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才不伤害经济

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才不伤害经济

2010-12-26 19:59:40

谁是谁非任评说_凤凰博报

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提高收入，很多人立即想到的就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涨工资，但是对于他们本来已经工资很高的情况下再张工资，钱从哪里来呢？这些钱是要依靠纳税人的税收或者垄断企业的准税收性质的收入来提供，其结果一定是加到社会上的更大的分配不公和实体经济的压力，亿税收带动的涨工资的收入增加只能是利益集团的再一次掠夺社会，很定是对于经济有害的，对于提高收入的做法是需要另辟蹊径的。

我们应当认识到的就是通胀的效用是传导的，由老百姓增加工资等收入所带来的通胀是老百姓在通胀传导中最先得利的，而单单给国家财政负担人员的加薪，除了税收影响经济以外，并不能传导到底层的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本人认为要增加收入，首先就要从农民的收入增加做起，而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由于对于进城务工和种地的收入对比，农民工的收入必然要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蓝领的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收入必然增加，普通人的工资增加以后高层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能够不增加吗？而这样的增收入涨工资才是从最底层的开始惠及全社会老百姓的做法。

对于农民的收入增加，首先就要从粮价的放开和增加做起，世界各国的粮食价格在暴涨，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和化肥也在涨价，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粮食价格要控制呢？据2010年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小麦每公斤2.54元，水稻每公斤2.15元，玉米每公斤2.04元，这是8月30日国内三大主粮的期货价格。粮食期货快速上涨的背后，是市场上粮价走高的有力支撑。我国主要粮食收购价几年来一直稳定在每公斤1.4元到1.7元之间。今年新粮开秤后，小麦收购价一举突破每公斤2元，随后的早稻开秤价超过1.9元，而处于青黄不接的玉米收购价已升至2.01元。“粮价适度上涨是个好事，也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预期。”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廷明说，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水平，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粮价上涨对农民来说意味着种粮收益提高，对国家来说意味着补贴成本减少，对社会来说可以增强粮食安全的保障。但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地方，当前的“高粮价”并未激发农民的卖粮积极性。湖南省粮食局的调查显示，迄今湖南早稻收购量同比减少1/3。湖南湘阴农民谢华说：“今年1公斤稻谷成本价已超出1.8元，即使卖到2.2元，1亩地才能赚300元。”因此在这样的价格上涨下也就是扣除了农业生产通胀因素的正常价格变动，对于广大农民的收入增加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降低的。我们需要的是粮食价格更大的上涨。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的就是对于亩产吨粮的高产田，一个劳力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以种地5亩卖粮增收这样的计算，也就是产粮5吨，以目前2000块一吨的粮价计算，在粮价翻倍以后也就是增加一万元的销售收入，也就是每个月涨了不到1000块的收入，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如此低价的粮食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如此的严重已经到了非涨不可的地步。

而对于这样的粮价上涨会不会发生很多专家担心的增加城市贫民的负担呢？但是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国家粮食总产量约一万亿斤，每斤涨一块钱以后就是总价增加一万亿，按照我们的农产品的增值税13%计算，如果我们考虑其中40%是销售给市民食用或者转嫁到各种粮食喂养的牲畜肉食中，可以征收520亿的增值税增加额，而我们的低收入阶层按照中国平均粮食消费900斤的标准一年的粮食支出增加900元，我们增加的增值税可以不停约6000万人，足够政府补贴所有的城市低收入人群，而对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由于中国廉价的粮食恩格尔系数是很第的，粮食的上涨对于人们的生活影响不大，每年900块的支出增加平均一个月才不到80块。更重要的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农民的增收，使得一直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也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

又有很多专家担心国际粮食市场对于国内的冲击，日韩的高粮价是有贸易保护的，韩国进口美国牛肉还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于粮食问题的贸易保护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问题依然是不成问题的。目前，国际粮食贸易每年约3000万吨，只占全球粮食产量的7%左右，世界大米出口量占产量的10%左右，根据FAO数据分析，2006年世界大米出口量2910万吨，在2006年出口大米中，发展中国家的大米出口量为2500万吨，占世界出口大米的85.91%；发达国家出口大米410万吨，占世界出口大米总量的14.09%。就算以世界米价历史高点1000美元一吨的价格（目前是500多美元一吨左右合人民币3500-4000块一吨，国内价格是2000多块一吨）来计算把这些稻米全部买下也就是300亿美元，对于中国每一年增加的外汇贮备而言就是毛毛雨。而对于外国因为价格增长而对于我们的粮食侵销，我们还可以战略收储，过一些年成为陈化粮以后我们还可以把它酿成酒精加到汽油里面，做成玉米乙醇汽油和大豆柴油等等，对于外来的粮食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壁垒比如对于转基因的限制、对于微量元素的限制等等，不同产地的微量元素会有差异，就如雀巢的高碘地区奶牛所产的奶粉一样。另外除了俄罗斯大火等因素小麦得价格飙升以外，据《环球时报》引用的彭博社报道，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商和出口商们表示，受印度干旱和菲律宾风灾的影响，全球粮食产量可能出现暴跌，稻米价格或将超过2008年全球粮荒时的水平，达到每吨1000多美元，比现价足足高出一倍。美国彭博新闻社上周对稻米出口大国泰国、越南等国的十位专家进行了调查，专家们表示，国际米价很可能会涨破去年创下的每吨1038美元的历史纪录，而目前的米价是每吨542美元，这意味着米价将翻一番。这样的结果就是国际价格本身已经不可能对于我们的粮食造成倾销的。而对于稻米生产本身机械化插秧难以解决，很难如小麦那样的大规模的机械种植，美国等发达国家控制的大米占世界总量是有限的，发达国家低价倾销也不容易，而中国人食用大米的比例是很高的，即使是北方不产米的地区也是有很多食用大米的人群，如果再计算了东南亚、印度、日韩等国都是以大米为主要主食的人口密集地区和大国，世界食用大米的人群也是主要的，这些地方也是与中国经济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西方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只要贸易不被封锁是难以单一对付中国一个国家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西方倾销粮食的时候控制一下粮食生产，我们的土地都是满负荷的，这样的地耕作土壤板结退化等等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休耕以恢复地力呢？我们知道的是西方给农民钱让他们不种粮食来恢复地力，但是我这里还要说的就是他们种草的收入实际上是高得我们难以想象的，比种粮食还要赚钱。比如种植苜蓿，苜蓿有很多种，在中国主要栽培的是紫花苜蓿、黄花苜蓿等，在中国乡间又名三叶草、兰花草、金花菜等，苜蓿属于豆科植物带有根瘤菌可以固氮，不但不用施用氮肥而且种植以后土壤中的氮肥含量大大提高能够良好的恢复地力，苜蓿每年可以多次打草，优良品种可以全年亩产鲜草达7500-8000kg，干草达1600-2000kg，是理想的高品质、高经济效益干草生产和放牧用品种。据测定苜蓿干物质中含粗蛋白质15%-25%，比玉米高1-1.5倍，赖氨酸含量1.05%-1.38%，比玉米高4-5倍。1公斤优质的干苜蓿草粉，可代替0.8公斤由粮食和各种激素添加剂等等制成的精饲料，苜蓿干草可消化总养分的含量为大麦的55%。在过去几年中，苜蓿一吨的价格仅为1000元左右，然而到了2009年，这个价格均势被打破。从2009年开始，苜蓿价格就蹿上去了，一吨涨了400-500元，有的一吨能卖到2000元左右！产值是远远高于种粮的，成本却因为耐寒、耐旱、多年生、不施用氮肥、恢复地力等等远远低于种粮，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让农民种草要全方位理解，而苜蓿种植在我们现在粮食消费大量是由粮食主食为主，变成以粮食饲养牲畜后的肉奶食品后，对于中国的以粮为纲要全方位思考。对于苜蓿牲畜极其喜食，牛羊吃苜蓿如果没有人为限制可以吃到涨破肠子而不住嘴，食用苜蓿草奶牛的蛋白含量平均能提高 0.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苜蓿能将奶牛产奶高峰期延长一些。有统计数据称，从国内看，为全国奶牛养殖提供苜蓿商品草的主要省份是甘肃、宁夏、河北 和内蒙古，总供应量不足10万吨。而目前，仅全国较大规模奶牛场所需要的苜蓿商品草就在50万吨以上。近年来，中国从美国进口苜蓿产品的区域在扩大，省份在增加，进口的数量在增长，价格也一路飙升。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广东、上 海、天津、河北等地进口美国苜蓿近1万吨，到牛场价格每吨2200元；2009年，除上述省份外，江苏、福建和重庆三省市也首次加入到进口美国苜蓿的行列 中来，重庆从美国进口苜蓿草826.26吨，福建100.633吨，江苏250吨，进口价格每吨已达到2400～2600元，高的达到2800元，这一价格远远高于从美国进口玉米的价格。而这样的需求还仅仅是提高牛奶蛋白含量的需要，如果要是能够替代玉米的饲料作用，需求量是不止一个数量级的差别。除了在苜蓿之外，中国传统上还在稻田种植豆科的紫云英，民间称作红花草，紫云英作饲料，群众多用以喂猪，为优等饲料。牛、羊、马、兔等喜食，鸡及鹅少量采食。紫云英茎、叶柔嫩多汁，叶量丰富，富含营养物质，是上等的优质牧草。可青饲也可调制干草、干草粉或青贮料，紫云英的花蜜是著名的紫云英蜜。早先中国江南水乡水稻种植区到处都有紫云英的身影。秋天当稻子还生长在田里时，农民把红花草籽均匀地撒在水田里，等稻子收割完后就不闻不问，从不灌溉施肥顺其自然地让它生长，到了插秧的时候大面积地将红花草耕翻在水田中，让其腐烂成优质绿肥。现在由于抢种双季稻等做法已经不多了。除了苜蓿和紫云英，实际上我们的大豆、青豆等豆科植物的种植都有根瘤菌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这是大自然在生物圈的作用下的一个氮的循环，但可惜的是我们国产的大豆被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打败，有关专家片面地说可以节省2亿亩的土地用于种植粮食，可是这样的说法忽视了大豆对于土地土壤墒情的改善作用，中国历代的农民都知道在种植了几年庄家以后必须要种植大豆青豆蚕豆等改善地力，可是现在全被化肥替代土壤板结严重，中国当今的粮食增加的产量赶不上化肥的使用增加量，也就是施肥多一斤粮食的增产达不到一斤，粮食产量增产的边际效用越来越低，土地被化肥催残的越来越贫瘠，这样完全依靠化肥的粮食增产还能够维持多久呢？早在1936年美国通过了《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这个立法把作物分成“消耗地力的”和“增强地力的”两类，政府向把耕地由“消耗地力的”作物改种“增强地力的”作物的农场主支付“保护土壤补贴”。另外还有诸如休耕补贴、自然灾害补贴等等。而我们现在对于这样不同作物对于地力影响的差别和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我们能够休耕维持地力实际上是维持中国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点，所以如果美国粮食倾销我们正是政府像西方国家一样，补贴农民休耕以恢复地力的好时机，其产生的效益肯定会比买美国那一点粮食的外汇买的美国国债收益多。

上图为紫花苜蓿、黄花苜蓿和紫云英。

中国以粮食涨价提高工资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后必定带动世界的粮食涨价，这样对于与中国制造有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也是必然要涨价的，这样就不会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在世界的竞争力产生压力，甚至中国的粮食价格涨价对于日本韩国这样的高粮价国家由于中国的粮食价格涨价导致的副食品涨价也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大量进口中国的蔬菜和副食品。我们更进一步的看，那就是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带动第三世界的粮食涨价和必然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靠中国等第三世界的低价劳动力所能够有的廉价消费就没有了，这样的通胀是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增收而把通胀反过来输入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全球博弈的问题不单单是中国给老百姓增收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把粮食的价格压低的结果就是让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变得廉价可以被西方所掠夺，这就如我们国内的工业和农业的剪刀差导致农村经济的财富流向了工业经济促进了产业化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差别如果出现在国与国之间，就是国家的财富外流。日本的发达也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有关，也与他们的高粮价有关。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看对于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低粮价就是廉价的出口资源，这资源就是地球通过土地捕获的太阳能量。

自然资源的地下水和土壤的再生速度也不敌美国人的生产速度，土壤的侵蚀速度是新生速度的18倍，地下水开采速度也超过补给的25%。生态意义上，美国国土只能承载现在人口的一半，1.5亿。美国人一年吃掉1500公斤粮食、265公斤的牛奶奶酪，美国人均消费的物质和服务折合成能量是中国人均消费的47倍。美国养活一个人的社会成本也高得离谱，加州人口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洛杉矶每增加一个居民，城市就要增加17531美元的基础设施，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这笔费用分别是18915和16454美元。按照美国模式，世界只能养活10亿人。自从1859年发现了石油，美国人就主要靠亿万年前的太阳能活着，我们种一亩的地靠的是1200小时的人工，他们才10个小时，剩下的就是往地里泼汽油，粮食生产实际上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在中国粮食涨价的背后是农民劳动价值的提高，而美国要倾销粮食则是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这样的情况会造成各种农资的上涨，在此中美同样的粮食价格提高背后的成本和所得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农场主日报》网站于2008年5月31日发表文章说，从2007年底开始，所有的农场主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投入在持续不断地上涨。成本上涨的主要原因就是石油和能源成本的上升。石油价格从2007年早些时候的每桶55美元上涨到2008年5月的每桶超过135美元。通过比较2007年3月和2008年3月的数据，可以发现，化肥价格上涨了49%，饲料价格上涨了20%，燃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了16%，另外种子成本上涨了11%。这一实际状况跟美国农业部的预期没有太大的出入。因此在我们提高粮价的基础上美国的粮食倾销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他的粮食增产会增加农资的价格导致其生产成本的增加，倾销是难以为继的，而且如果是明显的倾销我们还可以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进行反倾销博弈。

美国所有的能够享受的这些都是在最高点的金融上的印钞和在最低点的压低粮价而实现的，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公司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从而掌控了整个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提高粮价，就可以对抗西方的印钞对于全球的流动性输出，让粮食价格的涨价导致的消费品涨价来抵消其印钞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粮食的价格涨幅远远低于其他资源产品的涨价保障了西方的财富掠夺，也是西方可以印钞输出通胀的根本保障，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的历史智慧是极其丰富的，在宋代与明代工商业发达的朝贡体系社会，中国社会与藩属国构成了独立封闭体系是非常类似当今单极美国控制下的全球化社会的，对抗宋代的交子、明代的宝钞和政府发行的当十当百的大钱，民间的钱庄档手的生意经就是以粮食和土地价格进行博弈，这样的博弈力量足以造成皇帝金融体系的流产，所以中国历代是钱粮必须两手抓的。而中国历代的土地价格与粮食价格都是一个跷跷板互动的过程，古代使用贵金属货币时货币总投放量固定时一定是有涨就要有跌，粮食价格的上涨一定造成土地房价的价格降低，对于当今可以印钞的时代货币投放量是可变的，但是这样的效用还是应当存在的，只不过是土地与房价的绝对性的降低变成扣除通胀因素相对性的降低而已，对于粮食价格高涨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房价就是要比粮价便宜的印度的孟买的房价低。对此难道不能对于我们的工资、房价等多种问题进行一个系统的反思吗？美国在全球推行农产品自由贸易协定，这以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标志。通过WTO谈判，美国得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倾销粮食，冲击别国的粮食体系，从而剥夺别国的粮食主权；与此同时，美国又利用“粮食援助”作为武器，逼迫其他国家按照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有些专家对于粮价的认识只是生存保障、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计划经济的片面认识而忽视了它的价格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博弈的作用，因此对于外国粮食在华倾销和压低粮价的效用认识浅薄，导致中国在WTO谈判问题上对于粮食的承诺要高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中国粮食价格只能是低价的决定了中国人的劳动力价格只能是低廉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掠夺，这就是西方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剪刀差最生动的体现，我们一定对此要加以遏制，才有中国翻身的机会，这样的提高粮食价格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提高老百姓收入、降低房价，更是博弈全球财富再分配的关键。

对于粮食价格的提高，我们需要防备的就是各种投机的风险导致恐慌引发恶性通胀，西方势力早已经在中国布局，大量收购粮站和粮食批发企业，控制中国粮食购销渠道，到今年甚至发展到直接到田边收购粮食。对抗投机等短期行为最有力的就是要有足够的储备，而中国的各地粮食储备机构短视的把粮仓开发房地产和把粮食变卖资金放贷，中国的粮食战略贮备是不足的，对于上级的检查有虚报很多，中国很多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是值得推敲的，导致中国应对粮食危机信心受到影响，操控粮食博弈国际势力提高国民收入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但是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变革是时不我待的，本人认为虽然有风险也要逐步实施，我们提高粮价的方式最好的做法是在国际上大幅度的收购粮食，以国际的粮食价格上涨带动国内预期来提高粮食价格，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执行，国际上买入的粮食可以作为储备对抗国内需求，国际粮食价格的提高会拉动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于中国是最为有利的。

对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如果中国的官员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加，造成官民收入倒挂在中国政府主导市场和金融的现阶段是永远不可能实际上取得成功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官员收入增加，官员的收入是要依靠政府财政收入的，如果官员的收入增加造成对于老百姓和经济的税负增加的结果，一定是要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反作用的，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也是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就如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了。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起，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相对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样的在雍正上台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摊入田赋，统一征收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就废除了，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增加但是国家的用度富足得到保障了。对于中国的情况就是要借鉴这样的历史智慧，我们现在有庞大的公款接待费用支出，据2008年CCTV的《新闻1+1》栏目中透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3公费高达9000亿元。中国很多地方的各种接待费用甚至达到地方行政支出和成本的60%以上，我们提高公务员的收入要从降低这些公款开支开始，但是我们在管理上很难确定具体的那一笔接待费用是必要还是不必要的，审计人员、管理人员在具体执行上的得罪人的事情也不易执行到位，我们需要的是法规上的一刀切和责任收益的明确，我们应当看到为什么当年的联产承包的包产到户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关键就是降低了管理成本和个人的责任和利益的明确。本人建议的是把行政事业的各种接待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分配给每一个公务员，让公务员自己雇佣司机购买汽车，不报销餐费，开会只能在政府的办公室外出开会费用自理等等，这样每一个人拿到接待费用以后节省下来的就是自己的，以目前公款的大吃大喝的程度，官员的不合理的公款消费金额远远超过官员的工资，如果这样的金额可以让官员自己合法取得，他们就不会这样的奢侈挥霍同时他们的合法收入也大规模提高了。

对于中国的收入增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垄断行业的收入不正常的暴涨问题，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在社会提高老百姓收入的时候垄断企业的人员收入暴涨渔利社会，就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和经济发展的负担，而对于垄断企业如果在收入上的一刀切，反而会导致平均主义不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甚至造成中国人才的外流使得西方得利。为更好地运营接近21万亿的中央企业资产，国务院国资委已在新一轮人才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提出人才激励目标，提高高素质紧缺人才待遇，调低通用、辅助岗位的工资。我们以往对于企业高管的收入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国企的老总工资被限制在280万，有数据统计，2007年14家上市银行中有8名高管的薪酬超出280万上限。各银行董事长薪酬方面以深发展银行董事长纽曼的年薪最高，为2285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和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以1748.6万元和297. 6万元位居第二、三位。而各银行行长薪酬方面，民生银行行长王浵世以1004.6万元位居第一，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和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以963.1万元和648.6万位居第二、三位。深发展银行行长肖遂宁和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的薪酬也超过了280万。与股份制上市银行相比，2007年国有大行高管的薪酬要少得多，其中，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的年薪分别为179.5万元、178.3万元和167.5万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企的工资对高端于人才与社会相比是没有吸引力的，对于同等规模的外国企业就更是如此，而对于普通的国企职工的收入则是比社会同等工作收入高很多，隐性收入差别就更大，因此对于国企是高端人才吸引不来而冗员却难以淘汰，这样的问题只有垄断的非正常利润才可以维持企业的生存竞争力，这种局面不改观是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为此国资委2010年6月28日召开中央企业人才工作会议。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科学激励水平，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会上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推进调结构，着力解决收入“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要在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优化分配结构。但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又不被权力寻租呢？国家是不可能对于每一个职位规定薪酬体系的，很多政策的调整速度有限也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对于这样的看似矛盾的问题本人认为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些企业员工的工资限制不要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小股东，中国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他们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完全可以让小股东决定而国家投弃权票，股东会给他们认为的人才以高工资和对于员工给市场化的工资，对于当年中国移动通讯的工资限制就是来自小股东的质疑，而国际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国企的高端人才也是一贯主张加薪的，这样就是采取让垄断企业在业务上无法市场化的情况下，他们的员工收入可以得到小股东们市场化的监督，这样的市场化的博弈就可以限制其工资非正常暴涨的冲动，保障其在合理的范围内正常运转。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不伤害经济的给老百姓提高收入的问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从粮价入手进行世界的粮食价格和资源、通胀等系统博弈，然后是以包干等方式把非正常的公款消费变成公务员增加收入的来源，最后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博弈来解决垄断企业收入提高的问题，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税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且把增加收入的通胀因素尽可能的输出到了国外，对于中国经济是最合理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