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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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一
当人们完全明白自身与医生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才能掌握生命的主宰权，重寻真正康复的源头。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大而富饶的国家，那儿的人民不断地掉落悬崖。他们跌到山谷后，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很多人往往因此而丧失生命，于是国家的医疗机构针对此情形而采取了以下的应变措施——他们在悬崖的谷底，放置了目前所发展出来最精密、最昂贵的救护车队，以便及时将那些掉落悬崖的伤者送到最现代化的医院，接受最新医学科技的治疗。他们说：“当人民的健康濒临危险的时候，为了急救生命，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没多久就有人提出，应该以更好的补救方法来防止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在悬崖顶端围上栏杆来防止人们掉落悬崖。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提出的这个构想完全受到忽视，救护车的司机对这个想法不表赞同，制造救护车的人也没多大兴趣，在这行业里已建立起威信与声望并且靠它吃饭的人，更是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以无比的耐心跟人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架铁网的建议听起来似乎蛮有意思，但太不切实际。像健康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交给外行人来办，是不妥当的，应该让学有专长的医学人士来处理。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假以时日就能从遗传基因学上精巧地设计出不会因为从悬崖上掉下来就淤血或受伤的人。”
因此没有人围篱，日积月累，国家终于发现他们花在救护车、医院及高科技医疗设备的经费直线上升。事实上，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支都要大，这些钱，如果不是用在救护车及医院的话，大可以用在社区服务、宽敞的住宅、教育及健康食品各方面；由于治疗病人的花费不断上涨，愈来愈多的人花不起钱看医生，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饥饿的人比以前更多，家庭也由于种种的压力而破碎。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将国家资源用在不当的地方，使得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与失望都借由暴力、帮派及市内暴动等现象来发泄。
愈多的人从悬崖上掉下来，这个局势就愈发紧张，于是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更多的钱倾入研究工作，想找出可以治疗伤者的药方，当有人指出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是徒然无功，并询问究竟是否有可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时，研究单位借着广大媒体的渲染，让身穿白衣的人，手抱着掉落悬崖孩子的尸体，向质疑的群众请求道：“现在不要放弃我们，我们离最后的目标已不远！”
当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试着在悬崖顶设立警告标志时，他们反而因非法越界而被捕；当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医师开始认为医学界应该公开警告人们避免掉落悬崖的危险时，来自有权有势的工业界代表立刻宣告，这些人只能算是健康警察，并企图降低他们的身份。于是，激烈的交战一波又一波地兴起，在不断的妥协之后，医学界终于屈服而发出了警示的通告，他们的警告是这样写的——任何已经因为前几次落崖而双手双腿都摔断的人，以后往下摔时，请要小心注意落崖时的技巧。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是捏造的医学神话。
从医学神话中醒过来
我和在这个社会中长大的许多人一样，从小就对这则医学神话深信不疑，认为一切都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健康全靠医生、药房与医院来维系。
我从来也没想到疾病有可能是一个传达讯息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身上的各种体验，不论是健康或生病，都可能提供机会使自己对身体有所了解；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去追寻一个能够提供身、心、灵各方面都健康而且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我从来也不了解自己的选择与生活方式会对生活品质的体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从来也不曾想象真正能使我们痊愈的关键完全在于自己。
多年下来，我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医生和医疗技术在健康照顾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却不知道健康的最终秘诀。如果将下列各个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我们吃何种食物，是否做运动，如何运动，如何将个人内心的感受适切地表达出来，对生活持有何种态度，居住的环境品质如何等，就不难知道这些因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远超过最复杂的医学科技。如今健康已下再是医药科技独美的天下，很多人都在学习如何才能与自己、与大自然彼此之间相处和谐，这真让人释怀。
这个社会的医学神话往往让人误解，以为重点在治疗而非预防，因而产生大幅度的健康医疗危机。目前一般人对美国医疗界都相当的失望与沮丧，医生或病人彼此都觉得诐利用，没有被当人来看待，年复一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愈来愈让人感到尴尬与不安；美国花在维持健康上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也是唯一一个在工业社会中，不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最基本健康制度保证的国家，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根据上次的估计是四千二百万人——没有健康保险；在误诊的控诉上，也领先全世界。但在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其他用来测量人们健康的指标上，却都遥遥落后。
在纽约，每一千个婴儿中就会有十点八位在一岁生日之前死亡，而在中国上海，同样的情形，却只有九点九；在上海，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岁半，而在纽约，白人是七十三岁，有色人种只有七十岁。上海是一个第三世界中人口极度拥挤、国民平均所得仅三百五十美元的城市，每人每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只有三十八美元，而每人每年花三千多美元医疗费的纽约却比不过上海人民的健康纪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人多半把他们的医药的经费用在疾病预防及基本的健康照料上，上海的老年人受到相当的关怀与敬重，而且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以高脂、肉类为主要的食物。
美国的医药界沉迷于使用药品、手术及其他高科技，以治疗取代低花费的预防措施，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他们完全不重视食物及营养在健康上所扮演的角色。一位俄亥俄州饮食疗法协会的会员近来曾如此说：“医院是美国少数几个饿死人也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一般美国的医师，其四年的医学院期间所选择与营养有关的课程，一共只有两个小时，而仅四分之一授予学位的医学院要求学生修营养学学分，在此同时，麦当劳分店陆续在医院内设立。
一个康复的转折点
我们都知道，美国医疗系统正处于巨大危机的悸动之中，许多人在面临这个危机时，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与绝望。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是，这个巨变、动乱与失调的现象，是否有它本身存在的目的？是否会反而因此引导我们走向康复的大道？这个医学上的极度危机有没有可能暗藏转折点，正好作为个人及社会一个史无前例根本的改革良机？当医疗制度崩溃时，有没有可能针对社会及无数个人的生命而带引我们走向更好、更健全的治疗方式？
愈来愈多的人看清我们不能再坐视自己的健康，仅凭医疗制度来拯救我们，而停留在消极、旁观的立场。我们终于觉悟到“愈多的钱、愈好的科技愈能带给我们健康”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并具破坏力；“专家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其实是多么失当而有害的看法。
目前的医学危机足以向许多人心中所持有的看法挑战，使我们觉醒，因此带领我们通往更满足与圆满的生活方法。我们开始看出，医技与成药不见得能对我们所有的疾病提供满意的答案，而将医生的处方吃下肚，往往也不是免除痛苦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想依赖既昂贵又消减人性的制度，我们就得另找一条可以信赖并有所依凭的出路。愈来愈多的人正选择自身智慧本具的自然疗法为依据来医治疾病，并且在食物选择及其他私人抉择上，也同样以何者能带来最健康的结果为其取舍的标准。
在打断我们对医疗制度盲目的信任之后，目前的危机则迫使我们对自己负起责任，而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该如何做才能拥有最好的健康与最佳的治愈方式？要怎样过日子才能获得并保有幸福？在哪些情形下生活才有其价值？而在何种情况下，其他的方法会比较合适？如何才能使自己不再依赖冷漠的体制，而能对真正自我的痊愈能力更具信心并保持联系？
许多人将注意力转移到该如何有恒地为自己做些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健康，并滋养身心不再忽视身体所需。一旦疾病来临时，不会盲目地求诸医生，希望他能治好自己的病。我们学到，健康与情绪的起伏、心理的变化、灵性的成长，都互相交织，紧紧结合不可分隔，并渐渐了解所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不仅仅是降低胆固醇或血压就可以解决的事，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唤醒我们内在强而有力的再生能力，它表示让我们生命接纳觉醒的喜悦和安宁的恩赐。
从疾病保健转为健康保健
我常常在想，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所谓的“健康保健”制度，有的只是“疾病保健”制度。因为医疗机构并没有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过生活，才能得到最佳的健康状况与最高的生活品质；相反地，它教我们如何从外在来操纵自己，这种方法使我们许多人对身体不断传送出来的讯息毫无感觉，甚至可以说完全麻木！有些人彻底忽略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当我们偶尔需要断食、运动、开个窗子、换个姿势、深吸一口气、跟某人表达关爱或要休息等，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也许不知道何时需要关怀、滋养或表达自己，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不停地在工作岗位上用力，或维持一段困难的人际关系，或一种不当的生活方式，这些其实都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们却对自己身体所发出来尖锐的受难讯息充耳不闻。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或是不知道作何种选择可以使自己健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总认为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充份地享受家庭、企业提供给全世界的三十一种冰淇淋口味；就我所认知的四个基本食物群，指的是巧克力、香草、草莓和乳制品，而其中有将近四成的卡路里来自糖分，其所造成的问题是最昂贵的医技也无法弥补的。
由于大多数医疗系统将注意力放在治疗而不是预防，因此有愈来愈多的人饱受各种身体的病痛与困扰——过敏、头痛、背痛、疲倦无力、各种消化及呼吸系统失调，以及情绪上焦虑与低调的困扰。多数人常常不觉得生命的美妙，但由于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多是如此，所以认为缺乏活力是“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我们过度信赖药品，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药品的需求与服务量愈来愈多，而使大多数的制药厂商大发利市。
虽然现代医学有它相当大的价值，但我们也必须将它所提供的各种特效药仔细地加以挑选。有很多的处方与作业方式只能用来祛除疾病的征兆，而且还会产生数不清的副作用，有时甚至会迫使疾病的过程转变成更毒、更糟的形态；有些治癌方式根本没有去救火，只不过是把火警的警报关掉，使问题化明为暗，完全谈不上治疗。
我们被教育如何将疾病征兆压抑下来，完全不考虑引起疾病的原因何在，忽略身体需要什么、缺乏什么……长久下来的结果，使得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与了解愈来愈陌生、愈来愈疏远，认为自己身体是个大谜题，需要靠专家来分析解释才能够理解，不再视它为健康需求上一个自我觉知与指引的工具。一旦我们生病了，最常见的反应是如缩头乌龟般的悲观与无助，全然依赖医生来使我们恢复健康，并且对复原过程采取旁观者的姿态，完全忽略自己与生俱来、不容怀疑的复原本能，也因此不能相应。
同时也是作家的著名外科医师伯尼·西高（Bernie Siegel）医学博士，积多年帮助癌症病患恢复健康的经验，作了这样的评语，他说：“能康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采取悲观的态度，不愿扮演病人的角色。”往往当护士跟他提出某个病人“真不好搞，完全不肯合作，不肯脱衣服，很少在自己病房，对他的血液报告总是问东问西”时，他就知道这个病人将能够顺利过关。
伯尼·西高根据在耶鲁大学所作的研究报告说：“这简直是个玩笑！如果护理长说：‘这个病人浑蛋透顶，不肯让我抽血做检验！’往往就会发现他的免疫系统根本毫无问题；相反地，如果病人相当顺从，充分合作，从来不问任何问题，永远任由护士抽血，这位病人的身体则有麻烦。护理长对病人的看法与病人免疫系统的能力如何，几乎有着百分之百的相关性。”
伯尼·西高于是作了以下的结论——如果你希望能恢复健康，主要的关键在于自己先要能够坚强起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些放弃自己的主控能力，将健康的责任拱手让给他们的医生及医院的医护人员，这样的病人往往过不了关，而提早告别人世；然而，这种“把健康交给别人来料理”的观念，却正是我们绝大多数被教导、被训练出来的做法，将自己的健康主控权拱手交给任何身着白衣、肩挂听诊器的医护人员。
对此，有些人不免要怀疑，我不是医生，怎么敢擅自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就这个主题大发议论。很多人对医生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他们所接受的医事训练，历练他们成为拯救人类生命有如圣职般，相当特殊的一群人。事实上，如果我也接受同样的专业训练，也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很可能也和许多医生的做法一样，对科技、药剂等有同样的看法，忘记它们可能有的缺点与危险性，并对其他的解决方式不以为然。如果我的一生像多数的医生一样，投资了六至八年传统的医事训练，并为了这个生涯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理想，我也很难跳出偏执的立场，对这件事没有个人成见，正由于我不是医生，使我更容易站出来，远离争执，希望能够因此以较客观的尺度来讨论这个主题。
我们整个文化想要从M.D.（医学博士）所代表的Medical Deity（医神）中挣脱出来，需要花点工夫。一九七三年，以色列所有的医生曾集体罢工一个月，想不到这个月内，以色列的死亡率突然降了百分之五十，在此将它提出来唤醒大家的记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除了二十年前医生罢工的一个月内，这中间不曾有像这个月内这么低的死亡率，这是破纪录的；数年之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Bogota）地方的医生曾罢工两个月之久，死亡率下降百分之三十五；而当洛杉矶的医师们因为抗议保险额受误诊影响巨幅上涨的事件，而延缓他们诊所业务的进行，那阵子，死亡率也降了百分之十八。一旦抗议终止，恢复全力业务营运，医药界也上了轨道之后，死亡率立刻回复原来的情况。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连载之二
如果要使自己健康，要使社会与世界更和谐，就必须对我们身体重新有所认识，给予尊敬，尤其是女性的身体。
曾经，我以为医学界在寻找如何获得健康的答案时，抱持的态度是客观而中立的；我以为只有像庸医、骗徒之流，因为对大众造成危害，才会受到正统医药界冷落与疏远。但是，当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我必须承认，我真是一点也不开心。事实上，其他许多国家之所以在健康制度上比美国有更好的成绩、花费更少的经费，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于所谓的预防医学或另类医学采取远比我们“客观”的态度。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将合法的整体医疗方法与西医作比较时，对前者抱持如此微不足道、不予认同的态度。
预防医学与正统医学大异其趣之处，基本上在于它所采取的角度是尊重人类身体本具的智慧与能力，其目标在于如何支持并加强已经在我们体内运行的自愈能力。当然，毫无效果的替代方式也并非没有，有些甚至谎称不实的疗效，但也有许多取代的方法确确实实曾经帮助难以计数的人。遗憾的是，极少数人给予机会对它作公平的评估与测试，由于这些方法未经过公平的审判就被宣称有罪，因此很难对于人类不断发生的苦难作更高的贡献。如果将正统医学与另类医学两者以合作方式截长补短地运用，将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以这样的方式，在医治过程中，就能做到不去计较谁会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完全以病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当整体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方式被视为庸医、没有地位，而且不给予公平的机会来发展它的能力时，人们不仅失去这种方式所能带来的健康利益，同时它所代表的生命价值与功效也同时失去；若能容许针灸、整脊、助产妇、顺势疗法（Homeopathy）、草药、指压按摩、自然疗法等其他许多有效的取代方式融入医疗制度中，不仅能使医药更有效，而且滋养身体本具的自愈能力，开启潜在能量，这是传统医学一向忽略的角度。
医学神话虽然投射出吓人的阴影，但还是有太多的人仍然相信在生病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只有向传统的医学权威求助。我们寄望医生能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并假设如果有自然疗法或其他偏方可以医好我们的病时，医生一定会告诉我们。但很不幸的事实是，美国的医师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之下，被训练得对自然或替代的治疗方式完全不予采纳，只有在最近才逐渐有比较开放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美国医师协会（AMA）继续不断地攻击针灸、顺势疗法、自然疗法、生物回馈反应（Biofeedback）等医疗方式，他们认为那是“未被证实、不被认同、可疑、不实，以及有待查证”的；这也是为什么自从尼克森访问大陆之后，至今尚未有任何一篇有关针灸方面的正面报道出现在《美医协杂志》上；同时也是为什么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继续攻击以非传统方式治疗癌症的方法，即使这个方法显示相当大的治愈远景，却从来不曾被适当地测试或给予公正的评估。相对地，化疗只对极少部分的人有效，而且它具有高毒性。许多采用别种方式来治疗疾病的人，甚至都不跟他的医生谈论，他们怕被嘲笑。一位显然不认同这种医疗方式的著名美医协发言人，最近（自愿承担责任）毅然作出以下的宣言，他说：“在健康制度上给子自由的选择，其实是一种托词。它的真正意思是给予欺骗的自由，他们需要的是有说谎的自由！
转变的关卡
有人问我，是什么因素促使我铆上医学权威人士，向他们的成见挑战，并显露他们滥用职权的内幕？我的答复是，找看到有太多不必要的破坏，而事情往往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只要人们接受正确的教育，知道如何对自己身体所发出的讯息作明智的反应与选择，就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这些都促使我不得不如此做。自由选择是美国人生活方式必具的条件。我相信人们应该有权来决定如何对自己的身体作决定，只要他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别人。标准的医药对某些情况可以作最恰当的处理，包括外伤、紧急手术、医疗救护、细菌感染及某些结构上的破坏，但是，另外有许多其他的情况，包括大多数的癌症、病毒感染、敏感、自我免疫系统失调及多数的慢性衰退性疾病，若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多半会更有效。以我所见，让医、药联手垄断健康制度，不仅违反我们个人健康、自由的权利，更忽视了人类本身所拥有的自我愈疗能力，放弃了自然界所提供的草药价值，消耗我们潜在的完整性与康复力。
我相信，目前的医界危机可以变成康复的转机，借由它的引导而产生大量必需的改变。以另类治疗的方式将会在未来的保健制度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可以拯救我们的社会，帮助我们与原本具有的更新能力沟通，帮助我们照顾自己、预防疾病，并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大的主宰权。
我同时想提出的一点是，我并无意在已经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再火上加油。我之所以将美医协及其他医界所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出来，是希望能有助于重整真正的保健制度。我并不愿意责难那些做出危害别人行为的人，只是想揭开无知与恐惧的面纱，使它不再成为借口而造成保健的阻碍。我不希望这是具有煽动性的文章，只是真诚地将所知与大家分享。我将医界黑暗面揭发是因为希望人们因此能够接触到另一种合法、有价值、有意义的治疗方式，我不愿排除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有权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与生命。
我们社会给予医师特殊的身份与极大的权威，在他们的弹药库里有最强的药剂与疗方，并且面对的是人们最虚弱、最无助的时刻。我们将生命与信任全部托付在他们手中，正由于别人付出了信任，他们有责任将自己私人的利益放在一边，为那些人提供服务，悉心照顾。虽然好的医生也有很多，但是，现今存在的医疗系统往往不能帮助他们完成这个神圣的信托。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想指出一条脱离此困境的路，是为了使我们对身体、对我们自己，以及对那些能真正促进与保护健康的活动恢复信心。
妇女的健康论点
女性是全世界的母亲，她们孕育着慈悲与长养物的天赋本能，西方医学技术正面临失去这些本能的危险。她们的声音是现今最迫切需要的，然而却也是最不被倾听、不受重视的一群。
对妇女压抑与征服反而阻止我们前进。当我将重点放在妇女健康课题上（《还我健康》的第一部分是如此）时，我是同时以男性及女性的立场来谈的，因为不论是男是女，都来自女性的身体，从最初生命形成的一小点，直到孕育滋养被生出来为止。我们对自己认知的主要意识，以及我们对生命的联系，都是经由与妇女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而来。不论我们的性别是男是女，女性的身体都是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通道。
如果要使自己健康，要使社会与世界更和谐，就必须对我们身体重新有所认识，给予尊敬，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女性一向被我们看轻，而下一代也是来自女性的子宫，并在妇女的关爱下成长。我们每一位如何接受母亲的教导与爱护，在在都影响我们日后的发展，而且她们所传达给我们的，多半来自已经被定型的讯息；所以，在一个妇女身份受到贬低的世界，所有的孩子都继承了疏远、隔离与耻辱的遗产。
很不幸，我们的医疗系统对女性保持一个男性至尊的态度，他们持有蕾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所谓的支配者而非同伴的观点，他们对于生产、更年期等自然的生命历程用药物来处理，同时认为女人的身体生来就有疾病的倾向。所以，因为医界对女性采取较不尊敬的态度，使我们几世纪下来都饱受折磨。
把女性从以男性为主支配式的医药中唤醒，不仅能帮助妇女主宰自己的健康，更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获身心的平衡，并恢复我们尊重女性的观点与智慧，使我们的医药更具人性光辉、更完整、更有效。如此才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不再运用权力来控制与支配的社会，而不论男女都能真正尊重这个权力，以它来赋予、滋养与启发生命。
重获主权，掌握生命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不论男女、医生或病人，都能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控权，将他们被机关、团体、个人所夺取的权利要回来。这些剥夺权利的人，都忘记他们原本的任务是要来为我们服务。我的动机是帮助每个人承担起生命个个层面更大的责任，包括死亡。我们如果做不到这点，而将这些事交给日益变质而且缺乏人性的医疗系统来处理，后果将十分令人心碎。
麻州大学医学中心的医学人道计划主任珊卓·伯特门（Sandra Bertman），曾经讲述一个相当普遍的故事，这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先生在一所医院的情形。
老先生在亲眼见到一位病人被院方插满管子做最后急救却未能成功地被救醒之后，他要求医生不要再来烦他。他说：“医生，你给我听清楚！我死的时候，身上不要这些奇形怪状的管子，我不要孩子日后忆起老爸临终会是这副德行。你了解吗？我这一辈子不断努力，尽可能使自己抬得起头。我并不富有，但仍让几个儿子念完大学，我要活得有尊严，即使没多少钱，英文也讲不好，但这都不重要。现在，我已日薄西山，即将告别人世，这点我自己比谁都清楚，也不抱怨。相信我！我老了、累了，也看够了人生百态；尽管如此，我仍要像个人，不要别人把我当成植物每天来替我浇水，我不要像他那样！”
虽然这位老先生是成年人，能将他的意思清楚明白地表达，但却未被尊重，他仍旧在医疗制度限制之下，被医护人员不计代价地设法急救。最后他终于成功地将自己的管子扯掉，并给他的医生留下一张亲手写的字条，他说：“医生，死亡并非我的敌人。受到非人性的待遇，才是最可怕的伤害！”
我的工作是将“慈悲为怀”的心念带回医界，帮助每一个人为自己生命负起责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引导大家，经由体会自然的转换、周期与节奏，从自己内心去发掘，找出什么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并且保持它神圣的意义。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明白他与自身、与医生、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并帮助我们将存在于自身智慧中真正康复的泉源发掘出来。
我们现在要将焦点转移到出生时的情形——这是一个具有无限力量和极度重要性的自然过程。这里也正如其他方面一样，当揭发医学系统的黑暗面时，它永远是为了要使人类的心灵显现出更多的光辉。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三
一位来自加州Soquel的生物学家——珍·英格里（Jane English）女士，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面临抉择，这也是促使她日后在妇女生产论题上提出辩驳的原因。在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分娩阵痛之后，院方医生坚持要为她剖腹生产，她反对医生的看法，拒绝开刀，但院方不尊重她的决定。护士径自为手术作准备，并打算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她逃到医院的洗手间，在那里轻松而成功地产下婴儿，并靠亲朋好友的帮忙，挡开了医护人员的干涉。
十九世纪中期，出生于匈牙利的年轻妇产科医师——依格那次·菲力蒲·山姆威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在当时相当有名的凡尼兹（Viennese）医院为产妇接生。这家医院有两个诊所：第一诊所以产科医师占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也在此接受实习训练，第二诊所则全由助产士来主持。产妇随意地被分发到其中的一个诊所。年轻医师发现产妇都央求被送到第二诊所，这个非比寻常的现象，引发他的好奇，促使他进一步仔细研读这两个诊所的验尸报告。他的研究结果，带领医学史迈进值得记录的一页。他发现因产褥热（puerperal fever）而死亡的产妇，第一诊所（在医生病房中接生）比第二诊所（由助产士照顾）要高出四倍之多。
山姆威斯与同时期的其他医生一样，对于细菌会导致死亡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二十年之后，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才发明在手术室中使用防腐消毒的技术），但当时他在一个灵感之下，宣布每一位在他病房帮助产妇接生的助手，必须在解剖死尸或为产妇内诊之后，以消毒水将手洗净。他在每一排病床之间，都安置了洗手盆以配合这项新规定。
这个安排的结果，相当引人侧目。实施洗手规定之前，在第一诊所生产的产妇，八人中有一人因产褥热而死亡，但实施之后，死亡率立刻降到一百人中不及一人。
你认为当山姆威斯将这个惊人的成绩公告出来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否会立刻受到褒扬，公诸于世？他的做法是否立刻被其他的产科诊所广泛采用，群起效法？
其实不然！正统的产科医师竟然对这位可怜的人宣战，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非难他、羞辱他，他被迫离开凡尼兹医院，终因受到无情的攻击而丧失理智。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见解会有拨云见日、大获全胜的一天，而也正由于他的发现，产褥热从此绝迹。人类对这位伟大的先驱，实在有太多的亏欠。
为什么这么杰出的成果，却会被当时的医学界所藐视？问题出在哪里？部分答案，在于他的发现使产科医生成为罪魁祸首，哪有可能经由他们手指的接触而造成产妇致命感染？这让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医学界的成员根本拒绝接受他们会伤害产妇的暗示。
在美国，最支持山姆威斯理念的，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奥力佛·闻德尔·荷姆士（Oliver Wendell Holmes）。一八四三年四月，荷姆士写了一篇名为《产褥热传染性》的文章，发表在当时最有名的《新英格兰医学季刊》（New England Quartly Journal of Medicine）上。
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产科医师休·贺奇（Dr.Hugh L.Hodge）立刻反击，并以自己一篇名为《产褥热无传染性》，完全相对的文章还以颜色。他反击道：“这个想法毫无道理，实在荒谬可笑，医师怎么可能会传递像产褥热这种致命的疾病？”真是“残酷，残酷极了”！他继续指出，将产妇所信任的医生抹黑，认为医生会将致命的传染病带给病人，这个想法实在太残酷！“让产妇满心欢喜而毫不自觉身处的危机”，他以一种受骑士精神感召的语气说，“这是毫无人性的做法”。
在此同时，另一位有名的产科医生查理士·美格斯（Dr.Charles D. Meigs），也卷入这场争论中，他控诉荷姆士医师“传递诽谤信息，造谣滋事”。他宣称医生传染疾病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上流士绅。
由于医学界不愿客观开明地考虑山姆威斯与荷姆士两位所提出的事实，成千上万的产妇继续因不必要的错误而死亡。
对于过去人们所持的盲目态度，我们不免摇头叹息与质疑。当然，像那样的情形，不应该会在今天的社会上重演。
我们的医界专业人员如今都以科学方法为依归。我们理应信赖现代产科医师，相信他们本着最先进的科技知识，必能发展出有史以来最安全可靠的生产技术。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如此信赖他们吗？
在保健制度上，如以每人的花费来计算，美国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它的婴儿死亡率在西方工业国家里是排名第二十五位，几乎每两个工业国家就有一个国家的婴儿存活率比我们高。
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产妇由医生接生。欧洲的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很多，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经由助产士来接生，这些助产士不是医师，几乎全是女性，对于生产这项艺术与技术有相当的经验。在所有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的国家，助产士都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参与者。
在尼德兰，几乎所有的产妇都由助产士照顾接生，有三成五的婴孩是在家中出生。以我们医学界的看法，这是既过时又危险的方式，但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结果。在荷兰出生的婴孩，远比在美国出生的婴孩有更高的生存率。
卸任的国际生产教育协会（ICEA）总裁陶莉丝·海瑞（Doris Haire）曾到全世界参访，研究各地生产程序的进行。她对于在美国所看到的情形并不欣赏，她说：“我拜访过二十六个国家的产科设备之后，绝对相信在产科的管理经营上，美国是全世界最奇特的一个国家。”
生在美国
我常认为，每个社会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生命，正足以将社会形态适切地反应出来。如果我们能够认知生育的重要性，尊重生产时所带来的精神升华力量与灵性的本质，并了解它对母子之间长远的影响，就能共同建立一个争端少、暴力少的未来。
最早将美国生产制度赋以人道思潮的，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个改变部分是受到《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影响。这份杂志的言论很少对生命的态度采取急进手段，大部分都在谈论如何编织毛衣与重新布置起居室的小品文，有次却出现了这样一篇感人的文章，并巧妙地以《产房的酷刑》为标题。一位护士写道：“我见过这样的医生，在诊察室面对病人时，他的态度慈蔼和善，但在接生时却露出病态而残忍的迹象。我认识一位医生在切割与缝合产道的时候，甚至不用麻醉药，他只让护士替产妇带上面罩，来消除她痛苦时所发出的哀号，有些医生说：‘把她们绑紧，这样才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麻烦。’”
原本不带有任何争议色彩的《妇女家庭杂志》完全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旋风！持续不断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入，一九五八年五月号登载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一位妇女写道：“女人好像羊只一般被赶在一起，送到产科医师的生产线，在生产台上麻醉，手脚绑牢，而她们的婴孩从产道被钳子夹出来。今天的产科医生是经营婴儿制造工厂的生意人。”另一位妇女抱怨说：“我立刻被推入产房，护士为我准备就绪，再以皮手铐将我手脚绑在产台上，他们让我一个人以这样的情形，在产房独处将近八个小时。”
这个敏感的话题触到许多人的伤心处，日复一日，信件如潮涌，一位妇女在同年十二月的杂志中这么写道：“似乎有太多的医院与医生，认为女人一旦面临生产，就立刻变成傻瓜、笨蛋，一切不能自理，降格为牲畜。我在星期六的上午被绑在生产台上，一直躺到星期天下午孩子出生为止。当我将手从手铐挣脱，为自己擦脸上的汗时，护士对我发出相当严厉的谴责。”
从那以后，美国在改进妇女生产制度上所作的努力，不可说不大，但我很遗憾地要说，这些改进并未达到多数人的期望。事实上，最近三十年来，剖腹生产的比例已成为国家的耻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剖腹生产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三，如今已经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产护中心
近二十年来，我所看到最让人肯定的改变，在于不断有独立的产护中心成立（这与医院所属的生产中心不同），一九七五年时，美国还只有五家，但到一九九四年，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家，而且还有六十多家正准备要开张。
在非医院的产护中心，生产是一个正常而且健康的过程，备受敬重而且无有恐惧。助产士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一切支援，产妇也不需要去适应医院的例行公事与时间表，她们可以随意走动，并以任何适当的姿式来生产。所有外在的药物或干扰都减至最低，但用来应付一般或复杂状况的紧急医疗设备也都俱全，以便处理大出血或婴儿急救时的紧急状况。孩子的父亲能跟她在一起，握着手、拥着肩，有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他们若想相依偎入睡也不受限制，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或朋友，只要是产妇同意的，都会受到欢迎。婴儿一出生就能和母亲在一起，同时鼓励母亲以母乳哺育婴儿。几乎所有不在医院，而是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妇女，都对她们的经验相当满意。
当产妇受到尊重，生理周期受到重视，就会对自己的身体升起一份信心。外在的干预愈少，母亲对自己的责任感与成就感也愈强烈。她们知道自己达成相当重大的使命，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再次产生强烈而坚定的信心。她们以更深一层的自尊自重为出发点，来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责任。
正如一位刚做母亲的女士所言：“我生下女儿之后，才确知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是我不能做的。”
产护中心是否安全呢
对美国独立产护中心所作最具规模的调查，于一九八九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它的报告结果具有相当影响力。所有在产护中心与生产有关的婴儿死亡率（包括脚先出来的婴儿、双胞胎，以及遭逢困难必须送医院急救的），远比在医院所发生的要低。
这个研究同时显示出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其他优点：剖腹生产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四，不及一般医院的五分之一；对产护中心满意的程度，使得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妇女建议她们的朋友前往；而生产平均费用，是一般医院生产费的百分之七十。
这项研究调查的结果，令该文作者们印象相当深刻，他们作了以下的结论说：“安全、节省又能称心如意，是产护中心的三大特色！”
有鉴于这项重要发现及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美国公共健康协会于是同意独立产护中心的成立，他们注意到在医院以外也可以有安全的生产照料方式。
然而，这个情形在产科界的眼中看来，却不尽然。一如当初依格那次·山姆威斯的时代，当今美国妇产科医师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同样对所有的证据视而不见，并发表宣言反对所有医院之外的生产方式。
他们以何种理由提出反对呢？其争辩说，那些选择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妇女，比较愿意对生产这件事负起责任，所以不能与在医院生产的妇女相提并论。他们继续辩说，选择产护中心的产妇之所以会有较好的结果，是因为她们本身比较健康，而且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
一九八六年，产科医生的职位受到考验。那时，山于迈阿密的医院过度拥挤，容纳不下所有产妇，于是有一群产妇被分配到临近的独立产护中心。这些妇女不同于一般自己选择去产护中心的产妇，她们较贫穷、教育水准偏低、许多是有色人种——几乎包括了所有与高危险性相关的因素。如果产科医生的见解正确，以他们的说法，产护中心会有较好的成果，全在于他们接触的是出于自己抉择的产妇，那么这些被指派去的产妇，应该不会有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才是。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被分派去产护中心生产的一群妇女，结果与一般产护中心客户几乎没有两样。她们需要做的干预措施很少，紧急状况的发生率很低，剖腹生产率只有百分之五，没有任何人死亡。而她们对中心满意的程度，使得许多母亲在生下一胎时又回到这里来，并推荐给她的亲朋好友。
然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院仍企图漠视这个事实。虽然产科界继续宣称只有在医院生产才是安全的，但是人们开始觉得他们的说法是陈腔滥调，无法自圆其说。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四
大多数医院生产的情形，仍停留在饱受高科技压迫、非人性待遇的阶段。产妇被当成一件必须将婴孩从腹中取出的物体。
婴儿企业
婴儿的出生，在美国是一年二十亿美元的生意。许多美国医院急切地想扩张它在这方面的市场，于是靠公关来打知名度。呈现给潜在客户的讯息是：它们能提供医院的安全环境，并拥有一切在家生产的好处。加州卡斯特洛谷（Castro Valley）伊甸（Eden）医院的广告画面，一对相爱的年轻夫妻与面带微笑的婴儿，下方的标题是“在伊甸生孩子真舒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亚特兰大的HCA西步渡口（HCA West Paces Ferry）医院则宣称他们的“生产套房拥有早期的美式家具，床四周有高脚柱，旁边有可爱而舒适的婴儿摇篮”；在维吉尼亚州，亚力山大（Alexandria）医院对怀孕母亲说：“医院有粉红色的餐厅，为二人在餐桌上布置鲜花，并且可以任意挑选嫩牛排、今日海鲜特餐或俄式鸡柳。”
很不幸的，这些只是广告商的花言巧语，在公关的巧饰背后，大多数医院生产的情形，仍停留在饱受高科技压迫、非人性待遇的阶段。产妇被当成一件必须将婴孩从腹中取出的物体。愈高级的医院，剖腹生产的比率也愈高，因为那里的产妇，一般说来比较有钱，可以付得起或者有保险为她们支付，较高额的生产费用。今天在某些医院中，有医疗保险的白种妇女，剖腹生产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五十。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医院对生产照顾十分友善，但骨子里仍视生产为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随时有可能需要予以处理、控制的过程；丈夫或伴侣多半被允许进入产房，但心中仍被随时可能出状况的恐惧所支配；产房的家具或许看来亲切，壁纸让人心情愉快，但产妇的需求却常常被医院的例行公事所限制与压抑。医院一切以便利产科医师为主，医生害怕被病人控诉有诊断上的错误、保险赔偿项目时有改变、医务人员之间的冲突等因素，都会影响产妇心情。
当然，自从《妇女家庭杂志》收到信件，揭发美国妇女对她们在医院生产体验的真相之后，这一切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有不少改变是积极的！但针对科技与人为干预上的依赖也愈来愈高。结果使得在现代医院生产的妇女，常会觉得自己是可悲的受害者，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无能为力，不能依自己的意愿行事。
助产士
对多数妇女而言，想要在典型美国医院——由产科医师经营，并受到大量人为干涉——的生产环境之下有安全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这不只是情绪上能否得到安抚的问题，产妇内心的确需要有安全感，才能使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许多哺乳类动物甚至有一种天性，在觉察到有危险逼进时会停止分娩，等到危险过去才能继续。这种直觉告诉它们，如果在危难中诞生新生命，不仅给婴儿带来危险，对自己也不安全。同样的，很多妇女在医院分娩时“无法有任何进展”，因为她们也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对自己与孩子都不安全，这是件值得注意的事实。很不幸，产科医生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不能提供产妇安全与支援的保证，反而采用使产妇更不安、更激进的干预手段迫使她分娩。而他们这个对策也是被训练出来的。
产科医师与助产士所采用的方式有天壤之别。产科医师受的是手术训练，很少有人教他们有关产妇情绪上需要的是些什么。助产士则不然，她们非常了解如何能带给产妇安全感，她们懂得以欣赏、感激的角度，将妇女生产经验视为一种自我肯定的自然表现，她们对产妇在身体、情绪及灵性上都付出全心全意的关爱。
助产士借由妇女经验，以心传心的力量与直觉的和谐，来帮助产妇开启身体与灵性上与生俱来的伟大潜能，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求助于产科医师的科技。由于她们了解生产本身是一种神奇、美妙的体验，具有增强与康复的能力，所以对整个过程相当珍惜，并视它为亲子之间互动的神圣体验。
很少有产科医生能从社会观点上对妇女生产有所警觉，然而，助产士却往往能够借着整个生产过程，使家庭更凝聚。很多准爸爸在面对生产时，态度焦虑不安，视它为一桩紧急事件，当他们无法“解决”这件事时，就只能手足无措，感到很不自在。产科医师也同样地陷入这个处境，而他的心态只会助长准爸爸的焦虑；助产士则不然，她能帮助准爸爸了解，虽然他无法替他的伴侣把孩子生下来，也不能解除她的痛苦，但他可以做一些很有价值的事——他可以爱她，全意陪伴她，以关怀的心使她感受到他的力量，当他不断提供让人敬重的温情与支援时，不仅能使伴侣放松地发挥生产的力量，同时也由衷地对她本人及她所将成就的事感到尊敬。
助产士也知道如何能使婴儿的哥哥或姊姊对生产有所认知，使他们因此而有参与感，知道生产是一件最自然，也最神奇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被允许进入产房，亲眼见到母亲生产的孩子，往往会更尊敬母亲所做的一切，并与新生的弟弟或妹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得以见证，”国家另类安全生产父母与专业人事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for Safe Alternatives in Childbirth）的创始人大卫·史都华（David Stewart）这样说，“生产过程对所有在场的人，不论老少，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最佳时机。”
助产士往往也懂得如何去帮助妇女，在婴儿尚未出生之前，就能从潜意识的层面上先与孩子沟通。一般产科医生在致命的危机升起时，总是先假设产妇的身体已不能正常运作，必须仰赖高科技，于是予以干预；助产士则以纾解母亲的情绪为主，请她将讯息传递给婴儿，确保孩子的安全与被爱。亲子之间传递讯息，往往能产生更为亲密的关系，使得生产较为顺利，也为产后与孩子建立良好关系作准备。
安全第一
产枓医生会说，关心孩子感情的建立与联系、产妇情绪上的种种体验，都是好的做法，但他们认为一切应该以孩子的安全为第一。他们说，即使十个妇女有九个不需要科技与人为的干预，并且可能因为没有这些干预而有更愉快的生产经验，但剩下的一位总会有安全上的顾虑，他们不会因为某位吃小麦胚芽及营养食品的年轻女性视生产为获得宇宙意识的方法，而轻易地让婴儿丧失生命；他们说生产的确有危险性，而他们的职责正是防止这个悲剧的发生，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拯救这些一旦缺乏适当措施就会失去生命的孩子。
他们在生产科技上是一流的专业人才，不会因为健康正常的妇女在产房受到种种不人道的待遇而感到困扰。尽管这些妇女仰天躺在生产台上，血压计捆住手臂，血管中注射营养补充点滴，肚皮上有一圈皮带绑着，尿液导管与电极管从产道吊出来，而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位产科医生不客气地说：“你要听好！这不是在开生日派对或与情人做爱，忍着点，你总不希望孩子死掉吧？！”
如果现代产科医师所采用的方式，的确能拯救孩子的生命，使新生的下一代更健康，我自然不难了解他们从业的原因，也乐意支持他们。但问题在于，当我发现事实真相并非如此时，我吓坏了！医学文献上记载的，都是有关现代产科惯行手法并不能拯救生命的事实。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显示，它对于母亲与婴儿，只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这些资讯并不是秘密，这是刊登在同侪之间评论最具可信度的医学杂志上，举例来说，《大英妇产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Obsttrics and Gynaecology）曾发表一篇报道，作了这样的结论：有史以来产妇与婴儿的死亡率与罹病率（包括受伤与疾病）之所以会降低，并非由于有医学科技的参与。这个进步应该归功于抗生素的开发、牛奶中加入的维生素D（因而防止驼背）、公共健康的进步、卫生设备的改良，营养富足、妇女工作环境的改页、以及许多其他能增进产妇产前健康的条件陆续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更进一步总结说：“产妇与婴儿的罹病率及死亡率，即使没有任何生产科技的介入，也能持续地降低。”
当我刚开始沉思这些事实及其他类似的研究报告时，真不愿意相信它的言外之意，难道在现代科技下，产科的训练与执业，不但不能拯救生命，反而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与浪费？难道助产士反而比产科医师还要安全？
真正叫人清醒的事实，是数据本身并不足以反应出当代产科界的情形。加州麦德拉郡（Madera）曾做过一个为期三年的实验，在那段期间，助产士负责为绝大多数的产妇接生。三年之内，新生儿的死亡率比原本由产科医生主持接生时的死亡率要减低一半。
但实验本身却带来更令人心寒的结果，让人又一次回想起当年山姆威斯的情形。在一篇针对当今生产选择相当有份量的文章《生得好，生得安全》（A Good Birth，A Safe Birth）中戴安娜·郭提（Diana Korte）与罗勃塔·史卡尔（Roberta Scaer）写道：“尽管它有很好的结果，但由于加州医事协会提出反对，这项计划只好被迫停止。”
于是产科医师再度掌有该郡接生的任务，往后的两年半里，医院新生儿死亡率骤然增加三倍之多。
在肯达基、北卡、密苏里、亚利桑那及其他州的研究结果，也都对助产士的评价极高。一个由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ease Control）所作的研究报告发现，北卡州由助产士在家中负责接生的死亡率，只有医院产科医师接生低危险率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七。
全世界都有同样的趋势。一九八六年在尼德兰的一所医院中，以助产士与产科医师接生的结果作比较，后者的出生死亡率是前者的九倍。如果助产士到家里去接生，结果往往更安全、更好，与在医院由产科医师接生的婴儿相比较，其死亡率是前者的十九倍。
然而忠于产科医师的支持派抗议说，这些数据有可能引起误导，因为在德国医院中经由产科医师接生的婴儿，很可能本身就有较高的危险性，但《大英妇产杂志》却刊出一份对这个数据所作的详尽分析报告，发现“由产科医师接生的产妇，一般来说危险性并不比由助产士接生高出多少，因此不可能导致产科医师比助产士在接生时高出将近十倍的死亡率”。
研究家大卫·史都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在医学文献上发表他的结论：由助产士接生的婴儿，出生死亡率远比产科医师要低——即使“这些助产士是替贫穷而且具高危险度的产妇接生，原本以为会有较高的死亡率，但结果却未必如此。”
根据各种迹象证实，妇产制度如果仰赖助产士，母亲与孩子往往都会更好，这是一致的结果。史都华说“这些数据来自百万人口的统计，是全球性的，并从将近一世纪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他估计如果美国所有的产妇在生产时都采用助产士的方式，则母亲与出生儿死亡率将只有现在的一半，而新生儿脑部受损或其他新生儿受伤与并发症的情况也会减少四分之三。一些权威界人士同意，将这些全加起来，我们一年可以节省八十五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如今，纽约市布朗克中北（North Central Bronx）医院采用助产士来为高危险性、低收入的产妇接生，而展现卓越的成果。在这里，从医学或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七成的产妇是属于高危险度，她们大多是贫户及有色人种。医院的产妇，十人中有一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产前检查，八人中有一人是嗑药者。然而医院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最少的医疗仪器，尊重产妇，并由助产士接生。在这种情形下，并发症很少，剖腹生产只占百分之十一。这比将全美有钱、有营养的妇女算在内的平均剖腹率还要少一半。在布朗克中北医院，超过二点二磅的新生儿死亡率在一千人中只有三点七人，比产科医师处理低危险性的产妇都还要低。
一再证实由产科医师在美国医院接生，比助产士在医院外接生的婴儿死亡率更高，实在是件让人困扰的事实。更让人不解的是，医院出生的婴儿甚至比在计程车里出生的婴儿有更高的死亡率，而这又是一致的结果。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在医院生产，婴儿与母亲会更健康。
英国有份著名的医学外科杂志《兰斯特》（Lancet），就报道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将五百位在产护中心与五百位在医院生产的妇女一起作比较。在产护中心，产妇可以四处走动，分娩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吃、喝。她们不打点滴，也不用电子侦测仪器，只有少部分需要吃止痛药，而她们在谈及生产经验时神采焕发。在医院生产的人呢？所有的人都要打点滴，多半都绑上电子侦测器来观察胎儿的情形，几乎每一位都需要高剂量的麻药来止痛，有些人认为她的生产经验是笨拙滑稽的。
而新生儿所表现的差异也同样令人侧目，《兰斯特》研究报告显示，医院出生婴儿比产护中心婴儿患有胎儿危难现象的高达十七倍，神经不正常的现象高出三倍，而黄胆也有六倍之多。
多年来，产妇告诉产科医师，当生产受到妨碍时，她们对自己失去信心与希望，于是踏出为人父母错误的第一步。《兰斯特》重视她们所提出的抱怨，发现医院出生的婴孩中，有十二位在第二年就成为被父母虐待的目标，而没有一位在产护中心出生的孩子，受到如此待遇。
当然，有时候明智而正确地使用医院设备，的确可以拯救生命。如果产妇的子宫颈只开到八或九公分就没有进展，这时破水确实能够有所帮助，偶尔使用尿液导管或胎儿监视器也会有帮助，谨慎地使用止痛剂很可能是天赐的恩惠，而剖腹生产也确实可以救命。但这些应该只在有必要时才去用它，把它当成例行公事般地运用，就是滥用！
《朵拉》（The Doula）是一份探讨有关生产与为人母相关事项的杂志，其主编密歇尔·温克勒（Michelle Winkler）如此问道：
“为什么当美国助产士与怀孕妇女面谈时，总会被问及：‘你可曾失去过有可能被产科医师拯救的婴孩？你可曾因在家中接生而使婴儿丧生？而这孩子如果换了在医院中生产，就会及时被拯救过来？’为什么产科医师从没有被孕妇问过：‘你可曾因为不当地使用医技，而使婴儿丧失生命？如果这个婴儿经由自然生产，很可能会保全性命？如果产妇能依自然过程，随着自己的阵痛与正确的时机来生产，有多少的剖腹是非必要的？’”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在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暴力与恐惧之外，再没有哪一种方式会比降格妇女的生理周期，更能有效地限制她们的发展！”——克丽丝汀医生（Christiane Northrup）
大自然伟大的周期与韵律，是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因素之一。潮起潮落、月盈月缺、日夜更替、物换星移，都只是大自然自我更新、周而复始的一些形式，生命也因此得以维系。作为人类，我们吸气、吐气、走路、睡觉都是将自己与宇宙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的韵律变换方式，与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了解并尊重个人周期与宇宙伟大力量之间互相运作的方式，能让我们引以为荣。然而，很少有哪一个身体上正常的经验，会像女人最基本的生理周期——月经，那样地受尽侮蔑。
许多妇女发现，要她们不把生理周期与痛苦联想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近来有一位年轻妇女跟我说：“我学到对周期性的流血怀着羞耻的心态，不去谈论它，基本上根本忽视它的存在，把它塞住，继续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别的妇女抱怨并谈论经期不适，我会冷酷地判定她没用。我心里会想：这又有什么？我们哪个人不都一样要经历同样的事？安分老实地过日子吧！没什么好报怨的。”
当然，作为男人，我不曾有生理周期的经验。但是我想，如果妇女受到鼓励与支持，使她们能够尊重自己的周期，不要一径地蒙头过日子，而当它是将自己与自然周期及地球相连的一个方法不是很好吗？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将经期视为更新的过程，是维持健康的子宫与生殖系统所必须的周期，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身体之所以会定期地将子宫内膜脱落并借血液流出体外，是有其原因的。如果有任何不健康的微生物组织在前一个周期内侵入而停驻在子宫内，经由这个方法，就可以将它驱逐出境。将有可能被感染的子宫细胞清除，身体免疫能力的完整性得以受到保护，接受性病感染的概率也会因此而降低，子宫保持清洁，以便为将来有可能怀孕作准备。
如果我们懂得感谢生理周期净化的作用，就不会看到这么多中毒性休克征兆（Toxic Shock Syndrome），这是近年来影响成千上万美国妇女很严重的一个疾病，有时甚至会致命，几乎所有发病的妇女都使用过超吸力月经棉塞（superabsorbent tampons）。
一般妇女经期的排血量在二至四盎斯之间。超吸力月经棉塞一次可以吸满一盎斯多的液体，比大数妇女阴道内任何时段所含的液体要多很多。因此，这些棉塞同时会将健康阴道壁内正常分泌液吸尽，导致阴道长瘤、受损、裂伤等。更糟的是，它留置阴道的时间常常比一般棉塞要久，因此成为病菌繁殖的温床与感染的来源。当它留在阴道五至六小时之后，会因膨胀而压迫阴道，使阴道内壁干燥，往往导致棉塞附着在内壁而难以清除。也有可能在取出时，撕裂内膜细胞。阴道受伤与细菌繁殖是使用超吸力棉塞的两大特性，也是造成中毒性休克征兆的主因。
大部分使用这种棉塞的女性，虽然不见得都完全发展出中毒性休克或其他可以确认的症状，但很多人在经期会觉得很不舒服。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超吸力棉塞虽能有效地吸收经血，它也能引起各种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包括增加自体免疫疾病的危险性。这些问题又有可能因棉塞经过氯漂白处理，而变得更严重，使妇女接触到像戴奥克辛（Dioxin）这样的致癌化学品。
我认为西方医学要为这些问题负责任，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教导妇女如何妥善地与身体微妙的运作功能配合。医学系统应该帮助妇女了解，她们身体之所以如此结构有其必然的意义，那是能量的交响乐配合天赋的智慧所编奏出来的美丽乐章。他们应该能够帮助妇女了解，生理周期有如定期自我疗护与卫生保健。
有一位年轻女孩跟我说，在她初经之前，妈妈带她去看医生，诊所里的人要她脱去衣服，在无菌台上等候。一位她从未见过面的男性医师进来，为她检查，然后很冷漠地问她有没有注意到内裤里是否有任何由身体排出的分泌物。这位陌生男人对她提出有关私处的问题，使她感到相当屈辱，她立刻想也不想地说：“没有”，并试着改变话题，但心中一点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应该有分泌物呢？还是表示她有某种疾病？当她离开医生诊所时，感到既害怕又羞耻。我心想，如果他能换一种方式，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呀！他可以说：“在大约你这个年纪，每个女孩都会开始她的生理周期，这是让你身体保持清洁与健康的一个自然又美好的过程。你有没有注意到月亮的阴晴圆缺，而且每个月都有一次月圆？你的身体是美丽地球的一部分，就好像月亮、星星是星空中的一部分。每隔大约一个月，你的身体也达到圆满。一旦你有了生理周期，身体就会开始进行自我更新，使你的子宫保持清洁与健康。你有可能会注意到在周期内不同时段，你会有不同的心情变化。这是正常而且自然的，也是你在成为女人的过程中，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改变。”
如果医学专业人员，能帮助妇女将心中积压的耻辱转变成自我了解的泉源，这该有多好！有没有可能因生理周期而产生一份更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使妇女更能掌握身体与意识之间的相关性？她们会不会发现不同的生理周期与梦境、创造力、荷尔蒙的消长有某些对应关系？有没有可能她们所发现的，不再是痛苦与迷惑，而是机会与潜能？
妇女周期的前半期，从流血到排卵之间，她的雌激素（estrogen）分泌持续增加，直到排卵时升至最高点。后半从排卵直到再流血，则以黄体酮（progesteron）为主，雌性激素仍存在（除非怀孕）。在排经血开始之前，此两种激素的分泌都减低下来。
生理周期往往与月晴月缺相关联，月亮同时也影响海洋的潮起潮落以及身体内许多液体的流动，包括排卵的周期。在月圆时，排卵与怀孕的概率比其他时间都要大，尤其当妇女生活在比较接近自然的环境时更是如此。新月时，排卵与受孕率降低，很多妇女开始经血。有一项针对两千位经期不规律的妇女所做的研究显示：在接近排卵的那三天，如果睡觉时在靠床边放置柔和的灯光（模仿满月之月光）。会有超过半数妇女的生理周期恢复二十九天一周期的正常现象。
“我们富创意的生理及心理周期，与月亮的周期相配合，”克丽丝汀医生作如下的解释，她是卸任的美国整体医学协会（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现任佛蒙特（Vermont）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临床助理教授，“科学证据显示生理周期以及梦、情绪的节奏都与月亮、潮汐、星球息息相关。月圆月缺与我们身体的电磁场相互作用，影响内部生理过程。有—段时间月亮完全被遮盖而呈现黑暗，在新月期再渐渐地出现让我们看见，慢慢变成满月。妇女也是如此，每月会有一段较为晦暗的时期，好像生命在这段期间突然消逝（这是在经前与经期），这是很自然的。”
妇女生理周期不仅与月亮、潮汐相对应，它同时也会与各种不同的心境、情绪及行为表现互相呼应。在不同的生理周期中，她对世界所产生的反应也不同。
克丽丝汀医生接着说：“从开始排经血直到排卵期〔卵泡阶段（follicular phase）〕，这个阶段是使卵子孕育成熟。在象征性来说，它是为接受新生命的来临而做好准备，是社会所尊敬与认可的角色。很多妇女发现这个阶段是她们感觉‘最棒’的时候。她们精力旺盛，四处奔走，充满热情、生机与新的想法。愈近生理期的中期，自然而然愈容易接受别人，接受新的见解——更有‘生机’与旺盛的生命力。对许多妇女而言，此时的性趣到达顶点，身体所释放出来的荷尔蒙也会迷漫在四周空气中，对别人更具性吸引力……在这个男性支配的社会中，这点特别受重视，而我们内心视其为经期‘好’的一段。我有—位病人是餐馆女侍，她所服务的餐厅有很多卡车司机停下来吃晚餐，她说她的小费往往在近排卵期收入最多。……”
“如果排卵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怀孕，我们就进入生理周期的后半段〔黄体阶段(luteal phase)〕，从排卵回到经血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我们很自然地从外在活动退缩到一个较为内省深思的状态。我们转而向内观，为来自内心深处将孕育而出的未知作准备。社会对此阶段的认知，并不像卵泡阶段那么敏锐。因此我们对经期来临前的能量、情绪及内敛心境的看法是‘低落而且无效率’。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无法以理性来诠释的现象，一般较不易接受，因此很多妇女对于经前或经期下意识来自‘月阴’的讯息，予以阻挡不去理会。这种月阴讯息来自反射性与直觉性，往往有时来自我们的梦境、情绪与渴望。当它出现时，总以黑暗作为掩护。”
今天有许多妇女学习如何配合每月的生理周期。只要情况许可，她们就尽量休息不去上班，你像对待生命中重要的事件一般，为了给予更充分的时间，来接收这段期间可能传达的特殊感觉，并予以消化吸收，她们减少每日例行的工作。她们花时间在澡缸里放松浸泡，静静地漫步，休息，读书，画画，热敷，享受大自然，做任何能使她放松、滋养身心的活动。有些人喜欢喝点草茶，有些人晚饭吃得少或甚至不吃。至于不能不去上班的妇女，就在桌旁摆些花儿，常常休息，不工作的时候，让自己完全放松并为自己补充体力。
如果对身体状况注意的话，会发现她们在经前与经期需要较多的睡眠。一些研究报告有这样的结论：在这段时期，她们会有较多的梦，而且梦境鲜明。另一个研究则认为妇女在这段时期比较情绪化，容易生气或哭泣。如果情绪波动发生时，不要骤然下定义当它是生病，一心只想让自己“恢复正常”来“做该做的事”，反而能静下心来留意它的变化，将它视为停下脚步重新再出发的召唤，是带给自己平衡与智慧的一个机会，那该有多好呢？这是不是也有可能呢？
更年期妇女对于自身的不适与世界的痛苦，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敏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个痛苦予以正视并作适当处理，将有助于打破逃避现实与麻木自己的习惯，而自内心升起慈悲与勇气，将妇女与至真至善脱节的生命改变过来。
在传统文化里，经前与经期的妇女常会找时间独处、休息，减少每日例行公事。这绝不是羞耻或自鄙认为她们不如正常而自我放逐的做法，而是一种认知、重视生理周期，知道需要善待自己，让身体得到滋养与补充的方式。她们觉得没有必要每天都表现出精力旺盛、活泼、快乐的样子。当她们脆弱的时候，自己是易受伤害的，在社会支持之下，她们发现对内在情绪波动的消息予以尊重，可以为自己带来更新与祝福。
相反地，我们社会上有许多妇女在经前与经期非常痛苦，以至于完全无法想象这个过程竟会是内在指引与愈疗的一种方式。她们可能会想：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还要一个人独处呢？我已经觉得够糟了，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愿意在阵阵经痛、急躁、腹胀、有气没力的时候，还要设法自我排遣？
答案在此
一般针对更年期与经痛的解决之道是使用药物，腹胀就服利尿剂、头痛吃止痛药、情绪焦躁就用安神剂（Valium，一种成药使情绪稳定）。长久下来，这些方式所产生的副作用，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大。好在，有很多自然的方式可以取代成药，又没有这些恼人的副作用。比较开明客观的医界人士，会提供妇女这方面的资讯。
在饮食上采取低脂肪、完整食物、素食的妇女，几乎毫无例外地有健康的生理周期。经期较规律、排血较少、较不那么痛苦。一份在《美国妇产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更年期的妇女如果改变饮食，摄取低蛋白质、低脂肪的食物，她的消沉、紧张、愤怒、困扰、悲伤及疲倦等情形也会大为改善。另一个研究报告，让妇女在前四个经期摄取百分之四十来自脂肪的卡路里，而后四个经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卡路里来自脂肪。在吃低脂饮食时，她们的体重降低，腹胀与胸部触痛的情况都有好转。
为什么低脂素食有如此的帮助？动物性脂肪与动物性蛋白质会增加前列腺素F2艾尔发荷尔蒙的分泌，这个荷尔蒙与经痛有直接的关联。它们同时会导致“雌激素优势”的现象，就是雌激素比黄体酮素高出许多。吃健康素食的女性，血液中的雌激素要比肉食者低很多。她们更年期与经期不适的症状也都比较轻微。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所吃的食物属于食物链较低层时，素食女性吃到的化学合成荷尔蒙量也较少，这些化学合成荷尔蒙是经由现代喂养家禽、家畜的方式，间接摄取而来的。因此她们体内残留的毒性杀虫剂比较少，一般种植动物饲料的土地上，都会大量喷洒农药，这种杀虫药很多是模仿体内的雌激素，会破坏体内激素的平衡。
*食物中排除乳制品的妇女，在经期中也会有重大改变。一项研究说，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其乳制品摄取量是无更年期症状的五倍，之所以会有这么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乳制品中所含的钙会破坏体内钙与镁的平衡，影响镁的吸收而导致痉挛与大量经血（想吃巧克力的欲望，常常是缺镁的现象之一）。另一种解释是乳制品中的蛋白质，会引起很多人有发炎性敏感反应。
*避免吃白糖、白面做的食品，尽量多吃全谷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是健康的基础。精制食物中缺乏人体健康所需的主要养分，它们使细胞处于饥渴状态，不断需要养分，因此倾向于食物过量、体重过度。而体内大量的脂肪，会使血液里的雌激素提高，增加更年期不适的症状。
*肝需要各种维生素B（尤其是B6与B12）来分解并抑制雌激素，因此妇女需要适量摄取。维生素B、C与E（雌激素新陈代谢所需）对很多妇女都提供实际的帮助。一个英国的研究报告发现，摄取四百单位维生素E的妇女，更年期症状减轻百分之二十七到四十二，尤其是在心情低落与情绪焦躁上，特别有帮助。
*身体需要亚麻酸（Linoleic Acid）来促进荷尔蒙新陈代谢的作用。核桃、南瓜子、亚麻仁油以及黄豆产品都是这种必需脂肪酸的来源。在吃饭时酌加晚樱草油（Evening Primrose）、琉璃苣油（Borage）或黑醋栗子油（Black Currant Seed）都可以有所帮助。
*除了从饮食上获取最佳的健康以减低经期的问题之外，研究并显示定期的有氧运动（比如快步走路）也会减少经期不适症状，增加身体天然内啡肽（endorphins，一种可以提升情绪及止痛的荷尔蒙）的分泌。
*常练习静坐、瑜伽或其他深入放松的方法，可以减低心理压力，这些都对经前或经期的不适有相当显著的效果。一九八九年在哈佛大学研究的结果，发现平时做放松技巧训练的妇女，更年期症状可减轻百分之六十。
*暴露于自然光或全谱光相当重要，这与一世纪前医生所支持的看法正好相反。一个研究说，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如果一天晒两个小时阳光，她们的症状会大量减低，包括体重恢复正常，情绪止跌回升，不再盲从找东西吃，少有疲倦及易怒的现象。但若是处在人造光线之下很少接触自然的光源，则不断会有生理周期的干扰与更年期症状出现。
*一九九三年，《妇产杂志》（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小心地以安慰剂（宽心药丸）控制做研究，发现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如果接受每周三十分钟的手、耳、脚底按摩治疗，在身体（包括头痛、背痛、头昏、失眠及经痛）和心理（包括情绪起伏、焦虑、心情低落、易怒、迷惑和无法集中意志）两方面都有百分之四十六的进步。这种按摩治疗不像一般更年期使用的药物，它没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当生活形态与饮食互相配合恰当时，天然的黄体酮素往往可以针对更年期不适，产生很好的疗效。凡德比特（Vanderbilt）大学医学中心的裘·哈格罗夫（Joel Hargrove）医生以口服天然卵巢激素来治疗更年期不适的病人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来自西巴斯托波（Sebastopol）在加州大学医学院家庭医学部任职临床教师的约翰·李（John R.Lee）医生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使用较小剂量涂抹式的天然黄体酮素。
多数医生仍不清楚天然黄体酮素的存在，以为它与合成的孕激素（Progestins）无异，是类似甲孕酮或称为安宫黄体酮（Provera）的一种激素。但是天然黄体酮素与孕激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若使用适量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往往效果显著。它的成分采自天然（多半来自黄豆或一种野薯），因此不能申请专利，制药公司对它也没有兴趣。很多医生及研究者也只对申请专利的药有使用的经验，因此对这种特殊的物质一无所知。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妇女，能带来永无止息的力量，为地球作积极的改进。”——卡洛琳·笛玛可医生（Carolyn DeMarco,M.D.）
改善饮食、生活形态和其他自然的方式，对妇女经期困扰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有凭有据的。但如果她是处在一个饱受性利用的关系下；或家庭、工作有损她的健康；或受到近亲的迫害及其他性骚扰，而内心痛苦，情感不能得到纾解与平衡的情况下，即使她严格执行饮食疗法、每天跑步，却仍不能为她带来整体的愈疗。
不论男女，当我们老处于心理或灵性遭受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心灵的痛苦往往借着身体上的疾病表现出来。男女对此反应的区别在于男人不去面对无解的问题，一味逃避它，并拒绝接受身体所发出来的讯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早死的原因之一；女人则不同，她们在生理周期的某一阶段，特别能够深入体会其情绪化的一面。
对于带有深沉伤痛与恶梦导致心理与灵性受创伤的妇女，饮食与生活形态的改变，会使她们较容易与自己沟通，学习善待自己的身体，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注意饮食并固定做运动，有助于去除伤害自己的坏习惯，增加自信心，并对生命采取积极而正面的态度。假以时日，多数妇女将能借不断的自律与耐心，对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中需要改变的事加以调整，使受伤的心得到安慰而复原，使她们每个月都能有更健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处的社会仍期待妇女否定她们对于自我表达及成长的需求。依我看，许多妇女的状况其实是一种肢体语言，她们以身体来诉说内心不被尊重的种种委屈。她们的身体正在反抗，拒绝受压迫，不愿被支配，她们以完整而自信的个体，自由地表达自己、掌握自己，才能获得痊愈。
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妇女身体是有病的，认为女性天生具有缺陷，必须依赖男人的这种态度，事实上妨碍了她们治愈的过程。加了软垫的搁脚架与加温过的子宫镜虽然值得做，很细心周到，但却无法触及真正问题的核心。也许是因为所谓的正统医药，一向如此权威与跋扈，全然漠视妇女内心深切的渴望，以至于今日有许许多多妇女不再盲目地找医生或去医院寻求愈疗。她们内心深处对于获得真正健康的渴望，正带领许多妇女远离不尊重女性精神与灵性的地方，改而朝向增加对身体的认知，了解心里的感受，及在创造的泉源中得到欢乐的新方向。
知觉意识与避孕丸
如今有许多妇女从初经到停经都服用避孕药，停经后，就采用荷尔蒙替代疗法（HRT），这让我颇为担心。如果上百万妇女的身体，不再依循内在自然、真实的韵律，反而采用制药厂所生产的成品，使生理期固定不变，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妇女对孟山都（Monsanto）药品比对月亮更敏感，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可能口服避孕药会剥夺她们对自然的强烈直觉与内在源源不断的智慧呢？调整经期当然对某些妇女而言，是一种福赐，但她们同时也需要去信赖自己内在的声音。
克丽丝汀有一本很好的著作《女性身体，女性智慧》（Women’s Bodies，Women’s Wisdom），她在书中提到同事罗莉的故事。罗莉是位妇产科医师，持续服用避孕药长达九年之久，在这期间，她认为避孕丸是节育最好的方法，并建议所有的妇科病人服用。但是在她亲身体验到某种与性能力有关的危机之后才猛然地警觉到，她已与自己的身体失去了联系。“我觉得很伤心，”她说，“所有神奇的运作方式，包括脑子、荷尔蒙、子宫、卵巢等的功能，都被我视为当然而用药物来压抑它，或将它视为诅咒。在我初次来月经时，没有人向我道贺。没有人帮我将创造生命的力量与性能力相联系。我渴望能再次接触一些古老失传的神奇与奥秘。”当她决定不再吃避孕药时，她说那是“一种庆贺方式与反叛行为……我把最后一包避孕丸丢掉之后，静静等待。我相信卵巢在接受了欧色（Ortho）制药厂九年的指示，一旦停止之后，可能完全不知该何去何从，所以我愿意耐心地等待。我准备接受各种问题出现，像肿胀、易怒、情绪不稳、迷惑等症状。但真正发生的，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吃完最后一颗药，两个星期之后，罗莉跟一群妇女谈到她的感受。她说：“我突然间哭了起来，也说不出话。我还记得当时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说完，她就立刻明白了。多年来，她一直对生命中的某些事感到悲伤，她甚至跟别人谈起这种感觉，但都是在她吃避孕药的期间，所以并没有任何情绪或生理上的反应。就在九年之后，她真正排卵了，却也突然发现她感受与表达情绪的能力大大增加。
事实上，她很快就发现，她感受各种情感的能力都增加了，包括她的愤怒与性。“这个被以各种方式虐待了许久的身体，突然又开始跟我说起话来，它给我鼓励与保证，原来我一样也没失去。”
一旦罗莉发现避孕丸有妨碍她内心深处的感受及直觉的能力之后，她开始怀疑是否这些药丸也影响了她与先生之间性生活上的协调。避孕丸会减少荷尔蒙的分泌，也直接影响到女性与男性在性行为时的反应，这是有证据的。柯普林（copulins）是一种挥发性的脂肪酸，会由阴道分泌，它可以激起男人的性欲与性行为。但服用避孕丸的妇女却无法分泌柯普林。
女人不只是输卵管与子宫
对于视妇女为繁殖个体的医学界而言，测试避孕方法的有效与否，在于妇女最后是否怀孕。对于制药商而言，妇女是他们的顾客，整件事不过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机会。但是若对妇女需求以比较敏锐的观点来看，将不难了解，女性所有的生命与灵性都与她们的性欲及生殖力紧紧相连。尊重妇女的医学专业人士，应该不至于疏忽或忘记在事先让她们清楚某些药物或装置的危险性，也对避孕药的潜在缺失以及任何会剥夺妇女能力，使她们无法全然表达自己，无法认知其感情、直觉的各种药物表示关切。在进行研究及发展避孕方法的同时，应该以尊敬妇女生命作为研究的大前提。
达康盾（Dalkon Shield）是由弗吉尼亚州李奇蒙市罗宾斯（A.H.Robins）公司所制造，类似子宫环套避孕器（IUD）。此产品一直是该公司高声呼吁为“绝对安全”的避孕装置。这种装置曾引起上千件骨盆发炎的疾病，直接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很多妇女甚至无法孕育生命。有四分之一以上使用者，体验到严重的经痛与流血。估计有十一万的妇女即使装了子宫环套避孕器却仍然怀孕，而有约六万六千个流产的例子，上万人遭受突发性败血病流产，上百的妇女生出死婴，或孩子有严重的先天畸形，包括失明、脑性小儿麻痹及智障等等现象。
在后来的诉讼案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制造避孕器的这家厂商刻意误导大众，因为他们不但不将具关键性的资料发表，譬如产品安全与可靠度如何等等，甚至加以摧毁。在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案中，公司为了要保有自己的立场，甚至将重点转移到妇女身上，不论其年龄或家庭背景，都对她们提出强烈的质问，而且把箭头指向个人一生的性行为及性生活中。某位辩护律师甚至直接表达他的论点，毫不掩饰他想把问题加诸别人身上的企图，他说：“达康盾本身绝对没有半点毛病。噢！上帝！你真该张开眼看看这些使用达康盾而出问题的女性，她们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其恋爱史简直不是盖的……被她盯上的男人，为数之多，会让你跌破眼镜。”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麦尔斯（Miles Lord）法官在聆听大约四百个达康盾案之后，终于听够了，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利亚波利斯城的联邦法庭中，将公司总裁及二位主要副总裁传召到法庭。众目睽睽之下，他告诉这三位要员，他对公司的辩护策略感到厌烦。“公司在你们几体的领导之下，”他以雷霆万钧的声音说：“容许成千上万妇女所使用的避孕装置，事实上是一个在子宫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致命子弹。你们用最低、最没有价值的标准，采取最卑劣的途径……节节逼问她们的性生活，将她们的个人隐私暴露出来——破坏丁她们的家庭、声誉与事业——所有这—切卑劣的手段，只是为了恐吓那些敢对你们提出控告的人。”
当法官这样说时，有不少原告公然落泪。
为了逃避巨额的律师费，罗宾斯公司终于宣告破产。因装置达康盾而导致不孕的妇女，只获得极少的赔偿，每人平均大约二千元。
达康盾因此成为劣质子宫避孕器的象征，但是由西尔利（G.D. Searle）公司生产的铜七（Copper-7）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西尔利公司对于向他们提出控诉的妇女，表现的态度更恶劣。一位与此公司产品牵涉无数官司的妇产医生解释说：“被告律师所采取的方式，不在于如何证明铜七不会造成骨盆感染，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所以只好把箭头转向原告的性经历……想借此恐吓与侮辱这些妇女的人格，好像在审判强奸的案子。”
这些妇女的先生也受到无情的攻击，因为他们想误导或暗示妻子之所以会受到感染，有可能来自先生婚外的性行为。只要辩方律师能使夫妻任何一方，承认有过婚姻问题、彼此争执或分居，他们就咬住这个不放，暗示陪审团这中间必有不忠的行为，而真正的问题来自婚外性行为所感染的疾病。其中有一个案例，辩方律师甚至企图以先生十七岁时的性经验，作为自己一个有利的论点。在另一个案子里，子宫环套产生相当严重感染，使受害妇女不仅无法生育，还连带要切除子宫、卵巢与输卵管。但这位律师居然说，这对她并没有真正的大碍，反而能改善她的生命，因为少了这些器官，她就不用担心会有任何与这些器官相关的癌症。
虽然达康盾已从市场上消失，而铜制子宫环套避孕器也有改善，但是今日美国妇女所使用的子宫环套避孕器，却仍会增加子宫外孕、经期大量流血与疼痛、骨盆受感染等症状的概率。
当公司律师站出来对妇女冷酷无情地攻击而声名狼藉的时候，医学工业界在此刻也一点都不含糊，以牟利为第一优先抢占市场。早在一九六○年，口服避孕药即根据最不足取信的实验而核准发售。那个实验中，只有一百三十二位妇女服用超过一年，剩下七百一十八位不到一年。在研究过程中，有五位妇女死亡，但是这个药丸却仍以此实验而被宣布安全无虞。
每位妇产科医生都收到一份冗长的清单，列出所有可能会引起的并发症，从头晕到癫痫，但这份资料却没有让妇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让妇女预先知道可能的风险来帮助她们在服药前作正确的抉择，这种想法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一九七○年《联邦登录》（Federal Register）解释说：医界组织经由美医协与其他医学单位代表发言，反对在药盒里加入警告妇女服用口服避孕药有可能会引起危险的纸条。美医协宣称，病人有可能不适合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告诉她们有这些危险，很可能会“使病人困惑”并“影响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诚然，今日所使用的避孕药与当年研究造成许多问题的药相比，已大不相同。但在一九九二年《新英格兰医药杂志》有关乳癌总检讨的专刊上，发现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罹患乳癌的可能性会增加约百分之五十”。另外也有研究发现长期使用避孕丸会减少（一般并不常见的）卵巢癌，但却会增加乳癌的危险性，这点相当的重要。那些考虑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应该要能得到这些资料作为参考。然而一直到今天，当医生建议病人以口服避孕药来防止怀孕时，很少有医生会跟病人提起这些危险性。
美国的食品药物督导局（FDA）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帮助。面对来自制药商的游说压力，食品药物督导局仍选择不硬性规定制药厂在药品包装盒内，放置警告妇女的标示。
自然而又无害的避孕法
当然，一定还有其他的避孕方式。有一种留意受孕期（fertility awareness）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视，也许是因为这个方法赚不到什么钱的缘故。这并不是指仅仅根据妇女前一次的生理期来“观察生理节奏”，因为那只有七成的可靠性。留意受孕期的妇女需要学习，在生理周期仔细观察身体所产生的各种自然生理现象，这样她可以知道自己何时排卵，并在每个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几天，采取预防措施以免怀孕（这种方法，对于想要怀孕的夫妇也很有帮助）。
想要整体地了解何时会怀孕，可以从下面几个方法着手：第一，仔细测量基础体温（身体休息时的体温，通常在起床前测量）。基础体温在排卵后立刻会显著地上升，并持续保持高温，直到月经开始。因此女性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她何时排卵。未受精的卵子最多只能存活二十四小时，所以她可以确知从排卵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直到下次排卵的前五天为止（因为精子最多可以活五天），她都不会有怀孕的可能。第二，观察并记录子宫颈所分泌的黏液。生理周期所分泌的黏液，很容易分辨出不同，并且相当可靠。妇女可以用它来预测何时接近排卵期，以此推断出可能怀孕的期间何时开始。
生理期黏液分泌的改变，其实是自然周期中优美的表达方式之一。就好像季节的变换，寒冬为春天带来生命，炎夏接踵而至，入秋凋零。妇女体内的黏液也依各个阶段自然地改变，正如种植蔬果花卉要知道在什么季节播种、收成，如果女性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理期，观察子宫颈黏液的变化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她和她的配偶就可以共同负起责任，决定他们要不要迎接新生命的来临。
虽然只有少数美国妇女知道，但是这种靠生理期推算与观察的避孕方法，可以借使用SR—44及PG／53的怀孕测试器（Fertility Tester）来提高准确度。这是一种小透镜的显微镜，妇女可以用它来检查唾液或子宫颈黏液，更进一步地确认她生理周期的不同过程。在非排卵期，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是不成形的。但是当雌激素增加逼近排卵期，妇女有可能怀孕时，用显微镜可以看出结晶的形象，并有类似蕨类复叶的图案出现。
这个设计及一些类似的显微镜，是世界健康组织所建议使用的，至少有四十五个国家的妇女已欣然接受并使用它，包括英、法、墨西哥、希腊、瑞典和德国等。这些显微镜永远用不坏，对于想要怀孕却一直无法如愿的妇女，更是一大佳音。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贵，但品质更好的仪器，叫做自然韵律节奏怀孕测试器（Natural Rhythm Fertility Tester）。这个仪器的准确度更高，因为它的放大能力更强，有内部光源，解析度与聚焦力更好。（要知道如何获取SR—44或PG／53怀孕测试器，自然节奏怀孕测试器及类似仪器，并得到如何使用的资料，请参考书末的资源指南。）
观察生理周期的准确度到底如何呢？至少有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这个方法事实上比子宫帽（阴道隔膜）、保险套、子宫环套避孕器、杀精子泡沫、子宫颈帽、避孕海棉，或在射精前撤回等方法都要有效。这个方法需要夫妇双方都有诚心，有足够的动机，只要他们能如此，意外怀孕的可能将低于百分之一。
使用这种方式避孕的妇女，每个月遇到怀孕期时，她和她的伴侣可以选择很多种不受孕的方式。他们可以暂停性生活或采用隔离避孕方式（保险套、子宫帽、子宫颈帽）或以体外的方式做爱。以推算受孕期作为主要避孕方式的夫妇，将合力分担他们生殖能力的责任，同时也提醒他们性能力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多数夫妇并不会感觉到这有什么麻烦或不便，相反地，这是一个维系彼此情感的来源。
如果你们打算采用这种方式，你会需要更多的资料，在此有限的篇幅里，我无法尽述。有一本书将这个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是由玛格丽特（Margaret Nofziger）所著，出版社（Book Publishing Co.1-800-695-2241）所出版的《同心协力来避孕》（A Cooperative Method of Birth Contro1），很值得参考。
这种合作的事业，没有半点副作用。其他的家庭计划方式，夫妻间总会有一个人要担起健康风险，或单独负起责任。正如玛格丽特指出的一点“一起学着如何在家庭计划上同心协力，很可能使夫妻感情更融洽”，我和妻子将近三十年来的婚姻，一直都是使用这个方式，我欣然同意她的看法。
（对于不愿意采取留意受孕期，而想要将其他避孕方式予以评估的妇女，我建议她们阅读由克丽丝汀医生所著的《女性身体，女性智慧》一书。）
重现生命力
我一再发现自己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整个医学界组织能把时间与精神投注在如何帮助妇女，让她们承担自己健康的责任，信任自己并重视自己的身体，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这个世界能认真地提供妇女各种资讯，给予她们权利来作正确的选择，帮助她们重新拥有传承、成为智慧的妇女与疗师，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我们将更能发现，女性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坚强而有影响力。我们将会在每个地方听到她们智慧的言语，重新寻回她们的价值，为自己与孩子创造健康的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轻女孩的生理周期开始时，会有成年人适当地教导，使她了解并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神圣变化。我们将看到妇女为自己和她们的女儿举行庆贺仪式，为她们祝福。
我们将看到更多像塔玛拉（Tamara Slayton）这样的女性，她是生理期健康基金会（Menstrual Health Foundation）的创始人。她办的研习会是以青春期少女为主要对象，除了帮助她们了解生理周期之外，并将每个月的周期记录下来。她让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们，用不同颜色的蜜蜡将生殖系统（包括子宫、卵巢、卵子等）做成五彩缤纷的模型。
塔玛拉的顾问琴妮（Jeannine Parvati Baker），帮助这些即将进入生育期的年轻女孩先在心理上作适当的调适。在她的“家庭远景探索”研讨会中，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同堂，一起来了解成为女人真正的意义何在。
这种课程可以称它是“性教育”，但实际上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它教女孩子如何了解并懂得感激与珍惜自己的身体，同时将祖孙三代团结在一起。
以这种支持鼓励方式让女孩了解自己的身体，将更容易使她们对生理周期发展出健康、自然而肯定的态度。一旦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肯定的认知，并对生育力有更好的了解，她们就能发展出更清楚的界限，尊重自己，充满信心，也更有能力来创造有意义而亲密的关系。不至于为了被爱，仓皇地使自己处于危险的立场，也比较不会为了迎合男人，而轻易献出她们的身体。当她对自己的价值有进一步的肯定之后，就更知道怎样才是负责、安全而且出自真爱的性行为。
对她们的生理周期愈尊重，就愈不可能意外怀孕，也不会从事使她们容易感染性病的不当行为。
对她们的身体愈了解，愈珍惜，就愈能自主她们的健康。
尊重自己，她们将成为具有无限能力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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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完全明白自身与医生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才能掌握生命的主宰权，重寻真正康复的源头。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大而富饶的国家，那儿的人民不断地掉落悬崖。他们跌到山谷后，有些人伤得很严重，很多人往往因此而丧失生命，于是国家的医疗机构针对此情形而采取了以下的应变措施——他们在悬崖的谷底，放置了目前所发展出来最精密、最昂贵的救护车队，以便及时将那些掉落悬崖的伤者送到最现代化的医院，接受最新医学科技的治疗。他们说：“当人民的健康濒临危险的时候，为了急救生命，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
没多久就有人提出，应该以更好的补救方法来防止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在悬崖顶端围上栏杆来防止人们掉落悬崖。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提出的这个构想完全受到忽视，救护车的司机对这个想法不表赞同，制造救护车的人也没多大兴趣，在这行业里已建立起威信与声望并且靠它吃饭的人，更是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以无比的耐心跟人们解释说：“这个问题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架铁网的建议听起来似乎蛮有意思，但太不切实际。像健康这么重要的事，如果交给外行人来办，是不妥当的，应该让学有专长的医学人士来处理。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费，假以时日就能从遗传基因学上精巧地设计出不会因为从悬崖上掉下来就淤血或受伤的人。”
因此没有人围篱，日积月累，国家终于发现他们花在救护车、医院及高科技医疗设备的经费直线上升。事实上，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支都要大，这些钱，如果不是用在救护车及医院的话，大可以用在社区服务、宽敞的住宅、教育及健康食品各方面；由于治疗病人的花费不断上涨，愈来愈多的人花不起钱看医生，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饥饿的人比以前更多，家庭也由于种种的压力而破碎。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将国家资源用在不当的地方，使得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与失望都借由暴力、帮派及市内暴动等现象来发泄。
愈多的人从悬崖上掉下来，这个局势就愈发紧张，于是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更多的钱倾入研究工作，想找出可以治疗伤者的药方，当有人指出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是徒然无功，并询问究竟是否有可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时，研究单位借着广大媒体的渲染，让身穿白衣的人，手抱着掉落悬崖孩子的尸体，向质疑的群众请求道：“现在不要放弃我们，我们离最后的目标已不远！”
当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试着在悬崖顶设立警告标志时，他们反而因非法越界而被捕；当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医师开始认为医学界应该公开警告人们避免掉落悬崖的危险时，来自有权有势的工业界代表立刻宣告，这些人只能算是健康警察，并企图降低他们的身份。于是，激烈的交战一波又一波地兴起，在不断的妥协之后，医学界终于屈服而发出了警示的通告，他们的警告是这样写的——任何已经因为前几次落崖而双手双腿都摔断的人，以后往下摔时，请要小心注意落崖时的技巧。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是捏造的医学神话。
从医学神话中醒过来
我和在这个社会中长大的许多人一样，从小就对这则医学神话深信不疑，认为一切都是真的，相信自己的健康全靠医生、药房与医院来维系。
我从来也没想到疾病有可能是一个传达讯息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身上的各种体验，不论是健康或生病，都可能提供机会使自己对身体有所了解；我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去追寻一个能够提供身、心、灵各方面都健康而且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我从来也不了解自己的选择与生活方式会对生活品质的体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从来也不曾想象真正能使我们痊愈的关键完全在于自己。
多年下来，我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医生和医疗技术在健康照顾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却不知道健康的最终秘诀。如果将下列各个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我们吃何种食物，是否做运动，如何运动，如何将个人内心的感受适切地表达出来，对生活持有何种态度，居住的环境品质如何等，就不难知道这些因素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远超过最复杂的医学科技。如今健康已下再是医药科技独美的天下，很多人都在学习如何才能与自己、与大自然彼此之间相处和谐，这真让人释怀。
这个社会的医学神话往往让人误解，以为重点在治疗而非预防，因而产生大幅度的健康医疗危机。目前一般人对美国医疗界都相当的失望与沮丧，医生或病人彼此都觉得诐利用，没有被当人来看待，年复一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愈来愈让人感到尴尬与不安；美国花在维持健康上的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也是唯一一个在工业社会中，不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最基本健康制度保证的国家，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根据上次的估计是四千二百万人——没有健康保险；在误诊的控诉上，也领先全世界。但在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和其他用来测量人们健康的指标上，却都遥遥落后。
在纽约，每一千个婴儿中就会有十点八位在一岁生日之前死亡，而在中国上海，同样的情形，却只有九点九；在上海，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岁半，而在纽约，白人是七十三岁，有色人种只有七十岁。上海是一个第三世界中人口极度拥挤、国民平均所得仅三百五十美元的城市，每人每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只有三十八美元，而每人每年花三千多美元医疗费的纽约却比不过上海人民的健康纪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人多半把他们的医药的经费用在疾病预防及基本的健康照料上，上海的老年人受到相当的关怀与敬重，而且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以高脂、肉类为主要的食物。
美国的医药界沉迷于使用药品、手术及其他高科技，以治疗取代低花费的预防措施，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他们完全不重视食物及营养在健康上所扮演的角色。一位俄亥俄州饮食疗法协会的会员近来曾如此说：“医院是美国少数几个饿死人也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一般美国的医师，其四年的医学院期间所选择与营养有关的课程，一共只有两个小时，而仅四分之一授予学位的医学院要求学生修营养学学分，在此同时，麦当劳分店陆续在医院内设立。
一个康复的转折点
我们都知道，美国医疗系统正处于巨大危机的悸动之中，许多人在面临这个危机时，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与绝望。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是，这个巨变、动乱与失调的现象，是否有它本身存在的目的？是否会反而因此引导我们走向康复的大道？这个医学上的极度危机有没有可能暗藏转折点，正好作为个人及社会一个史无前例根本的改革良机？当医疗制度崩溃时，有没有可能针对社会及无数个人的生命而带引我们走向更好、更健全的治疗方式？
愈来愈多的人看清我们不能再坐视自己的健康，仅凭医疗制度来拯救我们，而停留在消极、旁观的立场。我们终于觉悟到“愈多的钱、愈好的科技愈能带给我们健康”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并具破坏力；“专家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其实是多么失当而有害的看法。
目前的医学危机足以向许多人心中所持有的看法挑战，使我们觉醒，因此带领我们通往更满足与圆满的生活方法。我们开始看出，医技与成药不见得能对我们所有的疾病提供满意的答案，而将医生的处方吃下肚，往往也不是免除痛苦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想依赖既昂贵又消减人性的制度，我们就得另找一条可以信赖并有所依凭的出路。愈来愈多的人正选择自身智慧本具的自然疗法为依据来医治疾病，并且在食物选择及其他私人抉择上，也同样以何者能带来最健康的结果为其取舍的标准。
在打断我们对医疗制度盲目的信任之后，目前的危机则迫使我们对自己负起责任，而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该如何做才能拥有最好的健康与最佳的治愈方式？要怎样过日子才能获得并保有幸福？在哪些情形下生活才有其价值？而在何种情况下，其他的方法会比较合适？如何才能使自己不再依赖冷漠的体制，而能对真正自我的痊愈能力更具信心并保持联系？
许多人将注意力转移到该如何有恒地为自己做些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健康，并滋养身心不再忽视身体所需。一旦疾病来临时，不会盲目地求诸医生，希望他能治好自己的病。我们学到，健康与情绪的起伏、心理的变化、灵性的成长，都互相交织，紧紧结合不可分隔，并渐渐了解所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不仅仅是降低胆固醇或血压就可以解决的事，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唤醒我们内在强而有力的再生能力，它表示让我们生命接纳觉醒的喜悦和安宁的恩赐。
从疾病保健转为健康保健
我常常在想，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所谓的“健康保健”制度，有的只是“疾病保健”制度。因为医疗机构并没有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过生活，才能得到最佳的健康状况与最高的生活品质；相反地，它教我们如何从外在来操纵自己，这种方法使我们许多人对身体不断传送出来的讯息毫无感觉，甚至可以说完全麻木！有些人彻底忽略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当我们偶尔需要断食、运动、开个窗子、换个姿势、深吸一口气、跟某人表达关爱或要休息等，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也许不知道何时需要关怀、滋养或表达自己，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不停地在工作岗位上用力，或维持一段困难的人际关系，或一种不当的生活方式，这些其实都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们却对自己身体所发出来尖锐的受难讯息充耳不闻。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或是不知道作何种选择可以使自己健康。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总认为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充份地享受家庭、企业提供给全世界的三十一种冰淇淋口味；就我所认知的四个基本食物群，指的是巧克力、香草、草莓和乳制品，而其中有将近四成的卡路里来自糖分，其所造成的问题是最昂贵的医技也无法弥补的。
由于大多数医疗系统将注意力放在治疗而不是预防，因此有愈来愈多的人饱受各种身体的病痛与困扰——过敏、头痛、背痛、疲倦无力、各种消化及呼吸系统失调，以及情绪上焦虑与低调的困扰。多数人常常不觉得生命的美妙，但由于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多是如此，所以认为缺乏活力是“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我们过度信赖药品，加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药品的需求与服务量愈来愈多，而使大多数的制药厂商大发利市。
虽然现代医学有它相当大的价值，但我们也必须将它所提供的各种特效药仔细地加以挑选。有很多的处方与作业方式只能用来祛除疾病的征兆，而且还会产生数不清的副作用，有时甚至会迫使疾病的过程转变成更毒、更糟的形态；有些治癌方式根本没有去救火，只不过是把火警的警报关掉，使问题化明为暗，完全谈不上治疗。
我们被教育如何将疾病征兆压抑下来，完全不考虑引起疾病的原因何在，忽略身体需要什么、缺乏什么……长久下来的结果，使得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与了解愈来愈陌生、愈来愈疏远，认为自己身体是个大谜题，需要靠专家来分析解释才能够理解，不再视它为健康需求上一个自我觉知与指引的工具。一旦我们生病了，最常见的反应是如缩头乌龟般的悲观与无助，全然依赖医生来使我们恢复健康，并且对复原过程采取旁观者的姿态，完全忽略自己与生俱来、不容怀疑的复原本能，也因此不能相应。
同时也是作家的著名外科医师伯尼·西高（Bernie Siegel）医学博士，积多年帮助癌症病患恢复健康的经验，作了这样的评语，他说：“能康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采取悲观的态度，不愿扮演病人的角色。”往往当护士跟他提出某个病人“真不好搞，完全不肯合作，不肯脱衣服，很少在自己病房，对他的血液报告总是问东问西”时，他就知道这个病人将能够顺利过关。
伯尼·西高根据在耶鲁大学所作的研究报告说：“这简直是个玩笑！如果护理长说：‘这个病人浑蛋透顶，不肯让我抽血做检验！’往往就会发现他的免疫系统根本毫无问题；相反地，如果病人相当顺从，充分合作，从来不问任何问题，永远任由护士抽血，这位病人的身体则有麻烦。护理长对病人的看法与病人免疫系统的能力如何，几乎有着百分之百的相关性。”
伯尼·西高于是作了以下的结论——如果你希望能恢复健康，主要的关键在于自己先要能够坚强起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些放弃自己的主控能力，将健康的责任拱手让给他们的医生及医院的医护人员，这样的病人往往过不了关，而提早告别人世；然而，这种“把健康交给别人来料理”的观念，却正是我们绝大多数被教导、被训练出来的做法，将自己的健康主控权拱手交给任何身着白衣、肩挂听诊器的医护人员。
对此，有些人不免要怀疑，我不是医生，怎么敢擅自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就这个主题大发议论。很多人对医生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他们所接受的医事训练，历练他们成为拯救人类生命有如圣职般，相当特殊的一群人。事实上，如果我也接受同样的专业训练，也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很可能也和许多医生的做法一样，对科技、药剂等有同样的看法，忘记它们可能有的缺点与危险性，并对其他的解决方式不以为然。如果我的一生像多数的医生一样，投资了六至八年传统的医事训练，并为了这个生涯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理想，我也很难跳出偏执的立场，对这件事没有个人成见，正由于我不是医生，使我更容易站出来，远离争执，希望能够因此以较客观的尺度来讨论这个主题。
我们整个文化想要从M.D.（医学博士）所代表的Medical Deity（医神）中挣脱出来，需要花点工夫。一九七三年，以色列所有的医生曾集体罢工一个月，想不到这个月内，以色列的死亡率突然降了百分之五十，在此将它提出来唤醒大家的记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除了二十年前医生罢工的一个月内，这中间不曾有像这个月内这么低的死亡率，这是破纪录的；数年之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Bogota）地方的医生曾罢工两个月之久，死亡率下降百分之三十五；而当洛杉矶的医师们因为抗议保险额受误诊影响巨幅上涨的事件，而延缓他们诊所业务的进行，那阵子，死亡率也降了百分之十八。一旦抗议终止，恢复全力业务营运，医药界也上了轨道之后，死亡率立刻回复原来的情况。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连载之二
如果要使自己健康，要使社会与世界更和谐，就必须对我们身体重新有所认识，给予尊敬，尤其是女性的身体。
曾经，我以为医学界在寻找如何获得健康的答案时，抱持的态度是客观而中立的；我以为只有像庸医、骗徒之流，因为对大众造成危害，才会受到正统医药界冷落与疏远。但是，当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时，我必须承认，我真是一点也不开心。事实上，其他许多国家之所以在健康制度上比美国有更好的成绩、花费更少的经费，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于所谓的预防医学或另类医学采取远比我们“客观”的态度。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将合法的整体医疗方法与西医作比较时，对前者抱持如此微不足道、不予认同的态度。
预防医学与正统医学大异其趣之处，基本上在于它所采取的角度是尊重人类身体本具的智慧与能力，其目标在于如何支持并加强已经在我们体内运行的自愈能力。当然，毫无效果的替代方式也并非没有，有些甚至谎称不实的疗效，但也有许多取代的方法确确实实曾经帮助难以计数的人。遗憾的是，极少数人给予机会对它作公平的评估与测试，由于这些方法未经过公平的审判就被宣称有罪，因此很难对于人类不断发生的苦难作更高的贡献。如果将正统医学与另类医学两者以合作方式截长补短地运用，将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以这样的方式，在医治过程中，就能做到不去计较谁会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而完全以病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当整体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方式被视为庸医、没有地位，而且不给予公平的机会来发展它的能力时，人们不仅失去这种方式所能带来的健康利益，同时它所代表的生命价值与功效也同时失去；若能容许针灸、整脊、助产妇、顺势疗法（Homeopathy）、草药、指压按摩、自然疗法等其他许多有效的取代方式融入医疗制度中，不仅能使医药更有效，而且滋养身体本具的自愈能力，开启潜在能量，这是传统医学一向忽略的角度。
医学神话虽然投射出吓人的阴影，但还是有太多的人仍然相信在生病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只有向传统的医学权威求助。我们寄望医生能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并假设如果有自然疗法或其他偏方可以医好我们的病时，医生一定会告诉我们。但很不幸的事实是，美国的医师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之下，被训练得对自然或替代的治疗方式完全不予采纳，只有在最近才逐渐有比较开放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美国医师协会（AMA）继续不断地攻击针灸、顺势疗法、自然疗法、生物回馈反应（Biofeedback）等医疗方式，他们认为那是“未被证实、不被认同、可疑、不实，以及有待查证”的；这也是为什么自从尼克森访问大陆之后，至今尚未有任何一篇有关针灸方面的正面报道出现在《美医协杂志》上；同时也是为什么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继续攻击以非传统方式治疗癌症的方法，即使这个方法显示相当大的治愈远景，却从来不曾被适当地测试或给予公正的评估。相对地，化疗只对极少部分的人有效，而且它具有高毒性。许多采用别种方式来治疗疾病的人，甚至都不跟他的医生谈论，他们怕被嘲笑。一位显然不认同这种医疗方式的著名美医协发言人，最近（自愿承担责任）毅然作出以下的宣言，他说：“在健康制度上给子自由的选择，其实是一种托词。它的真正意思是给予欺骗的自由，他们需要的是有说谎的自由！
转变的关卡
有人问我，是什么因素促使我铆上医学权威人士，向他们的成见挑战，并显露他们滥用职权的内幕？我的答复是，找看到有太多不必要的破坏，而事情往往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只要人们接受正确的教育，知道如何对自己身体所发出的讯息作明智的反应与选择，就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这些都促使我不得不如此做。自由选择是美国人生活方式必具的条件。我相信人们应该有权来决定如何对自己的身体作决定，只要他的决定不会影响到别人。标准的医药对某些情况可以作最恰当的处理，包括外伤、紧急手术、医疗救护、细菌感染及某些结构上的破坏，但是，另外有许多其他的情况，包括大多数的癌症、病毒感染、敏感、自我免疫系统失调及多数的慢性衰退性疾病，若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多半会更有效。以我所见，让医、药联手垄断健康制度，不仅违反我们个人健康、自由的权利，更忽视了人类本身所拥有的自我愈疗能力，放弃了自然界所提供的草药价值，消耗我们潜在的完整性与康复力。
我相信，目前的医界危机可以变成康复的转机，借由它的引导而产生大量必需的改变。以另类治疗的方式将会在未来的保健制度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可以拯救我们的社会，帮助我们与原本具有的更新能力沟通，帮助我们照顾自己、预防疾病，并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大的主宰权。
我同时想提出的一点是，我并无意在已经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再火上加油。我之所以将美医协及其他医界所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出来，是希望能有助于重整真正的保健制度。我并不愿意责难那些做出危害别人行为的人，只是想揭开无知与恐惧的面纱，使它不再成为借口而造成保健的阻碍。我不希望这是具有煽动性的文章，只是真诚地将所知与大家分享。我将医界黑暗面揭发是因为希望人们因此能够接触到另一种合法、有价值、有意义的治疗方式，我不愿排除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有权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与生命。
我们社会给予医师特殊的身份与极大的权威，在他们的弹药库里有最强的药剂与疗方，并且面对的是人们最虚弱、最无助的时刻。我们将生命与信任全部托付在他们手中，正由于别人付出了信任，他们有责任将自己私人的利益放在一边，为那些人提供服务，悉心照顾。虽然好的医生也有很多，但是，现今存在的医疗系统往往不能帮助他们完成这个神圣的信托。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想指出一条脱离此困境的路，是为了使我们对身体、对我们自己，以及对那些能真正促进与保护健康的活动恢复信心。
妇女的健康论点
女性是全世界的母亲，她们孕育着慈悲与长养物的天赋本能，西方医学技术正面临失去这些本能的危险。她们的声音是现今最迫切需要的，然而却也是最不被倾听、不受重视的一群。
对妇女压抑与征服反而阻止我们前进。当我将重点放在妇女健康课题上（《还我健康》的第一部分是如此）时，我是同时以男性及女性的立场来谈的，因为不论是男是女，都来自女性的身体，从最初生命形成的一小点，直到孕育滋养被生出来为止。我们对自己认知的主要意识，以及我们对生命的联系，都是经由与妇女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而来。不论我们的性别是男是女，女性的身体都是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通道。
如果要使自己健康，要使社会与世界更和谐，就必须对我们身体重新有所认识，给予尊敬，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女性一向被我们看轻，而下一代也是来自女性的子宫，并在妇女的关爱下成长。我们每一位如何接受母亲的教导与爱护，在在都影响我们日后的发展，而且她们所传达给我们的，多半来自已经被定型的讯息；所以，在一个妇女身份受到贬低的世界，所有的孩子都继承了疏远、隔离与耻辱的遗产。
很不幸，我们的医疗系统对女性保持一个男性至尊的态度，他们持有蕾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所谓的支配者而非同伴的观点，他们对于生产、更年期等自然的生命历程用药物来处理，同时认为女人的身体生来就有疾病的倾向。所以，因为医界对女性采取较不尊敬的态度，使我们几世纪下来都饱受折磨。
把女性从以男性为主支配式的医药中唤醒，不仅能帮助妇女主宰自己的健康，更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获身心的平衡，并恢复我们尊重女性的观点与智慧，使我们的医药更具人性光辉、更完整、更有效。如此才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不再运用权力来控制与支配的社会，而不论男女都能真正尊重这个权力，以它来赋予、滋养与启发生命。
重获主权，掌握生命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人，不论男女、医生或病人，都能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控权，将他们被机关、团体、个人所夺取的权利要回来。这些剥夺权利的人，都忘记他们原本的任务是要来为我们服务。我的动机是帮助每个人承担起生命个个层面更大的责任，包括死亡。我们如果做不到这点，而将这些事交给日益变质而且缺乏人性的医疗系统来处理，后果将十分令人心碎。
麻州大学医学中心的医学人道计划主任珊卓·伯特门（Sandra Bertman），曾经讲述一个相当普遍的故事，这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先生在一所医院的情形。
老先生在亲眼见到一位病人被院方插满管子做最后急救却未能成功地被救醒之后，他要求医生不要再来烦他。他说：“医生，你给我听清楚！我死的时候，身上不要这些奇形怪状的管子，我不要孩子日后忆起老爸临终会是这副德行。你了解吗？我这一辈子不断努力，尽可能使自己抬得起头。我并不富有，但仍让几个儿子念完大学，我要活得有尊严，即使没多少钱，英文也讲不好，但这都不重要。现在，我已日薄西山，即将告别人世，这点我自己比谁都清楚，也不抱怨。相信我！我老了、累了，也看够了人生百态；尽管如此，我仍要像个人，不要别人把我当成植物每天来替我浇水，我不要像他那样！”
虽然这位老先生是成年人，能将他的意思清楚明白地表达，但却未被尊重，他仍旧在医疗制度限制之下，被医护人员不计代价地设法急救。最后他终于成功地将自己的管子扯掉，并给他的医生留下一张亲手写的字条，他说：“医生，死亡并非我的敌人。受到非人性的待遇，才是最可怕的伤害！”
我的工作是将“慈悲为怀”的心念带回医界，帮助每一个人为自己生命负起责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引导大家，经由体会自然的转换、周期与节奏，从自己内心去发掘，找出什么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并且保持它神圣的意义。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明白他与自身、与医生、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并帮助我们将存在于自身智慧中真正康复的泉源发掘出来。
我们现在要将焦点转移到出生时的情形——这是一个具有无限力量和极度重要性的自然过程。这里也正如其他方面一样，当揭发医学系统的黑暗面时，它永远是为了要使人类的心灵显现出更多的光辉。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三
一位来自加州Soquel的生物学家——珍·英格里（Jane English）女士，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面临抉择，这也是促使她日后在妇女生产论题上提出辩驳的原因。在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分娩阵痛之后，院方医生坚持要为她剖腹生产，她反对医生的看法，拒绝开刀，但院方不尊重她的决定。护士径自为手术作准备，并打算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她逃到医院的洗手间，在那里轻松而成功地产下婴儿，并靠亲朋好友的帮忙，挡开了医护人员的干涉。
十九世纪中期，出生于匈牙利的年轻妇产科医师——依格那次·菲力蒲·山姆威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在当时相当有名的凡尼兹（Viennese）医院为产妇接生。这家医院有两个诊所：第一诊所以产科医师占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也在此接受实习训练，第二诊所则全由助产士来主持。产妇随意地被分发到其中的一个诊所。年轻医师发现产妇都央求被送到第二诊所，这个非比寻常的现象，引发他的好奇，促使他进一步仔细研读这两个诊所的验尸报告。他的研究结果，带领医学史迈进值得记录的一页。他发现因产褥热（puerperal fever）而死亡的产妇，第一诊所（在医生病房中接生）比第二诊所（由助产士照顾）要高出四倍之多。
山姆威斯与同时期的其他医生一样，对于细菌会导致死亡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二十年之后，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才发明在手术室中使用防腐消毒的技术），但当时他在一个灵感之下，宣布每一位在他病房帮助产妇接生的助手，必须在解剖死尸或为产妇内诊之后，以消毒水将手洗净。他在每一排病床之间，都安置了洗手盆以配合这项新规定。
这个安排的结果，相当引人侧目。实施洗手规定之前，在第一诊所生产的产妇，八人中有一人因产褥热而死亡，但实施之后，死亡率立刻降到一百人中不及一人。
你认为当山姆威斯将这个惊人的成绩公告出来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否会立刻受到褒扬，公诸于世？他的做法是否立刻被其他的产科诊所广泛采用，群起效法？
其实不然！正统的产科医师竟然对这位可怜的人宣战，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非难他、羞辱他，他被迫离开凡尼兹医院，终因受到无情的攻击而丧失理智。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见解会有拨云见日、大获全胜的一天，而也正由于他的发现，产褥热从此绝迹。人类对这位伟大的先驱，实在有太多的亏欠。
为什么这么杰出的成果，却会被当时的医学界所藐视？问题出在哪里？部分答案，在于他的发现使产科医生成为罪魁祸首，哪有可能经由他们手指的接触而造成产妇致命感染？这让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医学界的成员根本拒绝接受他们会伤害产妇的暗示。
在美国，最支持山姆威斯理念的，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奥力佛·闻德尔·荷姆士（Oliver Wendell Holmes）。一八四三年四月，荷姆士写了一篇名为《产褥热传染性》的文章，发表在当时最有名的《新英格兰医学季刊》（New England Quartly Journal of Medicine）上。
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产科医师休·贺奇（Dr.Hugh L.Hodge）立刻反击，并以自己一篇名为《产褥热无传染性》，完全相对的文章还以颜色。他反击道：“这个想法毫无道理，实在荒谬可笑，医师怎么可能会传递像产褥热这种致命的疾病？”真是“残酷，残酷极了”！他继续指出，将产妇所信任的医生抹黑，认为医生会将致命的传染病带给病人，这个想法实在太残酷！“让产妇满心欢喜而毫不自觉身处的危机”，他以一种受骑士精神感召的语气说，“这是毫无人性的做法”。
在此同时，另一位有名的产科医生查理士·美格斯（Dr.Charles D. Meigs），也卷入这场争论中，他控诉荷姆士医师“传递诽谤信息，造谣滋事”。他宣称医生传染疾病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上流士绅。
由于医学界不愿客观开明地考虑山姆威斯与荷姆士两位所提出的事实，成千上万的产妇继续因不必要的错误而死亡。
对于过去人们所持的盲目态度，我们不免摇头叹息与质疑。当然，像那样的情形，不应该会在今天的社会上重演。
我们的医界专业人员如今都以科学方法为依归。我们理应信赖现代产科医师，相信他们本着最先进的科技知识，必能发展出有史以来最安全可靠的生产技术。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如此信赖他们吗？
在保健制度上，如以每人的花费来计算，美国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它的婴儿死亡率在西方工业国家里是排名第二十五位，几乎每两个工业国家就有一个国家的婴儿存活率比我们高。
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产妇由医生接生。欧洲的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很多，百分之七十五的生产经由助产士来接生，这些助产士不是医师，几乎全是女性，对于生产这项艺术与技术有相当的经验。在所有婴儿死亡率比美国低的国家，助产士都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参与者。
在尼德兰，几乎所有的产妇都由助产士照顾接生，有三成五的婴孩是在家中出生。以我们医学界的看法，这是既过时又危险的方式，但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结果。在荷兰出生的婴孩，远比在美国出生的婴孩有更高的生存率。
卸任的国际生产教育协会（ICEA）总裁陶莉丝·海瑞（Doris Haire）曾到全世界参访，研究各地生产程序的进行。她对于在美国所看到的情形并不欣赏，她说：“我拜访过二十六个国家的产科设备之后，绝对相信在产科的管理经营上，美国是全世界最奇特的一个国家。”
生在美国
我常认为，每个社会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生命，正足以将社会形态适切地反应出来。如果我们能够认知生育的重要性，尊重生产时所带来的精神升华力量与灵性的本质，并了解它对母子之间长远的影响，就能共同建立一个争端少、暴力少的未来。
最早将美国生产制度赋以人道思潮的，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个改变部分是受到《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影响。这份杂志的言论很少对生命的态度采取急进手段，大部分都在谈论如何编织毛衣与重新布置起居室的小品文，有次却出现了这样一篇感人的文章，并巧妙地以《产房的酷刑》为标题。一位护士写道：“我见过这样的医生，在诊察室面对病人时，他的态度慈蔼和善，但在接生时却露出病态而残忍的迹象。我认识一位医生在切割与缝合产道的时候，甚至不用麻醉药，他只让护士替产妇带上面罩，来消除她痛苦时所发出的哀号，有些医生说：‘把她们绑紧，这样才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麻烦。’”
原本不带有任何争议色彩的《妇女家庭杂志》完全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旋风！持续不断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入，一九五八年五月号登载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一位妇女写道：“女人好像羊只一般被赶在一起，送到产科医师的生产线，在生产台上麻醉，手脚绑牢，而她们的婴孩从产道被钳子夹出来。今天的产科医生是经营婴儿制造工厂的生意人。”另一位妇女抱怨说：“我立刻被推入产房，护士为我准备就绪，再以皮手铐将我手脚绑在产台上，他们让我一个人以这样的情形，在产房独处将近八个小时。”
这个敏感的话题触到许多人的伤心处，日复一日，信件如潮涌，一位妇女在同年十二月的杂志中这么写道：“似乎有太多的医院与医生，认为女人一旦面临生产，就立刻变成傻瓜、笨蛋，一切不能自理，降格为牲畜。我在星期六的上午被绑在生产台上，一直躺到星期天下午孩子出生为止。当我将手从手铐挣脱，为自己擦脸上的汗时，护士对我发出相当严厉的谴责。”
从那以后，美国在改进妇女生产制度上所作的努力，不可说不大，但我很遗憾地要说，这些改进并未达到多数人的期望。事实上，最近三十年来，剖腹生产的比例已成为国家的耻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剖腹生产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三，如今已经远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产护中心
近二十年来，我所看到最让人肯定的改变，在于不断有独立的产护中心成立（这与医院所属的生产中心不同），一九七五年时，美国还只有五家，但到一九九四年，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家，而且还有六十多家正准备要开张。
在非医院的产护中心，生产是一个正常而且健康的过程，备受敬重而且无有恐惧。助产士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提供一切支援，产妇也不需要去适应医院的例行公事与时间表，她们可以随意走动，并以任何适当的姿式来生产。所有外在的药物或干扰都减至最低，但用来应付一般或复杂状况的紧急医疗设备也都俱全，以便处理大出血或婴儿急救时的紧急状况。孩子的父亲能跟她在一起，握着手、拥着肩，有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他们若想相依偎入睡也不受限制，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或朋友，只要是产妇同意的，都会受到欢迎。婴儿一出生就能和母亲在一起，同时鼓励母亲以母乳哺育婴儿。几乎所有不在医院，而是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妇女，都对她们的经验相当满意。
当产妇受到尊重，生理周期受到重视，就会对自己的身体升起一份信心。外在的干预愈少，母亲对自己的责任感与成就感也愈强烈。她们知道自己达成相当重大的使命，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再次产生强烈而坚定的信心。她们以更深一层的自尊自重为出发点，来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责任。
正如一位刚做母亲的女士所言：“我生下女儿之后，才确知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是我不能做的。”
产护中心是否安全呢
对美国独立产护中心所作最具规模的调查，于一九八九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它的报告结果具有相当影响力。所有在产护中心与生产有关的婴儿死亡率（包括脚先出来的婴儿、双胞胎，以及遭逢困难必须送医院急救的），远比在医院所发生的要低。
这个研究同时显示出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其他优点：剖腹生产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四，不及一般医院的五分之一；对产护中心满意的程度，使得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妇女建议她们的朋友前往；而生产平均费用，是一般医院生产费的百分之七十。
这项研究调查的结果，令该文作者们印象相当深刻，他们作了以下的结论说：“安全、节省又能称心如意，是产护中心的三大特色！”
有鉴于这项重要发现及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美国公共健康协会于是同意独立产护中心的成立，他们注意到在医院以外也可以有安全的生产照料方式。
然而，这个情形在产科界的眼中看来，却不尽然。一如当初依格那次·山姆威斯的时代，当今美国妇产科医师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同样对所有的证据视而不见，并发表宣言反对所有医院之外的生产方式。
他们以何种理由提出反对呢？其争辩说，那些选择在产护中心生产的妇女，比较愿意对生产这件事负起责任，所以不能与在医院生产的妇女相提并论。他们继续辩说，选择产护中心的产妇之所以会有较好的结果，是因为她们本身比较健康，而且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
一九八六年，产科医生的职位受到考验。那时，山于迈阿密的医院过度拥挤，容纳不下所有产妇，于是有一群产妇被分配到临近的独立产护中心。这些妇女不同于一般自己选择去产护中心的产妇，她们较贫穷、教育水准偏低、许多是有色人种——几乎包括了所有与高危险性相关的因素。如果产科医生的见解正确，以他们的说法，产护中心会有较好的成果，全在于他们接触的是出于自己抉择的产妇，那么这些被指派去的产妇，应该不会有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才是。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被分派去产护中心生产的一群妇女，结果与一般产护中心客户几乎没有两样。她们需要做的干预措施很少，紧急状况的发生率很低，剖腹生产率只有百分之五，没有任何人死亡。而她们对中心满意的程度，使得许多母亲在生下一胎时又回到这里来，并推荐给她的亲朋好友。
然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院仍企图漠视这个事实。虽然产科界继续宣称只有在医院生产才是安全的，但是人们开始觉得他们的说法是陈腔滥调，无法自圆其说。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连载之四
大多数医院生产的情形，仍停留在饱受高科技压迫、非人性待遇的阶段。产妇被当成一件必须将婴孩从腹中取出的物体。
婴儿企业
婴儿的出生，在美国是一年二十亿美元的生意。许多美国医院急切地想扩张它在这方面的市场，于是靠公关来打知名度。呈现给潜在客户的讯息是：它们能提供医院的安全环境，并拥有一切在家生产的好处。加州卡斯特洛谷（Castro Valley）伊甸（Eden）医院的广告画面，一对相爱的年轻夫妻与面带微笑的婴儿，下方的标题是“在伊甸生孩子真舒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亚特兰大的HCA西步渡口（HCA West Paces Ferry）医院则宣称他们的“生产套房拥有早期的美式家具，床四周有高脚柱，旁边有可爱而舒适的婴儿摇篮”；在维吉尼亚州，亚力山大（Alexandria）医院对怀孕母亲说：“医院有粉红色的餐厅，为二人在餐桌上布置鲜花，并且可以任意挑选嫩牛排、今日海鲜特餐或俄式鸡柳。”
很不幸的，这些只是广告商的花言巧语，在公关的巧饰背后，大多数医院生产的情形，仍停留在饱受高科技压迫、非人性待遇的阶段。产妇被当成一件必须将婴孩从腹中取出的物体。愈高级的医院，剖腹生产的比率也愈高，因为那里的产妇，一般说来比较有钱，可以付得起或者有保险为她们支付，较高额的生产费用。今天在某些医院中，有医疗保险的白种妇女，剖腹生产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五十。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医院对生产照顾十分友善，但骨子里仍视生产为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随时有可能需要予以处理、控制的过程；丈夫或伴侣多半被允许进入产房，但心中仍被随时可能出状况的恐惧所支配；产房的家具或许看来亲切，壁纸让人心情愉快，但产妇的需求却常常被医院的例行公事所限制与压抑。医院一切以便利产科医师为主，医生害怕被病人控诉有诊断上的错误、保险赔偿项目时有改变、医务人员之间的冲突等因素，都会影响产妇心情。
当然，自从《妇女家庭杂志》收到信件，揭发美国妇女对她们在医院生产体验的真相之后，这一切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有不少改变是积极的！但针对科技与人为干预上的依赖也愈来愈高。结果使得在现代医院生产的妇女，常会觉得自己是可悲的受害者，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无能为力，不能依自己的意愿行事。
助产士
对多数妇女而言，想要在典型美国医院——由产科医师经营，并受到大量人为干涉——的生产环境之下有安全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这不只是情绪上能否得到安抚的问题，产妇内心的确需要有安全感，才能使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许多哺乳类动物甚至有一种天性，在觉察到有危险逼进时会停止分娩，等到危险过去才能继续。这种直觉告诉它们，如果在危难中诞生新生命，不仅给婴儿带来危险，对自己也不安全。同样的，很多妇女在医院分娩时“无法有任何进展”，因为她们也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对自己与孩子都不安全，这是件值得注意的事实。很不幸，产科医生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但不能提供产妇安全与支援的保证，反而采用使产妇更不安、更激进的干预手段迫使她分娩。而他们这个对策也是被训练出来的。
产科医师与助产士所采用的方式有天壤之别。产科医师受的是手术训练，很少有人教他们有关产妇情绪上需要的是些什么。助产士则不然，她们非常了解如何能带给产妇安全感，她们懂得以欣赏、感激的角度，将妇女生产经验视为一种自我肯定的自然表现，她们对产妇在身体、情绪及灵性上都付出全心全意的关爱。
助产士借由妇女经验，以心传心的力量与直觉的和谐，来帮助产妇开启身体与灵性上与生俱来的伟大潜能，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求助于产科医师的科技。由于她们了解生产本身是一种神奇、美妙的体验，具有增强与康复的能力，所以对整个过程相当珍惜，并视它为亲子之间互动的神圣体验。
很少有产科医生能从社会观点上对妇女生产有所警觉，然而，助产士却往往能够借着整个生产过程，使家庭更凝聚。很多准爸爸在面对生产时，态度焦虑不安，视它为一桩紧急事件，当他们无法“解决”这件事时，就只能手足无措，感到很不自在。产科医师也同样地陷入这个处境，而他的心态只会助长准爸爸的焦虑；助产士则不然，她能帮助准爸爸了解，虽然他无法替他的伴侣把孩子生下来，也不能解除她的痛苦，但他可以做一些很有价值的事——他可以爱她，全意陪伴她，以关怀的心使她感受到他的力量，当他不断提供让人敬重的温情与支援时，不仅能使伴侣放松地发挥生产的力量，同时也由衷地对她本人及她所将成就的事感到尊敬。
助产士也知道如何能使婴儿的哥哥或姊姊对生产有所认知，使他们因此而有参与感，知道生产是一件最自然，也最神奇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被允许进入产房，亲眼见到母亲生产的孩子，往往会更尊敬母亲所做的一切，并与新生的弟弟或妹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得以见证，”国家另类安全生产父母与专业人事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for Safe Alternatives in Childbirth）的创始人大卫·史都华（David Stewart）这样说，“生产过程对所有在场的人，不论老少，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最佳时机。”
助产士往往也懂得如何去帮助妇女，在婴儿尚未出生之前，就能从潜意识的层面上先与孩子沟通。一般产科医生在致命的危机升起时，总是先假设产妇的身体已不能正常运作，必须仰赖高科技，于是予以干预；助产士则以纾解母亲的情绪为主，请她将讯息传递给婴儿，确保孩子的安全与被爱。亲子之间传递讯息，往往能产生更为亲密的关系，使得生产较为顺利，也为产后与孩子建立良好关系作准备。
安全第一
产枓医生会说，关心孩子感情的建立与联系、产妇情绪上的种种体验，都是好的做法，但他们认为一切应该以孩子的安全为第一。他们说，即使十个妇女有九个不需要科技与人为的干预，并且可能因为没有这些干预而有更愉快的生产经验，但剩下的一位总会有安全上的顾虑，他们不会因为某位吃小麦胚芽及营养食品的年轻女性视生产为获得宇宙意识的方法，而轻易地让婴儿丧失生命；他们说生产的确有危险性，而他们的职责正是防止这个悲剧的发生，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拯救这些一旦缺乏适当措施就会失去生命的孩子。
他们在生产科技上是一流的专业人才，不会因为健康正常的妇女在产房受到种种不人道的待遇而感到困扰。尽管这些妇女仰天躺在生产台上，血压计捆住手臂，血管中注射营养补充点滴，肚皮上有一圈皮带绑着，尿液导管与电极管从产道吊出来，而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位产科医生不客气地说：“你要听好！这不是在开生日派对或与情人做爱，忍着点，你总不希望孩子死掉吧？！”
如果现代产科医师所采用的方式，的确能拯救孩子的生命，使新生的下一代更健康，我自然不难了解他们从业的原因，也乐意支持他们。但问题在于，当我发现事实真相并非如此时，我吓坏了！医学文献上记载的，都是有关现代产科惯行手法并不能拯救生命的事实。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显示，它对于母亲与婴儿，只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
这些资讯并不是秘密，这是刊登在同侪之间评论最具可信度的医学杂志上，举例来说，《大英妇产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Obsttrics and Gynaecology）曾发表一篇报道，作了这样的结论：有史以来产妇与婴儿的死亡率与罹病率（包括受伤与疾病）之所以会降低，并非由于有医学科技的参与。这个进步应该归功于抗生素的开发、牛奶中加入的维生素D（因而防止驼背）、公共健康的进步、卫生设备的改良，营养富足、妇女工作环境的改页、以及许多其他能增进产妇产前健康的条件陆续形成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更进一步总结说：“产妇与婴儿的罹病率及死亡率，即使没有任何生产科技的介入，也能持续地降低。”
当我刚开始沉思这些事实及其他类似的研究报告时，真不愿意相信它的言外之意，难道在现代科技下，产科的训练与执业，不但不能拯救生命，反而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与浪费？难道助产士反而比产科医师还要安全？
真正叫人清醒的事实，是数据本身并不足以反应出当代产科界的情形。加州麦德拉郡（Madera）曾做过一个为期三年的实验，在那段期间，助产士负责为绝大多数的产妇接生。三年之内，新生儿的死亡率比原本由产科医生主持接生时的死亡率要减低一半。
但实验本身却带来更令人心寒的结果，让人又一次回想起当年山姆威斯的情形。在一篇针对当今生产选择相当有份量的文章《生得好，生得安全》（A Good Birth，A Safe Birth）中戴安娜·郭提（Diana Korte）与罗勃塔·史卡尔（Roberta Scaer）写道：“尽管它有很好的结果，但由于加州医事协会提出反对，这项计划只好被迫停止。”
于是产科医师再度掌有该郡接生的任务，往后的两年半里，医院新生儿死亡率骤然增加三倍之多。
在肯达基、北卡、密苏里、亚利桑那及其他州的研究结果，也都对助产士的评价极高。一个由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ease Control）所作的研究报告发现，北卡州由助产士在家中负责接生的死亡率，只有医院产科医师接生低危险率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七。
全世界都有同样的趋势。一九八六年在尼德兰的一所医院中，以助产士与产科医师接生的结果作比较，后者的出生死亡率是前者的九倍。如果助产士到家里去接生，结果往往更安全、更好，与在医院由产科医师接生的婴儿相比较，其死亡率是前者的十九倍。
然而忠于产科医师的支持派抗议说，这些数据有可能引起误导，因为在德国医院中经由产科医师接生的婴儿，很可能本身就有较高的危险性，但《大英妇产杂志》却刊出一份对这个数据所作的详尽分析报告，发现“由产科医师接生的产妇，一般来说危险性并不比由助产士接生高出多少，因此不可能导致产科医师比助产士在接生时高出将近十倍的死亡率”。
研究家大卫·史都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在医学文献上发表他的结论：由助产士接生的婴儿，出生死亡率远比产科医师要低——即使“这些助产士是替贫穷而且具高危险度的产妇接生，原本以为会有较高的死亡率，但结果却未必如此。”
根据各种迹象证实，妇产制度如果仰赖助产士，母亲与孩子往往都会更好，这是一致的结果。史都华说“这些数据来自百万人口的统计，是全球性的，并从将近一世纪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他估计如果美国所有的产妇在生产时都采用助产士的方式，则母亲与出生儿死亡率将只有现在的一半，而新生儿脑部受损或其他新生儿受伤与并发症的情况也会减少四分之三。一些权威界人士同意，将这些全加起来，我们一年可以节省八十五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如今，纽约市布朗克中北（North Central Bronx）医院采用助产士来为高危险性、低收入的产妇接生，而展现卓越的成果。在这里，从医学或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七成的产妇是属于高危险度，她们大多是贫户及有色人种。医院的产妇，十人中有一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产前检查，八人中有一人是嗑药者。然而医院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最少的医疗仪器，尊重产妇，并由助产士接生。在这种情形下，并发症很少，剖腹生产只占百分之十一。这比将全美有钱、有营养的妇女算在内的平均剖腹率还要少一半。在布朗克中北医院，超过二点二磅的新生儿死亡率在一千人中只有三点七人，比产科医师处理低危险性的产妇都还要低。
一再证实由产科医师在美国医院接生，比助产士在医院外接生的婴儿死亡率更高，实在是件让人困扰的事实。更让人不解的是，医院出生的婴儿甚至比在计程车里出生的婴儿有更高的死亡率，而这又是一致的结果。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在医院生产，婴儿与母亲会更健康。
英国有份著名的医学外科杂志《兰斯特》（Lancet），就报道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将五百位在产护中心与五百位在医院生产的妇女一起作比较。在产护中心，产妇可以四处走动，分娩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吃、喝。她们不打点滴，也不用电子侦测仪器，只有少部分需要吃止痛药，而她们在谈及生产经验时神采焕发。在医院生产的人呢？所有的人都要打点滴，多半都绑上电子侦测器来观察胎儿的情形，几乎每一位都需要高剂量的麻药来止痛，有些人认为她的生产经验是笨拙滑稽的。
而新生儿所表现的差异也同样令人侧目，《兰斯特》研究报告显示，医院出生婴儿比产护中心婴儿患有胎儿危难现象的高达十七倍，神经不正常的现象高出三倍，而黄胆也有六倍之多。
多年来，产妇告诉产科医师，当生产受到妨碍时，她们对自己失去信心与希望，于是踏出为人父母错误的第一步。《兰斯特》重视她们所提出的抱怨，发现医院出生的婴孩中，有十二位在第二年就成为被父母虐待的目标，而没有一位在产护中心出生的孩子，受到如此待遇。
当然，有时候明智而正确地使用医院设备，的确可以拯救生命。如果产妇的子宫颈只开到八或九公分就没有进展，这时破水确实能够有所帮助，偶尔使用尿液导管或胎儿监视器也会有帮助，谨慎地使用止痛剂很可能是天赐的恩惠，而剖腹生产也确实可以救命。但这些应该只在有必要时才去用它，把它当成例行公事般地运用，就是滥用！
《朵拉》（The Doula）是一份探讨有关生产与为人母相关事项的杂志，其主编密歇尔·温克勒（Michelle Winkler）如此问道：
“为什么当美国助产士与怀孕妇女面谈时，总会被问及：‘你可曾失去过有可能被产科医师拯救的婴孩？你可曾因在家中接生而使婴儿丧生？而这孩子如果换了在医院中生产，就会及时被拯救过来？’为什么产科医师从没有被孕妇问过：‘你可曾因为不当地使用医技，而使婴儿丧失生命？如果这个婴儿经由自然生产，很可能会保全性命？如果产妇能依自然过程，随着自己的阵痛与正确的时机来生产，有多少的剖腹是非必要的？’”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在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暴力与恐惧之外，再没有哪一种方式会比降格妇女的生理周期，更能有效地限制她们的发展！”——克丽丝汀医生（Christiane Northrup）
大自然伟大的周期与韵律，是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因素之一。潮起潮落、月盈月缺、日夜更替、物换星移，都只是大自然自我更新、周而复始的一些形式，生命也因此得以维系。作为人类，我们吸气、吐气、走路、睡觉都是将自己与宇宙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的韵律变换方式，与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了解并尊重个人周期与宇宙伟大力量之间互相运作的方式，能让我们引以为荣。然而，很少有哪一个身体上正常的经验，会像女人最基本的生理周期——月经，那样地受尽侮蔑。
许多妇女发现，要她们不把生理周期与痛苦联想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近来有一位年轻妇女跟我说：“我学到对周期性的流血怀着羞耻的心态，不去谈论它，基本上根本忽视它的存在，把它塞住，继续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别的妇女抱怨并谈论经期不适，我会冷酷地判定她没用。我心里会想：这又有什么？我们哪个人不都一样要经历同样的事？安分老实地过日子吧！没什么好报怨的。”
当然，作为男人，我不曾有生理周期的经验。但是我想，如果妇女受到鼓励与支持，使她们能够尊重自己的周期，不要一径地蒙头过日子，而当它是将自己与自然周期及地球相连的一个方法不是很好吗？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将经期视为更新的过程，是维持健康的子宫与生殖系统所必须的周期，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身体之所以会定期地将子宫内膜脱落并借血液流出体外，是有其原因的。如果有任何不健康的微生物组织在前一个周期内侵入而停驻在子宫内，经由这个方法，就可以将它驱逐出境。将有可能被感染的子宫细胞清除，身体免疫能力的完整性得以受到保护，接受性病感染的概率也会因此而降低，子宫保持清洁，以便为将来有可能怀孕作准备。
如果我们懂得感谢生理周期净化的作用，就不会看到这么多中毒性休克征兆（Toxic Shock Syndrome），这是近年来影响成千上万美国妇女很严重的一个疾病，有时甚至会致命，几乎所有发病的妇女都使用过超吸力月经棉塞（superabsorbent tampons）。
一般妇女经期的排血量在二至四盎斯之间。超吸力月经棉塞一次可以吸满一盎斯多的液体，比大数妇女阴道内任何时段所含的液体要多很多。因此，这些棉塞同时会将健康阴道壁内正常分泌液吸尽，导致阴道长瘤、受损、裂伤等。更糟的是，它留置阴道的时间常常比一般棉塞要久，因此成为病菌繁殖的温床与感染的来源。当它留在阴道五至六小时之后，会因膨胀而压迫阴道，使阴道内壁干燥，往往导致棉塞附着在内壁而难以清除。也有可能在取出时，撕裂内膜细胞。阴道受伤与细菌繁殖是使用超吸力棉塞的两大特性，也是造成中毒性休克征兆的主因。
大部分使用这种棉塞的女性，虽然不见得都完全发展出中毒性休克或其他可以确认的症状，但很多人在经期会觉得很不舒服。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超吸力棉塞虽能有效地吸收经血，它也能引起各种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包括增加自体免疫疾病的危险性。这些问题又有可能因棉塞经过氯漂白处理，而变得更严重，使妇女接触到像戴奥克辛（Dioxin）这样的致癌化学品。
我认为西方医学要为这些问题负责任，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教导妇女如何妥善地与身体微妙的运作功能配合。医学系统应该帮助妇女了解，她们身体之所以如此结构有其必然的意义，那是能量的交响乐配合天赋的智慧所编奏出来的美丽乐章。他们应该能够帮助妇女了解，生理周期有如定期自我疗护与卫生保健。
有一位年轻女孩跟我说，在她初经之前，妈妈带她去看医生，诊所里的人要她脱去衣服，在无菌台上等候。一位她从未见过面的男性医师进来，为她检查，然后很冷漠地问她有没有注意到内裤里是否有任何由身体排出的分泌物。这位陌生男人对她提出有关私处的问题，使她感到相当屈辱，她立刻想也不想地说：“没有”，并试着改变话题，但心中一点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应该有分泌物呢？还是表示她有某种疾病？当她离开医生诊所时，感到既害怕又羞耻。我心想，如果他能换一种方式，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呀！他可以说：“在大约你这个年纪，每个女孩都会开始她的生理周期，这是让你身体保持清洁与健康的一个自然又美好的过程。你有没有注意到月亮的阴晴圆缺，而且每个月都有一次月圆？你的身体是美丽地球的一部分，就好像月亮、星星是星空中的一部分。每隔大约一个月，你的身体也达到圆满。一旦你有了生理周期，身体就会开始进行自我更新，使你的子宫保持清洁与健康。你有可能会注意到在周期内不同时段，你会有不同的心情变化。这是正常而且自然的，也是你在成为女人的过程中，一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改变。”
如果医学专业人员，能帮助妇女将心中积压的耻辱转变成自我了解的泉源，这该有多好！有没有可能因生理周期而产生一份更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使妇女更能掌握身体与意识之间的相关性？她们会不会发现不同的生理周期与梦境、创造力、荷尔蒙的消长有某些对应关系？有没有可能她们所发现的，不再是痛苦与迷惑，而是机会与潜能？
妇女周期的前半期，从流血到排卵之间，她的雌激素（estrogen）分泌持续增加，直到排卵时升至最高点。后半从排卵直到再流血，则以黄体酮（progesteron）为主，雌性激素仍存在（除非怀孕）。在排经血开始之前，此两种激素的分泌都减低下来。
生理周期往往与月晴月缺相关联，月亮同时也影响海洋的潮起潮落以及身体内许多液体的流动，包括排卵的周期。在月圆时，排卵与怀孕的概率比其他时间都要大，尤其当妇女生活在比较接近自然的环境时更是如此。新月时，排卵与受孕率降低，很多妇女开始经血。有一项针对两千位经期不规律的妇女所做的研究显示：在接近排卵的那三天，如果睡觉时在靠床边放置柔和的灯光（模仿满月之月光）。会有超过半数妇女的生理周期恢复二十九天一周期的正常现象。
“我们富创意的生理及心理周期，与月亮的周期相配合，”克丽丝汀医生作如下的解释，她是卸任的美国整体医学协会（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现任佛蒙特（Vermont）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临床助理教授，“科学证据显示生理周期以及梦、情绪的节奏都与月亮、潮汐、星球息息相关。月圆月缺与我们身体的电磁场相互作用，影响内部生理过程。有—段时间月亮完全被遮盖而呈现黑暗，在新月期再渐渐地出现让我们看见，慢慢变成满月。妇女也是如此，每月会有一段较为晦暗的时期，好像生命在这段期间突然消逝（这是在经前与经期），这是很自然的。”
妇女生理周期不仅与月亮、潮汐相对应，它同时也会与各种不同的心境、情绪及行为表现互相呼应。在不同的生理周期中，她对世界所产生的反应也不同。
克丽丝汀医生接着说：“从开始排经血直到排卵期〔卵泡阶段（follicular phase）〕，这个阶段是使卵子孕育成熟。在象征性来说，它是为接受新生命的来临而做好准备，是社会所尊敬与认可的角色。很多妇女发现这个阶段是她们感觉‘最棒’的时候。她们精力旺盛，四处奔走，充满热情、生机与新的想法。愈近生理期的中期，自然而然愈容易接受别人，接受新的见解——更有‘生机’与旺盛的生命力。对许多妇女而言，此时的性趣到达顶点，身体所释放出来的荷尔蒙也会迷漫在四周空气中，对别人更具性吸引力……在这个男性支配的社会中，这点特别受重视，而我们内心视其为经期‘好’的一段。我有—位病人是餐馆女侍，她所服务的餐厅有很多卡车司机停下来吃晚餐，她说她的小费往往在近排卵期收入最多。……”
“如果排卵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怀孕，我们就进入生理周期的后半段〔黄体阶段(luteal phase)〕，从排卵回到经血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我们很自然地从外在活动退缩到一个较为内省深思的状态。我们转而向内观，为来自内心深处将孕育而出的未知作准备。社会对此阶段的认知，并不像卵泡阶段那么敏锐。因此我们对经期来临前的能量、情绪及内敛心境的看法是‘低落而且无效率’。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无法以理性来诠释的现象，一般较不易接受，因此很多妇女对于经前或经期下意识来自‘月阴’的讯息，予以阻挡不去理会。这种月阴讯息来自反射性与直觉性，往往有时来自我们的梦境、情绪与渴望。当它出现时，总以黑暗作为掩护。”
今天有许多妇女学习如何配合每月的生理周期。只要情况许可，她们就尽量休息不去上班，你像对待生命中重要的事件一般，为了给予更充分的时间，来接收这段期间可能传达的特殊感觉，并予以消化吸收，她们减少每日例行的工作。她们花时间在澡缸里放松浸泡，静静地漫步，休息，读书，画画，热敷，享受大自然，做任何能使她放松、滋养身心的活动。有些人喜欢喝点草茶，有些人晚饭吃得少或甚至不吃。至于不能不去上班的妇女，就在桌旁摆些花儿，常常休息，不工作的时候，让自己完全放松并为自己补充体力。
如果对身体状况注意的话，会发现她们在经前与经期需要较多的睡眠。一些研究报告有这样的结论：在这段时期，她们会有较多的梦，而且梦境鲜明。另一个研究则认为妇女在这段时期比较情绪化，容易生气或哭泣。如果情绪波动发生时，不要骤然下定义当它是生病，一心只想让自己“恢复正常”来“做该做的事”，反而能静下心来留意它的变化，将它视为停下脚步重新再出发的召唤，是带给自己平衡与智慧的一个机会，那该有多好呢？这是不是也有可能呢？
更年期妇女对于自身的不适与世界的痛苦，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敏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个痛苦予以正视并作适当处理，将有助于打破逃避现实与麻木自己的习惯，而自内心升起慈悲与勇气，将妇女与至真至善脱节的生命改变过来。
在传统文化里，经前与经期的妇女常会找时间独处、休息，减少每日例行公事。这绝不是羞耻或自鄙认为她们不如正常而自我放逐的做法，而是一种认知、重视生理周期，知道需要善待自己，让身体得到滋养与补充的方式。她们觉得没有必要每天都表现出精力旺盛、活泼、快乐的样子。当她们脆弱的时候，自己是易受伤害的，在社会支持之下，她们发现对内在情绪波动的消息予以尊重，可以为自己带来更新与祝福。
相反地，我们社会上有许多妇女在经前与经期非常痛苦，以至于完全无法想象这个过程竟会是内在指引与愈疗的一种方式。她们可能会想：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还要一个人独处呢？我已经觉得够糟了，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愿意在阵阵经痛、急躁、腹胀、有气没力的时候，还要设法自我排遣？
答案在此
一般针对更年期与经痛的解决之道是使用药物，腹胀就服利尿剂、头痛吃止痛药、情绪焦躁就用安神剂（Valium，一种成药使情绪稳定）。长久下来，这些方式所产生的副作用，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大。好在，有很多自然的方式可以取代成药，又没有这些恼人的副作用。比较开明客观的医界人士，会提供妇女这方面的资讯。
在饮食上采取低脂肪、完整食物、素食的妇女，几乎毫无例外地有健康的生理周期。经期较规律、排血较少、较不那么痛苦。一份在《美国妇产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更年期的妇女如果改变饮食，摄取低蛋白质、低脂肪的食物，她的消沉、紧张、愤怒、困扰、悲伤及疲倦等情形也会大为改善。另一个研究报告，让妇女在前四个经期摄取百分之四十来自脂肪的卡路里，而后四个经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卡路里来自脂肪。在吃低脂饮食时，她们的体重降低，腹胀与胸部触痛的情况都有好转。
为什么低脂素食有如此的帮助？动物性脂肪与动物性蛋白质会增加前列腺素F2艾尔发荷尔蒙的分泌，这个荷尔蒙与经痛有直接的关联。它们同时会导致“雌激素优势”的现象，就是雌激素比黄体酮素高出许多。吃健康素食的女性，血液中的雌激素要比肉食者低很多。她们更年期与经期不适的症状也都比较轻微。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所吃的食物属于食物链较低层时，素食女性吃到的化学合成荷尔蒙量也较少，这些化学合成荷尔蒙是经由现代喂养家禽、家畜的方式，间接摄取而来的。因此她们体内残留的毒性杀虫剂比较少，一般种植动物饲料的土地上，都会大量喷洒农药，这种杀虫药很多是模仿体内的雌激素，会破坏体内激素的平衡。
*食物中排除乳制品的妇女，在经期中也会有重大改变。一项研究说，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其乳制品摄取量是无更年期症状的五倍，之所以会有这么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乳制品中所含的钙会破坏体内钙与镁的平衡，影响镁的吸收而导致痉挛与大量经血（想吃巧克力的欲望，常常是缺镁的现象之一）。另一种解释是乳制品中的蛋白质，会引起很多人有发炎性敏感反应。
*避免吃白糖、白面做的食品，尽量多吃全谷食物，新鲜蔬菜、水果是健康的基础。精制食物中缺乏人体健康所需的主要养分，它们使细胞处于饥渴状态，不断需要养分，因此倾向于食物过量、体重过度。而体内大量的脂肪，会使血液里的雌激素提高，增加更年期不适的症状。
*肝需要各种维生素B（尤其是B6与B12）来分解并抑制雌激素，因此妇女需要适量摄取。维生素B、C与E（雌激素新陈代谢所需）对很多妇女都提供实际的帮助。一个英国的研究报告发现，摄取四百单位维生素E的妇女，更年期症状减轻百分之二十七到四十二，尤其是在心情低落与情绪焦躁上，特别有帮助。
*身体需要亚麻酸（Linoleic Acid）来促进荷尔蒙新陈代谢的作用。核桃、南瓜子、亚麻仁油以及黄豆产品都是这种必需脂肪酸的来源。在吃饭时酌加晚樱草油（Evening Primrose）、琉璃苣油（Borage）或黑醋栗子油（Black Currant Seed）都可以有所帮助。
*除了从饮食上获取最佳的健康以减低经期的问题之外，研究并显示定期的有氧运动（比如快步走路）也会减少经期不适症状，增加身体天然内啡肽（endorphins，一种可以提升情绪及止痛的荷尔蒙）的分泌。
*常练习静坐、瑜伽或其他深入放松的方法，可以减低心理压力，这些都对经前或经期的不适有相当显著的效果。一九八九年在哈佛大学研究的结果，发现平时做放松技巧训练的妇女，更年期症状可减轻百分之六十。
*暴露于自然光或全谱光相当重要，这与一世纪前医生所支持的看法正好相反。一个研究说，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如果一天晒两个小时阳光，她们的症状会大量减低，包括体重恢复正常，情绪止跌回升，不再盲从找东西吃，少有疲倦及易怒的现象。但若是处在人造光线之下很少接触自然的光源，则不断会有生理周期的干扰与更年期症状出现。
*一九九三年，《妇产杂志》（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小心地以安慰剂（宽心药丸）控制做研究，发现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如果接受每周三十分钟的手、耳、脚底按摩治疗，在身体（包括头痛、背痛、头昏、失眠及经痛）和心理（包括情绪起伏、焦虑、心情低落、易怒、迷惑和无法集中意志）两方面都有百分之四十六的进步。这种按摩治疗不像一般更年期使用的药物，它没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当生活形态与饮食互相配合恰当时，天然的黄体酮素往往可以针对更年期不适，产生很好的疗效。凡德比特（Vanderbilt）大学医学中心的裘·哈格罗夫（Joel Hargrove）医生以口服天然卵巢激素来治疗更年期不适的病人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来自西巴斯托波（Sebastopol）在加州大学医学院家庭医学部任职临床教师的约翰·李（John R.Lee）医生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使用较小剂量涂抹式的天然黄体酮素。
多数医生仍不清楚天然黄体酮素的存在，以为它与合成的孕激素（Progestins）无异，是类似甲孕酮或称为安宫黄体酮（Provera）的一种激素。但是天然黄体酮素与孕激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若使用适量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往往效果显著。它的成分采自天然（多半来自黄豆或一种野薯），因此不能申请专利，制药公司对它也没有兴趣。很多医生及研究者也只对申请专利的药有使用的经验，因此对这种特殊的物质一无所知。
《还我健康》（Reclaiming Our Health，J. Robbins著，严世芬、潘定凯译，台湾琉璃光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妇女，能带来永无止息的力量，为地球作积极的改进。”——卡洛琳·笛玛可医生（Carolyn DeMarco,M.D.）
改善饮食、生活形态和其他自然的方式，对妇女经期困扰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有凭有据的。但如果她是处在一个饱受性利用的关系下；或家庭、工作有损她的健康；或受到近亲的迫害及其他性骚扰，而内心痛苦，情感不能得到纾解与平衡的情况下，即使她严格执行饮食疗法、每天跑步，却仍不能为她带来整体的愈疗。
不论男女，当我们老处于心理或灵性遭受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心灵的痛苦往往借着身体上的疾病表现出来。男女对此反应的区别在于男人不去面对无解的问题，一味逃避它，并拒绝接受身体所发出来的讯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早死的原因之一；女人则不同，她们在生理周期的某一阶段，特别能够深入体会其情绪化的一面。
对于带有深沉伤痛与恶梦导致心理与灵性受创伤的妇女，饮食与生活形态的改变，会使她们较容易与自己沟通，学习善待自己的身体，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注意饮食并固定做运动，有助于去除伤害自己的坏习惯，增加自信心，并对生命采取积极而正面的态度。假以时日，多数妇女将能借不断的自律与耐心，对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中需要改变的事加以调整，使受伤的心得到安慰而复原，使她们每个月都能有更健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处的社会仍期待妇女否定她们对于自我表达及成长的需求。依我看，许多妇女的状况其实是一种肢体语言，她们以身体来诉说内心不被尊重的种种委屈。她们的身体正在反抗，拒绝受压迫，不愿被支配，她们以完整而自信的个体，自由地表达自己、掌握自己，才能获得痊愈。
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妇女身体是有病的，认为女性天生具有缺陷，必须依赖男人的这种态度，事实上妨碍了她们治愈的过程。加了软垫的搁脚架与加温过的子宫镜虽然值得做，很细心周到，但却无法触及真正问题的核心。也许是因为所谓的正统医药，一向如此权威与跋扈，全然漠视妇女内心深切的渴望，以至于今日有许许多多妇女不再盲目地找医生或去医院寻求愈疗。她们内心深处对于获得真正健康的渴望，正带领许多妇女远离不尊重女性精神与灵性的地方，改而朝向增加对身体的认知，了解心里的感受，及在创造的泉源中得到欢乐的新方向。
知觉意识与避孕丸
如今有许多妇女从初经到停经都服用避孕药，停经后，就采用荷尔蒙替代疗法（HRT），这让我颇为担心。如果上百万妇女的身体，不再依循内在自然、真实的韵律，反而采用制药厂所生产的成品，使生理期固定不变，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妇女对孟山都（Monsanto）药品比对月亮更敏感，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可能口服避孕药会剥夺她们对自然的强烈直觉与内在源源不断的智慧呢？调整经期当然对某些妇女而言，是一种福赐，但她们同时也需要去信赖自己内在的声音。
克丽丝汀有一本很好的著作《女性身体，女性智慧》（Women’s Bodies，Women’s Wisdom），她在书中提到同事罗莉的故事。罗莉是位妇产科医师，持续服用避孕药长达九年之久，在这期间，她认为避孕丸是节育最好的方法，并建议所有的妇科病人服用。但是在她亲身体验到某种与性能力有关的危机之后才猛然地警觉到，她已与自己的身体失去了联系。“我觉得很伤心，”她说，“所有神奇的运作方式，包括脑子、荷尔蒙、子宫、卵巢等的功能，都被我视为当然而用药物来压抑它，或将它视为诅咒。在我初次来月经时，没有人向我道贺。没有人帮我将创造生命的力量与性能力相联系。我渴望能再次接触一些古老失传的神奇与奥秘。”当她决定不再吃避孕药时，她说那是“一种庆贺方式与反叛行为……我把最后一包避孕丸丢掉之后，静静等待。我相信卵巢在接受了欧色（Ortho）制药厂九年的指示，一旦停止之后，可能完全不知该何去何从，所以我愿意耐心地等待。我准备接受各种问题出现，像肿胀、易怒、情绪不稳、迷惑等症状。但真正发生的，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吃完最后一颗药，两个星期之后，罗莉跟一群妇女谈到她的感受。她说：“我突然间哭了起来，也说不出话。我还记得当时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说完，她就立刻明白了。多年来，她一直对生命中的某些事感到悲伤，她甚至跟别人谈起这种感觉，但都是在她吃避孕药的期间，所以并没有任何情绪或生理上的反应。就在九年之后，她真正排卵了，却也突然发现她感受与表达情绪的能力大大增加。
事实上，她很快就发现，她感受各种情感的能力都增加了，包括她的愤怒与性。“这个被以各种方式虐待了许久的身体，突然又开始跟我说起话来，它给我鼓励与保证，原来我一样也没失去。”
一旦罗莉发现避孕丸有妨碍她内心深处的感受及直觉的能力之后，她开始怀疑是否这些药丸也影响了她与先生之间性生活上的协调。避孕丸会减少荷尔蒙的分泌，也直接影响到女性与男性在性行为时的反应，这是有证据的。柯普林（copulins）是一种挥发性的脂肪酸，会由阴道分泌，它可以激起男人的性欲与性行为。但服用避孕丸的妇女却无法分泌柯普林。
女人不只是输卵管与子宫
对于视妇女为繁殖个体的医学界而言，测试避孕方法的有效与否，在于妇女最后是否怀孕。对于制药商而言，妇女是他们的顾客，整件事不过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机会。但是若对妇女需求以比较敏锐的观点来看，将不难了解，女性所有的生命与灵性都与她们的性欲及生殖力紧紧相连。尊重妇女的医学专业人士，应该不至于疏忽或忘记在事先让她们清楚某些药物或装置的危险性，也对避孕药的潜在缺失以及任何会剥夺妇女能力，使她们无法全然表达自己，无法认知其感情、直觉的各种药物表示关切。在进行研究及发展避孕方法的同时，应该以尊敬妇女生命作为研究的大前提。
达康盾（Dalkon Shield）是由弗吉尼亚州李奇蒙市罗宾斯（A.H.Robins）公司所制造，类似子宫环套避孕器（IUD）。此产品一直是该公司高声呼吁为“绝对安全”的避孕装置。这种装置曾引起上千件骨盆发炎的疾病，直接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很多妇女甚至无法孕育生命。有四分之一以上使用者，体验到严重的经痛与流血。估计有十一万的妇女即使装了子宫环套避孕器却仍然怀孕，而有约六万六千个流产的例子，上万人遭受突发性败血病流产，上百的妇女生出死婴，或孩子有严重的先天畸形，包括失明、脑性小儿麻痹及智障等等现象。
在后来的诉讼案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制造避孕器的这家厂商刻意误导大众，因为他们不但不将具关键性的资料发表，譬如产品安全与可靠度如何等等，甚至加以摧毁。在一次又一次的审判案中，公司为了要保有自己的立场，甚至将重点转移到妇女身上，不论其年龄或家庭背景，都对她们提出强烈的质问，而且把箭头指向个人一生的性行为及性生活中。某位辩护律师甚至直接表达他的论点，毫不掩饰他想把问题加诸别人身上的企图，他说：“达康盾本身绝对没有半点毛病。噢！上帝！你真该张开眼看看这些使用达康盾而出问题的女性，她们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其恋爱史简直不是盖的……被她盯上的男人，为数之多，会让你跌破眼镜。”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麦尔斯（Miles Lord）法官在聆听大约四百个达康盾案之后，终于听够了，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利亚波利斯城的联邦法庭中，将公司总裁及二位主要副总裁传召到法庭。众目睽睽之下，他告诉这三位要员，他对公司的辩护策略感到厌烦。“公司在你们几体的领导之下，”他以雷霆万钧的声音说：“容许成千上万妇女所使用的避孕装置，事实上是一个在子宫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致命子弹。你们用最低、最没有价值的标准，采取最卑劣的途径……节节逼问她们的性生活，将她们的个人隐私暴露出来——破坏丁她们的家庭、声誉与事业——所有这—切卑劣的手段，只是为了恐吓那些敢对你们提出控告的人。”
当法官这样说时，有不少原告公然落泪。
为了逃避巨额的律师费，罗宾斯公司终于宣告破产。因装置达康盾而导致不孕的妇女，只获得极少的赔偿，每人平均大约二千元。
达康盾因此成为劣质子宫避孕器的象征，但是由西尔利（G.D. Searle）公司生产的铜七（Copper-7）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西尔利公司对于向他们提出控诉的妇女，表现的态度更恶劣。一位与此公司产品牵涉无数官司的妇产医生解释说：“被告律师所采取的方式，不在于如何证明铜七不会造成骨盆感染，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所以只好把箭头转向原告的性经历……想借此恐吓与侮辱这些妇女的人格，好像在审判强奸的案子。”
这些妇女的先生也受到无情的攻击，因为他们想误导或暗示妻子之所以会受到感染，有可能来自先生婚外的性行为。只要辩方律师能使夫妻任何一方，承认有过婚姻问题、彼此争执或分居，他们就咬住这个不放，暗示陪审团这中间必有不忠的行为，而真正的问题来自婚外性行为所感染的疾病。其中有一个案例，辩方律师甚至企图以先生十七岁时的性经验，作为自己一个有利的论点。在另一个案子里，子宫环套产生相当严重感染，使受害妇女不仅无法生育，还连带要切除子宫、卵巢与输卵管。但这位律师居然说，这对她并没有真正的大碍，反而能改善她的生命，因为少了这些器官，她就不用担心会有任何与这些器官相关的癌症。
虽然达康盾已从市场上消失，而铜制子宫环套避孕器也有改善，但是今日美国妇女所使用的子宫环套避孕器，却仍会增加子宫外孕、经期大量流血与疼痛、骨盆受感染等症状的概率。
当公司律师站出来对妇女冷酷无情地攻击而声名狼藉的时候，医学工业界在此刻也一点都不含糊，以牟利为第一优先抢占市场。早在一九六○年，口服避孕药即根据最不足取信的实验而核准发售。那个实验中，只有一百三十二位妇女服用超过一年，剩下七百一十八位不到一年。在研究过程中，有五位妇女死亡，但是这个药丸却仍以此实验而被宣布安全无虞。
每位妇产科医生都收到一份冗长的清单，列出所有可能会引起的并发症，从头晕到癫痫，但这份资料却没有让妇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让妇女预先知道可能的风险来帮助她们在服药前作正确的抉择，这种想法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一九七○年《联邦登录》（Federal Register）解释说：医界组织经由美医协与其他医学单位代表发言，反对在药盒里加入警告妇女服用口服避孕药有可能会引起危险的纸条。美医协宣称，病人有可能不适合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告诉她们有这些危险，很可能会“使病人困惑”并“影响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诚然，今日所使用的避孕药与当年研究造成许多问题的药相比，已大不相同。但在一九九二年《新英格兰医药杂志》有关乳癌总检讨的专刊上，发现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罹患乳癌的可能性会增加约百分之五十”。另外也有研究发现长期使用避孕丸会减少（一般并不常见的）卵巢癌，但却会增加乳癌的危险性，这点相当的重要。那些考虑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应该要能得到这些资料作为参考。然而一直到今天，当医生建议病人以口服避孕药来防止怀孕时，很少有医生会跟病人提起这些危险性。
美国的食品药物督导局（FDA）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帮助。面对来自制药商的游说压力，食品药物督导局仍选择不硬性规定制药厂在药品包装盒内，放置警告妇女的标示。
自然而又无害的避孕法
当然，一定还有其他的避孕方式。有一种留意受孕期（fertility awareness）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视，也许是因为这个方法赚不到什么钱的缘故。这并不是指仅仅根据妇女前一次的生理期来“观察生理节奏”，因为那只有七成的可靠性。留意受孕期的妇女需要学习，在生理周期仔细观察身体所产生的各种自然生理现象，这样她可以知道自己何时排卵，并在每个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几天，采取预防措施以免怀孕（这种方法，对于想要怀孕的夫妇也很有帮助）。
想要整体地了解何时会怀孕，可以从下面几个方法着手：第一，仔细测量基础体温（身体休息时的体温，通常在起床前测量）。基础体温在排卵后立刻会显著地上升，并持续保持高温，直到月经开始。因此女性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她何时排卵。未受精的卵子最多只能存活二十四小时，所以她可以确知从排卵之后的第二天开始，直到下次排卵的前五天为止（因为精子最多可以活五天），她都不会有怀孕的可能。第二，观察并记录子宫颈所分泌的黏液。生理周期所分泌的黏液，很容易分辨出不同，并且相当可靠。妇女可以用它来预测何时接近排卵期，以此推断出可能怀孕的期间何时开始。
生理期黏液分泌的改变，其实是自然周期中优美的表达方式之一。就好像季节的变换，寒冬为春天带来生命，炎夏接踵而至，入秋凋零。妇女体内的黏液也依各个阶段自然地改变，正如种植蔬果花卉要知道在什么季节播种、收成，如果女性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理期，观察子宫颈黏液的变化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她和她的配偶就可以共同负起责任，决定他们要不要迎接新生命的来临。
虽然只有少数美国妇女知道，但是这种靠生理期推算与观察的避孕方法，可以借使用SR—44及PG／53的怀孕测试器（Fertility Tester）来提高准确度。这是一种小透镜的显微镜，妇女可以用它来检查唾液或子宫颈黏液，更进一步地确认她生理周期的不同过程。在非排卵期，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是不成形的。但是当雌激素增加逼近排卵期，妇女有可能怀孕时，用显微镜可以看出结晶的形象，并有类似蕨类复叶的图案出现。
这个设计及一些类似的显微镜，是世界健康组织所建议使用的，至少有四十五个国家的妇女已欣然接受并使用它，包括英、法、墨西哥、希腊、瑞典和德国等。这些显微镜永远用不坏，对于想要怀孕却一直无法如愿的妇女，更是一大佳音。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贵，但品质更好的仪器，叫做自然韵律节奏怀孕测试器（Natural Rhythm Fertility Tester）。这个仪器的准确度更高，因为它的放大能力更强，有内部光源，解析度与聚焦力更好。（要知道如何获取SR—44或PG／53怀孕测试器，自然节奏怀孕测试器及类似仪器，并得到如何使用的资料，请参考书末的资源指南。）
观察生理周期的准确度到底如何呢？至少有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显示：这个方法事实上比子宫帽（阴道隔膜）、保险套、子宫环套避孕器、杀精子泡沫、子宫颈帽、避孕海棉，或在射精前撤回等方法都要有效。这个方法需要夫妇双方都有诚心，有足够的动机，只要他们能如此，意外怀孕的可能将低于百分之一。
使用这种方式避孕的妇女，每个月遇到怀孕期时，她和她的伴侣可以选择很多种不受孕的方式。他们可以暂停性生活或采用隔离避孕方式（保险套、子宫帽、子宫颈帽）或以体外的方式做爱。以推算受孕期作为主要避孕方式的夫妇，将合力分担他们生殖能力的责任，同时也提醒他们性能力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多数夫妇并不会感觉到这有什么麻烦或不便，相反地，这是一个维系彼此情感的来源。
如果你们打算采用这种方式，你会需要更多的资料，在此有限的篇幅里，我无法尽述。有一本书将这个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是由玛格丽特（Margaret Nofziger）所著，出版社（Book Publishing Co.1-800-695-2241）所出版的《同心协力来避孕》（A Cooperative Method of Birth Contro1），很值得参考。
这种合作的事业，没有半点副作用。其他的家庭计划方式，夫妻间总会有一个人要担起健康风险，或单独负起责任。正如玛格丽特指出的一点“一起学着如何在家庭计划上同心协力，很可能使夫妻感情更融洽”，我和妻子将近三十年来的婚姻，一直都是使用这个方式，我欣然同意她的看法。
（对于不愿意采取留意受孕期，而想要将其他避孕方式予以评估的妇女，我建议她们阅读由克丽丝汀医生所著的《女性身体，女性智慧》一书。）
重现生命力
我一再发现自己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整个医学界组织能把时间与精神投注在如何帮助妇女，让她们承担自己健康的责任，信任自己并重视自己的身体，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这个世界能认真地提供妇女各种资讯，给予她们权利来作正确的选择，帮助她们重新拥有传承、成为智慧的妇女与疗师，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我们将更能发现，女性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坚强而有影响力。我们将会在每个地方听到她们智慧的言语，重新寻回她们的价值，为自己与孩子创造健康的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轻女孩的生理周期开始时，会有成年人适当地教导，使她了解并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神圣变化。我们将看到妇女为自己和她们的女儿举行庆贺仪式，为她们祝福。
我们将看到更多像塔玛拉（Tamara Slayton）这样的女性，她是生理期健康基金会（Menstrual Health Foundation）的创始人。她办的研习会是以青春期少女为主要对象，除了帮助她们了解生理周期之外，并将每个月的周期记录下来。她让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女孩们，用不同颜色的蜜蜡将生殖系统（包括子宫、卵巢、卵子等）做成五彩缤纷的模型。
塔玛拉的顾问琴妮（Jeannine Parvati Baker），帮助这些即将进入生育期的年轻女孩先在心理上作适当的调适。在她的“家庭远景探索”研讨会中，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同堂，一起来了解成为女人真正的意义何在。
这种课程可以称它是“性教育”，但实际上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它教女孩子如何了解并懂得感激与珍惜自己的身体，同时将祖孙三代团结在一起。
以这种支持鼓励方式让女孩了解自己的身体，将更容易使她们对生理周期发展出健康、自然而肯定的态度。一旦对自己的身体有正确肯定的认知，并对生育力有更好的了解，她们就能发展出更清楚的界限，尊重自己，充满信心，也更有能力来创造有意义而亲密的关系。不至于为了被爱，仓皇地使自己处于危险的立场，也比较不会为了迎合男人，而轻易献出她们的身体。当她对自己的价值有进一步的肯定之后，就更知道怎样才是负责、安全而且出自真爱的性行为。
对她们的生理周期愈尊重，就愈不可能意外怀孕，也不会从事使她们容易感染性病的不当行为。
对她们的身体愈了解，愈珍惜，就愈能自主她们的健康。
尊重自己，她们将成为具有无限能力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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