的大美术馆；其实，真正够得上是美术之都的，大概要算圣·彼得堡了。

圣·彼得堡有著名的冬宫，是昔日沙皇的宫殿，革命之后，全部改成了美术馆，还沿袭叫艾尔美塔什博物馆，以常年陈列世界上著名大画家的美术作品为主，成了世界上数得着的前几名美术大馆。建筑身份还是旧皇宫，但内容已经和沙皇的起居与公务没什么关系了，一句话全部改成为美术服务的场馆了。它是到圣·彼得堡来旅游的人首先要光顾的地方，每天游人如织。其次是国家俄罗斯博物馆，实际也是美术馆，专门展出俄罗斯大画家的作品，也是赫赫有名的美术馆。

这两个美术馆都位于市中心。在它们周围，隔着若干条街，外墙就出现了名画，用三聚氰氨树脂热压成不怕风吹日晒的一张张画板，悬卦起来，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告诉人们美术馆就在眼前了。

在这两大美术馆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孩子们。我惊讶地发现，除了小学生和中学生集体地席地而坐，详细而系统地聆听讲解之外，居然有幼儿園的孩子们前来参观。他们年幼到连路都走不好，一位老师左右各拉着两个孩子，精心照料。我很纳闷，这么小，怎么对他们介绍这些名画呢？我好奇地靠前去旁听。调解员是富有经验的老夫人，白发苍苍，懂得儿童教育心理学，说话细声细气，富有表情，只听她在向小朋友提问：孩子们，这上面有几个人呀？，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呀？这儿都有几棵树呀？我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并没有直接向孩子们讲解美术，而是由小就让孩子们养成走进美术博物馆的习惯，让美术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宛如空气、水和食物一样，生下来就接触美术、熟知美术和热爱美术，长成为一名对世界文明成果顶礼膜拜的有教养的人。这个功夫下得真大！我非常感动。

这个思想――用博物馆和美术馆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是彼得堡大帝提出来的。圣·彼得堡这座城因他而得名。他的在位期大体相当于咱们的康熙皇帝，不太悠久，距今也就是三百年多一点。当时，俄罗斯是个相当落后封闭的国家，老百姓普遍愚昧无知。彼得大帝制定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政策，把国门打开，引进科学技术，引进各国的精神文明成果。他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在离青铜骑士雕像（这是纪念彼得大帝的标志性作品）不远的地方，近来又多了一尊铜像：彼得大帝自己举着工具正在打造一艘轮船的部件，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彼得大帝的以身作则。正好对着这尊铜像，在湼瓦河对面有一座古老的博物馆，叫人文和人类学博物馆，属于国家科学院，是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第一座俄罗斯的博物馆。里面有各种动物植物矿石标本，有一间房子放滿了各种婴儿怪胎，都用药水泡着，看着有点吓人，这是彼得大帝教人专门精心收集的，还有彼得大帝自己替别人拔的牙和所用的工具，总之，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普及科学知识，反对迷信。这座博物馆建好之后，根本没人来看，彼得大帝想了一个奇招：门口站一位大臣，手拿一瓶酒，大声呼叫：来看，免费观看，看完了可以领一瓶酒！

由彼得大帝开始，以后的列位沙皇都是美术的爱好者和艺术品的狂热收集者，其热情甚至到了用举国之力来收藏艺术品的程度。彼得大帝的孙媳，叶卡杰琳娜二世女皇，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她在位时，战事不断，一会打土尔其，一会打瑞典，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俄罗斯沙皇居然还有精力和财力去欧洲购买顶极的美术作品来丰富自己的美术馆藏，不仅让俄罗斯成了一个军事强国，而且也一跃成了一个美术强国。俄罗斯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画家和一流的美术作品，而且也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美术馆，收藏了极为丰富的高水准的美术作品，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大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的作品，印象派的代表人物莫奈、德加、梵高以及现代派的领袖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可以叫做一打尽，没有缺项。连恨不得总共只有三张作品真迹存世的，圣·彼得堡也都会有其中一张，如达·芬奇的《圣母与圣子》。以荷兰大画家伦勃朗为例，我曾在巴黎罗浮宫参观过那里收藏的伦勃朗作品，有一个房间是专门陈列他的作品的，很引人瞩目；哪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居然有三大屋子展出伦勃朗的画，堪称世界第一！佛拉芒派领袖鲁本斯的作品居然有四十张。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正式建立恰好是叶卡杰琳娜二世的功劳。

由此可知，圣·彼得堡的美术馆的权威性和丰富性是何等显著，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美术朝圣者的必到之处，而且也毫不誇张地说，它们熏陶了整整十代以上的俄罗斯人。　

这种类型的美术馆以拥有丰富的馆藏而著称，以常年展出馆藏为己任，而圣·彼得堡人的习惯是反复地光顾，以能在其中欣赏、品味、琢磨、留连而自豪，从小到老，仿佛会见老朋一般。

美术强，其它艺术门类也随之而强，成了良性循环的原动力，芭蕾舞、交响乐、文学、建筑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俄罗斯许多大诗人和大作家都和大画家是好朋友，他们常到画家家中去聚会，流传下许多奇妙的佳话。俄罗斯画家笔下俄罗斯作家的形象是最完美的，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存下了一批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史料价值的双料珍品。想想，光是老托尔斯泰的形象就在列宾一个人的笔下出现过许多次，张张都精彩。

在湼瓦河岸边，在列宾美术学院正前方，有两尊人面狮身像，石雕，巨大而完整，是十八世纪由埃及买回来的。当时沙皇下令责成大臣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可惜迟了一步，被德国人买去，沙皇大怒，下令志在必得，结果花了双倍的价格又由德国人手里买回，放在湼瓦河畔，供全民欣赏。

这种魄力，可以称作“美术建国”。

美术建国，听起来，有些虚无飘渺，甚至不着边际，实际上，艺术悟性的潜移默化是非常有力量的。

想想看，一个勃烈日湼夫的长期保守呆滞和一个盖达尔的“休克式”疗法把俄罗斯经济几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一下子倒退和落后了许多年，全世界的人都为俄罗斯捏把汗，可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人还是芭蕾舞照看，美术馆照去。文化修养有底，一旦政策对了头，一下子就能翻上来，有着很强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这就是那股潜在的精神文明力量在发挥作用。

美术建国颇为有理，大可借鉴。我又一次感叹了。

应该说美术爱好、美术收藏与办美术馆是严格意义上的两件事，中国皇帝中也有不少是热爱美术的，也热衷于收藏美术作品，甚至自己也是美术家，皇宫中收藏了一大批国宝级的美术精品，但他们从来没有办美术馆的想法，更没有类似用美术去提高国民素质的那种理念。

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态度。

我们国家还有一条，直到现在，和一些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那就是不刻意去收集国外的美术大师的精品。过去皇宫中只有中国画家的作品，没有外国画家的作品，以至，在这个层面上，不论是目前的故宫博物馆的书画部，还是中国美术馆这样的现代专业美术馆，虽然有自己的长处，但都是家底不够全面的，也是不够权威的，在发挥美术育人上是有很大缺陷的，仿佛缺失了很大一块阵地似的。

这就要，第一，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上，第二，急起直追。

“美术建国”值得好好研究，是个大题目，也是个好题目。圣·彼得堡很有启发。

　　　　　三则：磕头碰脑的人文标志

我住的旅馆在一条叫“豆子街”的尽头，几乎挨着海军部，对一个去圣·彼得堡的旅游者来说这是个绝好的驻足地点，左边是青铜骑士雕像和伊萨克大教堂，右边是冬宫，前边是湼瓦河，后边是湼瓦大街的起点，全是赫赫有名的景点，真是难得。隔窗一看，对面是一排办公楼和公寓楼，不算高，也就是五六层，建筑风格很古雅，是老房子。临街的墙上镶挂着六、七块长方形的白大理石板，走近细看，原来是纪念标志，纪念一批名人先后在此居住过。顶头上的是纪念捷尔任斯基的，然后依次是纪念歌唱家、诗人、中亚某国总统、学者、演员和作家的。那挂捷尔任斯基纪念牌的楼，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有名的“契卡”机关所在地，所以，“豆子街”因此后来改名“捷尔任斯基大街”，现在街名又改回去了，不过还好，捷尔任斯基纪念牌并未取下，对历史还是保留了一点可供记忆的痕迹。

发现这些纪念牌之后，我便开始留神圣·彼得堡大街上类似的牌子了。一看不得了：闹了半天，这种纪念牌比比皆是，有特别震撼的力量。

这些纪念牌的性质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文化名人的，像捷尔任斯基那种类型的人只是极少数，当然，对列宁是个例外。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主要在圣·彼得堡活动，留下了大量的足迹，所以，后来，甚至连这座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只是到了1991年通过“公决”才恢复了圣·彼得堡的称呼。但是，那些公共建筑上的众多纪念列宁的牌子并未取消，依旧保留。他的雕像也都保留了。列宁勳章的标志也依然可以在一些单位的建筑上端看见。挺可乐的是，芬兰火车站广场上的那尊闻名天下的列宁站在装甲车上发表讲演的铜像现在莫明其妙地被罩在一个大木箱里。问为什么，答某一天的早上人们突然发现铜像的屁股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很不雅观，暂时封起来待修。后来查明此举并非出于什么政治目的，而是有破坏癖的捣乱分子所为。

俄罗斯人对文化名人的崇拜是有传统的。在勃烈日湼夫时代本来其官僚体制是非常严重的，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以及官本位也是非常庞大的和顽固的，但竟然没有撼动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崇拜。文化名人的地位极其崇高，压倒一切，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和文化名人相比。又另一个突出的体现是在俄罗斯人的墓地。圣·彼得堡东南角有一座教堂，叫亚力山大·湼夫斯基大修道院，其主门两侧是两块墓地，左侧是十八世纪名人墓地，右侧是艺术家墓地。现在这两块墓地有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城市雕刻艺术博物馆”。在十八世纪名人墓地中埋葬着各类显赫一时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和有权势者，但最好的陵墓雕刻还是献给了文化名人，非常醒目，很突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如罗蒙洛索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兰斯卡娅（普希金太太）等。最好看的是城市雕刻艺术博物馆里的艺术家墓地，占据了最好的地段，大树参天，极其幽静，每个墓地都布置得很宽松，陵墓总体分布也比较稀疏，一点也不拥挤，雕刻却一个赛着一个有个性，别致而生动，竟然没有找到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陵墓掺入其中，全部是大文人的，选择极其严格，名字都如雷贯耳，像格林卡、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契尔卡索夫等等。这种传统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替有丝毫的减弱，一直坚持着，令人刮目相看，非常钦佩。

转过“豆子街”，走上“小海街”，一抬头，发现头上一块大牌子，是纪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说《白夜》在此写成。再走两步，一个当代的小餐馆干脆就叫“白夜餐厅”。再走几步，一抬头，一块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大牌子又在眼前，而且上面写着，柴可夫斯基晚年是在此公寓中生活的，直至去世。我当时就很激动，站住，看半天，还照了像。以后，每次经过，总要停下来看看，心中充满了敬意，宛如朝圣一般。

后来，我发现圣·彼得堡的文化名人纪念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块牌上都有传主的浮雕侧面像，绝大多数是铜的，镶在大理石底板上，相当精制，可见挂这种纪念牌是有很高的规格要求的，似乎比伦敦和巴黎的同类文化名人纪念牌都来得讲究一些。

牌上除了铜浮雕像以外，说明词也多一些，大半是说传主是哪方面的专家，何时在此居住，在此有何突出的成就和贡献，这种记述往往引出许多相关的记忆和联想，也往往因熟悉而感到亲切，因亲切而感到激动。

在挂牌子的地方，目前的住户和用途已和传主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纪念和记忆，该怎么住还怎么住，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并不都会恢复成相关人的故居纪念馆。

这个办法不错。

这种方法比较节约，不会因为纪念文化名人而腾空许多房屋，也不会把目前的住户赶走，没有扰民的顾虑。只是有一种保护文物的目的，那些房子是不可以拆除的，也不得任意改动，颇有一举两得之功。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以效仿。

然而，这一招的功效是了不得的，它们营造的那种文化氛围，那种激动人心的文人崇拜，那种对文化名人永恒的尊重，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兴奋是不可估量的。对本国人，尤其是对儿童和轻年人是绝好的爱国主义教材，每当他们路过这些纪念牌时，会马上联想到课本上讲的那些先哲们的事迹，便会立刻兴奋起来，噢，原来他在这儿！一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便会升腾起来，没有说教，没有灌输，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反而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妙在这种牌子如果很多很多，一会碰见一个，会把那惊讶、那兴奋、那激动“一惊一诈”地推向高潮，造成一种神奇的判断价值，形成一种精神力量，这就叫人文素质吧。

这种人文标志对外国人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和交流。

这种人文标志对城市是一种文化身份和历史进程的象征。

一句话，人文标志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综合软实力的硬指标，是个好东西，值得借鉴推广。

　　四则：人家是怎么做的

尽人皆知：俄罗斯最美的城市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作为一个整体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以湼瓦河为界，其南、其东整座老城是绝对不能改动的。要发展，对不起，请到外边去，老城之内一律冻结。

真的，几十年下来，圣·彼得堡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非常自觉，限制也非常严格。所以，在我这个五十年前在此居住和学习过的人的眼里，圣·彼得堡是一点也没变样的。

最近，发生一件大事，惊动了全圣·彼得堡。有一个特大的天燃气公司准备在湼瓦河畔，注意，是外侧，不是内侧，并不是在老城笵围之内，盖一座高达403米的大厦，但由于距离湼瓦河太近，就在跨河铁桥的另一端，引起了市民们的抗议。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大家伙，建好后毫无疑问会破坏圣·彼得堡的景观，相比之下，原来那几个世人皆知的城市标志物，如彼得保罗要塞的尖，如伊萨克大教堂的圆穹顶，如海军部大楼的尖顶，如斯摩尔尼修道院的圆顶和金尖，岂不都成了小侏儒，不干，不可以，于是在2009年11月10日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自发前去参加，和市政当局的决定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由此可见，圣·彼得堡人对这座可爱的古城是多么珍爱，多么重视保护，连外部景观都不愿意受损害，还不要说去动内瓤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北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北京的历史要比圣·彼得堡长得多，其建都史差不多是圣·彼得堡的三倍，城市机理又是那么有特点，完全是按理念设计出来的，一次成型，不是自然由小逐渐扩大的。整座城完全有理由被确定为世界遗产，但可惜由于保护不得力，城墙没有了，旧城内已经千疮百孔，失去了整体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丧失了被确定为世界遗产的可能性，特别遗憾。

那么圣·彼得堡怎么发展呢？它也要现代化呀。

它是向城外发展，实行“内旧外新”方针。

这一条，很像梁思成先生当年对北京城发展的建设思路，他主张旧城不动，在复兴门外建一座新北京城。

圣·彼得堡有一条很像中轴线的大道，一直由城内向南伸延到城外，这条大道叫“莫斯科大道”。仔细一看，有三种风格，旧城内是古典主义的风格，建筑像巴黎的建筑，中段叫“斯大林式”，具有斯大林时期的建筑风格，高大、整齐、庄重，但没有个性，缺少细节，无太多的艺术性可言，再向外，就是“鸽子笼”了，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产物，板楼居多，简易、简约，以快速解决房荒为主要目的，外表就更难看了。到了普京时期，在更远的位置又出现了新式建筑，其中有中国上海承包的明光新城，还有许多大型超市和商业中心拔地而起。一条路反映了时代的变化，非常典型，很能说明许多问题。

我以前留学的地方在圣·彼得堡的东北方向，在维堡区。学院设在一片森林之中，森林四周也很空旷，除了几幢学生宿舍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现在过去一看，哇，全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楼，有大街，有小巷，俨然是一个热闹的居民区了。五十多年，圣·彼得堡长大了，向外扩展了许多许多。据说，在比我们学校更远的地方是全新的居民新区，一批新楼正在加紧施工，其中有的已经开始住人了。我的朋友，在圣·彼得堡大学当副教授的罗流沙就住在那儿。新楼的房价不菲，上班坐地铁到大学要花三刻钟的时间。

圣·彼得堡城内找不到大型超市，一座也没有，因为没有新的建筑可以容纳它。城内是清一色的小杂货店，面积很小，主要卖些日常食品，倒是很方便，不愁买不到吃喝的基本东西，但不能讲究花色品种，也没有高挡的商品可卖，好像不够现代。

其实不然，圣·彼得堡的现代化全在城外呢。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的老朋友，司格林教授特意带我去他家附近的大型超市去开眼，这种超市一般是必须有私家车的才能去，都建得比较远。

好家伙，这座超市居然有五座足球场那么大，一眼望不见头，比我在美国看见的大型超市还要大很多。令我吃惊的是，里面物资之丰富，花色品种之众多，是大大超乎我的想象的。举例而言，比如卖饺子的柜台，俄罗斯人也喜欢吃西伯利亚饺子，居然有六十米长，我数了数，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种花色，饺子啊，绝对是世界冠军。全是机制的饺子，有专门的工厂生产，居然生产那么多种不同的馅！再如沙拉，卖沙拉的柜台也有六十米长，全是工厂里配制好的沙拉，盒装，我又数了数，起码有一百多种不同的花样，都在玻璃柜里冷冻着，透明、可见，随便挑。我曾在北京赛特等大型的现代自选市场里见过卖配制好的沙拉柜台，充其量只有十几个品种。我完全没有想到圣·彼得堡会有那么多，觉得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这么丰富，这么便民，真是大进步啊。至于香肠、奶酪，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每一种全有上百米的柜台，里面都有上百种不同的花色品种，有国产的，有国外、有便宜的、有昂贵的，还有特贵的顶级产品，充分显示了物资供应的充足和丰富多彩。

我问：这样的超市已建了多少年？答：六、七年，正是普京执政时。

1991年，俄罗斯市场上商品最匮乏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专门到我留学时常去的食品店里看看。当时我不太相信报纸上宣传的苏联的惨状，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明明物资很丰富，又多又便宜，怎么会连西红柿、鸡蛋、黄油都没有呢。刚进商店的门，我就惊呆了，所有的货架都空空如也，一件商品也没有，老大妈售货员们抄着手闲聊天，无事可干，她们面前的菜案上只有三粒小土豆，是三粒！，我掩面而逃，当时的苏联竟然是这么困难，真惨。随后，事态的巨变是众所周知的。

让我又没想到的是，俄罗斯恢复得很快，有这大超市为证，其发达的程度在世界公众商业上也应该是领先的。

俄罗斯局面整体稳定下来之后，有一点做法比较特别，起码在圣·彼得堡是这样，他们没有先修飞机场和火车站，那里的公共设施还相当落后，比不上中国，但是他们先修名胜古迹，先保护文物，而且是投大钱，下大力，有大动作。大家都知道，圣·彼得堡旧城里处处都是古建筑，全是文物，大致分为六类：一皇宫、二贵族宫殿、三教堂、四桥、五博物馆、六剧院，第七类是城外的皇家园林。修这些文物是需要很多资金的，以我所见，俄罗斯人却是舍得花这笔钱的，而且是优先使用在这个领域。这几年，他们修了夏宫的大宫殿，修了皇村的叶卡杰琳娜宫，包括其中的琥珀厅，都是辉煌的例证。这些宫殿二战时曾落入德寇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长期不能对外开放。现在一点一点修，成年地修，整旧如新，金碧辉煌。重新对外开放，每天有成千上万国内外的游客去参观，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也大长了俄罗斯人的志气，都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赶情，先修名胜古迹，先保护文物，是有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奇效的，这是有政治远见的做法。孰先孰后，大有讲究。

十月革命之后，许多著名的建筑分给了穷人，住得有点像“大杂楼”，有的成了机关办公楼，凡是这样用的，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情况非常相似。这样的古建筑恢复起来难度大，在圣·彼得堡也是如此。我们看过一两幢这样的圣·彼得堡老房子，是经过非常艰苦复杂的过程才得以整修如新的，楼前特地挂一块很大的牌子，牌子的内容让我感动了半天。上面写了一大堆建筑家的名字，谁设计、谁施工、谁维修，维修也有设计师，是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公司的名字，都赫然出现在牌子上，永远保留。

以此充分表达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

我又感叹了，应该好好向圣·彼得堡人学习，包括向这块小牌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