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的生态分析

作者：木然2009-10-07 00:03:58发表于：博客中国

中国人需要救世主，符合人的本性，符合人的正常心理。只是这种心理，得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变得强大。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也正所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从心理上讲，求稳怕乱是人的本性，没有人愿意过着朝不保夕、朝令夕改、生命无保障、充满战争、充满变数的日子。“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取的神秘情感，根深蒂固也深藏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正是人的这种本性，人们才希望有一种不变的制度给人类以稳定、和平、安全、和谐、幸福、尊严。

求稳怕乱也与人的惰性有关。对于爱智，对于逻辑，对于思想，总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总想做一个思想的懒汉，与其思想并痛苦地活着还不如不思想而幸福的活着，他们愿意接受某些结论而不愿意这一益智的思考过程。恩格斯对于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曾有过的愿意接受无产阶级受苦受难受剥削从而负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一结论而不愿意接受这一结论之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无奈心态。斯·茨威格对于人性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普遍有效的秩序的世界性机构是抽象的，看不见的。他们得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来体会制度。

于是，人类的本性实现了惊险的一跳，由寻求稳定的制度转而寻求充满了猴子变数的人。求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救世主，来代替他们感受制度，来代替他们思考。“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成就了万能的救世主。救世主必须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才能使救世主名实相符。

救世主追求思想的纯洁性。其使命是发现新的真正的准则，创造新型的理想主义。对于不洁的思想，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救世主确定的教条不容改变，任何怀疑的言论，只要是向救世主挑战，都必须予以镇压，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使他们不能发出声音，就是沉默的权力也是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必须从精神肉体彻底消灭，斩草除根。

救世主以暴力为后盾。没有暴力，没有恐怖，思想的纯洁难以维持。思想的纯洁都通过暴力维持，这是个规律。救世主的眼里容不得沙子，救世主的思想里清纯如美丽的少女，容不得任何亵渎的目光。纯洁与暴力、纯洁与恐怖、理想与野蛮、真理与强暴、信仰与强制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即使对“圣灵”犯了滔天罪行在所不辞。救世主可以通过强硬手段作为唯一的手段“把神圣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上，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绵羊和山羊，真实信徒和异端，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费心机——这一切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并以使用强硬手段为唯一的后盾。”

救世主具有超凡魅力、能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是圣人，更是神人。只要能够“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于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人们“象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救世主对他们的要求越多，他们就越愿意奉献。

救世主总是把人民当成工具来使用。希特勒就曾经说：人民“就象女人……宁可屈从坚强的男人，也不愿意统治懦弱的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所折服，而不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含义。”这也正应了阿伦特的那句话：“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

有了救世主，被统治者就会逃避自由，甘于奴役。“自由，在昨天对他们还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人民为了团结，仅仅就是为了团结，就可以放弃曾经的自由，而“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加于他们的手呢。”

不只是团结这么简单的事人民就会追求奴役，更主要的是团结背后的平等要求。追求平等，尤其是追求物质化的平等使人们踏上奴役不归路。

平等的倾向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人民反对一切特权的这种日益炽烈的永存憎恶，特别有利于一切政治权利逐步集中于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作品，而中央集权化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

如果说追求平等只是具备了走向专制的潜能，追求物质化的平等却把这种潜能变成了现实。在中国人的历史中，物质化的平等一直是普通民众的追求。众所熟知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给农民起义带来了合法性、正义性、公平性、正当性。平等主义既是其兴也勃焉的动力，又是其亡也忽焉的原因。真如萨托利所言：“‘不平等易，因为它需要随波逐流；平等难，因为这需要逆流而动。’不平等可归于天意，而平等只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遗憾的是每一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之后改变经济平等的努力带来却是新的经济不平等，政治上的新专制。

农民是追求平等的主体，也是追求政治上专制的主体。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社会，农民就象土地里的土豆，用麻袋装在一起，似乎就是一个整体，麻袋口一松一开，土豆就会四面八方滚动。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他们需要高高在上的人支配他们，在上面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空气和水。

改革开放之后在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下，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尤其是私营企业者入党之后，富起来的人有了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富人却没有在经济上政治上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政府在经济上的两极分化问题上少有作为，甚至成为两极分化的幕后推手，并且官商勾结、官员腐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使得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追求社会公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希冀救世主的拯救冲动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希冀救世主的社会群体极为广泛，不仅包括原来的工人、农民、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众，还包括各行各业的群体。更属于一种精神类型而不是属于阶级类型的群体，精英里有，大众里有，各行各业都有。这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幻觉，人们希冀的救世主是人民的真正代表。

毛泽东充当希冀救世主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这是因为，毛泽东就以追求劳苦大众的平等为己任，第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以农民为主体。第三，中国的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他们需要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来代表自己的理想，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第四，毛泽东有自己的系统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语录化的形式和通俗化的形式渗透于农民的内心。

希冀救世主的心态使得这批人反对一切与救世主对立的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他们反对普世价值，反对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一切不利于救世主心态的东西。

果真如此，那《国际歌》如何唱得出口呢？要知道，国际歌唱得可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