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大正民主的思考

文章摘自《书屋》2008年第1期 作者：袁灿兴

借助于一战带来的契机，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至1931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日本有了第一次民主体验——“大正民主”。民主政治按照日本当时的思想家吉野造作的观点，应包含三个方面——“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而大正时期的民主体验，则概括了这三个方面的特征。

对于这一时期，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而以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等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一)

但民主的发展和巩固是需要条件的，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经济不平等的缩小，这些因素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中发挥了作用。在英国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中的许多因素也发生过作用，而且因为更多的经济机会、薄弱的等级制度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以及基督教新教思想的推动，使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前发展成民主制度的国家。总的说来，民主需要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经济上的充分发展带来阶层力量的多元和现代的公民意识。这是因为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于工业革命后，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一起前行的，在农耕社会中，对应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专制，相应的工业社会中对应的体制则是民主。只有通过工业的发展，为农村中人口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增加国内的消费市场，降低农业中的人口，增加近代工人的比例，方能产生民主政治所需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

纵观日本当时的情况，政党内阁上台后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农村中的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和工业中的军工专制特征。由于寄生地主制，农村始终未能展开农业现代化，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保持极大的比例，而从农村中流出的过剩人口也只是流向低层次的“杂业层”。整个国民经济中军工比例过高，官商勾结，国内消费市场得不到开发。政党内阁期间，国家既未敢对农村中的寄生地主制进行彻底改革，又为了获取财力支持赢得选举而投身于财阀的怀抱，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仍然保持了如明治时代那样的初级、落后的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言，民选政府易于被推翻的程度因该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如果土地所有者和主要资源提取者的权力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力量增长，军事政变的社会基础就被削弱。日本经济的封建落后也是发生一系列军事政变、民主无可避免失败的社会基础。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模式中残留的封建成分比重过大，其后的经济发展又背离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向，终于酝酿了“军国主义的浩劫”，走向“悲惨的堕落”。

在对大正民主的思考中，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落后的日本农村。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农业制度进行了改革，但这是不彻底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清除农业中落后的方面，反而产生了落后的土地制度，这就是寄生地主制。明治维新初期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但也正是通过地税改革在农村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这种体现父系家长统治的宗法社会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且在地税改革后，农民未能获得土地，并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国内市场极为狭小，这是日本走上军国义扩张道路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明治改革中的农村土地改革未触及到根本，这点可以从农村人口上得到显示。日本农村人口的基数，从明治维新到191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在一战日本获得经济腾飞之后，农村人口在整个人口比例中仍然占绝大多数。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农业从业人员基本稳定在一千五百万左右。这一数字同农家五百五十万户、耕地面积五百万公顷合称为二战前日本农业经济三大不变数字。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每年约为四十万左右，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部分。综观战前日本农村，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从百分之七十以上降至百分之五十左右)，但绝对数并没有变化，农家户数也没有减少。

和同时代的工业国家相比较，日本农村中过高比例的人口、贫困的农民和落后的生产力构成了日本农业的特征。这样的农业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地高度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缓慢地低度发展，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日本历史学家野吕荣太郎在探讨日本昭和恐慌的原因时提出的基本见解，是符合日本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这个致命的矛盾，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激化。当193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日本农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打击，农民处于极端的苦难之中。对于农村危机，政党内阁试图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来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但这又带来了农村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激发了天皇制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持者寄生地主阶层以及广大中小农对政党政治的不满，也相应使得反政党势力得以抬头，以农本主义为信条的农村右翼国家主义运动开始活跃起来。而日本军队中，农村出身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占多数，与他们接触较多的陆海军青年军官也感受到了农村危机的冲击，并着手密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这些都成为反政党政治的阶级力量。

(二)

在农村的落后状况未得到改变的同时，日本的工业中也存在着不利于民主的因素。民主制度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下发达的工业才能实现。工业的发达，一方面可使社会多元化，产生大量的近代工人，而近代工人的选票，则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更替。另一方面，在经济界，资本家凭借自己资本的雄厚力量及手中的管理权，可以影响工人的雇佣与否及工资高低。而政府制定的政策等也反过来影响到资本家的企业与市场。在资本家、工人三者之间存在着三方的博弈，三者之间是互相制约的力量，任何一方力量都不可能大得压过其他阶层。在这种相互制约的结构之下民主方能推行，因为彼此制约的三方会去寻求妥协，而民主正是妥协的产物。所以从经济基础上来看，现代民主的发端需要现代的大工业，这个大工业必须能够为国内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旺盛的消费市场，这样的工业只能是以民用的生产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对大正民主失败的考察，也离不开对当时日本工业的分析。

明治后日本工业界的特点是：工业界的巨头们不是如西方那样由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政府扶持而形成的。明治维新后政府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通过引导封建领主、地主商人向金融资本转化，形成了以财阀为核心的近代化工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大量破产和贫困化是日本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资本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1870年设立“工部省”，在1873年又设立了“内务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办官营工厂，并且还设立了一些示范工厂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到了188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官业下放令”，把官营企业转让给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享有特权的大资本家。

政府首先处理的是官营企业，随后将国家经营的矿山也处理给私人资本家。明治政府在处理官营企业时，主要将其出售给与其关系密切的大资本家和少数经营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三菱、三井、住友、大仓、古河等，分别在航运、煤矿、金融、制丝、纺织等部门获得了经营特权，逐渐形成为财阀集团。这些工业资本构成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日本新兴的工业资本家，是同藩阀、官僚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官商”，他们是在国家扶植下而发展起来的。

国家的扶持自然使商人投靠于政府，两者日益关系密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界和经济界的联系是紧密的，但是双方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政党在执政前依赖于商人所提供的资金进行选举，而商人又受到政府上台后制定的国策方针的影响，双方是互相牵制的关系。而日本这些原来主要从事小商业的商人，通过国家扶持一跃成为现代的工矿企业主，奠定了他们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这些财阀通过政府的扶持得以建立并发展，他们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定单才能存活，这些定单在当时主要是军工定单。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只有借助于政府去开拓国外市场，而开拓海外市场则势必要加强军备，日本的整个经济结构就表现出围绕军事工业而展开的特征，“日本的近代化偏重于发展经济和强化军备”。这样就出现了“官商结合”、“军财抱合”的现象，经济界与政界、军界的结合，削弱了国家中对政府和军队的牵制力量，同时还出现了军事工业所占比例过高，消费性的二、三产业落后，国内消费市场不振的难题。

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不可再生的军事工业中去，这限制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大量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却赖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欧洲殖民列强通过海外殖民地提供大量的文官职位以培养中产阶级，但日本由于国外的殖民地数量有限，同时殖民地还处于军人管制之下，不可能如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那样提供大量的文官职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大河内一男所说，二战前的日本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日本的为数极少的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政党缺乏所能依靠的阶级基础，面对军队等强力部门时缺乏自己阶级力量的支持。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吉野造作指出：“原内阁是乘着新倾向，并迎着新倾向而产生的纯政党内阁，但还没有达到植根于新势力的程度。”“以多数民众为基础之巩固的政府，建立于国民基础上的内阁，则要谋求从官僚政客手中解放日本，确立立宪帝政。”这恰当地说明了中产阶级的缺乏对民主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难以出现政治、经济界的互动，反使商界依赖于政府。而依赖于政府扶持的工商业，对民主政治的实行是极为不利的。如上所言，民主政治下，在企业、政府、工人之间存在着力量的制衡。而任何和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财阀，除非一方力量过强，否则就会打破均衡，导致拒绝以妥协解决问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财阀们投入军部的怀抱，开始和军部勾结，使得国家中的力量对比失衡，军部独大。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就与军事问题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了，并且也决定了以后日本工业发展的状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军工之上的日本经济的发展道路必然是走上军国主义的独裁。同样，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民主，也只是个早熟、难以持续的民主。

(三)

民主除了需要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发展造就的阶级多元、力量制衡外，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作为一个早熟的民主，大正民主如上所述并未具备近代民主的经济基础，在思想上它也缺乏具备理性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而按照亨廷顿的看法，现代民主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对代议制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之上，这些在当时的日本都不具备。

在意识形态上，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面临的却是由儒家思想中的保守因子、武士道精神和神国观念培养出来的以“忠”、“武”为荣的国民。明治后的日本，通过国家控制，宣扬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国家主义情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价值很难体现，而民主也缺乏思想基础。虽然有进步思想家如福泽谕吉等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首先需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明，其次是它的政治制度，最后才是工业文明。福泽谕吉也提出了“脱亚论”，认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不采取西方的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主张日本不应等待其他国家开化之后共同开发亚洲，而应“脱其伍而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但控制政权的日本明治元老在以西方为师、大力发展近代工业的时候，在思想文化上却坚持“西洋器物，东洋文化”，即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保持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日本元老所鼓吹的“东洋文化”，就是保守的以忠君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以及“武士道”精神。

在明治前的日本，孟子的“有德为王”、“君贱民贵”、“民本主义”等思想被限制传播，在明治之后则被完全禁止，主要宣传的是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儒家的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以孝为本”，则被演化为“以忠为本”的皇道忠君思想，儒家文化被演变成为鼓吹、美化“天皇绝对专制主义”的工具。明治维新后的元老们大力推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教育。在明治政府内部，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兴办教育的宗旨在于培育儒家中的“忠义仁礼之风”。大久保利通则重视儒家纲目中的“德”，“德”指“帮助国家富强，最终在海外使皇威辉煌”。在明治元老的支持下日本的教育走上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虽然政党内阁执政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很多开放的政策，比如开放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改革学校制度等，但是政党内阁仍然没有敢去触动其中最根本的方面，也就是最保守落后的方面如“天皇专制主义”的宣传。在国民教育中仍然保留着的忠君和尚武思想，使得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思想自由和个性独立受到压制，也为军部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石。

(四)

由大正民主可知，民主不是无条件的，回顾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程，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才最后形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英国大革命后，用了一百八十三年(1649—1832)完善了自己的政体;美国独立战争后，用了八十九年(1776—1865);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789—1890)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用了近一百年时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麦克阿瑟推行五大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1860—1946)用了八十六年。这中间是通过长期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和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在此之上民主构建方能稳固。民主不是说一搞普遍选举就可以实行的，脱离了经济基础和现代公民意识，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民主，带来的只是反效果。希特勒、马科斯等不就是通过普遍选举上台，随后又回归独裁的吗·而在亚洲、非洲、南美等一系列国家中的民主回潮，也揭示了这个道理，即民主发展是长期而渐进的，不是一步达成的。

日本政治学者藤田省三指出威权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于“集中全部行政手段于国家结构，完成经济基础方面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时并实行近代国家的向民主化的发展”。只有通过经济先行，开放更大的市场，在市场中锻炼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法律意识，民主才有可能。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就会淡化。当市场经济完善、阶层多元、现代公民意识具备后，民主则是水到渠成之物。在当时的日本，尚不具备民主的基础，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只是个早熟的民主体验。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以系列军事改变为契机，军部终于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在这个国家总体制中，议会虽然未被解散，但已名存实亡，已不能对维护民主政治、制止军部统制国家起关键作用，反而成为军部推行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应声虫。失败的大正民主，对于后起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是值得借鉴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