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鼠疫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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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0 April 2009 15:43 逍遥
鼠疫杆菌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传染性疾病中，鼠疫远不如天花那么知名，可能也没有艾滋病那么恐怖。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鼠疫疫苗，也就没有全球性的疫苗接种运动，并且，天花作为第一种被几乎彻底消灭的烈性传染病，它也因此常常被媒体所提及。至于艾滋病，作为当前正流行的传染病，一向是医学界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但鼠疫作为一种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的甲级烈性传染病，在公共卫生体系和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它就是瘟疫的代名词。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鼠疫也并没有真正被扼杀。这种依赖啮齿类动物以及跳蚤传播的疾病，依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和我们生死攸关的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何时以及为何会大爆发，同时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大爆发究竟因为何种原因而沉寂。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正显示，我们也许处于鼠疫第四次大爆发的可能之中。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鼠疫的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对它多些了解，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瘟疫史，在没有公共卫生概念之前，城市中聚居的人群，历来都是滋生和传播各种疫病的温床。而鼠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留下过三次浓墨重彩的痕迹，它所过之处，横尸遍野，名城“陨落”，甚至王朝覆灭。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欧洲，瘟疫这个词所指的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鼠疫。
人类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鼠疫大爆发，起于公元六世纪，它首先在埃及西奈半島爆发，很快传入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鼠疫的传播达到高峰期时，每日席卷上万人的生命而去，几乎将此名城化为鬼蜮。当时的人们对传染病一无所知，导致此次鼠疫猖獗达半世纪之久。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陷入恐慌之中。其后，它的余波又回荡了一个半世纪，才最终自然沉寂下来。这或许是幸存的人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抵抗力，再加上人群总数和稠密度的急剧下降，形成了自然隔离的效果。
17世纪画家Nicolas Poussin的作品《亚实突的瘟疫》，描绘《旧约·撒母耳记》中非利士人将约柜抢进亚实突城后，城内发生瘟疫的情景
作为首次有史可查的鼠疫大流行，它究竟杀死了多少人，后世史学家众说纷纭，但目前认为，在这近两个世纪的流行中，因鼠疫而丧生的人接近一亿人，这相当于二战爆发两次的死亡人数。这场瘟疫极大的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实力，让拜占庭帝国彻底丧失了恢复旧日罗马帝国荣光的可能，欧洲就此彻底分裂成东欧和西欧，这种分裂状态已持续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为止，东欧和西欧依然不能算是一统。
沉寂数百年后，约14世纪二十年代，中亚细亚的戈壁上鼠疫再次爆发，并最终席卷欧亚非三洲，并再次持续数百年之久。与上一次鼠疫大爆发相似，在高峰期，开罗这样的大城市中，每日死亡人数直逼上万人之多，据估计，仅1347～1350年间，欧洲地区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而整个中东地区至少1/3的人口死于鼠疫，疫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急剧缩短到20岁左右。这次鼠疫的大流行，在欧洲给它带来了黑死病的名称。1664年，英国伦敦鼠疫再次爆发，这次医生观察到病人皮肤上的黑色斑点，最终将其命名为黑死病，不过，对于这一点如今有一些怀疑的观点，认为1664年，伦敦爆发的不是鼠疫，而是天花或者炭疽之类的其它烈性传染病。黑死病的流行最终导致欧洲人口下降了1/3，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因《十日谈》等当时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等影视作品，将鼠疫所导致的灾难和恐惧，长久的印记在了后世欧洲人的脑海中。
16世纪画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这次爆发持续到1800年才最终平息下来，在大流行期，鼠疫再次带走近一亿人的生命，不过它在欧洲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就医学领域而言，则催生出隔离和卫生防疫措施，成为今日被全世界广泛接受的防御传染病的基本公共卫生手段。此次鼠疫传入我国后，在一些历史学家眼中，也许它要为崇祯的自杀以及李自成的败亡承担一定责任。个别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想利用正在北京城流行的“瘟疫”，就此将明朝的大患一举消灭。瘟疫对人类文明史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难以接受人类的历史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微生物所控制。
据考证，鼠疫大约于公元二世纪从印度传入我国。自此之后，东亚的这一块土壤也就成为鼠疫的自然疫源地，经历千余年或大或小规模的发作或被不幸波及之后。1890年，云南突然发生鼠疫流行，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这次地区性的爆发，最终再次波及到全世界，并且由于交通的便利，此次鼠疫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大流行。所幸，此时公共卫生的概念已经在西方社会开始建立，这次的大流行在公共卫生的干预下，最终仅死亡一千余万人后，其流行趋势就被成功阻截。
这最后一次波及到全世界的大流行，让这个人类瘟疫史上的重量级帮凶，最终获得了它现今的中文名称。今日我们所谓的鼠疫之名，来源于清朝诗人师道南的《死鼠行》一诗，他在赴云南之行中，敏锐的观察到，流行于人间的瘟疫似乎也同时导致大量老鼠的死亡。这是人类史上首次将老鼠和这种高度致人死亡的瘟疫关联起来，最终给我们称呼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名字。换句话说，在它带走数以亿计的生命后，死神终于有了个确切的名字——鼠疫。同时，这次大流行也让医学界初步揭开了鼠疫的神秘面纱。
起于云南的鼠疫，于1894年登陆香港，五月八号，香港公立医院的代理主管劳森医师（James A. Lowson）在香港发现第一个黑死病患者，即鼠疫患者。他追根溯源，发现隶属中医的东华医院中，已有约二十余人病情严重的患者。可惜，中医对黑死病缺乏足够认识，对西方世界中新兴的公共卫生也没有了解，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屠城的致命烈性传染性疾病，因此没有及时上报相关机构。劳森自然对此非常不满，但由于香港港督当时正在日本度假，官员们讳疾忌医，不愿承认黑死病已登陆香港，迟迟不愿采取相关措施，致使当五月十五日，港督返回香港时，每日新增患者数量已达百人，各种谣言纷起，惊恐中的人们四散而去，过往船只皆极力避免停靠这新的瘟疫之城，香港顿时与世隔绝。
耶尔森
值此紧要关头，港督只得向国际社会求援。其中日本和法国均派出细菌学专家，前往香港研究黑死病的病因。关于鼠疫病原体的发现史，还涉及到医学界的一桩公案，究竟是日本的北里柴三郎还是法国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首先发现了鼠疫杆菌。百余年后，抛开其中的人事纷争，公平的说北里的确先看到鼠疫杆菌，但他的培养基受到了污染，而北里为了彻底否定耶尔森的发现，以便独享破解鼠疫之谜的荣誉，反将不慎污染的细菌当作主要引发鼠疫的病原体，最终反而彻底失去了鼠疫杆菌发现者的历史地位。的确，和北里相比，当时的耶尔森只是个小人物。
出生于瑞士的耶尔森，青年时期在巴黎念医学院。此时，世界医学界的革命中心位于法国和德国。新兴的微生物致病学说的两大重量级人物，巴斯德和科赫，正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而耶尔森则因祸得福，他在解剖狂犬病病人的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这本可能使他丧命的风险，反倒让他结识了，巴斯德研究所的鲁（Emile Roux），鲁是巴斯德的主要助手，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当时，鲁正致力于研究更可靠的狂犬病疫苗，耶尔森和鲁非常投缘，医学院毕业后他成为鲁的助手，并于鲁一起发现了白喉病的外毒素，而且他也曾到柏林的科赫研究所做过两个月的短期研究。这些经历，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历。不过，耶尔森没有耐心坐在实验室中，他性格急躁，并且实际上对新兴的公共卫生领域不感兴趣，更热衷于周游世界和探险。因此，他最终抛下巴斯德研究所的前途，成为一艘法国远东邮船公司的无足轻重的船上医生。他在越南上岸后，四处游历，在印度发现了一处疗养胜地，这就是大叻市的来历。
当他听说香港爆发黑死病疫情后，作为巴斯德的“弟子”，耶尔森希望到香港研究黑死病的病因，给微生物致病说添砖加瓦。但越南总督坚持他必须巴黎方面的许可，才支持他前往疫区。在友人的协助下，最终他得到了巴斯德研究所的授权。
六月十六日，到达香港的次日，耶尔森拜访拜访了劳森医师，但劳森不太在意这个“不务正业”的浪子。北里是科赫的得意门生，而耶尔森实在很难被看做是巴斯德研究所的正式人员。并且，劳森认为，北里小组已经找到黑死病病原体了，因此他对耶尔森没有兴趣，甚至不许他解剖病人的尸体。对此，耶尔森自然非常沮丧，不过当他拜访北里小组的实验室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解剖明显异常肿涨的淋巴结，这可是诊断黑死病的关键症状之一。这让耶尔森感到也许机会还依然存在，也许日本人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原体。
耶尔森铤而走险，贿赂了看守太平间的英国士兵。从淋巴结的脓液中，他观察并鉴别出鼠疫杆菌。它和北里小组所发现的细菌有所不同，这个发现让他有底气找法国领事出面，直接向港督要求解剖病人尸体的权力。六月二十三日，耶尔森终于取得正式公文，他将和日本小组平分尸体的解剖权。耶尔森再接再厉，他很快证明，老鼠和这次瘟疫的关系，虽然他最终没有开发出对抗鼠疫的疫苗，但他成功制备出抗鼠疫的血清，可以治疗鼠疫，这在抗生素问世前，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表示对巴斯德的敬意，耶尔森他发现的病菌，称为巴斯德鼠疫菌（Pasteurella pestis），不过，如今医学界为了纪念耶尔森的功绩，将此病原体称为耶尔森属鼠疫菌（Yersinia pestis）。
今天的医学，当然远胜于上个世纪初期。但这并不等于说，鼠疫不会再度对我们的文明构成威胁。事实上，这种通过啮齿类动物和跳蚤传播的致命疾病，由于我们不可能将啮齿类动物灭绝，鼠疫也许还将继续伴随着人类文明前行。目前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鼠疫直到今日也依然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传播。比如，1994年的印度苏拉特市，就发生过突发流行事件。由于控制不力，最终导致876人患病，54人死亡，由此带来的恐慌以及国际性的封锁，导致其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30亿美元。
据我国卫生部的鼠疫防治十一五规划，我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9个省(区)，286个县(市、旗)，疫源地面积115万平方公里。“十五”期间，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7省(区)43县次发生人间鼠疫206例，死亡24例。并且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鼠疫疫源地数量还在扩增之中。在缺乏真正可靠的鼠疫疫苗的情况下，鼠疫的防治工作，依然是一件不可轻忽的公共卫生工程。
鼠疫杆菌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传染性疾病中，鼠疫远不如天花那么知名，可能也没有艾滋病那么恐怖。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鼠疫疫苗，也就没有全球性的疫苗接种运动，并且，天花作为第一种被几乎彻底消灭的烈性传染病，它也因此常常被媒体所提及。至于艾滋病，作为当前正流行的传染病，一向是医学界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但鼠疫作为一种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的甲级烈性传染病，在公共卫生体系和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它就是瘟疫的代名词。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鼠疫也并没有真正被扼杀。这种依赖啮齿类动物以及跳蚤传播的疾病，依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和我们生死攸关的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何时以及为何会大爆发，同时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大爆发究竟因为何种原因而沉寂。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正显示，我们也许处于鼠疫第四次大爆发的可能之中。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鼠疫的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对它多些了解，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瘟疫史，在没有公共卫生概念之前，城市中聚居的人群，历来都是滋生和传播各种疫病的温床。而鼠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留下过三次浓墨重彩的痕迹，它所过之处，横尸遍野，名城“陨落”，甚至王朝覆灭。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欧洲，瘟疫这个词所指的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鼠疫。
人类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鼠疫大爆发，起于公元六世纪，它首先在埃及西奈半島爆发，很快传入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鼠疫的传播达到高峰期时，每日席卷上万人的生命而去，几乎将此名城化为鬼蜮。当时的人们对传染病一无所知，导致此次鼠疫猖獗达半世纪之久。整个地中海地区，都陷入恐慌之中。其后，它的余波又回荡了一个半世纪，才最终自然沉寂下来。这或许是幸存的人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抵抗力，再加上人群总数和稠密度的急剧下降，形成了自然隔离的效果。
17世纪画家Nicolas Poussin的作品《亚实突的瘟疫》，描绘《旧约·撒母耳记》中非利士人将约柜抢进亚实突城后，城内发生瘟疫的情景
作为首次有史可查的鼠疫大流行，它究竟杀死了多少人，后世史学家众说纷纭，但目前认为，在这近两个世纪的流行中，因鼠疫而丧生的人接近一亿人，这相当于二战爆发两次的死亡人数。这场瘟疫极大的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实力，让拜占庭帝国彻底丧失了恢复旧日罗马帝国荣光的可能，欧洲就此彻底分裂成东欧和西欧，这种分裂状态已持续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为止，东欧和西欧依然不能算是一统。
沉寂数百年后，约14世纪二十年代，中亚细亚的戈壁上鼠疫再次爆发，并最终席卷欧亚非三洲，并再次持续数百年之久。与上一次鼠疫大爆发相似，在高峰期，开罗这样的大城市中，每日死亡人数直逼上万人之多，据估计，仅1347～1350年间，欧洲地区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而整个中东地区至少1/3的人口死于鼠疫，疫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急剧缩短到20岁左右。这次鼠疫的大流行，在欧洲给它带来了黑死病的名称。1664年，英国伦敦鼠疫再次爆发，这次医生观察到病人皮肤上的黑色斑点，最终将其命名为黑死病，不过，对于这一点如今有一些怀疑的观点，认为1664年，伦敦爆发的不是鼠疫，而是天花或者炭疽之类的其它烈性传染病。黑死病的流行最终导致欧洲人口下降了1/3，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因《十日谈》等当时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等影视作品，将鼠疫所导致的灾难和恐惧，长久的印记在了后世欧洲人的脑海中。
16世纪画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这次爆发持续到1800年才最终平息下来，在大流行期，鼠疫再次带走近一亿人的生命，不过它在欧洲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就医学领域而言，则催生出隔离和卫生防疫措施，成为今日被全世界广泛接受的防御传染病的基本公共卫生手段。此次鼠疫传入我国后，在一些历史学家眼中，也许它要为崇祯的自杀以及李自成的败亡承担一定责任。个别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想利用正在北京城流行的“瘟疫”，就此将明朝的大患一举消灭。瘟疫对人类文明史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自尊心难以接受人类的历史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微生物所控制。
据考证，鼠疫大约于公元二世纪从印度传入我国。自此之后，东亚的这一块土壤也就成为鼠疫的自然疫源地，经历千余年或大或小规模的发作或被不幸波及之后。1890年，云南突然发生鼠疫流行，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这次地区性的爆发，最终再次波及到全世界，并且由于交通的便利，此次鼠疫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大流行。所幸，此时公共卫生的概念已经在西方社会开始建立，这次的大流行在公共卫生的干预下，最终仅死亡一千余万人后，其流行趋势就被成功阻截。
这最后一次波及到全世界的大流行，让这个人类瘟疫史上的重量级帮凶，最终获得了它现今的中文名称。今日我们所谓的鼠疫之名，来源于清朝诗人师道南的《死鼠行》一诗，他在赴云南之行中，敏锐的观察到，流行于人间的瘟疫似乎也同时导致大量老鼠的死亡。这是人类史上首次将老鼠和这种高度致人死亡的瘟疫关联起来，最终给我们称呼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名字。换句话说，在它带走数以亿计的生命后，死神终于有了个确切的名字——鼠疫。同时，这次大流行也让医学界初步揭开了鼠疫的神秘面纱。
起于云南的鼠疫，于1894年登陆香港，五月八号，香港公立医院的代理主管劳森医师（James A. Lowson）在香港发现第一个黑死病患者，即鼠疫患者。他追根溯源，发现隶属中医的东华医院中，已有约二十余人病情严重的患者。可惜，中医对黑死病缺乏足够认识，对西方世界中新兴的公共卫生也没有了解，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屠城的致命烈性传染性疾病，因此没有及时上报相关机构。劳森自然对此非常不满，但由于香港港督当时正在日本度假，官员们讳疾忌医，不愿承认黑死病已登陆香港，迟迟不愿采取相关措施，致使当五月十五日，港督返回香港时，每日新增患者数量已达百人，各种谣言纷起，惊恐中的人们四散而去，过往船只皆极力避免停靠这新的瘟疫之城，香港顿时与世隔绝。
耶尔森
值此紧要关头，港督只得向国际社会求援。其中日本和法国均派出细菌学专家，前往香港研究黑死病的病因。关于鼠疫病原体的发现史，还涉及到医学界的一桩公案，究竟是日本的北里柴三郎还是法国的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首先发现了鼠疫杆菌。百余年后，抛开其中的人事纷争，公平的说北里的确先看到鼠疫杆菌，但他的培养基受到了污染，而北里为了彻底否定耶尔森的发现，以便独享破解鼠疫之谜的荣誉，反将不慎污染的细菌当作主要引发鼠疫的病原体，最终反而彻底失去了鼠疫杆菌发现者的历史地位。的确，和北里相比，当时的耶尔森只是个小人物。
出生于瑞士的耶尔森，青年时期在巴黎念医学院。此时，世界医学界的革命中心位于法国和德国。新兴的微生物致病学说的两大重量级人物，巴斯德和科赫，正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而耶尔森则因祸得福，他在解剖狂犬病病人的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这本可能使他丧命的风险，反倒让他结识了，巴斯德研究所的鲁（Emile Roux），鲁是巴斯德的主要助手，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当时，鲁正致力于研究更可靠的狂犬病疫苗，耶尔森和鲁非常投缘，医学院毕业后他成为鲁的助手，并于鲁一起发现了白喉病的外毒素，而且他也曾到柏林的科赫研究所做过两个月的短期研究。这些经历，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历。不过，耶尔森没有耐心坐在实验室中，他性格急躁，并且实际上对新兴的公共卫生领域不感兴趣，更热衷于周游世界和探险。因此，他最终抛下巴斯德研究所的前途，成为一艘法国远东邮船公司的无足轻重的船上医生。他在越南上岸后，四处游历，在印度发现了一处疗养胜地，这就是大叻市的来历。
当他听说香港爆发黑死病疫情后，作为巴斯德的“弟子”，耶尔森希望到香港研究黑死病的病因，给微生物致病说添砖加瓦。但越南总督坚持他必须巴黎方面的许可，才支持他前往疫区。在友人的协助下，最终他得到了巴斯德研究所的授权。
六月十六日，到达香港的次日，耶尔森拜访拜访了劳森医师，但劳森不太在意这个“不务正业”的浪子。北里是科赫的得意门生，而耶尔森实在很难被看做是巴斯德研究所的正式人员。并且，劳森认为，北里小组已经找到黑死病病原体了，因此他对耶尔森没有兴趣，甚至不许他解剖病人的尸体。对此，耶尔森自然非常沮丧，不过当他拜访北里小组的实验室时，发现他们竟然没有解剖明显异常肿涨的淋巴结，这可是诊断黑死病的关键症状之一。这让耶尔森感到也许机会还依然存在，也许日本人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原体。
耶尔森铤而走险，贿赂了看守太平间的英国士兵。从淋巴结的脓液中，他观察并鉴别出鼠疫杆菌。它和北里小组所发现的细菌有所不同，这个发现让他有底气找法国领事出面，直接向港督要求解剖病人尸体的权力。六月二十三日，耶尔森终于取得正式公文，他将和日本小组平分尸体的解剖权。耶尔森再接再厉，他很快证明，老鼠和这次瘟疫的关系，虽然他最终没有开发出对抗鼠疫的疫苗，但他成功制备出抗鼠疫的血清，可以治疗鼠疫，这在抗生素问世前，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表示对巴斯德的敬意，耶尔森他发现的病菌，称为巴斯德鼠疫菌（Pasteurella pestis），不过，如今医学界为了纪念耶尔森的功绩，将此病原体称为耶尔森属鼠疫菌（Yersinia pestis）。
今天的医学，当然远胜于上个世纪初期。但这并不等于说，鼠疫不会再度对我们的文明构成威胁。事实上，这种通过啮齿类动物和跳蚤传播的致命疾病，由于我们不可能将啮齿类动物灭绝，鼠疫也许还将继续伴随着人类文明前行。目前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鼠疫直到今日也依然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传播。比如，1994年的印度苏拉特市，就发生过突发流行事件。由于控制不力，最终导致876人患病，54人死亡，由此带来的恐慌以及国际性的封锁，导致其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30亿美元。
据我国卫生部的鼠疫防治十一五规划，我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9个省(区)，286个县(市、旗)，疫源地面积115万平方公里。“十五”期间，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7省(区)43县次发生人间鼠疫206例，死亡24例。并且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鼠疫疫源地数量还在扩增之中。在缺乏真正可靠的鼠疫疫苗的情况下，鼠疫的防治工作，依然是一件不可轻忽的公共卫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