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 （一）_勾古小站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首先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同志、最强大的方面军指挥官林彪同志，无疑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因此，他们二人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个人恩怨的因素，其对中共党史及共和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毋庸质疑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对毛林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好在潘太史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不以“史学”来骗饭吃的太史，而在《毛泽东本纪》的写作中又实在无法回避，所以只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这份历史责任。
毛林关系的分水岭无疑是建国前后，二人自从1928年相识到1949年，可以说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师承关系；而1950-1971年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君臣关系，而且前后正好都是21年，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
一，林彪同志自从朱毛会师以后，很快就从残酷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坚定地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并且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及对革命现状的担忧。毛泽东同志则根据自己丰富的学识对林彪同志加以教育和开导，解除了他的疑虑，帮助他树立了正确的信念，同时对红四军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为三破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之后，毛主席被迫离开了指挥岗位，林彪同志率领红一军团打跨了中央军主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从后来的结果看，长征能够延缓一年，对于红一方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但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林彪同志仍然勇于直言，甚至提出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前线指挥由彭德怀负责这样尖锐的主张。在抗战初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林对不少问题也存在分歧，但是将帅之间同心协力，取长补短，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历史上看，党内优秀的军事家不乏其人，但是他们却不象林彪同志这样幸运，能够直接接受毛主席的领导。例如二方面军中的段德昌同志、四方面军中的曾钟生同志，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而是被上级杀害了；粟裕同志的指挥艺术虽然也十分出色，但由于资历不够，进入主席视线太晚，从而多少影响了能力的发挥。林彪同志后来也深有感触，在九大上，他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落到了张国焘、贺龙的手下，肯定也会遭遇不测。
由此可见，毛林二人在建国以前都能做到开诚布公；主席对林彪同志有知遇之恩，而林彪同志也没有辜负主席对他的期望，并且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做到了活学活用。但是，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所产生的，其实用性堪称旷古绝今，这件至刚至强的武器先后为二人所掌握，在共同对敌的时候自然横行天下。但是在强敌既去之后，即使相互之间发生轻微的碰撞，其后果也必将是灾难性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只有借助金庸小说中的屠龙刀与倚天剑才能说得清。
二，建国以后，毛主席事实上无疑成为了君主，与原先那些下属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了君臣关系，当然这中间也是有个过程的，而林彪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个先知先觉者，这首先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关于出兵与否的问题，出现任何分歧都无可厚非；但是在挂帅的问题上，林彪同志无疑是动了脑筋的。当主席征询意见的时候，他推说身体不好拒绝挂帅，恐怕另有深层次的原因；至于后来说他是害怕美国、怯战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据聂荣臻同志说，林彪同志在红军时期总是对自己的战绩十分在意，有功必录。在全国胜利以后，林彪同志的军功最大，这一点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林彪同志作为已然是军功第一的高级将领，拒绝出征的理由只能这样来解释，即“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这与当年太子四客坚持阻止太子出征是一个道理。毛主席固然博览群书，而林彪同志的勤奋好学也是有目共睹的。据说当时林彪同志有去贵州当省长的打算，他从史书中得知，唐玄宗曾说：“西汉功臣，因权贵不终；南阳故人，以悠闲得保”。当然，林彪同志是一名军人，如果主席下令，让他力疾而起的话，林彪同志也决不会再行推委，实际上他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积极地配备边防军的领导班子，以邓华取代黄永胜就是明证。他之所以要推脱，最低限度是不想给主席留下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
三，建国初期，在七大当选的五大书记中，任弼时同志很快就病故了；朱德同志也因为年事已高，并无实权，实际上形成了以主席为首、刘少奇、周总理为辅的三巨头体制，也可以说是三个主要帮派。其中刘派掌控了党务大权，成员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主要是他在担任北方局书记时建立的班底，基本上都是文官，属于后起之秀，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七大中靠鼓吹毛.泽.东思想起家的爆发户。他们与军队的关系比较疏远，虽然刘少奇曾经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他在军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对而言，这个派系在党内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也就特别抱团，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帮派。总理虽然党内排名在少奇之下，但实际影响力却远远过之。不仅在军方树大根深，后来的十大元帅中的大多数都曾经是他的部下；而且担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大权。只是由于他在长征以后长期战斗在国统区，流动性较大，所以并没有形成什么明显的派系，但其实力之强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正是主席在七大上扶刘抑周的主要原因。而扶弱抑强、以枝代干，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条重要策略，建国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主席长期以来一直负责军事工作，其主要势力也集中在军队。而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定都北京，政府及总参谋部主要是以原华北局、华北野战军为基础组建的。地方政权则普遍采取了军政委员会体制，辖区广大，手握实权。中央与地方的格局很不协调，可以说内轻外重的情况相当严重。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主席在1952年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可以说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主席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理顺中央内部的党政关系，通过对财政部长薄一波的严厉批判而打开了突破口，随后改组了政务院，总理的直辖部门只有他兼任外长的外交部；紧接着又撤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解除了总理的干事会书记职务。同时，由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规格与政务院平级，并管辖其下属的八个经济部门。总理的职权遭到了严重削弱，而高岗的势力却出现了极度膨胀，这就使他产生了觊觎之心，很想更上一层楼。而刘少奇当时的处境恐怕更加不妙，主席对他建国以来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确定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人财产等等；并且郑重其事地告戒他，凡是以中央名义所发的文件，必须呈报主席审阅。
正在这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所拟定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落到了高岗手里，其中与刘少奇有关的人员占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说是结党营私的铁证。就连一直追随少奇的饶漱石也感到大事不好，刘一旦垮台，他作为中组部部长自然会首当其冲；所以他毅然决定改换门庭，站在了高岗一边，而且为了表现出自己并非少奇的死党，不顾刘的反对，对安子文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应该说，高岗的进攻取得了一定成效，既通过对薄一波的批判，达到了影射刘少奇的目的；又策反了饶漱石，挖了对方的墙角。但是他太想毕其功于一役了，急于要在将要设置的中央第一副主席、总书记之中猎取一个职位，甚至还想取代总理，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周，从而招致了二人的联合反击。
高岗的支持者除了东北以外，主要集中在军方，高政委与林总、彭总都有交情，而二位大帅也对高政委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其原因在于，毛主席马上打天下却不在马上治天下，功臣们在建国以后并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在党和政府之中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高政委的军党论符合他们的胃口，事实上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既然高岗乐于冲锋在前，二位大帅进有所得、退无所失，无本万利的买卖，断然没有不做的道理。
但是，高岗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主席似乎是有利用高岗来牵制刘、周的打算，但也不是非要换马不可。而且高岗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如果真的赞同军党论而提拔高岗，那么对站在他身后大帅们（决不仅限于彭、林）又该如何安置呢？虽然高岗对刘的指责许多还是符合实际的，但政治局毕竟不能沦为督军团，所以主席的最终抉择是保刘、周而弃高、饶。不过当初谁也没有料到，刘少奇的反击是如此残酷，竟然导致了高岗的自杀与饶漱石的除名。因此，主席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五中上增补林彪、小平二位同志担任政治局委员，既安抚了军方，同时对急剧膨胀的刘少奇也是一个限制。不久之后，对党政关系又作出明文规定，政府不得对地方党委发号施令；国务院下达各地党委的文件，要与中共中央联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