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政治上淘到的第一桶金

　　童年的王洪文是个放猪娃

　　1934 年12 月，王洪文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开源屯（在东北，农民居住地一般叫屯子）。这个地方，现在叫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祖上不是当地人，是从关内‘闯关东”来到关外的，但已经过了好几辈，年代久远，连王洪文的父亲也说不清楚他的祖上是从关内哪个省来的了。更重要的是，经过几代人在东北的生活，王家已经完全”东北化”。王家在这个屯子里也是亲戚联亲戚。在姓氏和血统上，属于当地大户范围。
　　开源屯虽然离长春很近，土地也算肥沃，但在解放前，屯子里人们的生活状况还是十分贫困的。王洪文家世代务农，但一直属于贫农阶层。好在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只种一季庄稼，打下的粮食，也足够吃的了。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胜，娶妻杨氏。王杨氏嫁到王家后，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王国胜虽然是个农民，却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和他从小喜欢看“二人转”有关。那时，东北的二人转经常演一些古代故事的戏，其中唱三国时代赵子龙、关云长的戏比较多，都是夸他们文武双全的，王国胜对这两个古代英雄人物十分崇拜，他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辈子只能种地为生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文武双全，出人头地。因此，他给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分别带了一个字― 大儿子叫王洪文，二儿子叫王洪武．三儿子叫王洪双，四儿子叫王洪全。那时的人重男轻女，女儿刚生下来，就没有起名，后来给取名叫王桂兰。王洪文懂事时，王国胜就经常向他讲盼望他出人头地的话，还经常向他讲从“二人转”中听来的古代大人物的故事。这对幼年王洪文有一定影响，后来王洪文总是不甘人下，有野心，不能不说与此无关。
　　王洪文出生时，东北已经处在日寇的铁蹄下三年多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本来就处在农民下层的王国胜一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王洪文出生后，就没有吃过饱饭。他两到四岁时，跟他母亲呆在家里，五六岁时，春夏二季，和邻里的小孩子一起玩耍，到屯子边上的河里、湖里去摸鱼、游水。在冬天严寒的日子里，就不出屋子，整天坐在炕上“猫冬”，玩”嘎拉哈”。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曾托人找到王洪文的弟弟王洪武，想要找一张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或者他们家当年的’‘全家福”，结果是：王洪文一家当时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照过；王洪文小时候根本就没有照过相。
　　王洪文到七岁时，同一个屯子的孩子。家里过得像点样的，都去念书了．习王洪文家里过得苦，没有钱让他去念书，不仅不能去念书，还要在小小年纪时，就承担一些劳动，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七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就是去放猪。王洪文的父亲决定让王洪文去当放猪娃。
　　王洪文是给他姨家放猪。他姨嫁到了本屯子一个较为富裕的人家，家业大一些，就是缺少劳动力，需要一个小孩子给他家放猪。王洪文的母亲就主动提出，让自己的儿子给这家放猪。王洪文的姨父考虑，雇谁都是雇，自己亲戚的孩子来放猪更好，又见王洪文聪明灵利，就一口答应了。这样，王洪文在七岁时，当上了放猪娃。因为是在姨家放猪，有亲戚关系，作为放猪娃的王洪文总还算没有挨打挨骂。他可以在姨家吃饭，算是给家里省了一些口粮。到秋天，姨家还给他家一点粮食，算是工钱了。虽然没有挨打受骂，但遭白眼却是经常的。看到姨家的孩子能念书，自己却要去放猪，王洪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有一次，他姨家的儿子家里读书，王洪文忍不住也边看了两眼，立即遭到他姨的嘲笑：你一个放猪的，能看懂吗，还是快去放猪吧！这句话，对王洪文的刺激很大。王洪文此后几十年，一直记着这句话。后来，王洪文当了兵，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有了学文化的条件，就从识字开始，在识字、读书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使自己在没有什么文化根底的情况卞能够达到一定文化水平，这和他幼年时当放猪娃，眼看别的孩子能念书而自己却不能念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更与他受到他姨家儿子这句话的刺激有关。
　　
　　
　　参军赴朝，16 岁的王洪文迈出了家门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王洪文已经11 岁了‘懂得的事情多了。他看到的多是拿枪的部队，一些拿枪的打跑了另一些拿枪的。拿枪的日木人走了，苏联的军队来了，接着，拿枪的国民党部队来了。可是，这些拿枪的部队，在王洪文心中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给他留下好印象的是共产党的部队，因为几十万国民党的军队来到长春不久，就被共产党的军队包围在长春城里，到最后，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不得不举白旗投降，归顺共产党。1948 年长春解放。王洪文家所在的屯子里也来了解放军。共产党的军队来了后，给农民分了土地，让贫苦农民真正当家作了主人。这使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王洪文一家过上了好日子。王洪文的父亲王国胜，母亲王杨氏，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周围的乡亲们也都说解放军好，这使王洪文产生了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想法，他父母支持他去当解放军，但那时，王洪文才14 岁，解放军里是不要这样小的孩子的。王洪文的父亲见儿子去不成，就产生了自己去参加解放军的想法，但此时他已经得了严重的肺病，身体不合格，加上家里孩子多，乡政府不同意他去。但王家要有人去当解放军的想法却牢牢地在王国胜的心里打下了根基。
　　14岁的王洪文当不上解放军，只好在家里劳动。他父亲身体不好，王洪文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起了一个整劳力的劳动量，加上屯子里互助组的帮助，每年总算是能够干完田里的农活，到秋天收成也很好，一家人不光能吃饱了，也可以穿暖了。那时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农民们在农闲时，主要是在一块闲扯，王洪文年纪小，不愿意这样。王洪文家所在的屯子周围有河，有湖，鱼很多，他在小孩子时就学会了摸鱼、钓鱼，干完活，王洪文就去河边垂钓，到冬天，就用一种叫“冰穿”的东西，在冰面上打一个洞，然后再用一种小网具，把鱼捞上来。这种钓鱼、打鱼的生活，王洪文觉得十分有趣，每天又能得到几条鱼，拿回家里炖上，给一家大小增加一些营养，有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妹们都很高兴。
　　1950 年，朝鲜战火燃烧起来了。美国派兵入朝后，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决定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连打了几个胜仗，稳定了朝鲜局势。但美国和南朝鲜方面也加紧反扑，到1951 年，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激烈的时期，前方急需大量兵力。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这样，在1951 年初，东北各地就展开了征兵宣传工作。王洪文听说长春市正在征兵，也没有和父母商议，就搭本屯子去长春的马车，跑去报了名。报名后回到家里，才和父母说这件事。王国胜听后，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他高兴的是，王家终于有人到解放军里去当兵了，对共产党的恩情，算是有了一点报答。担忧的是，王洪文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的活没有人干了，一家的生活会很困难的，而王洪文毕竞年纪小，才16 岁，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十分危险，很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但王国胜毕竟是个根本、厚道的老贫农，一咬牙，还是支持王洪文去当兵。屯子里的互助组也决定开展拥军拥属活动，帮助王家干地里的活，王洪文也就放心去当兵了。　
　　王洪文临行那天，他的父母流着泪送到屯子边上，王洪文的弟妹们这个来拉着他的手，那个来拉着他的手，使王洪文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流泪。
　　王洪文到部队后，接受了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后，部队首长见王洪文年纪小，人也机灵，让他当了通信兵。王洪文当通信兵不久，部队就开入朝鲜作战。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当通信兵也是很危险的，去执行任务时，很多时候会遇到敌军，需要机智勇敢才能完成任务。当革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住的是山洞，吃的是冰冷的炒面，冬季没有水时，要化开雪水来饮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光艰苦，还十分危险，美军的炮弹经常落在营房附近，美国飞机撒下的细菌武器也威肋、着志愿军士兵的生命安全。只有十几岁的王洪文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在朝鲜战场上坚持了下来，并且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朝鲜战局稍稍稳定了一些，志愿军决定组织乐队，需要选年纪小的去学习。部队首长决定让王洪文去乐队学习吹号。王洪文也是年轻好奇，便去了乐队，学习吹号。乐队也要经常去前方演出，王洪文便经常到前线去，和前方战士一起搞联欢活动。在这些方面，王洪文也表现得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特别是王洪文很爱学习，他到部队这所大学校后，很快学会了识字，接着，他就大量读书，不管是什么书籍、报刊，凡是部队中能得到的，他都抢着读。每到休息时间，王洪文就坐下来读书，不懂的，就向文化水平高的人请教，这样，几年下来，王洪文倒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历史知识。所以，王洪文一直把部队说成是自己的大学。后来，组织上见王洪文表现很好，就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提拔他当上了军官。虽然是级别不高的下级军官，但在朝鲜战场上能入党、提干，应该说，他在这个时候，表现是好的。并不像后来一些人说的那样，整天吊儿郎当混日子。如果是那样，王洪文不可能被吸收入党，也不可能被提拔为军官。

　　只身赴上海的王洪文决心在这儿扎下根　　

　　
　　1956 年，朝鲜的战火已经平息，志愿军部队撤回祖国。王洪文也随部队回到东北。他回到祖国的第一件事是回老家看望父母。但没有想到的是，长期身患重病的父亲，已经在他入朝作战的第三年去世了。考虑到让王洪文在朝鲜战场上安心工作，家里的人没有告诉王洪文。王洪文从朝鲜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早已经去世，这使他很悲伤。他到父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回到家中，和母亲、弟妹们一起相处了几日。王洪文的乡亲们见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又当上了军官，都来看望他。王洪文在乡亲们面前，也感到了一些荣耀。
　　在家里呆了一些时日，按部队规定的时间，王洪文又返回部队，等待分配。按当时规定，从朝鲜回来的干部、战士，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王洪文在朝鲜时，就已经入党，还当上了军官，是在由国家安排之列的。当时，国家建设也正需要大批人员。王洪文回到部队不久，就得到通知，让他去南京集训。
　　1956 年9 月，王洪文只穿着部队发给他的军装，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和日用品，到南京参加集训。短期的集训结束后，表现不错的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这是个大厂，有几千人，仅工厂办公人员就占了整整一座楼。下属的纺织厂就有好几个，车间就更多了。厂区里树木葱郁，鸟语花香。在这个厂里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一个农村孩子，当了五年半的兵，在部队里学了一些文化，能分配到这里工作，他感到很满意。他把自己的复员军人证、转来党的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交给了厂组织部门，等待安排工作。在等待分配的几天里，他也没有外出，而是住在招待所里，看书看报。
　　不几天，厂里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分配他到第二纺织厂当保全工。听到这个话，王洪文心中一愣。他没有想到会这样分配。按他的预想，自己已经是军官了，是党员，又不懂技术，可能会分配自己当个行政干部。没有想到会让自己去当保全工。自己从没有干过技术方面的工作，对纺织机械的保全技术，更是一点也不懂，怎么能让自己去当保全工呢，实际上，王洪文没有理解工厂方面的苦心。当时，中国正处在建设热潮前夕，组织号召青年人学技术，工厂正缺少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也很吃得开。组织上让他去当保全工：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王洪文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是复员的军官，是中**员，有一定“资本’当干部，与自己差不多的上海籍复员的人，都当了干部。自己一个人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这里的人是欺负他。但组织上决定了，他也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到第二纺织厂去报到了。他脱下旧军装，换上工作服，成为了一名保全工。
　　当上了保全工的王洪文却不懂技术，怎么办？学！王洪文又把他在朝鲜战场上学文化那股劲拿了出来。他开始读纺织机械保全技术方面的书籍，不懂算术、物理，就从头学，平时，他很少外出，总是拿着技术方面的书籍攻读，不懂的，就请教老技术员和老工人。带他的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老工人，这位老工人也很热心教王洪文。王洪文年轻，脑子也算聪明，加上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实践，很快就能上手干这方面的活了。
　　王洪文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当时还是很受好评的。但是，王洪文毕竟没有干过技术工作，过去在部队学的文化，都是政治理论和文学历史方面的，没有学多少理工科知识，因此，他当保全工时，虽然也努力学技术，但水平提高得并不算快，技术较为简单的活他能干，技术较复杂的活，就只能在师傅带领下干。更主要的是，王洪文在一开始就不甘心做一个保全工。当时的王洪文还谈不上有更大的野心，他只想当一名干部，因为他在部队就是干部，又是党员，在这个厂里当个工人，与同期复员的差不多的干部比，他总是心有不甘。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一般不向组织提这方面的要求。王洪文也把自己的想法装在心里。不久，车间的党支部改选，王洪文想当党支部书记，也很是用了一番心思，但改选的结果，他只当上了支部委员。他心中难免有一种失落感。但是，应该承认，在当时，刚刚二十多岁，只身到上海工作的王洪文，能在到国棉十七厂不久，在车间党支部改选时，就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已经算是不简单了。50 年代的党支部委员可不一般，也是确实表现很好的党员，才能够当选上的。因为那个时代，人人争先，个个进步，如果王洪文整天胡混，不好好干工作，在那么多有觉悟又有一定文化的上海纺织工人眼里，是被看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当上党支部委员。这说明，当时的王洪文，一般来说，表现算是不错的。
　　二十多岁的王洪文，长得还是很标致的，他中上等身材，皮肤很白净，浓密的黑发梳成分头，面容也很俊朗，说话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差不多，五年半的军队生活，使他养成了走路一阵风的习惯，身板总是直挺着。这引起上海国棉十七厂一些姑娘的青睐，不久，王洪文就和厂托儿所的保育员崔根弟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女二子，女儿 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

　　在崇明岛围垦劳动四年后王洪文当了一名保卫干事

　　转眼到了1960 年。这一年，我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原料供应不足，生产只能萎缩。王洪文所在的车间生产量减少，人浮于事。而正当此时，上海市政府决定开发崇明岛，在那里围堤造田，种上庄稼，打出粮食，补上海粮食的缺口。上海市政府决定从人员多余的一些单位抽调十万人去崇明岛劳动。因生产量减少而闲置许多人力的上海国棉十七厂，自然要抽一些人去崇明岛。那时的崇明岛，除了沙滩、树林、芦苇外，很少有人家居住，到那里，意味着离开上海市区，到比较荒凉的地方去生活，而且，去崇明岛，不是一天两天，要在那里劳动、生活几年，要长期离开家，去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上海市政府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抽调相结合的方式。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有一种奋斗和奉献的精神，上海市有许多人自愿报名去崇明岛劳动。王洪文也是其中之一。王洪文报名后，工厂自然很快批准他去崇明岛劳动。
　　王洪文回到家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妻子，与同去的伙伴登上了崇明岛。
　　当年去崇明岛围垦的人，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吃饭问题，那时，全国人民都吃不饱，围垦大军也一样，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没有什么副食，平时吃饭，就是搞一点莱汤，长期吃不上肉，主食也吃不饱。他们干的是重体力活，体力消耗大，吃不饱肚子，总不是办法。王洪文见岛边江里、江沿有鱼有蟹，便拿出了他小时候在老家的捕鱼本事，一收工，就去钓鱼、抓蟹，每次收获都不少，拿回来的鱼、蟹，交给伙房，做给在同一伙房吃饭的同伴吃，这样，大家改善了伙食，体力增强了，还节省了伙食开支。
　　王洪文在崇明岛上一干就是四年。
　　1964 年，围垦劳动结束，围垦大军要撤回上海。但新建起的崇明农场，要留下一些人在这里当干部。组织上考虑到了王洪文，但王洪文不同意，坚持回上海。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上没有强留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在1964 年结束了在崇明岛上的四年劳动生活，回到国棉十七厂。组织上给王洪文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到厂保卫科当干部，虽然只是一个一般干事，但从此他不再是工人了，而是国家干部了。
　　1964 年，中央号召‘全民皆兵”，国棉十七厂也组织了基干民兵连，主要由厂技术学校的年轻人参加，平时搞一些军事训练，也参加工厂保卫方面的工作。组织基千民兵连后，厂里又让王洪文兼任民兵连长。
　　工厂保卫科的工作是责任很大的工作。要负责工厂里的防火、防盗、安全生产。那时，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有名的企业，每年都有不少外宾来参观，特别是接受我国援助、打算建立纺织厂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外宾来得更多，厂保卫科要负责他们来访时的保卫工作。那个年代讲究阶级斗争，厂保卫科还要抓阶级斗争’‘动向”，对“地富反坏右”进行监督。王洪文在做这些事情时，是认真的。外宾来访，他步步紧跟；工厂里的防火设备，他也经常检查。对工厂周围的高墙，他多次去查看，看是否有毁坏的地方。由于工作关系，他还和公安部门经常接触，有事去办事，无事也经常联系，：主要是为了共同搞好工厂周围的安全保卫工作。在那个年代，王洪文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反复看了厂里’‘专政”对象的材料，经常找他们“训话”，告诫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除了保卫工作外，他还兼任基干民兵连长，要经常带领年轻人搞军事训练。搞训练时，王洪文也舍得花力气，做示范动作，抓组织工作，都很认真。上海民兵军事表演时，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还在区里评上了较好的名次。但王洪文毕竟年轻，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是想当保卫科长，但有群众揭发，他沾工厂的“光”, 拿厂里的材料给自己家修房子，拿厂里的布做衬衣。这在那个时代可是要受到批判的。因此厂领导没有急于提拔他当科长，这引起了王洪文的不满。
　　
　　
　　上海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样，就到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经常看报纸，时时关注时事政治的王洪文，注意到了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把报纸上刊登的“五一六通知”反复看了多遍，从字里行间认定，中央是要打倒一去批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王洪文暗下决心，自己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干一场。正在此时，1966 年6 月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给北京大学党委贴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 月2 日，《 人民日报》 也发表了这篇大字报。当时，王洪文并不知道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但在政治上一向敏感的他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 人民日报》 能够发表这张大字报，肯定是得到了中央的支持，而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党委的，是下级攻击上级。这给王洪文以很大鼓励。那一段时间，王洪文反复看“高炬”的文章《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姚文元的《 评“三家村”》 ，《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他对政治形势，已经有了一定了解。
但是，在当时，下级要公开攻击上级，给上级贴大字报，是要有一点胆量的。在这个时期，国棉十七厂也有一些人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但都是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提一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对这些，没有人重视，大家都当笑话看，厂领导也不当一回事。但是，要真正给厂党委贴出一张有份最的大字报，从政治上提意见，又是有风险的，因为谁都知道刚刚过去不到十年前的反右斗争的情况。王洪文反复思量起来。他一连几天，茶饭不香，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把中央“五一六通知”看了又看，把《 人民日报》 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又看了多遍，最后一咬牙，下决心冒一次险。他又考虑了策略问题，他想，聂元梓他们是七个人贴的大字报，他也不能一个人干，要找几个人一起干，人多势众，到时候厂方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于是，王洪文开始暗中找一些和他关系比较好，对厂领导有意见的人，进行秘密串连。王洪文在厂机关里，还有几个和他联系比较多的人，主要是保卫科和组织科的几个人，这些人在工作中与王洪文接触多，加上王洪文爱和他们谈政治问题，有许多事情看法大体上相同，这几个人对王洪文还有一些好感。王洪文就先找这几个人串连。这几个人也看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觉得王洪文说得有道理，同意和王洪文一起干。但他们推王洪文出头，让王洪文起草大字报。
　　有这几个人愿意和自己干，王洪文来了劲，他征求了几个人关于写大字报的内容的意见后，决定自己起草大字报。起草大字报，要找一个秘密的地方，使别人不知道，他选中了厂档案室，这里一般人不能进来。1966 年6 月11 日，他找到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干的厂组织科档案管理室管理员唐文兰，要她打开档案管理室，王洪文进去后，让唐文兰把门反锁上。王洪文铺开稿纸，拿起笔，开始写大字报稿，他把他多年来对厂党委的怨恨，怒火，全发泄在大字报稿上，结合其他人的一些意见，写成了一份大字报草稿。写完后，王洪文自己看了几遍，觉得不满意。他觉得，给厂领导写大字报，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和全国的政治重点结合起来。于是，他把这份稿子撕毁，重新起草。这次，王洪文的大字报写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第二部分是：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第三部分是：厂党委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写完后，王洪文又看了两遍，觉得很好了，又挥笔写下了大字报的题目：《 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 。王洪文钻出档案管理室，把愿意和他一起干的几个人找到一块，把大字报草稿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觉得行，王洪文拍板：就这样定稿。王洪文让几个人中毛笔字写得好的董秋芳把大字报抄清。王洪文带头第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前边，接着，几个人紧随其后，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第二天，也就是1966 年6 月12日，在《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第十天，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医务室旁边墙壁上，贴出了上海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题为：《 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 。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孙一中、董秋芳、唐文兰等七人署名。大字报旁边，还有王洪文口授，由厂保卫科一个科员，拿着大毛笔写下的三条大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这张大字报把厂领导的“问题”上升到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高度，认定他们是”走资派”。这张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党委，并且直接认定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委领导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内容浓烈的大字报，在上海也算是第一张。　

　　黄浦公园“决策”　　
　　
　　王洪文牵头贴出的国棉十七厂的这张“政治分量”很重的大字报，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加上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都是厂机关核心部门的干部，大字报就显得更有分量。一时间，国棉十七厂轰动了，人们纷纷前去看这张大字报和旁边的大标语。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上海棉纺局党委，大字报贴出不到一个小时，党委书记陈志达就六自到国棉止七厂去看这张大字报。这更使这张人字报的地位显得很’突出”。王洪文也成了受众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但是，王洪文这个受众人注意的人物，并不好当。确实有人拥护他们的大字报，但更多的人却反对大字报。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还有人表示，要和他公开辩论。就在王洪文等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在这张大字报旁边，就贴出了反对的大字报，接着，有九十张反对的大字报，又过了几天，出现了上百张反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反对的大字报中，有许多大字报直接指向王洪文，认为他别有用心，甚至认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王洪文思想上有了压力，他的脸色蜡黄。但是，他却不表现出有压力的样子，平时仍然挺拔着身板，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可他在晚上却从没有闲着。一到夜色降临，和他一起贴大字报的几个人就都聚集到王洪文在定海路的家中。王洪文的这间小屋不大，来六七个人，也就坐满了。来的人中，有人吸烟，有人喝水，都愁眉苦脸。王洪文见大家这个样子，就对他们鼓劲说：大不了当反革命，当反革命，我当，没有你们的事情。接着，王洪文把他这半年来所注意的中央形势向大家做了分析，还拿出他保留的报纸，一段一段给大家念。他的结论是：我们贴大字报，正好和中央精神一致，没有错。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受王洪文的鼓动，这些人又来了精神，但是仍然有人担心，这样和上级顶起来，会不会真的当反革命。因此，有人提出：是否向厂党委做一些妥协。这样一来，他们内部出现了分歧。王洪文决定，再进一步做一做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王洪文认为，从目前大家的情绪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正在这时，王洪文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监视。每天都有几个人到他家附近转悠。王洪文也受到跟踪。白天，他上班时，后边有人盯着他。王洪文决定装病。正巧那几天他有点发烧，就到医院开了一个“病假”条子，交到了厂保卫科。从此，王洪文再不上班，整天在家里和紧跟他的几个人密谋。密谋中，王洪文从窗户往外看，见自己家的周围转悠的人多了，还见到过区公安局一些人的背影。王洪文心慌了。他决定，不在自己家里密谋了，他告诉紧跟自己的几个人，到黄浦公园集合，有要事商议。
　　第二天一大早，王洪文就到了黄浦公园，别人还没有来，王洪文一个人在公园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人跟踪。确信没有人跟踪后，王洪文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江风吹在脸上，王洪文几天来一直发胀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不一会儿，紧跟王洪文的那几个人也来了。王洪文见人到齐了，就把自己想好的话讲了出来。他说，我们的行动和中央精神是一致的，现在，中央决定搞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是对上的，给厂党委贴大字报没有错，大字报的内容也合乎中央精神，厂党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问题和北京市委的问题一样。厂党委领导人就是“走资派”。王洪文以肯定的口气说：上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王洪文又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大字报已经贴了出去，我们七个人的名字都在上边，他们要抓反革命，我们谁也跑不了。如果我们软下来，他们正好说我们是错了，是反革命。只有进攻，才有可能当上革命派，像聂元梓他们那样。这几个人听王洪文这样说，就都表示：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干吧！此时，王洪文已经自然地成为他们七个人中的头头了。于是，王洪文接着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一，到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厂党委的状：二，再贴一张大字报，继续揭发厂党委，同时对反对者进行反击。对王洪文的这个“决策”：大家都表示赞成。王洪文自告奋勇，由他自己代表七个人，到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第二天，休”病假”的王洪文没有‘病”了，他蛮有精神地跑到纺织局党委去反映国棉十七厂党委的“问题”，王洪文找到纺织局党委书记陈志达，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套，给厂党委扣上了一大堆帽子。陈志达听王洪文讲完后，耐心地向他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劝他正确对待领导干部。王洪文见在纺织局党委这里找不到便宜，就跑到上海市委去告状，市委负责接待的人，只向王洪文讲了党的干部政策，对王洪文所反映的事情，只表示：还是请纺织局党委调查了解情况。王洪文跑了几天，话说得很多，腿跑得很累，但毫无结果。王洪文心中的气恼，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意识到，告状之路，已经走不通了。
　　王洪文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再写一张大字报。他找来另外六个人一商议，把大字报的内容定下来后，由王洪文动笔起草大字报稿。起草完毕后，念给六个人听，他们提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后，算是定稿了，由唐文兰在王洪文的家里用毛笔抄清楚。第二天，也就是1966 年6 月18 日，王洪文率领六个人，把这张他后来自称为”上海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到了厂医务室大墙边。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 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领头签名的，仍然是王洪文。这张大字报很长，内容集中在厂党委的所谓“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问题’”上，提出，厂党委不重视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而是重用修正主义“苗子”，走“专家治厂路线”，还点了国棉十七厂的一些干部的名字。”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张大字报引发了厂里的矛盾，有一些人拥护，但有更多的人反对。
　　王洪文第二次领头贴大字报，再次把自己放在了众人注目的地位。人们开始议论王洪文，他走到哪里，便引来一些异样的目光。有一部分对厂党委不满意人拥护他的看法，但许多群众则对王洪文的这种做法很反感，而厂党委则对他产生了十分坏的看法。认为他是那种头上长角，专门和组织对着干的人，还有人认为他有个人野心，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反党分子。矛盾的激化，使王洪文十分被动。果然，就在王洪文贴出第二张大字报的当天下午，在他们的大字报旁边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赫然写着：《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这张大字报认为，王洪文领头贴的这两张大字报，内容是反对党委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字报中揭发了王洪文过去存在的许多不良表现，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有个人野心，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向党发动进攻的反革命分子。大字报号召全厂职工认清王洪文的真面目，和他划清界限。
　　国棉十七厂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一伙人跟着王洪文，造厂党委的反，更多的群众拥护厂党委，反对王洪文这种做法，还有一部分人持旁观态度。王洪文则把自己放在了与厂党委对立的地位，自认为他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代表”。他对贴他大字报的事反倒不太在乎了，只把矛头指向厂党委。
　　
　　
与厂党委发生正面冲突
　　
　　
　　王洪文与厂党委的矛盾，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地步：厂党委认为王洪文是反动分子，是闹事的带头人，是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垮党委，实现个人野心的人物。王洪文则攻击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党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在王洪文与厂党委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场王洪文与厂党委的正面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当6 月18 日下午厂医务室墙边贴出《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的大字报后，王洪文决定再写大字报反击。晚上，王洪文吃过饭，就与共同反对厂党委的几个人商议，到厂里把大字报写出来。他们一同来到厂保卫科，王洪文和另外两个人进去写大字报，让同伙把他们反锁在保卫科里。王洪文在里面也把门锁上。王洪文认为，他们三人在里面写大字报，外面的人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就可以把大字报贴出去。没有想到，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当时厂里没有党委书记，由副书记张鹤鸣主持厂党委工作）晚上巡视厂区，走到厂办公楼，见办公楼里还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电灯，以为是什么人在加班工作，就走进办公楼查看，想表扬加班工作的人几句。近时却发现，亮着电灯的办公室，外面有锁头锁着门。张鹤鸣敲敲门，里面没有动静，他觉得奇怪，担心保卫科这样重要的地方出什么问题，就叫来几个人一起敲门，里面仍然没有声音。张鹤呜便打发人去把保卫科的一个干部找来，让他打开门，看一看究竟。来人把外面的锁打开，但里面还有一把锁锁着。张鹤鸣断定，这里面一定有人，他叫来更多的人，大家把门撞开，拥入办公室内，眼前的景象十分明白：王洪文正和另外两个人在写大字报。王洪文见张鹤鸣带人闯进来，却也没有躲避，他手里拿着笔，对张鹤鸣怒目而视，一句话也不说。张鹤鸣也很生气，他批评王洪文他们三个人说：‘ ‘你们把门反锁，万一有事，谁负责，你们知道不知道，保卫科是要害部门！万一失火怎么办？”王洪文却反问道：“你支持还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张鹤鸣答道：“当然支持。”王洪文抓住这句话，反咬一口：“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正在给厂党委写大字报，可是，你身为厂党委副书记，却带人闯进来，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进行干扰、压制，你这是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敢于当众顶撞厂党委副书记，这在国棉十七厂还是第一次，张鹤鸣当然不让步，二人就在保卫科争吵起来。跟张鹤鸣来的，大都是拥护厂党委的人，他们见王洪文这个样子，十分气愤，都上前指责王洪文。和王洪文一伙的人，也上前和指责王洪文的人吵架。二人对吵变成了群吵，把整个厂区都惊动了。两伙人一直吵到后半夜，互不相让。最后，都累了才散。在此之前，王洪文他们和厂党委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现在，正面冲突发生了，这是一个标志：王洪文已经与厂党委势不两立。
　　第二天，这个有九千人的大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上午，在医务室墙边，又出现了不少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其中主要内容，是指出王洪文在厂保卫科搞反革命密谋活动的。王洪文也不示弱，立即写大字报反击。他们写的大字报，不涉及他人．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厂党委书记副张鹤呜，一口咬定：张鹤鸣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洪文的目标非常明确：打倒张鹤鸣。
　　张鹤鸣出身好，为人谨慎，也很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在国棉十七厂，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而王洪文他们一伙却非要打倒张鹤鸣不可。国棉十七厂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一大批保护张鹤鸣的人，另一派是以王洪文为首的要打倒张鹤鸣的人，两派人互相对立，除了大字报外，还经常伴随着当面的争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大辩论’‘ ) ，整个工厂陷入了混乱之中，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了。王洪文挑头造反，使他在一部分想要造反的人心目中，有了一定地位，他们把王洪文视为’‘造反”的“核心”，王洪文住的定海路小屋里，每天都有人来，不是密谋，就是出主意，再有就是“反映情况”的。原来冷落的王洪文家里，一时间热闹起来。
　　国棉十七厂陷入混乱的情况，很快就被上海纺织局党委知道了。1966 年6 月20 日，上海纺织局党委决定，派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第二天，局工作队就来了。王洪文知道消息后，立即找工作队谈话，向工作队反映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镇压“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工作队并不赞成王洪文的说法。淡话之后，王洪文找他的同伙一起商议。工洪文说，这个工作队是来支持张鹤鸣的，我们继续攻张鹤鸣，看他们怎么办。他们决定：用大字报来迎接工作队。工作队进厂没有几天，王洪文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 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的大字报，主要内容集中在张鹤鸣‘镇压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王洪文等人的大字报在厂内又一次引起轰动。许多群众找到工作组，要求工作队支持厂党委。也有一些人找到工作队，要求撤销张鹤鸣的职务。矛盾集中到工作队来了。
　　工作队做出了一个决定：开厂党委扩大会议，吸收王洪文等反对厂党委的人参加，大家在会上把事情说清楚，由工作队做一做工作，平息事态。王洪文接到通知后，找他的同伙一起商议了一晚上，把在会上要讲的“问题”理出了一个头绪。6 月30 日，厂党委扩大会议在厂办公大楼召开。这一天，王洪文挺着胸脯来到会议室。会议开始，工作队长说明了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工作队长的话音刚落，王洪文立即站起来发言。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王洪文倒是有这样的特点：讲话干脆，不拖泥带水，能抓住‘’主要问题”，加上他口音纯正，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蛊惑力。王洪文把厂党委的所谓‘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和张鹤鸣的‘’镇压群众”的问题集中起来，一讲就是半天，中间也不停顿，别人根本插不上话。下午开会，王洪文继续讲。他把问题集中了一下，转而向工作队提出质问，要求工作队回答，并且提出：工作队必须撤销张鹤鸣的职务，否则就是“保皇派”。
　　会下，王洪文和他的同伙分别到下边去串连。王洪文指出了他们的目标一一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在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人们似乎有一种“政治热情”。在这种形势下，王洪文等人几日的串连，很快就有了“成果”。7 月7 日，国棉十七厂中，向厂党委‘造反”的大字报突然增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竟有7500 多张反对厂党委的大字报。这形成了一定的声势，震动了上海纺织界，也震动了全上海！
　　面对这样的形势，本来是要保护厂党委的工作队也没了办法，只好退出了国棉十七厂。国棉十七厂党委的正常工作，也从此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一下，王洪文更得意了。一些积极造反的人，对他高看一眼，开始紧跟他。王洪文也从这次行动中“体会”到了自己的’‘能量”，他看到，他们搞的‘以下反上”的造反行动，也会收到效果的，这使王洪文有了继续造反的信心。

　 与市委工作队较上了劲　　　　
　
　　上海市委得知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后，立即决定，由市委向国棉十七厂派出工作队。
　　1966 年7 月20 日，市委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队长是个女同志，叫施惠珍。市委选她来当队长，是有考虑的。施惠珍出身好，1938 年入党，解放前从事学生工作和工人运动工作，建国后历任国棉五厂党委书记、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等职，现任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的这个经历，让造反派挑不出“毛病”来。市委工作队来国棉十七厂之前，市委指示，要按照中央精神搞运动。为了壮大力量，市委还给施惠珍配备了不少得力千部给她当副手和工作队员。
　　施惠珍手下有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等人，工作队由一百多名干部组成。鉴于国棉十七厂的领导班子已经被搞垮，上海市委和纺织局组成了一个新的国棉十七厂领导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也随市委工作队一起来到国棉十七厂。这支队伍，应该说，是很庞大的了。
　　工作队进驻那一天，受到了国棉十七厂广大工人的欢迎。工厂大门两边贴出了红色标语：“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工作队到厂的当天，在厂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大会上，施惠珍发表长篇讲话，她在讲话中，重点讲了工厂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她多次引用上海市委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心观点是稳定、团结、党委加强领导、工人要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搞“文化大革命”。王洪文在下边仔细听着施惠珍的讲话，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但施惠珍讲的，都是中央的精神、市委的精神，王洪文也说不出什么来。他只好再进一步观察形势。
　　施惠珍早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情况，她到厂的第二天，就派出队员对王洪文的行为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并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洪文的问题。没想到，参加讨论会的人中，有的人和王洪文是一伙的。王洪文很快就知道了会议情况。王洪文思量施惠珍显然与张鹤鸣是一个观点，新来的厂班子，也会继续和自己“过不去”，现在，他们已经在开会商议对付我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先下手为强。王洪文打定主意后，把紧跟他的几个骨干找来秘密开会。会上，王洪文以肯定的语气说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他们来，没有我们的好果子吃。一不做，二不体，我们现在就必须炮轰工作队，把他们赶出国棉十七厂。来开秘密会的几个人都同意王洪文的意见。
　　就在市委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的第十天，厂医务室墙边突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 《 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这张大字报列举了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相同的说法和做法，结论是：市委工作队和原厂党委是一路货色。大字报最后要求市委工作队立即滚回去！
　　但是，施惠珍却不那么好对付。她不为所动，稳住了阵脚，该怎么干照样干，而国棉十七厂的一大部分工人们则坚决支持工作队。王洪文他们的大字报，没有吓倒工作队，更谈不上赶跑工作队了。相反，工作队继续做工作。他们做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建立国棉十七厂的新班子。本来，随工作队来国棉十七厂的班子，是现成的，他们到厂后，也开始抓生产和各项工作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新班子正着手工作时，突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简称“十六条”）发表了，全国各大报刊都登了这个文件。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王洪文反复琢磨了这个文件，并且联想到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事情，各单位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肯定是权力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领导单位中一切工作的，什么厂党委、厂长，统统要在这个机构领导之下。而这个机构又是必须成立的。于是王洪文他们带头喊出了“拥护十六条”的口号，并且强烈要求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市委工作队自然不敢违背中央文件，便开始着手筹备成立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施惠珍率领的市委工作队经过调查后认为，在国棉十七厂，不跟王洪文等人跑的人，占多数。因此，通过民主选举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王洪文等人是占不到便宜的。市委工作队的这个判断是对头的。市委工作队经过做工作，决定把主张抓生产，按市委精神搞“文化大革命”的二纺车间主任推举为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大批工人支持这位主任。但工厂里的造反派们却支持王洪文。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候选人。市委工作组决定竞选。
　　竞选中，王洪文到处活动，使出了浑身解数，拉拢了一批人支持他，而二纺车间主任是个实干者，并没有搞什么活动。这样一来，两方面的支持者势均力敌。正在这时，一件让王洪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叫余凤珍的老工人给王洪文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 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余凤珍原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住在上海定海路200 号，与王洪文是邻居，她还担任着定海街道第五居委会第二居民小组组长的职务。她是老工人，威信较高，对王洪文的日常言行也比较了解，她贴出的大字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也是有分量的。这张大字报专门列举王洪文的日常生活事情，说得实实在在。余凤珍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王洪文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她亲眼看到，有一个劳改分子经常送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成了他的酒肉朋友；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和王洪文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里吃喝到深夜；有一个贪污分子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服，王洪文叫他“娘舅”，在这个贪污分子的问题暴露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加以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余凤珍还在大字报中写了王洪文个人不检点的种种行为，指出：王洪文在崇明岛围垦期间，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有个同志托他带一只烧鸡到崇明岛，王洪文竟然把鸡肉吃掉，只把鸡爪子和鸡头带给人家。王洪文自己家里修房子，从厂里偷拿了许多材料，甚至连锁头也从厂里拿。王洪文还在邻居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
　　余凤珍的大字报，给了王洪文当头一棒。群众看了这张大字报，都感到王洪文这个人不怎么样。因为在那个年代，是讲阶级斗争的，王洪文竟然和阶级异己分子在一起胡混，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时，人们也十分注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表现，在这方面，往往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王洪文装病，偷吃人家的东西，偷拿公家的物品，在邻居中间挑拨离间，这说明王洪文这个人不好。余凤珍是老工人，又是街道居民组组长，与王洪文是邻居，她写的大字报，自然使人信服。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王洪文在工人们的心目中的威信大大下降，连原来紧跟他跑的人，也对他有看法了。本来，王洪文在与二纺车间主任竞选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就不相上下，这一下，许多原来支持王洪文的人不支持他了，转而支持二纺车间主任。选票出来后，王洪文傻了眼，他落选了，二纺车间主任当上了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而这个主任，完全听市委工作队的话，是与张鹤鸣一致的。
　　王洪文认为，他的落选，是与余凤珍的大字报有关。他对余凤珍恨得咬牙切齿，大骂余凤珍，还对他的亲信说：这个老太婆给我贴大字报，是因为过去她和我吵过架，是因为她和我岳父岳母有矛盾。她要是再到我家门口，我就把她摔死！但是，王洪文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这件事还是市委工作队搞的，因为市委工作队推出了二纺车间主任来和自己竞选，正在竞选关键时刻，余凤珍的大字报出来了，王洪文想当然地断定：这是市委工作队搞的阴谋。他发誓，一定要把市委工作队赶跑，像赶跑市纺织局工作队一样。于是，在王洪文的操纵下，“炮轰”市委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但是，市委工作队在施惠珍的领导下，坚持按市委关于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坚决支持新选出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支持厂领导人抓生产，在工人中做扎实的工作，这样，王洪文等造反派，始终是厂里的少数派，尽管他们仍然在厂里兴风作浪，但国棉十七厂的局势趋于稳定。王洪文眼见跟自己跑的人不多，群众也不买他的账，十分苦恼。
　　正在此时，有两件事情，使王洪文看到了机会，他又打起精神，重新活动起来。

　　　　　向红卫兵献出两计
　　
　　
　　是哪两件事情使王洪文倍受鼓舞？一件事情，是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另一件事情，是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串连，并且冲击上海市委。
　　1966 年8 月18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的报刊、广播，都发表了这一“特大喜讯”。整天研究全国政治形势的王洪文知道，红卫兵就是造反的，毛主席能接见他们，并且公开表示支持他们，就是表明，毛主席是支持造反的。果然，时隔不久，红卫兵就在全国展开了破“四旧”运动，他们的造反行为，得到了支持。王洪文研究了几天报纸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造反正当其时，自己带头搞的造反行动，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眼下市委工作队压制造反，上边最终是不会支持的。想到这里，他的心稍稍舒展了一些。他要行动，决定在国棉十七厂发起组织红卫兵。但是，他们的意见一提出，他手下的人就有人反对，认为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我们是工人，年龄也大了，不能组织红卫兵。王洪文听这样一说，把‘十六条”拿出来反复看了看，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只好打消了组织红卫兵的念头。
　　不久，让王洪文倍受鼓舞的另一件事情发生了：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串连，到了上海。红卫兵一到上海，就开始破“四旧”。他们到外滩，把洋房式建筑外墙上的雕塑和各种图案，全部捣毁，把商店里的一些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物品全部摔到街道上烧毁。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上海市一些高校红卫兵的支持。上海市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组织与北京来的红卫兵串连在一起，准备在上海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得更旺。北京来的红卫兵发现，在上海，市委派的工作组，不仅还存在，而且一直在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北京，他们知道，毛主席已经否定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首先就是赶走工作组。于是，他们立即掉转炮口，炮轰上海市委。1966 年8 月29 日，北京清华大学来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市委门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很吓人― 《 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字报的中心内容是说，上海市委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接着，北京来的几百名红卫兵整日围在上海市委门前，要求上海市委负责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不接见，他们就要绝食，冲进市委去。市委担心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要施惠珍从国棉十七厂抽调了与围攻上海市委机关的红卫兵数量相当的工人，组成纠察队，维护市委机关前的秩序。王洪文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市委派的工作队与他率领的造反派对立，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来了，他们是造反的，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力量，发展起来。
　　就在国棉十七厂派的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到达上海市委大楼前时，王洪文也尾随着来了。但是，他不是和工人纠察队员一起来维持秩序的，而是来观察动静的。当工人纠察队员们和红卫兵辩论时，王洪文躲在人群背后，仔细地听着。他发现，北京来的红卫兵口气大，知道的中央精神多，似乎“理直气壮”，国棉十七厂的工人纠察队员也不示弱，他们也拿出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与红卫兵针锋相对地辩论，双方相持不下。辩论几乎每天都进行，到上海市委门前的红卫兵也越来越多，达到了一千多人。
　　王洪文在上海生活多年，知道市委大楼只是一般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市委领导人在上海康平路办公，红卫兵只围住市委大楼，是没有用的。他悄悄找到一个红卫兵头头模样的人，向他献出一计。王洪文告诉他，你们要见市委领导干部，不能在这里找，必须到康平路去。经王洪文这样一点拨，红卫兵明白了。9 月3 日，包围市委大楼的红卫兵大队人马，“杀”向康平路，在那里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他们手举《 毛主席语录》 ，高喊口号，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发誓市委领导人不接见，他们就不走了。在上海市委门前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员，也立即转往康平路，在市委领导人办公的地方组成一道人墙，与红卫兵相持不下。市委领导人见红卫兵这样围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决定派人在市委办公大楼接见红卫兵代表。9 月3 日上午，上海市委允许20名红卫兵代表进入市委大楼。出面接见红卫兵的，是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张琪在接见中，劝红卫兵要按照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不要这样闹下去。红卫兵当然不听，质问起张琪来。双方没有一点共同语言，谈话很快就结束了。红卫兵代表回来和红卫兵们讲了接见的情况后，红卫兵们情绪激动，要求见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不显、曹荻秋。在双方意见根本谈不到一起的情况下，陈不显和曹荻秋自然不能见红卫兵，红卫兵便日夜围在康平路不散。工人纠察队也日夜在这里维护秩序。王洪文则躲在人群背后看热闹。
　　上海的工人，一般文化水平较高，了解的政治知识不比红卫兵少，因此，他们的力量也不弱，他们日夜守卫在上海市委大楼和康平路，和红卫兵展开辩论，论讲道理，红卫兵还真的讲不过上海工人们。上海工人们摆出“十六条”中关于要有秩序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条条，要求红卫兵们不要围攻上海市委。红卫兵则只会喊口号，给上海市委扣帽子，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就这样，工人纠察队和红卫兵僵持着。双方的火气都很大。正在此时，一张题为《 我们老工人要说话》 的大字报，让围攻上海市委的红卫兵们哑口无言。这张大字报署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大字报说：" 17 年来，上海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三大革命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 … 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 … 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了，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张大字报说得在“理”,又指出了中央对上海市委的态度。红卫兵们没有话说了，他们只会手拿《 毛主席语录》 ，高喊口号。他们采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工人们贴的这张大字报撕掉，但是，红卫兵撕掉后，老工人们再抄一遍，又贴了出来，还派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看守着，红卫兵没有办法了。北京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的行动，显然得不到上海市民的支持，他们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此时的王洪文，心中为红卫兵着急。他自然是坚决拥护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的，因为与他对立的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就是上海市委派出的，是贯彻上海市委精神的。心中急归急，王洪文此时也不敢率领他的造反战友和红卫兵一起围攻上海市委。他只能给红卫兵出主意。此时，王洪文特别注意研究报纸，也特别注意从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口中打听消息。他得知，中央有最新消息，毛主席于9 月7 日给林彪等人写了一封信，指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不能解决问题，中央要发指示，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各地不要这样做。果然，不久，《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 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社论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王洪文研究这篇社论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厂里的造反派，必须和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才有出路，力量才会壮大。想好后，王洪文行动了，他又向红卫兵献了一计。王洪文找到红卫兵的头头说：在这里当工人纠察队的，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你看，那张大字报就是署名“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可是，你们不知道，在国棉十七厂，也有造反派支持你们。你们可以“杀”向国棉十七厂，和那里的造反派会合，同保皇派斗争。红卫兵头头一听，有道理，对王洪文说：我们立即“杀”向国棉十七厂。王洪文说，你们应该先成立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过联络站，实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红卫兵头头一听，这个国棉十七厂的人还挺有政治水平，连声说好。9 月15日，北京来上海串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接着，北京一些高校来上海的红卫兵陆续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驻沪联络站，联络站之间，也建立了沟通关系，并且和上海一些高校的红卫兵联合起来行动。这一下，北京到上海的红卫兵的力量壮大了。红卫兵们以联络站为基本依托，“杀”向上海市的工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国棉十七厂，因为这里有王洪文这种支持他们“革命”行动的造反派，更重要的是，《 我们老工人要说话》 这张大字报，是从国棉十七厂出来的，红卫兵们要报这“一箭之仇”
　　红卫兵们一到国棉十七厂，就像一瓢冷水倒进热锅一样炸开了。
　　他们的到来，使本来就对立的两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在上海市委工作组支持下的工人们，反对红卫兵的行为，而王洪文为首的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则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双方日夜展开辩论。虽然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有了红卫兵的支持，力量大了一些，但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们力量也不弱，王洪文他们贴出一张大字报，支持工作队的工人们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进行反击。两派工人有时路上遇见，也会辩论起来，两个人之间的辩论，会立即引来一群人之间的辩论。结果，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王洪文和来国棉十七厂的红卫兵虽然把矛头指向了市委工作队，无奈，在国棉十七厂，支持市委工作队的人占多数。双方又是僵持不下，国棉十七厂的混乱状况更严重了。

　　成立战斗队
　　
　　
　　在辩论中，王洪文时常是打头阵的。他口齿伶俐，抑扬顿挫，不光是引用他背下来的《 毛主席语录》 攻击对方，而且经常引用中央文件和《 人民日报》 、《 红旗》 杂志社论上的话，说明造反有理，说明市委工作队是“保皇派”。但是，支持市委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拿出中央文件和有关社论中关于稳定和抓生产的精神，反击王洪文。王洪文也抓不住工作队更多的问题，因此，多数工人不支持他，这使王洪文很是苦恼。
　　回家以后，王洪文的同伙经常到他家来串连，还有各种红卫兵联络站的人来和他讨论造反的事情，这使王洪文一时忙得焦头烂额。他需要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考虑下一步的行动。10 月，正是上海气候最好的季节，王洪文手拿一卷报纸，来到了上海复兴岛，他要在这里仔细研究一下报纸上的社论，认真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王洪文打开报纸，仔细读了起来。他仔细看了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仔细读了林彪在国庆17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仔细看了《 红旗》 杂志第13 期发表的题为《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的社论，一个政治用词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这个词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他反复读了几遍，心中恍然大悟：我们还在这里斗，原来，中央早就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口号了，为什么在中央已经不支持工作组的情况下，上海还有工作队？原来，他们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现在就应该提出：工作队是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是上海市委镇压革命造反行动的。这样才能赶走市委工作队。
　　想到这里，王洪文把自己的几个亲信找来，共同商议，起草了一张与此前不同的大字报稿。10 月7 日，王洪文等人在国棉十七厂贴出了一张题为《 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改以前和别人辩论的调子，不再指责持不同意见的人，而采用分析全国政治形势的写法，先是从中央路线斗争说起，最后才联系到国棉十七厂，指出：国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阻力和曲折，来自那些走资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们在市委工作队的领导下，立即进行反击。厂礼堂里再次召开辩论会。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们从红卫兵那里学来的方式是：上台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任意发挥，指责市委工作队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压制“文化大革命”。在那种形势下，拥护市委工作队的工人们上台时，也不得不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进行反驳。辩论来辩论去，双方打起了“语录仗”。双方各不让步。王洪文原来想，把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对方的气势就会被压下去，没有想到，双方仍然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对于这种打“语录仗”的辩论，他失去了兴趣，心里很烦。
　　10 月中旬的一天，王洪文又一个人来到复兴岛公园，他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理自己的思绪。想来想去，他忽然觉得，还要再写一张分量更重的大字报，把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的行为和中央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把他们的“问题”提到一定高度。他回去把这个意见和几个亲信一说，他们都赞成。第二天，王洪文等人去厂医务室开“病假条”。他们要利用体“病假”的时间，好好研究，写出一张分量重的大字报。王洪文他们正在和医生说开“病假条”的事，屋子里又来了一个和王洪文对立的工人看医生，他听到了王洪文说开“病假条”的事，断定王洪文是装病，当面指责道：“你是装病！你是骗病假条！”王洪文也火了，说：“你不是医生，管不着！”那个工人说“你反对工作队，我就要管！双方争吵起来。争吵声传到医务室外面，又有一百多名工人围上前观看。一百多人中，两派的人都有，两个人的争吵，变成了一群人的争吵，王洪文被围在中间。这时，有人拉了他一把，王洪文立即还手，双方打了起来。王洪文见围上来的人中，反对自己的人多，知道打起来要吃亏，趁乱溜走了。
　　当晚，王洪文等十几个造反骨干，聚集在唐文兰家里。王洪文等人转而到这里聚集，是因为王洪文的家里，已经被对立面所注意，不便于在那里开会了。唐文兰住得较远，不易被对立面发现。既然此时王洪文已经成为造反派的核心，召集这次秘密会议者，自然是王洪文，会上也先由王洪文讲。王洪文一开口，就提出三条意见：第一条：造反派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理由是，对立面是有市委工作队支持的，实际上是有组织的，这样他们才有力量；北京的红卫兵建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因此，他们才有力量，能跑到上海来建立联络站。王洪文的这条意见，立即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当时，当造反派的头头，还是有一点风险的，其他的人不敢牵头，也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号召力”，就推举王洪文为头头。王洪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王洪文为战斗队起了一个名字― “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第二条：进京告状，告市委工作队的状，告厂党委的状，就说他们的“问题”是镇压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同时，去学习北京造反派的造反经验。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搞得很“红火”，北京的红卫兵为什么那么厉害，还不是有中央的支持，那里的造反派有力量，有造反经验，何不去北京串连，学习他们的经验，回来再和国棉十七厂的市委工作队斗。现在全国搞串连的人，坐车，吃饭，都不要钱，去串连也很方便。这一条，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成。大家决定，再去开“病假条”，十几个人一起进京去告状。第三条：就以战斗队的名义，给全厂职工写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我们进京去告状了。这一条，大家也赞成，于是，当晚，就由王洪文口授，唐文兰执笔，写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告诉全厂职工：我们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了… …

　　进京告状
　　
　　
　　说行动就行动，第二天，王洪文等十几个人又去医务室开“病假条”了。厂医务室的医生也不敢惹这一派人，让开“病假条”就给开。王洪文等手拿“病假条”，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进北京告状去了。1966 年10 月12 日，王洪文等15 个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骨干，聚集在上海市东新民路115号。他们到齐后，王洪文讲了路上要注意的事情后，又告诉他们，为了防止工作队阻止我们进北京告状，要分散去上海北站，到齐后一起上火车。当天下午，他们15人挤进了去北京的火车。在拥挤的火车上，同伴们十分疲惫，不愿意和别人说话，王洪文却精神亢奋，和同在火车上的红卫兵们谈了起来，他注意了解的是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经验。这一路上，他的“收获”还真的不少。
　　两天之后，即10 月14 日，王洪文一行15 人走出北京火车站。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了红色海洋，到处是红色标语，红色牌匾，红旗，红袖标，“红宝书”，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在街上来回地走着，不时地进入商店、机关“破四旧”。一会儿就有一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走过，高呼着“革命口号”。王洪文大开了眼界，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比上海要好得多。他们顾不上在街上观看，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因为他们是来告状的。他们到了国务院接待站后，把告状信递给一个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收下后，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张条子，让他们去商业招待所住宿。这张条子还真好使，他们15人到商业招待所后，在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互相对讲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交上这张条子，立即被安排住下，而且吃饭不花钱。第二天，王洪文他们15人又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状，他们告的是：国棉十七厂存在严重问题，而当他们响应“文化大革命”，造厂党委的反时，上海市委工作队却包庇厂党委，镇压造反群众。告这种状的，在当时比较多，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来应对，至于具体解决办法，他们也拿不出来。对此，王洪文他们也不好说接待人员不负责任，当时就是这种形势嘛。王洪文一行15人到国务院接待站去了三次后，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王洪文对告状也就不再感兴趣了。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串连，取造反之“经”上来。
　　王洪文率领这伙人先到北京大学，提出要见一见造反英雄聂元梓，但此时的聂元梓已经受到重用，她本人也有许多造反方面的活动，要见她的人相当多，她是顾不上来的。顶多出席一些造反誓师大会，带头喊几句口号，发表一点讲话，平时来找她，是见不到她的。王洪文一行扑了一个空，索性就在北京大学看起了大字报，找北京大学一些造反组织的小头目，请他们介绍一点造反经验。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又去了清华大学、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串连，找红卫兵组织头目和造反组织头头介绍造反经验，同时也想寻求他们的支持。红卫兵头目介绍经验时，王洪文认真地听着，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着。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取造反之“经”的。但对于王洪文讲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问题”，红卫兵的头目们只能用“革命口号”回应。这是因为相隔太远，他们造反的手再长，也伸不到上海去。
就在王洪文领着他那一伙人到处串连，听红卫兵和造反组织头目介绍造反经验时，得知一个使他们振奋的消息：10 月18 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王洪文立即决定，他们15个人那一天也去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这一天一大早，王洪文一行就来到天安门广场。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到处是红旗、毛主席画像、红色标语、《 毛主席语录》 本，一阵阵的口号声，震得人们耳朵发麻。王洪文他们15人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举着《 毛主席语录》 本，挤在红卫兵队伍中，伸长脖子等待着。等到中午12 点50 分，天安门广场响起了《 东方红》 乐曲，毛泽东、林彪等乘敞篷汽车出现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广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也和其他红卫兵一样，挥动着《 毛主席语录》 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王洪文的心情十分激动。他在自己的语录本上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这是王洪文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此时此刻王洪文也绝对想不到仅仅七年后，他会成为党的第三号领导人。

　　当上了国棉十七厂造反派总头子

　　王洪文一行是10 月23 日从北京出发回上海的。他们15人在北京整整呆了10 天。王洪文认为，这10 天，使他胜读10 年书，他们的收获很大。从实物上看，他们仅仅拿回了北京街头到处都有的许多传单。但他们学习到了造反经验，笔记本上记下了许多北京各高校的大字报内容，还记下了北京到处流传的江青等“中央首长”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王洪文向同去的人反复讲：“这是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王洪文要带着这些精神财富，在上海大千一场。
　　10 月24 日晚，王洪文一行走出上海北站，前来迎接他们的，有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王洪文一见到来迎接的造反兄弟们，就告诉他们说：明天开会，由他们介绍北京之行的收获。来接他们的造反兄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算好的消息：在他们去北京告状的这10 天时间里，国棉十七厂又新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叫“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选出了一个新头头。王洪文他们的造反队中，许多人加入了这个战斗队。厂里拥护工作队的人，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简称“捍卫会”。厂里已经分成了三大派，一派是“誓死队”，一派是“永忠队”，一派是“捍卫会”。三派人一见面就辩论，势同水火。王洪文一听就着了急，他对来接他的造反派们说：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就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只能对保皇派和工作队有利。只有造反派联合起来，才有战斗力。你们立即分头去做“永忠队”队员的工作。王洪文顾不上体息，从上海北站直接到“永忠队”头头家里去做工作。王洪文口若悬河，又是介绍北京造反派的经验，又是分析厂内政治形势，又是讲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永忠队”的头头，同意通知 “永忠队”队员参加研究与“誓死队”合并的会议。他们决定，开会的地点，就在复兴岛公园。
　　第二天一大早，王洪文第一个来到复兴岛公园，反复考虑着他要发表的讲话用词。不一会儿，“永忠队”和“誓死队”的人都来齐了。王洪文首先讲话。他亮开了嗓门，用他那口音标准又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讲道：我们造反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凡是要对厂党委和市委工作队造反的人，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造厂党委的反，赶走市委工作队。团结就是力量。工人造反组织不应该分成两大派，只有捏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 “永忠队”和“誓死队”应该合并，不合并，只能是死路一条，合并才能造反成功！王洪文的话立即得到在场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的人的拥护。两派组织头目当场宣布：两个造反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经过商议，他们决定：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仍然叫“永忠队”，由于王洪文是厂内率先造反的，又是最早发起成立造反组织的，这次到北京取回了造反之“经”，他又是两派合并的倡议者和发起人，因此，两派人员共同推举王洪文为合并后的造反组织的总头目。王洪文当上总头目后，当场宣布了下一步造反行动的方针，一是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工作队，把市委工作队赶跑之后，厂党委自然就垮台了。二是要拉“捍卫会”的人加入我们“永忠队”，在厂内形成大多数后，才有力量赶走市委工作队，才能把国棉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王洪文提出的行动方针，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成。会后，王洪文还安排人起草了《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 ，正式宣告了“永忠队”成立和行动方针。
　　　
　　　　炮轰市委工作队
　　　　
　　复兴岛公园合并会议之后， “永忠队”就按照这一方针行动起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造反是 “革命行动”，王洪文他们从北京带回来的消息和“经验”也很能“唬人”，因此“永忠队”拉“捍卫会”人员入伙，也算有“成绩”，一些“捍卫会”人员同意“改换门庭”，加入“永忠队”。这样，“永忠队”的力量壮大了，“捍卫会”的力量相应缩小了。但是，市委工作队还是很有办法的。他们下功夫向工人做宣传、说服工作，使一部分工人成为坚决拥护工作队的核心力量。这部分工人又联系着厂内许多工人。“捍卫“捍卫会”和工作队、厂党委联合在一起，也很有力量。他们维持着厂内生产秩序，支持着厂党委的正常工作，王洪文他们夺不了权，这使王洪文很伤脑筋。
　　王洪文看明白了：和自己对立的核心，是市委工作队。必须集中火力，炮轰工作队，才能夺权。而现在，炮轰工作队，正当其时，因为他在北京得到确切消息，工作队是刘少奇派的，毛主席不同意，北京已经赶跑了工作队。
　　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炮轰市委工作队，用了很多“招数”。王洪文带头在厂内串连，向工人们宣传他们从北京得到的消息：工作队是刘少奇派的，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很不满意，北京已经撤销工作队。在王洪文等人的鼓动下，一些“捍卫会”的人开始动摇了，有的转而反对起工作队来，有的变成了“骑墙派”。接着，王洪文发动“永忠队”队员，在厂内广泛张贴大标语，集中攻击市委工作队，特别是集中攻击市委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仅仅几天时间，在国棉十七厂内，就贴满了“炮轰工作队，火烧施惠珍”、“施惠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施惠珍滚回去”、“打倒施惠珍”等内容的大标语。王洪文见贴了几天大标语后，厂党委照常工作，市委工作队仍然照常活动，施惠珍仍然坚守岗位，一些工人仍然死保市委工作队，便又出一招，安排几个“永忠队”队员直接和施惠珍发生正面冲突。
　　一天，几个“永忠队”的造反派闯进市委工作队办公室，找到施惠珍，让她在《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 上签字，然后在厂广播室向全厂广播。施惠珍拒绝签字。这些“永忠队”队员当即对施惠珍进行批斗。他们高喊着“打倒施惠珍”、“打倒市委工作队”、“施惠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该万死”的口号，对施惠珍进行斥骂、推揉。另一些“永忠队”造反派也赶来助威。“捍卫会”的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冲进人群，才把施惠珍解救出来。
　　“捍卫会”立即对“永忠队”进行反击。第二天，王洪文刚刚走进厂大门，几个“捍卫会”的队员就把他围了起来，这个指责他整天不干正事，专门捣乱，那个上前指责他反对市委工作队就是反对市委。还有人上前质问他：你前几天不上班，跑到哪里去了？围过来的“捍卫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动手推揉王洪文。王洪文这次跑不掉了，他只能嘴硬，并不敢还手，因为他知道，自己一还手，就会吃亏。正在这时，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廖祖康带着几个壮小伙子闯进人群，把王洪文救了出来。这件事后，王洪文一直十分感激廖祖康，把他视为自己的亲信。
　　王洪文在厂门口受到围攻后，认定这是施惠珍指挥人干的，他下决心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进行报复。在王洪文的布置下，“永忠队”对施惠珍采取了一个又一个“行动”。第二天深夜，王洪文趁全厂下班，“捍卫会”的人多数不在厂里之机，率领一些“永忠队”队员，闯进市委工队的办公室，抢走了工作队的所有材料，砸烂一切办公文具，临走时，还在办公桌和办公室门上贴上了封条。紧接着，“永忠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工作队十大罪状》 。这张大字报历数工作队进厂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给工作队扣上了一个又一个吓人的大帽子。大字报旁边，“永忠队”贴出了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 “大炮轰走施惠珍”。王洪文还派 “永忠队”队员强占厂“大字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把一切大字报底稿都抢走，选出“捍卫会”的大字报底稿，进行分析研究，再写出攻击 “捍卫会”和市委工作队的新的大字报。王洪文又派出另一支人马，占领了厂广播室，开始广播“永忠队”的《 通令》 ，宣布：市委工作队从今天起“靠边站”。施惠珍前去制止时，又被“永忠队”围攻。“捍卫会”队员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救出。
　　再接下来，王洪文干脆布置“永忠队”直接批斗施惠珍，同时围攻市委工作队队员。“永忠队”队员先把是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施惠珍，责骂声、口号声震天响，施惠珍根本说不了话。接着，他们公开批斗施惠珍，并“勒令”她当众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好于第二天向全厂作检查。王洪文还直接出面，找市委工作队员谈话，宣传他从北京听来的消息，说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镇压“文化大革命”的，要他们不要再当工作队员了，要站到造反派一边。王洪文手下的人也纷纷出动，做工作队员的 “工作”，一来二去，市委工作队的人，心散了，聚集不起力量来了。从此之后，市委工作队的工作便停止下来，厂党委也瘫痪了。王洪文趁此时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把 “捍卫会”的许多人争取过来，加入 “永忠队”。作为全厂主要造反组织头目的王洪文，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棉十七厂。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以国棉十七厂为基地，向全上海市发展，最后成为上海一作霸的。
　　此后，王洪文成为大上海风云人物，成立“工总司”，制造“安亭事件”, “一月夺权”，逐渐受到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注意，开始走上飞黄腾达的道路，直到党的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1976 年10 月，他成为共和国的阶下囚，受到了历史和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