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收入分配不改革是忽悠老百姓 把农民搬进城导致不稳

2010年11月20日 15:25凤凰网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2010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表示，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对老百姓的忽悠，城市化绝对不是把农民搬到城市里面来，单纯把农民移到城里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以下是杨瑞龙发言实录：
杨瑞龙：
今天人民大学来了很多的著名学者，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拿到当前来谈还是很有必要的。
过去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主要来自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非常核心的东西是市场化，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在配置方式上的转变，也就是原来我们在资源配置上主要遵循等级规则，在等级规则下面一切决策权力在政府，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政府，财富创造评价的效果也是政府。在这样的体制里面，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极其缺乏低下，从而导致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效率的影响。后来我们提出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要遵循产权规则，在产权规则作用下，资源配置主体财务创造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个人，这意味着30年时间里边，财富创造主体发生了转换，创造转换过程当中评价机制发生重要的转换，价格机制的引入。使得我们过去30年里边，财富创造的能力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率达到10%，经济总量现在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也看到，自新世纪[26.24 3.06%]以来，市场化改革对GDP的贡献率在衰减，人大曾经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当中我们进行计量研究发现，所谓市场化以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改革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年贡献率在1978年到1987年大约是14.13%，到了1990—1999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达到23.69%，到2000年到2008年有8.56%，市场化本身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在下降的。不仅如此，伴随着市场化进程，我们在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伴随着改革而出现的。由于我们追求效率，从而引入经济刺激，调动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效率本身刺激本身会导致差异，因此收入分配过于加大，伴随市场化进程而出现，所谓的公平正义面临着挑战。
我们为了打破旧体制，我们采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梯度开发的战略，这样的战略使得我们在政治框架里面我们获得了市场化的空间，但是改革的结果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三化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国外资本、技术，我们也利用国外的市场，从而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导致了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在对外开放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国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从而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我们获得的附加值比较低。在过去30年，我们采取了高储蓄、高投资，从而导致高增长，但是伴随出现，增长性经济自下而出现了低消费率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实行了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工业化应该说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出现了结构恶化、产能过剩，环境与资源压力过大加大的现实。我们国家在市场化过程当中，我们采取政府导向下的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使得我们国家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产生的腐败，包括经济上的问题。因此改革到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对改革进行全面的认识，怎么样认识改革呢？当局分歧也比较大。首先，改革的正义性原则确实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对改革或者正义性内涵的肯定，我们才有改革的全面性的支持。现在我们关注改革当中出现收入差别过大的时候，有些人对改革正义性产生巨大的怀疑。过去30年，我们追求效率有没有问题，我们认为没问题，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时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改革目标，我们更多讲效率是没问题的，但是追求效率本身会伴随着所谓收入差异过大，伴随经济增长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当前我们更多关注公平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关注公平否定过去以效率为主导的改革。
第二，我们怎么样认识改革呢？改革收益远大于成本。我们正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一项改革获得非常大的增长，不付出成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不能否定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正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不能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改革。相当一部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是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当程度上和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有关的。
第三，解决改革当中出现问题的根本思路还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未来30年要发展的话，我们要有外需和投资驱动转向内需与消费驱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转化也要有改革，让消费启动，大家口袋里要有钱，大家口袋有钱，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怎么可能呢？未来扮演主体，消费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肯定依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没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对老百姓的忽悠。未来30年中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城市化，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40%几，未来十年，十五年增长15%—20%，中国为的增长动力一点没问题。但是城市化绝对不是把农民搬到城市里面来，城市化过程在我看来，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没有配套制度改革，单纯把农民移到城里一定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城市化是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根源，但是根源背后一定以来与中国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当然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没有这种改革，只能说城市化没有内在的可能性。
第五，防范市场化进程当中的官员腐败，怎么样防范，政府职能转换与政治体制改革。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靠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也就是说需要技术创新。在我们看来，培养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靠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培养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当中，常常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般能成事是政府作用，这里面更多要靠需求的技术变迁，所谓需求技术变迁，主体是企业，是个人，而企业和个人背后引导的作用是市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在新技术、新能源方面造成一种新的产能过剩。非常担心的是，政府导向下面新能源新技术开发导致未来一个阶段新能源新技术的过剩，背后还是依赖于改革，改革是关键。今天讲这么多是想表明一个理念，当前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谨依靠政府出台某些短期性的政策是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包括张维迎院长所讲的观点，凯恩斯回到亚当斯密无非讲的市场内的作用问题，我想过去中国30年依靠改革，未来中国30年如果想保持这样的增长态势，我们还是依赖于改革，我们一定要记住邓小平，我们一定要牢牢按照邓小平树立基本改革的路径往下走下去，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短时期内更多表达的是理念，就实现改革目标来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进一步为深化改革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