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防通胀怎样压低了老百姓收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2:34:44

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通胀压力很大,政府对于通胀和房价的宏观调控是越来越频繁,但是实际的结果却是房价通胀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控制,我们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甚至很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收入在计算了通胀的因素以后,反而降低了,因此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是在下降的,导致我们各种矛盾的激化。我们的宏观调控怎样的压低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呢?

首先是我们已经全球化的接轨,在世界贸易模式下我们的原材料价格是与世界接轨的,如果我们的某一项原材料的价格大大低于世界,世界就会不断地购买,直到全球价格基本均衡为止,除非这原材料全部产于中国,即使是中国特产这样的不通胀不增加原材料的成本,其结果也就是中国特有的资源在世界各国的通胀下被廉价的出售,就如供应世界95%的稀土一样。我们一直试图压住能源价格保持PPI的稳定,但是我们的能源补贴导致西方大量进口中国高耗能产品使得这样的补贴就是补贴全世界,最终我们只有让油价与市场接轨,水电燃气等也进入了涨价通道,因此在通胀的情况下原材料成本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样的涨价是在市场全球化和世界进入通胀时代不可避免的输入性通胀。而中国的利率是明显要高于西方的,中国的民间融资渠道不畅融资困难资金紧缺导致中国民间利率和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又大大的高于银行利率,而且中国是完全的资金方强势,企业资本的财务成本也是无法压低的,因此在我们的不许涨价的宏观调控防止通胀的政策面前,企业产品不能涨价而原材料、财务成本均大涨以后,企业要维持生存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压缩人力的成本,人力成本压缩不下来企业就破产关门。从微观上每一个企业都这样,企业形成合力劳动者无从选择,就造成宏观上劳动力价格下降,老百姓收入的大幅度降低,这样防通胀的价格宏观调控的结果就是把老百姓的收入给压低了。

我们在进一步讲控制通胀就是要控制CPI,中国的CPI主要是食品的价格,尤其对于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食品价格所占据的比例更高,我们控制CPI最主要的就是控制食品的价格,也就是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差距不断加大的著名的剪刀差格局,造成农业投资和利润持续减低、农村持续贫困、农民收入持续降低的三农问题持续恶化,已经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我们应当看到的就是在粮食生产量总体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粮价上涨实际上就是城市粮食消费人群的负担增加和农村粮食生产人群的收入增加,这是一个有得有失,失多少得多少的再分配的过程,而且对于与世界价格接轨的各种原材料涨价后农民的种粮成本大大增加,粮价不涨的背后就是农民收入的减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这一数据是2.56,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到1983年这一数据降至1.82。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这一数据明显攀升,到2009年已变成3.33。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住粮食涨价对于城市贫民的压力,更要看到从人口数量、城乡差距、工农业剪刀差等等方面粮食涨价所来带得好处要更大,所以我们控制CPI、控制通胀的政策使得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持续下降,消费能力不足,这些人是中国当年最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而且也是在危机后消化中国过剩制造能力的内需,而且以其现有的生存状态,即使是收入成倍增长也不足以短时间内在大城市购房,形成买房的刚需推动中国房地产的再度暴涨,这是我们改善中国民生和分配不公的关键,中国分配不公的关键是城乡差距,如果中国的农民能够收入翻番,中国的大部分人口的收入就是成倍增加,中国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指数立即就可以减半恢复到非常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已经达0.46,远远超过警戒线,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基尼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2009年10月26日《中国经济周刊》援引的世界银行报告数据,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这样的基尼指数的不断提高是与我们进来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同步的,我们的宏观调控防止通胀压低CPI控制农产品的低价格,就是压缩了农民的收入,以牺牲农民的收入为代价对冲世界通胀对于中国经济的输入。而我们如果考虑占有中国人口60%的农民如果收入翻倍,基尼指数又是怎样的?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对于中国最贫困的20%的人口几乎都是纯农民,如果让农民的收入翻倍,这个数据马上就与俄罗斯、印度差不多了。而让农民收入翻倍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增加不用一倍,因为增加出来的都是利润,对此下面的章节还会详细分析。而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会促进以农民生活服务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县城级城市的发展,使得这些小城市的房价和收入与大城市、中心城市接近,也会减缓核心城市的房价上涨压力。

中国对于通胀重要的指标是CPI、PPI,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两个指标都不包含房价,我们控制了粮价也就控制了CPI,我们控制了能源价格也就控制了PPI,但是在输入性通胀面前,总是要有爆发的出口,这个出口就是房价,而房价在现阶段也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支出。而我们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既是保民生也是压通胀的重要政策举措,但是我们的广义货币M2在2007年12月末,M2余额为40.34万亿元,2009年12月末,M2余额为60.6万亿元,至2010年8月末,M2余额为人民币68.75万亿元,面对这样的货币增量的流动性通胀压力,房价又如何能够压下来呢?相关调控政策表面上是在挤压房地产开发的利润,实际上从另外的侧面也挤压了房地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房地产的产业链是很长的,我们除了中心城市的地价所占成本是主要的以外,其他城市和主流房价是在3000-7000之间,这里不仅仅要看到普遍的高层电梯住宅的建安成本每平米2000多元,还有装修需要每平米500-1000元,置备家具家电还需要每平米500-1000元,设计销售营销广告等等的投入也不小,这样对于经济的拉动是很大的,而且在土地成本中除了拆迁成本以外,政府投资的基建又回到了房地产的价值链里面,而更重要的是房地产的发展对于底层农民工的收入增加推动是巨大的,这些中国薪酬体系最底层的人的工资上涨是要带动整个社会工资上涨的,我们建筑农民工当中没有任何技术只凭力气的小工工资已经从30块达到每天100块,也就是一个月有3000块的收入,有点技术的瓦工、木工等等的工资从60块达到200块一天也就是一个月6000块,这些工资是在房地产快速增长房价快速提高下这些年快速增长起来的,是比绝大多数工厂要高的,而且工作环境和状态比在污染严重的工厂简单机械的重复动作要舒服的多,农民工在建筑工地的高收入直接与加工工业和血汗工厂进行竞争的,富士康的招工困难和工资增加不仅仅是跳楼事件,更是房地产对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后的招工困难导致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后是要对于整个社会带来工资上涨的,而工资上涨就是对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农民工的工资是中国整个工资薪酬体系的最底端和基础,压低了他们的工资也就压低了整个劳动阶层的工资。我们开发商的资金紧张,首先被压制的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开发商的资金紧张最先延缓支付的也是农民工的工资,所有的开发商资金都不足对于所有的农民工工资都拖欠和压低,农民工就只有忍受这样的拖欠,而开发商资金不足的停工,导致开工不足、窝工等等的没有充足工作量也使得他们收入降低,由于在建筑工地的工资拖欠和窝工的结果就是让很多工人可以流向低价血汗工厂,在房地产膨胀的时候加工基地就要民工荒,而前面对于房地产的调控使得加工工业的用工状态得到了很大的缓和,这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而且农民工的工资提高对于种粮也是一个竞争关系,会导致粮价的提高促使整体的劳动力价格提高的,因此房地产业的被调控,直接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导致中国劳动力薪酬体系最底层的基础工资的降低,从而使得整个薪酬体系可以低工资化。所以我们压低房价收紧开发商资金的同时,也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造成收入增长的迟缓,我们从招拍挂限制土地进入市场和2005年开始调控房地产以来就是工资增长放缓之时,在此之前我们的工资增长是要快于房价的增幅的,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是何其的近似,以前大家也是对于买房望而却步的。根据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第2版报道:“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20年的时间,收入水平增加多少倍?大学生毕业北京维持3000元的收入水平,以1200多块的生活费标准结余1800块计算是大约增长了36倍,按最新数据北京住宅均价17000元计算的话,房价比89年仅仅增长了10倍。因此在2005年前房价也在涨却是老百姓快乐的时光。据央视网、中国新闻网、劳动咨询网等多家媒体2009年9月报道《劳动力不再廉价四川建筑工人月薪5000元仍难招》,但是随后的房地产调控使得市场建筑工人不再紧缺,我们如果不调控房地产让建筑农民工的工资长期稳定的保持在5000块每月以上,各行各业的工资和老百姓收入一定是暴涨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盼着房价被调控打下来,但是谁也没有想真的打下来社会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龙头,这个产业垮台以后释放大量的失业人员,失业人员为了生存恶性竞争会导致工资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届时是你的收入一定会比房价跌得更快甚至是你直接失业没有收入,房子是便宜了但是你更买不起房子了!而且很多有房子的人由于失业无法还款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这样拍卖涌入市场的房子会进一步的使得房地产跌价让更多的人失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到中国崛起压力的竞争国家所喜闻乐见的,因此他们极力的唱衰中国房价、引导无房者的不满情绪和怂恿政府进行调控,真正的目的就是搞垮中国经济,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对于他们经济的竞争压力,让中国的房价大跌以后不是无房人可以买房进入天堂,而是有房和无房的人一起收入骤降下地狱。

而西方对于自己却是相反的做法,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几年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时期,为了走出经济危机大肆炒作了房地产泡沫,对于建造帝国大厦项目达到一套100平米的单元的造价时值10万两白银,其总造价折合白银超过中国的马关条约赔款,中国民国时期10万两白银是何等的购买力?远远超过当今迪拜的房地产开发,这样的历史西方经济学者是选择性的失明和只字不提的。所以我们的调控没有调控下来房价却极大的压制了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因为在政策的重压下一定是向最薄弱的环节和人群进行转嫁,这被转嫁的就是从事建筑的农民工人群,进而是以农民工收入为最底层基础和参照的整个中国工薪阶层,因此我们的调控的结果经过社会和经济的博弈,最终是房价没有下来而老百姓的收入被压低了。

最后我们就要认识到西方对于中国的经济渗透促进了中国阶层的分化,我们老百姓收入的降低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分化的,因为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突破26万亿元,较2005年接近翻番,中国的问题在于分配的机制。07年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这里的技术人员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人员而是顶尖的技术创新者,他们在创投的资金支持下或者期权的激励下成为暴富的群体,而我们大多数搞技术的实际上是技术蓝领,这样的技术蓝领的工资在西方国家由于工作环境好甚至赶不上工作环境艰苦的真正的蓝领工人收入的。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接轨的情况下,这一部分人员是可以全球流动的,他们的收入也是在逐步的与世界接轨,因为你不给他们足够的高工资,他们可以技术移民到海外的。在总的工资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核心人员的工资暴涨肯定是要以压低其他工人收入为代价的,而外资在中国雇用和合作的这些管理者,也是为其压低中国加工工资为其管理水平和效率的体现,这就是近些年来人力资源职业经理人走红的背景。中国在各种调控当中对于这样的外资反而是鼓励和宽松的,也是导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被压低的具体原因之一。

所有这些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调控方向性的错误,对于外来的输入性的通胀,面对全球的通胀态势,中国不是要防止通胀而是怎样在通胀中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核心利益,在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化浪潮中,在世界进入通胀的大趋势下,中国不通胀也是要被输入性的通胀,房价的暴涨本身也是通胀的一个结果,你的调控结果最终一定是向社会和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和转嫁,老百姓和工薪阶层就是被转嫁的群体,你防止通胀的结果就是压低老百姓的收入补贴了全世界。

1、通胀下实体经济最重要

进入通胀时代,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通胀本身对于实物资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通胀是价值转移而不是价值的消失,对于已有的资产是一个再重新分配的过程,所以在通胀中肯定要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如果是伴随着经济危机,也肯定要有人经受损失,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经受损失却是可以不同的。

对于通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通胀是有多种类型的,首先通胀就分为恶性通胀和一般受控的通胀,对于恶性通胀的历史中国人是有非常痛苦的经历的,而受控通胀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通胀,这样的通胀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就一直处于这样的通胀的长期趋势之中。按照通胀的动力来源,通胀类型有供给不足的通胀和需求过剩的通胀,在当今世界产能过剩的时代,再大的需求也会被迅速增加的生产所满足,这样的通胀是有限的和难以发生的,在当今的通胀主要就是供给不足,一方面是货币等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的货币脱节,相对于泛滥的货币流动性实体经济供给不足肯定就要发生通胀。另外要产生通胀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消费量与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有差距而产生的通胀,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和消耗就大大增加,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物质需求下,地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定会产生由于这些大宗商品的涨价所带来的通胀,我们国家就是饱受紧缺资源涨价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对于这样的资源供给不足的通胀结果全球是一个零和博弈,也就是有的人在资源品的涨价中被输入了通胀,但是同样也有资源国家在资源高涨贵卖的过程中取得了大量货币可以购买大量物资造成该国供应过剩通缩的因素,而且这样的通胀由于人们的需求是有弹性的涨价过高需求就下降也不会发展到恶性通胀,因此当今世界的恶性通胀的机会大为减少,除非是货币的投放出现了问题和正反馈,过多的货币投放是一定要强行的从市场中获取财富的,这样的原因所造成的通胀与需求通胀的弹性是不同的,这样的通胀是刚性的,在刚性的货币压力下,如果再在经济体产生正反馈,通胀就会变成恶性通胀,在货币主义经济理论下世界的目标就是注入适度的受控通胀避免社会的食利而避免恶性通胀。

在我们的过剩经济背景下除了资源紧缺被输入通胀意外,内部的原因惟有过度的货币与实体脱节才有可能造成恶性通胀,保住实体经济不垮台的结果就是避免了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也就遏制了通胀,如果实体经济在通胀中垮台,其结果就是原来已经过剩的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更大,通胀就将进一步的加剧,与此同时通胀的加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萎缩,这样的通胀正反馈就发生了,在不断的反馈之下必然会把受控的通胀变成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胀。因此在通胀的模式在保护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保护了实体经济就避免了通胀的正反馈和通胀演变成不受控制的恶性社会、经济的灾难。而且对于资源输入性的通胀,如果你的实体经济能够生产资源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你也可以通过提高你的优势产品的利润来博弈资源涨价的渔利,美国的高科技就是这样的,美国的医药产品的超高利润出口就换取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为了活命资源持有者会高价购买的,因此这样的实体经济体系在通胀和危机的过程中就显得更加重要。

对于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就是可以让金融机构破产而要保住实体经济,在危机中美国放任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之前还有贝尔斯登,但是却对于美国的汽车公司采取了国家强力救助措施,保住美国的实体经济是美国在08年危机时的明确选择。高端和强大的制造业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德国正是通过它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业,而迅速崛起。当别人都在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时候,德国却在老老实实地打造其高端制造业。德国人的严谨和务实,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美国的制造业也是如此,美国的制造在比德国更高端的半导体方面,不仅仅是世界的高端CPU的制造被美国垄断,更关键的是半导体生产的仪器、设备等等也是美国的为主,中国的、日本的、台湾的芯片工业的背后是都要买美国的设备,最后这些设备的售价盘剥了销售额中的主要部分。而美国的飞机制造、军工制造更是世界的执牛耳者。如果我们把制造业再广义一些,实际上软件产品也是类似制造业的,而软件工程属于服务业,世界的产品软件基本上也是在美国的,从操作系统到数据库基本如此,这些都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于现代货币纸币体系,所有的虚拟的东西要最终落实到实体上才有意义,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更加关键,在危机和通胀的过程中首先要保障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安全,而对于金融业等虚拟经济的部分采取负利率和放任金融业的破产就是对于制造业的保护。而美国的08年金融危机也来自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44年中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在绝对就业人数方面, 2005年比2000年减少了298.4万人——仅仅有1428万人,比战后最低的1946年1470万人更少。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美国战后的3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失去去日辉煌,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更多的是开发建设而不是服务,土地的增值也来自于附属设施的投资)。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仍旧过高的计算了制造业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曾经是美国制造业强盛的象征之一,但宣布的财务报表显示,福特公司出售汽车创造的货币利润遥遥低于其从事金融活动获得的收益。实体经济的萎缩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调是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通胀危机下,金融业要求货币不贬值,让多出来的货币还要有原来的价值,让利率浮动到超过通胀的结果就是所有所有多发行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要从实体经济中掠夺,实体经济就要被挤垮。更进一步的是中国进入通胀,在中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模式下,价值没有增长只不过是货币的数字变化,却要直接导致增值税的增加,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消费性的增值税,是对于消费性的产品征税,税收加在社会消费和通胀的投机者身上,而对于生产者的实业投资是免税的,中国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在通胀的模式下实体经济还要再度遭受额外的税收盘剥,所以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经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洗礼和改革可以有信心的说不会发展到实体危机,而中国却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压力,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领跌世界,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出现了放缓的信号。保障了金融利率的收益,实体经济就要受到压力,实体经济受到压力的结果不是产品的最外涨价就是对内的人力成本的压缩,在我们大力调控不让CPI和PPI涨价的背景下就是老百姓的工资收入的降低,我们的工资收入占据GDP的比例是连年下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如果对于老百姓的收入再进行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的老百姓收入水平降低的还要厉害,社会收入的非正常的降低导致消费不足实体经济就要非正常的进入过剩,这样的过剩只有向国外输出造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和出口价格过低资源外流,一系列的问题就此产生。最后是老百姓的收入压无可压得时候各种社会问题就要发生了,富士康的十多次连续跳楼已经是这样的问题最温和的反映,而放开工资上涨又要承担报复性上涨和报复性通胀压力下不要让经济无法承受导致恶性通胀的危机或者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的就业危机,所以2010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人民网发表文章《国经中心专家称避免工资上涨幅度过急过高》,这样的危险和担忧是如影随形的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负利率的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把通胀的压力和风险留在金融系统不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重要。

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我们还可以从体制上进行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来源完全被金融利益集团掌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人员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三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委员人选,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名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商有关部门提名,报请国务院任命。货币政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主席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副主席由主席指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以及金融专家,任期2年。其他人员任职期间因职务变动,已经不能代表有关单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由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任免。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这个委员会全部是央行提名的,任期也很短,二年的任期不足以维护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即使是部委的官员也与职务任期一样不超过5年,而世界又是如何呢?我们再次看一下美国:美联储总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这个系统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美联储理事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五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十四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四年,可连任)。从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总统提名和议会任命的,这些人员要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和总统负责,而且任期长达十四年,超过总统连任的任期,也就是总统换届换人换党执政,这样的委员会成员都有一定的人是不变的,维持了一个国家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美联储可以不顾金融业的利益把利率迅速减低趋于零,保障了其他产业的财务负担的减轻,保障了证券的估值。美联储虽然是私有的但是他的管理者却由政府任命,达成了各行各业与金融业利益的一个平衡和国家政府与金融资本的一个平衡,这样的平衡使得在通胀模式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均衡,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边倒的由金融人士掌握,而中国金融体制又是降息就降低了银行贷款与主要存款——活期存款的息差,也就是降低了银行利润率,增加准备金又是使得央行得到低成本的资金应付外汇占款的压力,这样的体制造成金融街利益的单边性,使得金融业的利益与实体产业的利益取向不一致,这样的情况下再由金融业完全掌握货币政策没有实体经济代表可以制约,膨胀的部门利益一定会对于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可以一枝独秀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体制,而西方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得到了控制,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却在走向危机。这里西方由私人央行发行货币的方式使得政府可以独立于事外,对于金融体系内的风险政府的责任是低的,政府可以放手干预金融市场的过度行为保护实体经济,而西方的金融资本要对于自己负责在通胀过程中就要维护市场的稳定避免恶性通胀的发生,而不是冲击市场进行投机渔利;相反中国以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方式,在通胀的模式下政府直接承担巨大的责任,对于金融市场的操作是有顾忌的,为了保障金融业的利益会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而中国的民间资本、游资热钱却可以不负责任的恶意投机囤积居奇进一步增加恶性通胀的风险。

对于现代经济,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是国家的经济核心,为什么西方却可以让金融业的机构进入破产呢?这里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对于金融机构的倒闭实际上也是做足功课的,首先就是所有权与决策权的分离,不要以为你是大股东就可以决定一切,我们的中国平安投资富通成为富通就巨亏几百亿的背后,还有就是对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赔偿不同,比利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基金,与居住在欧盟境内的富通集团股东分享股权出售的部分利润,但最大股东中国平安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排除了股东会由政府和董事会层面对于富通集团的资产进行了剥离转移,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三国政府宣布联合向富通出资 112亿欧元,持有富通集团下属富通银行在三地49%的股权。10月初,荷兰政府宣布斥资168亿欧元收购原富通全部在荷业务;紧接着,比利时政府和法国巴黎银行公布了一项股权互换协议,巴黎银行获得了富通银行比利时业务75%的股权、富通银行在比利时的全部保险业务和富通银行在卢森堡66%的股权。至此,“银保双头鹰”的银行业务完全被剥离,仅剩下国际保险业务和一个总值104亿欧元的结构型商品投资组合。因此在西方的体制内股东会是会被董事会盘剥的,就是最近发生的国美电器董事会诉讼控股股东黄光裕一样。因此对于西方的私有的央行体制,也不是像国内的愤青乃至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绝对的为所欲为,在金融机构破产的时候,西方的政府也会有特别的手段,对于外来的大股东歧视待遇,保护本地股东和小股东,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样的法律体系上的准备是很完善的。

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的就是金融机构是一般的商业机构会在这样的政策下倒闭,但是作为央行的美联储是不会受到威胁的,最高端的金融货币控制和央行的权威是不能被动摇的,下面的商业银行倒闭只是货币上的数字游戏,财富被再分配但是没有流出社会也没有挥发是肉烂在锅里,而金融货币信用所代表的实物还是存在的,同时现代的货币体系是一个信用体系,这样的实体经济是这信用的最终来源,只要最高的控制体系和最低的实体经济信用基础在,中间环节是可以重建的,这样的重建过程本身还可以成为资本大额渔利剪羊毛的过程,而如果基础的实体经济不在,金融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你的金融体系再完备最后也是空中楼阁。所以在通胀的危机下实体经济最重要,西方在多次经济危机中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保护其实体经济不受损失,以此作为日后竞争的资本。在经济危机和通胀下损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怎样损失却是可以选择的,比你的竞争对手保护更多的实体经济作为日后发展的资本才是最关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危机中会不惜代价的保护通用不破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