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分寸（时评四则）

（一）爱国的分寸——读鲁迅《内外》有感
《内外》一文收入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写于1933年4月。文章的主旨是爱国的困境：不爱国当然不行，太爱国也不行。鲁迅写道：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谓之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
为了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结合鲁迅写文章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知道，鲁迅讲的是当时抗日爱国青年的“两难处境”：不抗日、不爱国（心死了，不抵抗）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比这更加不行的是心“过于活”，所谓“过于活”就是抗日的、爱国的情绪、浪潮发展为对腐败政府的批判，这就变成了不能允许的“胡思乱想”，也就“绝对不能言抗日”，不但连爱国的权利也没有了，还要“严厉处理”。这也就是说，对外抗日爱国可以，但是对内批判政府断断不可！
这就是《内外》这个标题的意义所在。
但是鲁迅先生这番话是有特指的，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爱国抗都和批评政府都是对立的，都要“内外有别”。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国家，爱国也是很难的，分寸不好把握。受到了外国的侵略或者其他什么欺负，青年学生们是否应该抗议、采取什么方式抗议（比如是游行还是到大使馆喊喊），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点抗议，抗议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需要规划和批准的，否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过于活”的“胡思乱想”，是要“严肃处置”的。
唉，爱国也委实太难了。
（二）有一种矫情叫“我不高兴”
1、“你怎么还不在乎？我都不高兴啦！”
有一种让人恶心的矫情就是把“我不高兴”挂在嘴上。你不高兴可以自己放在心里，也可以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找个地方发泄一下，调节情绪，可就是别老说自己“不高兴”，拿它来炫耀或者威胁或者撒娇。这样会很烦人的。就像一个孩子，在和父母撒娇的时候常常会说“我不高兴啦”，有些恋爱中的女孩也会这样来和男朋友调情。其实说自己“不高兴”的人常常不是真的不高兴，“不高兴”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标榜，一种手段，一种策略。
小孩子或者恋爱中的女子“不高兴”来撒撒娇还好一些，只要他们的父母或男友出来哄哄也就完了。现在可好，有一本很火的书居就叫《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那可怎么办？莫非没有情感活动的中国也拿自己的“不高兴”来和整个世界撒娇调情？
依据常识，高兴不高兴之类的情感体验只有人才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的。一个国家“不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也有情感体验？等我看到书的封面，才明白是几个“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的人“不高兴”，那何不就直说“我们不高兴”呢？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也太多了，谁高兴谁不高兴怎么统计？下岗工人不高兴还是包工头不高兴？草根阶层不高兴还是亿万富翁不高兴？政府官员不高兴还是平民百姓不高兴？二奶不高兴还是小蜜不高兴？天哪，这实在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这些人都是中国人，他们中很多人应该是高兴或基本高兴或非常高兴的（每天的新闻联播可以证明这点），你现在说“中国不高兴”！等于没有征求高兴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开除其中国籍，实在是不大地道。
2、关于“领导世界”和“尚武精神”
《中国不高兴》一书的核心是主张中国应该“领导世界”，中国之所以“不高兴”说穿了就是在应该称王称霸的时候还没有称王称霸。所以要发展军事。王小东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所缺的领导世界的一个短板，就是军事力量，应该加强这一块”，“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咱们别说领导世界了，你就是吃得再饱，也是一个肥猪挨宰的货。”（《新京报》2009-3-28）看来这些“不高兴”的爱国主义者是完全认同“强者为王“的哲学的——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的被欺凌的弱者。他们并不想改变他们似乎很痛恨的西方人 “强者为王”的哲学，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因此而放弃它，只不过是想用同样的方法取而代之。
中国要“领导世界”，还需要尚武。他们扬言，所谓“文化建设”就是要培养“尚武精神”。这和他们的强者哲学、斗争哲学是一致的。可是近代以来，我们何尝鼓吹过什么“尚文精神”？从梁启超开始不是一直鼓吹“尚武”么？“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不是很有点“尚武精神”么？其实，世界历史上最喜欢这种“尚武精神”的是极权主义者，从希特勒到萨达姆无不如此。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看看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知道作者维护专制的立场是如何的不加掩饰：“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中国不高兴》第17页）是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也是“很完整，很有秩序”的么？为什么要反对它呢？
3、奇怪的“外部选择压”理论
《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个高论是“外部”——国际坏境，决定“内部”——国内状态，所谓的“外部选择压”理论：“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心、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的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有诚信的，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我认为这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这无非就是说，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败坏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部选择压。”中国国内的腐败和自己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别的国家太弱了，对我们没有压力！令人吃惊和纳闷的是，“不高兴”的作者们一方面大肆渲染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不在乎，“千万里，我呼唤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好像巨大的外部压力底下的可怜虫；另一方面却又说什么：“今天中国怎么样？别看中国好像如有些人说的显得病怏怏的，其实在外界也没有多少选择压。中国也是核国家，中国再怎么不灵，别人也不敢揍，美国人不敢来直接揍你。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感觉可以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衰退。”照这样的逻辑，中国要发展就首先要把自己的核武器毁掉，这样一来“外部选择压”就大了，中国有希望了。
请问：“文革”时期我们的“外部选择压”够大的吧？整天喊“以粮为纲”、“备战备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结果怎么样？内政搞好了？道德上去了？
4、等我强大了，我就揍你！
一方面是对别人的不在乎愤愤不平，另一方面是炫耀武力，憋足了劲鼓二头肌：看看吧，我的肌肉！你为什么不在乎！你竟敢不在乎！我告诉你——
“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是我们需要单方面取得你们好感的时代了，你懂不懂？将来我们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
天哪！如果我是外国人我也不敢让这样的中国人太过强大起来。
“有人说中国人都是面瓜。其实，中国人面瓜是在国内怕警察，现在的年轻人在国外都敢揍外国人了，凭什么说是面瓜？”
好一个国内怕警察，出国敢揍人的爱国主义者！
（三）傻乐：我们这个时代娱乐文化的堕落
1
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没道理的乐，傻呵呵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
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是为傻乐。阿Q大概可以说是傻乐的典型，总是被人欺负又总是乐呵呵的。这种乐是对自己的生存困境的麻木，是对历史灾难的遗忘，也是对公共世界的危机意识的泯灭。
2
傻乐者因傻（可以是真傻也可以是装傻）而乐，因乐而傻。
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在前一种情况下，乐者明知不应该乐而找乐，明知没有乐的原因而依然乐，目的是为了克服和化解无奈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这是装傻者的乐。
在后一种情况下，乐者根本不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乐，像猪圈里的猪乐呵呵地吃食、睡觉，笼子里的鸟兴高采烈地梳理羽毛、又唱又跳。这是真傻者的乐。
前者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是明知不该乐而乐；后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不知不该乐而乐。前者源于怯懦，后者源于无知。
在该痛该哭该喊的时候而不能哭不能喊，久而久之则不想喊不想哭以至于丧失了痛的感觉，这样的时代常常流行傻乐。因此，傻乐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建立在怯懦或无知基础上的生存方式。
3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可以用傻乐概括之。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以及只有喧闹而没有思考所谓的情景喜剧，都是傻乐的典型。
当然，最最能够体现傻乐特点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台上的和台下的，主持的、表演的和观赏的，全部在那里傻乐。的确如有人评论的，是“一年比一年愚蠢。”原因是什么？是中国的艺术家全部弱智？不是。真正的根源在于：似乎只有傻乐才能通过审查并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才有利于所谓“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说，‘越强的喜剧效果，它的负面效应就越大，就不能播出。’这是什么逻辑呀，讽刺贪官污吏岂不就是‘反党’啦！逼得相声、小品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会心地发笑了。”除了自轻自贱还有轻贱那些可以轻贱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比如草根百姓甚至残疾人。本来，相声、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或者通过喜剧的形式揭示深层次的时代悲剧。西方喜剧大师莫里哀、果戈里、卓别林，无不如此。中国现代的喜剧经典《三毛流浪记》也是一样。
现在喜剧却退化为向强权献媚、拿百姓开刷的闹剧。几乎所有小品（包括今年的《不差钱》）的嘲笑对象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些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践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今年的《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叔居然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了“报销”“报复”，把“刀郎”误作“屎壳郎”，“精辟”误作“屁精”，如此等等，这种低级无聊的“笑料”居然还获得了观众的满场喝彩，可见全民傻乐的程度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尤其2001年的春晚小品《卖拐》居然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难怪在美国演出时遭到强烈的抵制和谴责。
当然，诚如有些评论者指出的，《不差钱》（也包括其他一些小品）并不是一点也不触及现实，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做人或办事的潜规则，但是真正利用这些潜规则为自己谋利、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难道是小品中的这些农民大爷大妈和农民工么？为什么真正败坏社会道德的人和制度就不能讽刺呢？
情景喜剧的堕落也颇为说明问题。前几年流行的《我爱我家》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情景喜剧，从此之后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情景喜剧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媚俗无聊的傻乐作品《欢乐家庭》、《家有儿女》等等。《我爱我家》优秀就优秀在它通过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形象对于中国官场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是该剧不久就被禁播，原因据说是“老干部们不高兴”。看来老干部即使离休了也是调侃不得、讽刺不得的（在位的干部就更不要说了），这大概就叫“柿子捡软的捏。”傻乐流行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要和娱乐文化的生产者过不去，更不是和广大观众过不去。他们都有难以难说的苦衷。当然，我也是。
我们谴责傻乐，但更应该思考是什么样的时代文化环境导致了傻乐的流行？如果说傻乐者还有不得不傻乐的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导致这种不得不傻乐的社会原因正是我们要深刻剖析的。
4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悲剧和喜剧，而我们的艺术中既没有真正的悲剧也没有真正的喜剧，有的只是傻乐——傻并快乐着。
（四）我们为什么无聊
无聊是意义亏空、价值缺失导致的心理体验。无聊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不活着的意义，不知道一个行动的价值。
很多情况下，无聊也是一种觉醒后（幻觉破灭后）的经验。一个狂热地做梦的人，一个被神魅控制的人，即使在做着毁坏世界的工作，也不会觉得无聊（比如法西斯分子）。但觉醒后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实现这种意义的人，当然也不会无聊。
因此，我们无聊，或者因为我们觉醒后再也没有梦，再也没有生活的意义，或者因为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梦，却看不到好梦成真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了新的意义却无法实现它。
可见无聊不一定表现为没有一切行为，它只表现为有意义的行动能力的瘫痪。对无聊的人而言，无论实施还是不实施某个行为都没有差别，都无所谓，都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所谓“懒得离婚”。
一个呆若木鸡的人和一个挠首弄姿的人可能都是一个无聊者。
那么多人一边表演着，一边无聊着。
芙蓉姐姐和那些陪她玩游戏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群一边表演一边无聊着的人。无论是芙蓉姐姐其人还是其文，本身都没有任何值得炒作和谈论的价值。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我表现的作态文字（自称拥有“妖媚性感的外形”，“冰清玉洁的气质”，自述“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一个献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务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无聊的文字感兴趣，一个有着正常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也不会为“芙蓉姐姐现象”提供产生和流行的土壤。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一个芙蓉姐姐，而是大量无聊的公众和无聊的媒体选择了让“芙蓉姐姐”蹿红。网友们把“芙蓉”的履历、“芙蓉”的言论、对“芙蓉”的评价等等贴到BBS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是供大家开心。这种心理被有些人叫作“望着丑娃娃开心”。
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整个社会，都会一边对斥责着“芙蓉”的无聊，一边自己又无聊地成为为其添柴煽风的“看客”呢？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这种对无聊的解释是肤浅的、表面化的，因为它把无聊的蔓延归结为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以及个性的彰显。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无聊不存在必然联系。物质比我们更丰富、传播技术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多的是，但是无聊感的蔓延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至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云云就更是具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是宽容？哪方面的宽容？对什么事情的宽容？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对于大众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宽容”度的确是在增加，但是在消费、娱乐以外的许多领域，宽容度到底有多大？真正的宽容度的增加应该使人们活得充实，感到生活充满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生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他应该感到生活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怎么会反而导致无聊呢？
“个性化”的时期也不一定是无聊的时期或所谓“茫然时期”。个性化不一定导致“茫然”。就像宽容不会导致茫然一样，真正的个性化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应该使人活得充实。个性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宽容当然不可能有个性。但是虚假的“宽容”可能产生虚假的“个性”，残缺不全的“宽容”则可能产生残缺不全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属于后者。个性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性。比如，“五四”时期是所谓“个性解放”时期，那个时代的反传统、反权威带有解放自我和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双重使命，“五四”青年人反抗传统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既是解放自我和个性，也是社会革命和时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个性和自我追求恰恰是走出无聊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可见，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再比如在离我们较近的80年代，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与“五四”时期有相似之处。就拿那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或大众娱乐来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热衷于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这些个性化的文化趣味和消费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充实的原因是：这些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意义，是对“文革”时期占据霸权地位而且在当时仍余威犹存的“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抗，在娱乐领域的自我表达和个性选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个人的趣味表达，但其实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