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变老后的困境，想想自己该做些什么准备

全球变老的困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8日 09:51 《小康》杂志

　　公交车上都是白发老人；所有房子都自带电梯；许多篮球场改成沙球场；电视中一半以上是老年节目??全世界恐怕都在担心以上种种情况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老龄化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

　　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应该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11%和近8%。

　　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只是2010年的长寿世界都已整体步入老龄化时代。

　　2959年的某天，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那么未来，比如2050年时又会如何？

　　若是彼时读叶芝的碰巧是个日本女人，则她享受那诗意画面的年纪甚至可以延至91岁——40年后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全球最高！但还有个坏预言：高寿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后几天甚至更久才被人知晓死讯，因为她认识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样，老得只能静坐打盹，还因为她唯一的孩子离她太远，或者她根本没有孩子 。自2000年以来，老龄社会的类似悲剧在日本时有发生，悲剧背后的数据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2.7%。

　　于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龄化排行榜上，日本稳居第一，欧洲国家则垄断了从第2至27名的一连串位置，它们中的佼佼者包括意大利、德国、瑞典、希腊、法国，而在距欧洲集团不远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正紧随其后。

　　老龄化的挑战应溯因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国民寿命的不断延长，事实上，这两个现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发达国家”的专利。

　　27岁的埃及人阿卜汉姆·纳吉姆(Ibrahim Negm)说他只想要两个孩子，而且他的三个兄弟也这么想，不过他的祖父并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爸爸有9个兄弟姐妹，纳吉姆的曾祖父更不这么想，所以纳吉姆的祖父有27个兄弟姐妹，虽然这些孩子是曾祖父与三个女人所生。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埃及的总和生育率，即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已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3.17降为2005年至2010年间的2.89，预测中的趋势是继续下降。

　　从北非的埃及、苏丹到西亚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到东亚的韩国、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女性创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总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正在席卷发展中国家，而此前，发达国家早已被统统扫荡。

　　压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学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里，孩子意味着昂贵的责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时的助手。”而这种责任的昂贵，通常又体现于教育投资。“将来要一个孩子就足够了，因为我要尽我所能给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国人费边·奥荷塞(Fabian Ochse)说。美国人约翰·马库斯(John Marcus)则表示，“如果我不发财，我可能就不会要孩子，因为太贵。别忘了，美国常青藤大学每年的学费就要五六万美元。”同样因为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她们必须在工作和生育之间进行取舍时，减少、推迟甚至抛弃后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教育和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中国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如此比喻。数据显示，2007年的世界，散发“避孕药”功效的城市化进程已完成50%，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有望升至80%，届时，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将从2010年的2.7降为2.4，发达国家则仅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2”来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补不孕夫妇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速度不发生重大变化，则当2050年到来时，全球妇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下降到2.0。在总和生育率仅为1.25的日本，有濒于绝望的人口学家甚至预测，保持这个数字意味着2959年的某天将是最后一个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数据与不断延长的寿命有关。拜医学进步所赐，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7.6岁；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甚至超过了80岁。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升至75.5岁，近7/8的人能活到60岁，而且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可寿至80岁。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达到91.5亿峰值，并于随后开始下降——联合国的“老龄报告”认为，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则将增至16%；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届时每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仅能依靠3.9个年龄介于15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供养，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还是1对8.7。

　　老人很多，后果很严重

　　3.9养1的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养，而如何养老的问题，其实现在已经令很多国家颇感为难。

　　仍以深度老龄化的日本为例。2010年，日本每三个劳动力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为全球最低水平。由于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群体在不断膨胀，从2011财年开始，现收现付的日本养老金体系将可能出现2.5万亿日元(约合289.7亿美元)的缺口。填补这一亏空已经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觉得吃力，到2050年——预计那时日本的每位老人将仅能由一个劳动力供养——养老问题对于日本无疑更是灾难。

　　在同样灰暗的欧洲，2010年的法国政府为减轻养老财政压力已下定决心推迟退休年龄，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则称，德国和瑞典也准备在未来降低养老福利水平，“某些欧洲国家在养老支出方面无节制的增长是今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发布的《全球老龄化2010：不可逆转的事实》(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预测，如果目前的养老支付水平继续维持，那么2050年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将高达GDP的三倍。

　　至于未富先老，且养老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个劳动力中究竟还有几个愿意供养分摊给他们的那位老人。在养老保险负担沉重的东方日本，年轻人其实已经有强烈的不平衡感，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就开始拒缴养老保险费，以至目前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缴费率仅为约60%。

　　而在有着西方文化传统的澳大利亚，养老的责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战。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伊恩·麦克法兰(Ian Macfarlane)就曾评论道，“我们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钱太多，用于培训未来工人的钱却太少，如此分配实属错误。”

　　美国社会学家尤尼娜·加博－托尔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占比例很低的绝大多数社会里，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老年人口的稳定增长日渐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时，老龄群体的形象就会变得消极。”

　　相悖的解决之道

　　或许有人觉得，为40年后的世界制造更多劳动力可能是缓解老龄化最直接的办法。于是，想到这个办法的很多国家目前正在鼓励年轻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励的效果普遍不够理想。比如为让年轻夫妇多生孩子，澳大利亚政府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是人口学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却告诉人们，目前澳大利亚妇女甚至连第二个都不想生。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依据政府的奖励政策，妇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时，每个孩子可获得约3000美元补贴，从第三个孩子起，补贴升至4500美元。尽管如此，从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从1.35下降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学家为鼓励政策的奏效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认为，鼓励生育将导致全球人口的进一步膨胀，因此并不可取。

　　事实上，为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纳移民。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2009年欧盟新增人口140万，其中有90万为移民；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和日本也主要归因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不过，依靠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当引进国获得年轻劳动力时，移民输出国的老龄化程度却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续降低时，移民们变成老人后又该靠谁养活？

　　于是，延长老人的工作时间，使其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种选择。2010年的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但强烈的抗议表明，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愿意晚些退休。更大的问题是，即便老人们愿意，他们也须首先征得身体的允许。

　　或许，人们还可以指望技术进步。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口学家李小平说，“技术发展对人类替代的潜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认为，“老龄化过程其实是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是用技术密集型生产替代劳动密集生产的过程。”然而另一位学者何亚福的观点却与此相左。“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才会越多”，何亚福说，鉴于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断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缩小的人口规模，科技进步的前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鼓舞人心。

　　无论这些构想存在着怎样的争议，人们都希望能有应对老龄化世界挑战的正确选项。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说，“未来的挑战是，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

　　对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们有信心！是吧？

　　80后的暮年猜想

　　80后，你是否想过将来怎样养老？毕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重。当你进入暮年时，国内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备和供应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此迅速的老龄化进程

　　文｜《小康》记者 罗屿

　　李一，1980年生人。30岁的她在某个夜晚畅想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时，忽然有种茫茫不可知的感觉。

　　伤感的源头，在于她随手翻出了一本杂志，上面报道了96岁的英国老妪艾瑞尼·辛克莱“摇身一变”成为了“多芬香皂”代言人。艾瑞尼的肖像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69英尺的广告牌上，海报上还打出了两个颇富意味的词语：“枯萎的？”还是“奇妙的？”

　　李一的神经正是被“枯萎”、“奇妙”所触动。她拉住她的丈夫，同为1980年出生的韩唯一同勾勒起或“枯萎”或“奇妙”的晚景。

　　韩唯说，晚年对他而言，是终于有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戴着老花镜打网络游戏，还要用海陆空各种方式在地球上疯跑。李一说，她要盖一个庄园，用自己的肥料种番茄苹果。虽然她不会游泳，但要买一艘游艇，80天环游地球……

　　两人畅聊一夜，眼见太阳都要升了，李一推了一把韩唯，说：“梦该醒了！关于老了这件事，我们得有点建树性规划。”

　　“独一代”的困惑

　　李一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的独生子女。她的生日是1980年9月25日，那天，刚好是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日子，公开信出台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于是，李一理所当然地成了家里的那个“一”。

　　同样也是独生子女的韩唯觉得，倘若有天他俩有了孩子，可以取名“唯一”，也算是更深刻地贯彻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其实，在北京，像李一、韩唯这样夫妻双方同为独生子女，目前是可以生育两个小孩的。

　　对于计划生育的讨论，这些年始终沸沸扬扬。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去年12月也曾在媒体发表文章，认为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了。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看来，正因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现在人口才可以不突破16亿。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才给了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完善的空间。就像双方都有子女的再婚家庭，一些省份已调整成，仍可再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种更人性化的趋势。

　　专家之所以认为应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细微调整，或许是基于中国目前的人口现实：30余年来，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中国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据专家预测，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生育率持续低下的情况下，到205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随之而来的是每个劳动力承担的养老数量，即社会供养比例的不断攀升。

　　另外，与很多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还处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还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调控下，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因而在养老金储备、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

　　为了缓解老龄化趋势、养老金危机，曾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二胎应该全面放开，以保证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  创造经济价值。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看来，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因为25年至65年前高生育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而不是现在生育率下降所直接导致。如果现在提高生育率，不仅会增加失业人口，在多年以后，还会出现新一批数量众多的银发族。

　　人口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李一和韩唯明白，中国的“银色风暴”已成必然。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按照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进入暮年时会是怎样的情境。

　　“养老储备”的探索

　　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能有保障，李一和韩唯开始咨询各种“养老之道”。有一天，李一看到一条消息：10月1日，上海市出台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根据当年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看到这些，李一和韩唯开玩笑：“政策倘若在北京实施，咱们两个就不是你60岁、我55岁退休，说不准65岁还在发光发热。”

　　延迟退休只是李一夫妻两个，关于晚年的构想之一。多年前，李一还听过“美国老太买房记”——老太在年轻时贷款买房，到60岁临近退休时就将房贷全部还清，然后将该房屋的产权出售或抵押给银行。在整个养老的20年里，她去中国爬了长城，去法国吃了大餐，还到韩国做了整容，到美国逛了迪斯尼乐园，这都是她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让房子给“报销”的。

　　让李一惊喜的是，最近她发现中国的广州、上海也都进行了类似“以房养老”探索。韩唯还专门请人帮忙算了一笔账——拥有一套价值300万元至400万元房产的65岁男性老人，预期寿命为77岁，通过“以房养老”，每个月从保险公司拿到的养老金可以达到2万元。

　　就在夫妻两个热议“以房养老”的好处时，忽然看到一条消息：“以房养老”上海试点悄然停止。有专家分析，“以房养老”牵涉到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一时间很难调控。加之，国内房地产格局混乱、人均预期寿命等难以预测，都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面对 “以房养老”时轻易不敢试水。

　　现实给李一泼了冷水。韩唯安慰妻子：将来，我们可以靠出租房子养老。比如，把房子租出去住进养老院，加上退休金，应足够花销。

　　老年产业，一块巨大的蛋糕

　　听到韩唯提到养老院，李一坚决说：“但凡有可能我都不会去养老院。太无奈、太孤独。”李一的坚决反对，很大程度源自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养儿防老”，不可脱离“家庭养老”的认识。

　　据2009年的一组统计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有些高端养老院条件甚至相当于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平时，老人们可参加英文班、歌咏班、时装班、健身班……

　　“老人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而非物质！”面对韩唯找出的资料，李一反驳道。

　　李一说，她所期待的养老模式，或许类似于美国推出的“家园共享”计划——将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仿，又有兴趣共享一个家的个人以“合得来”为前提进行甄选和配对，组合一个新“家”；或者，类似于她在世博会德国馆中看到的“多代屋”——不同家庭的老人、年轻人、孩子聚在一起。老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日常照料，但又不仅仅是被服务的对象——他们在生活中的技巧、带孩子的经验等，都可以传授给年轻人，他们甚至可以做义工，比如帮忙照看孩子、打扫房间，或帮助比他们年纪更大的老人。

　　李一所构想的养老模式，其实与中国很多专家目前所提倡的居家养老不谋而合。所谓居家养老，是老人仍住家里，但是照料和精神慰藉由所在社区提供。毕竟，在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已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这时，一个社区如果能够整合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将是除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外，另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李一忽然觉得，养老产业或许是今后就业的一种方向。随着“银色风暴”来临，为老人送餐服务、老人旅游服务等，都可为解决就业提供可能。另外，随着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在退休后也可继续工作，就像国外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等职业中，都有老年人的身影。

　　80后李一和韩唯的晚年，或许无法像他们的上辈、上上辈……，几代同堂。他们对于晚景的构想，势必带有如今这个时代的烙印。于是，在他们研究了种种养老政策后的某个夜晚，又进行了一场关于晚景的、更为实际的对谈。

　　韩唯说，他希望在他老了时，关于打工就业这件事，人口流动的轨迹会与现在不同。人们更愿意向就近的城镇或是所在经济圈的中心城市靠拢，不再一窝蜂地扑向“北上广”。另外，与未来3亿人规模的流动人口配套出现的，是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政策、产业布局以及社会保障。

　　李一说，她希望晚年时，养老保障、医疗资源、社会公共服务等已日趋改善，通过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等手段，中国“银色风潮”能有所缓解。另外，她希望老的时候，中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有所改善，李一不想自己的儿孙沦为“光棍”命运。

　　关于晚年，韩唯觉得或许还可以移居山村，就像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在浙江天目山、莫干山等风景区周边花五六万元，就可以在山村拥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每天早上打太极，抽空帮房东干点农活，还能赏花种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山村养老还能带动当地养老产业，帮助当地农民致富。

　　“闲下来还能写写爷爷奶奶的山村生活。”李一笑着说。其实，这样的山村隐居她何尝不向往。她希望每早起床时，对着陪自己一起变老的地球问声好；而当她最终离开时，能够轻松洒脱，没有债务。

　　(感谢翟振武、李小平、何亚福老师对文章提供理论思路)

　　中国目前人口问题

　　在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口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严重失常，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人口流动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

　　根据种种复杂现状，中国人口学界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