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进化：从“乱”到“治”的合规之旅

1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再次上演惊险一幕：盘中跳水过百点，并一度跌至2758.92点。

A股指数在2010年11月干净利落地划出一个倒扣的V字。

V字的顶点落在这个月的中旬。彼时，中国证监会与公安部、监察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宣告证券市场又一次“监管风暴”的来袭。

接下来的故事众人皆知：A股应声下跌，从当月3186.72高位直落逾600点。

当维稳和治乱被放到天平的两端，监管部门的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得不面临这一艰难抉择。

“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中国证监会的首次职工大会上，第一任主席刘鸿儒的感慨犹如在耳。

站在现在的时点回顾过去，股市十年沉浮，同样也是监管改革的十年摸索之路。

明星“三角”

时光倒回至2001年初。

彼时，周小川已经完成银行行长到证监会主席的角色转变；而史美伦，则刚刚卸任香港证监会公职——在他们眼前，中国股市波澜壮阔的10年正拉开序幕。

和前任相比，周小川明显更具明星气质：清华博士、海归背景、改革新锐；此外，周还是1994年、1997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得主，该奖项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2000年春节，周小川上任的消息传开。2月14日，即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大幅高开，沪指更是暴涨9.05%，几近涨停——中国股市用热烈的大红色迎接新一任证监会主席的到来。

上任伊始，周小川抛出“裁判员”概念。

“市场能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监管部门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也不当教练员。”周小川的这句话，此后被媒体反复提及。

在周的解释中，这意味着：一、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二、证监部门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三、证监部门要创造机构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宜过多介入业界机构的管理和风险处置。

有了指导思想，周小川还需要的一个能将其贯彻执行的助手。

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向周小川引荐了史美伦。

高西庆是周小川旧识，曾留学美国杜克大学获法学博士，与周同属改革开放后第一拨“海归”。1999年7月，尚在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任期中的高西庆被再次点将，改赴证监会任职第一副主席；而在1992年至1995年间，高西庆曾担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职位。

高周二人合力之下，聘请“外援”这一计划顺利得到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的支持。

于是，中国证监会力邀、国家总理钦点，前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于2001年3月上京，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具体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史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由中国政府正式聘请、由香港人担任的副部级官员。

外电曾对此评论称，“（此举）开创了利用‘外脑’治理国家，缩短中国与国际距离的先河”

而在香港，史美伦同样也是一呼风唤雨人物。

史美伦一贯一向以工作拼搏见称，素有“铁娘子”称号；另因其在90年代即享有500万港元年薪，也被公众誉为“打工女皇”。

史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早年求学美国，1985年至1990年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这也促成了她与高西庆的首次共事。

此后，高西庆返回北京于中国证监会任职，而史美伦也从1991年起进入香港证监会工作。1992年至1993年期间，二人因首批H股赴港上市一事而再度合作。

1998年起，史美伦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职位，直至2000年底宣布离职。同年年底，史开始与中国证监会接触，并为新职位放弃美国护照，改持香港特区护照。

随着史美伦的到任，一场由证监会主导，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正式启动。

乱世重典

改革的第一把斧头砍向了上市公司。

或许正因为史美伦的法律背景，上任后她一直强调，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来监管中国股市。

“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的国际标准)。”史美伦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这个标准是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础的。”

有数据统计，在史美伦上任的第一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就达51件，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同年，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基金黑幕、银广夏造假案及蓝田造假案相继曝光，更使得2001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管年”。

但外界对史美伦的批评也随之而来。

最为典型的一个观点是，史并不了解内地股市，在其主导下的监管政策一味追求国际化，结果却是“水土不服、有悖国情”。证据之一，便是史美伦就职时沪指尚在2245点高位，但此后便一路狂泻，甚至步入长达5年的漫漫熊市。

史美伦鲜有对上述观点的回应。偶有一次是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当时一香港人士向史提问：“你认为中国市场应该有中国特色吗？”“我不知道你说的‘中国特色’是指什么？”史美伦如此回答。

实际上，在周、高、史三人共同执掌证监会期间，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举措在当时大多都未得到理解和认同，诸如开放B股，A股增发、设立开放式基金等。

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其在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最后一项改革：引入QFII。一个月后，周小川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年初才上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的尚福林成为第五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经济学家左小蕾对这一届证监会领导团队如此评价：“周小川最大的贡献是为证券市场建立了规则”。

合规之旅

当时媒体报道，尚福林上任第一天就公开表示：保持两届领导班子政策的连续性。但随着周小川的调离，曾经的“明星三角”也迅速分崩离析。

2003年3月，高西庆改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任副理事长一职。史美伦随后也向国务院递交呈辞，但被挽留；最终，史将工作坚持到了2004年9月，她的辞职理由是因家庭原因。

2003年初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履新不久的尚福林坦承证监会以往监管工作存在失误，提出“监管必须三统一”，即“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要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由此，中国证监会的风格开始从“暴风骤雨”转向“和风细雨”。

2003年8月，证监会提出证券公司“三大铁律”，即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严禁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严禁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

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在其指引下，证监会于2005年4月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被定义为“中国股市的第二次革命”的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三一重工成为第一家试点公司。

当时，中国的A股市场曾有过一段“庄家”云集的时代；经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调整为大、中小流通股东和主力资金相互博弈，却又相辅相成的局面。

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推动低迷多年的A股迎来大牛市行情，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触及6124.04点，成为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股市另一个领域的改革也同时展开。

2004年5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同意深交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2009年10月30日，酝酿长达十年的创业板终于开板；2010年3月，融资融券诞生，中国股市迎来多空交易；同年4月16日，股指期货推出，市场投资品种进一步丰富——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和交易框架，也由此迈向新的阶段。

从2003年上任至今，尚福林在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一职位上已经待了七年，这也使得他成为五任中主席中任期最长者。

由“乱”走向“治”，是中国股市必然将要走过的历程，而包括周小川、史美伦和尚福林在内的监管团队，为这一历程做出的诸多努力和改革尝试，也将注定被镌刻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