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辞典01期：“三峡省”流产始末

“三峡省”流产始末
“三峡省”，是建国后正式筹建，但最终又突然撤销的唯一的省份。如今，这个名词，和当年那个难产的省份一样，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几乎已被彻底遗忘。
——时间仅仅过去了二十年。
被历史湮没的名词，一如那被江水淹没的移民们的家园，从此永沉水底鲜为人知。但是，这个已成过去时的名词，背后所系的上百万三峡移民们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却仍是现在进行时。
“三峡省”的高调上马，与它的突然夭折，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高层博弈？为何三峡工程轰轰烈烈上马，用来安置百万移民的“三峡省”却悄然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为妥善安置库区百万移民，中央决定成立“三峡省”

邓小平：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姚依林谈三峡问题时，对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工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此后，“三峡问题”骤然升温，相关的研究、论证过程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另一至为重要，甚至更为紧迫的问题也摆到了最高决策者面前——组建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机构，来组织领导与工程本身难度不相上下、情况甚至更为复杂的上百万库区移民问题。
李鹏：可考虑成立“三峡特区”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峡工程。会议决定：工程准备上马，并确定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组建“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组长，宋平、杜星垣、钱正英担任副组长。
27天后，《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出炉，李鹏在报告中提出：“（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必须花大力气，大功夫妥善处理。可考虑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待遇。”
报告还就“三峡特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特区的管辖范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小一点，由宜昌市开始到涪陵市的沿长江两岸水库淹没区的县市都进来，由特区政府统一管理将来的移民事宜和工农业生产。另一个是特区的范围划得再大一点，把一些比较富庶的地区划进来，使特区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国家计委有的同志不同意建立行政特区，建议只成立移民局，移民工作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分别负责。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移民局任务单一，责任明确，缺点是移民局权威性不够，难以解决两省之间的关系，移民局和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命名之争：从“三峡特别行政区”到“三峡省”
1984年7月31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第147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家水利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将“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的建议。会议《纪要》称：“为加快三峡电站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均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对“三峡特区”名称提出了异议，认为“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海南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把“三峡”冠以“特区”的名称，容易造成混淆。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随即提议：“如果这个名称不行，我看是不是就叫三峡行政区？”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但在会后，又有人以《宪法》上面没有设省一级的行政区建制的规定为由，对“三峡行政区”提出质疑。考虑到作为省一级建制，只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最后，中央决定将“三峡行政区”改为“三峡省”。
“三峡省”概况：湖北不愿富裕县被划走；山区之穷苦震惊中央

用一年时间筹建“三峡省”，省会选定宜昌
1985年2月8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宣告成立。李鹏表示：“要打算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进行筹备工作。”按此进度，三峡省将于1986年春天正式成立。
“三峡省筹备组”当时负有五大任务。包括研究制定建省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组建省级领导班子以及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而重中之重，则是制定移民安置计划和做好安置移民试点工作。
中央还决定，“三峡省”的“省会”定在湖北宜昌市。
“三峡省”概况
从由国家测绘局绘制的《三峡省略图》中可以看到，“三峡省”行政区划范围为“三地一市”和30个县(市)，它们是：四川涪陵地区(现为重庆市)的涪陵市、南川、垫江、丰都、武隆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四川万县地区(现为重庆万州区)的万县市、万县、开县、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区(现为宜昌市)的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宜昌市(已与宜昌地区合并为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
共30个县(市)，下辖340个区(镇)、1825个乡(镇)。幅员总面积为84093平方公里，耕地1908万亩，人均仅1.08亩。总人口为1760万人，农业人口高达1583万人。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89.82亿元，人平511元，比全国同期人平1026元低50.2%，名列第28位，仅仅高于贵州和西藏。
也就是说，“三峡省”不但是一个“小省”，还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穷省”。
湖北省不愿意把四个富裕县划入“三峡省”
后来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李伯宁，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过这一重任。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三峡省”所辖30个县市，绝大多数都是中央和省里有名的贫困县。而在敲定区划的过程中，湖北省又一直想要尽力留住当阳、枝江、宜都、五峰这四个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县市，如此，“三峡省”剩下的26个县市，就几乎清一色地是吃财政补贴的贫困县。
有鉴于此，李伯宁在接受这一任命之前，对当时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钱正英提出了明确要求：湖北的这四个县将来必须划归“三峡省”。
这一要求获得了李鹏的同意，国务院随即派钱正英到湖北、四川传达“三峡省”的区划、人事方面的决定。四川对决定没有任何意见，湖北省委则表示不同意把当阳、枝江等四县划归“三峡省”，理由是这样一来，就把恩施地区和湖北省割断了，变成了飞地。钱正英从湖北回来，希望劝说李伯宁改变主意，李伯宁后来回忆，自己与钱正英为此大吵了一架。
李伯宁随后给中央领导写信，表示如果更改之前的三峡省区划决定，自己就挂冠而去。最后，经李鹏亲自出马，才说服了湖北省委，并答应给湖北一条路通往恩施地区。
电视片暴露“三峡省”民众之穷困，震惊中央
“三峡省”设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安置上百万的库区移民。库区内移民的生活状况，自然也就成了“三峡省筹备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上任不久，李伯宁就组织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吁》。
据李伯宁回忆，当时的“三峡省”，尚有500万-600万人口未能解决温饱，甚至连水都喝不上，还有地方病，一个慢性氟中毒就达80余万人，轻者满口牙齿脱落，关节僵直，腰弯背驼，丧失劳力。重者卧床不起，终身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临鄂乡中心小学，一个班40多个学生全都感染了氟斑牙。这些孩子如不及时治疗，继续感染，不到成年就满口脱牙，丧失劳力……
但纪录片在三峡省筹备组内部试映的时候就遭遇了质疑，认为是在“给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抹黑”。李伯宁把片子带回京，被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拒之门外，理由是：“这样的片子，不能给国务院领导看，不久前安徽送了一部反映山区贫困情况的电视片，就受到了批评。你这部片子比安徽那部更严重得多，领导看了你非挨批不可。”
在李伯宁的努力下，电视片最后在1985年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引起了轰动。出席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被集体组织观看，80余盘拷贝则被送到了中央领导人和一批部长们的案头。国家副主席王震观后震惊不已，掩面而泣，叹道：“建国36年了，想不到这个地方还是这么贫穷！”
为了顺利论证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三峡省”临盆前夕被流产

重庆市提出三峡蓄水增至180米，移民陡增70余万
在李伯宁和“三峡筹备小组”的努力下，机构已设立、领导已到位、资金也有了着落，“三峡省”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风向陡变，“三峡省”能否顺产突然成了一个未知数。
第一个变数是重庆市向中央提出把蓄水位提升至180米，理由是在现有150米蓄水位上，万吨轮船开不到重庆。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论经济问题时，明确表态：“万吨轮开不到重庆，这不能解决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三峡省”所需解决安置的移民数，陡增了70余万。对贫穷的“三峡省”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1985年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众专家学者反对三峡工程，“三峡省”前途未卜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自重庆提出“180米蓄水位方案”后，围绕着水库蓄水高度的论证和争论就一直持续不休。
1985年春上，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政协委员出于对中华民族、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会简报组4月2日编印的第38期《快报》，反映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对三峡工程的许多看法和意见。
从20世纪50年代起坚决反对上三峡的李锐，此时也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三峡工程“暂缓兴建”。有些反对意见的言辞讲得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甚至说：“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
三峡工程是否可行，立刻成了海内外舆论的焦点。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先生时作了谨慎表态： “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行事的。”
这也就意味，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没有“结束”；与之挂靠在一起的“三峡省”，也突然变得前途未卜了。
李伯宁的意见：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撤销“三峡省”的消息，对李伯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向中央三峡考察团做工作汇报时，他着重谈了自己的意见：“从工作考虑，从这个地区的开发、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及早建省还是很有必要的。”
李伯宁并着重强调了几条反对撤销“三峡省”的几条理由：
“一是中央发了四号文件，国务院领导有很多批示、讲话，中外都知道。如果有人一反就轻易变动，会影响中央、国务院的威望。”
“二是三峡省筹备组的干部，都是组织部和各个地委调来的，如果退，这400多名干部和筹备机构怎么处理？这些人调出来如果再回原机关，原来的职务也没有了，必然会引起思想波动。”
“三是移民工作，工程即使推迟几年，但移民还是应该提前。早移一年，就减少两三万人，节省经费几亿元。早开发，移民便可以早走上致富道路。如果由一个小机构来搞移民，也很难办。”
“四是严重的问题是两省30个县市的生产生活问题，三峡库区为什么贫病交加？这主要是三峡工程久拖不决的恶果。水库淹没线不定，谁敢在这里搞项目？这‘三地一市’最怕这样不上不下、不三不四、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三峡省”流产，《李鹏三峡日记》中的说法：“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 《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三经办）的通知》，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大部分人员“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李伯宁被委任为“三经办”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三峡省”正式宣告流产。
对于三峡省被撤销的原因，李鹏在《三峡日记》里有一段论述，应该说客观反映了当时高层的真实想法。原文如下： “由于论证还要两年时间，三峡省不宜建，筹备组也不能成为行政实体，施工准备也不能进行。因为这样做对工程本身只有小利，但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1986年4月27日日记）。
在前一天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论述：“看来，我最担心的事，即搞不搞三峡省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搞三峡省，对人大、政协都交待不过去，对上三峡工程反而不利。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一事，应由中央发一个文件。”“我们商定，就是下决心上三峡工程，也不一定要搞三峡省。”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984年决定筹备三峡工程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早在这年秋天，中央就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为避免“三峡省事件”再次发生，此次调研完全秘密进行。”
今天的重庆市，区划上隐约还能窥见当年“三峡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