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会更加多极化

——访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日期：2010-12-26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田晓玲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研究院主任。1992年他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提出，历史会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该书出版适逢冷战结束，因此引起了极大关注与争议。近年来，他的思想出现了明显转向，尤其是在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上，从最初的支持转向激烈批评。日前，福山教授应邀来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的主题讲演，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多极化进程在金融危机前就发生了
    
    文汇报：您的“历史的终结”提出之际就引发了很多争论。我们知道，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此而言，您还坚持您的“历史终结论”么？
    
    答：金融危机改变的是某一特定的资本主义模式，即更加强调好的监管，尤其是要将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纳入其中。这方面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同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不完全等同；我至今认为，市场经济、保护私人产权这些东西和危机前一样仍旧是正确的。真正变糟糕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文汇报：从最近10来年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似乎非但没有使世界历史最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行，反而使主权国家的观念得到加强。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并不认为全球化会逐渐削弱主权；那是一个梦想，某些欧洲人可能会有那样的想法，因为欧盟就是以超主权为基础的。但是对全世界而言，那样的想法并不是现实的前景。世界将仍旧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当然，将来可能会更加互相依赖，尤其是相互间的贸易依赖。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协调各方行为，应对诸如全球变暖、国际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问题。
    
    文汇报：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世界早已经是平的了，大家看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会不会对同一化的世界有所推进？
    
    答：更多的沟通渠道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也可能带来偏见，或者依然缺乏有效沟通，因为人们往往会选择与意见相同的人进行对话，对持异见者视而不见。这种情况正在美国发生。从意识形态上看，人们都有自己喜欢的电视频道以及接收信息的其他各种渠道，结果造成人们逐渐分化。
    
    未来全球会更加多极化。这种趋势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发生，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演变进程而已。有人说，世界会向东转向。我承认，中国更加强大了，但是其他国家，比如巴西、俄罗斯、非洲南部国家以及石油输出国，都处在快速发展之中。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技术创新
    
    文汇报：朱利安·阿桑奇的“维基揭秘”网站，是当下全球关注的一大热点。在您看来，这究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自由空间拓展，还是对全球治理的一种挑战？
    
    答：我认为两方面都是。互联网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技术，它分散了权力和信息，或者说，它下放了信息，权力也随之分散了。所以总体来说，这对民主而言是一件好事情。但这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我们知道，“维基揭秘”损害了人们保护合法隐私的权利。我们需要一套新制度来管理人们在信息空间中的行为。
    
    文汇报：您一向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历史的驱动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您在《后现代人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所说，基因技术、克隆、百忧解（Prozac）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类将面临的灾难。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后果会不会终结人类本身？
    
    答：我认为这并不会终结人类历史。控制和操纵人性的企图曾经给人类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它导致新的社会控制，由一些人施加到另一些人身上。在20世纪，这些企图都失败了。但是，人类如今仍旧可以使用药物、基因工程等很多新技术来控制社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力量。
    
    文汇报：环境保护是当今全球的重要社会运动。您如何看待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从反技术的立场提出的环保议案？
    
    答：你说的是预防性规范？欧洲一些地方的确出现了一些预防性的规范，也就是说，必须在使用技术之前，确认这些技术对环境是安全的。就农业生物技术而言，其影响非常有限；但是就人类生物技术而言，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涉及改变人类基因的任何创新都可能带来非常可怕的结果。
    
美国的政治体系变得非常极端化，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很难达成共识
    
    文汇报：您一直倡导西方的民主观念；但是，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是否也可能被少数政治精英操纵，从而难以真正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呢？
    
    答：问题从来不是民主是否完美，而是它和目前已有制度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民主制度下，政府至少对大部分公众是负责的，而不至于被某些利益所操纵。但是，民主社会仍旧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当社会出现高度不平等时，挑战更大。目前的美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文汇报：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改变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上的根本看法，从而使自己同新保守主义阵营相脱离了呢？
    
    答：我并不反对采取行动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但是，布什政府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来应对由于入侵伊拉克带来的所有后果，他们想很简单就完成这件事情，不想花很多钱，也不想长时间占领。但是事实上，建立新的制度体系需要很长时间、很多耐心。
    
    过去10年间，美国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损害了自己的声誉。美国要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供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希望很渺茫，除非我们能解决自己面临的这些问题。
    
    眼下，美国的政治体系变得非常极端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很难达成共识，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做决策变得非常艰难，比如，如何来处理我们的预算赤字问题就是这样。
    
    文汇报：您曾经说过，现在是时候制定政策来减少市场的分量、增加国家的影响了。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年多来的表现，您是怎么评价的？
    
    答：事实上，我对奥巴马的表现很失望，他在竞选时做了非常多的承诺，但实施起来表现并不好。奥巴马做出了太多承诺，使人们产生了过多的希望。其实，美国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他都不满意。他花费太多精力和家人在一起，而疏于同其他人交往。这一点和克林顿非常不同，克林顿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政治天赋的人，他在会见时可以立刻叫出你的名字。奥巴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过快地偏向了左翼立场，难以为右翼所接受，他提出的变革措施因此遭到了很多反对。
    
在文化差异依旧存在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趋同
    
    文汇报：文化是决定经济成功的因素之一。您是如何看待文化的独特性在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答：文化可以不同，同时，实现繁荣的方式却可以普遍类似。当工业化发生在欧洲、美国、日本或者中国时，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工业化对于教育、城市化以及人们彼此联系的方式都有普遍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各国的工业化之间仍有一些细微差别。在我看来，文化差异依旧存在，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趋同。
    
    文汇报：您曾经把东亚社会传统上所具有的国家建设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看作是东亚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您在其他场合又认为，东亚社会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低信任度社会。信任度低难道不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么？
    
    答：我并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很多社会组织的工作不得不交给政府来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所以这种低信任度并不会影响到其总体现代化的可能性。但是低信任度会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发展。正因此，亚洲的华人社会同其他国家相比，更倾向于长时间地以家庭为基础来从事经营。
    
“文明冲突论”低估了一体化、互动沟通增加等所起的作用
    
    文汇报：您的“历史终结论”因为冷战结束而倍受关注，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受欢迎。您如何评价自己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之间的分歧？
    
    答：我同意亨廷顿关于不同国家存在不同文化的观点，但我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事实。更确切地说，用宗教来界定文化转变是不对的。亚洲是以儒教来定义的吗？在我看来，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仍旧是最重要的单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低估了一体化、互动沟通增加等所起的作用。
    
    文汇报：您似乎认为自己早就不再是新保守派了，那么您认为自己现在属于什么派别呢？
    
    答：我并不喜欢政治上的标签。我并没有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上的观点。要评估世界，必须诚实地看待这个世界，决定哪种理论是有用的，而不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如果你是新保守主义者，那么你看待所有事情的观点就必然会受到限制。
    
    文汇报：有人认为，您的转向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的分裂。在您看来，这个时代是否导致了很多学派在经历一场分裂？
    
    答：我认为新保守主义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看来，很多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同老的保守主义并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支持民族主义，喜欢美国拥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非常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所以，同老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现在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处于中间立场的人被左翼或右翼所吸引过去。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可能是因为社会变化了，也可能是因为技术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