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大忽悠——公车上书

康有为的大忽悠——公车上书

根据一般历史教科书上所言，则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具体来说，其过程是这样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看起来，的确是气壮山河，不愧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和“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然而，事实上，这却是康有为自报自演的一场大忽悠。

照他自己在关《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则这次“公车上书”的经过是“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也就是说：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1200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然而，此说却大有斟酌。

首先，在康有为上书之前，早有大批现职官员已经上书反对签约了。譬如，钦差大臣刘坤一4月16日得知消息，立即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棠、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嵩、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麟、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有10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50余人次；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达575人次之多。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上书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据1895夏出版，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所作《公车上书记序》记载：“各公车再联十八生活上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公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门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于初八日（5月2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是日……松筠庵座中议事尚数十百人，咸未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愤悒不得语……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概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蛩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是要准备上书的，书也写好了，可问题是还没有上就听说 “大局已定，不复可救”，于是大家只好“群议涣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了。

从当时的物议上看，康有为也不太象他标榜的那样气壮山河。

光绪十四年(1888)夏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据康氏自编年谱，乡试落榜后，康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遂蒙生了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遂“以书陈大计而责之”，此事在京师颇有轰动。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氏又借此机会“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该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转交翁同龢，但因种种缘故，翁并未将其代呈御前。这些情况是我们评价康氏早期政治活动所经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动（包括联络朝贵）均与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相关联，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如果联系到十年后康有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对康氏的这些陈述可能很少有人会持有异议。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康有为进京，与其说是应顺天府乡试，勿宁说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土子绝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贴，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托人情走后门，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络京官……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梁鼎芬在其所撰的《康有为事实》中也说：“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康有为在京活动并非为了变法维新，而不过是“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的功利行为。

而在1898年10月27日《申报》上，梁鼎芬还刊发了《驳逆犯康有为书》，其中也提及康氏光绪十四年初上皇帝书一事。梁文云：“尝观其初上皇帝书矣，有云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又云，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之弄权，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时承平所无也。……查此书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作。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核以今日狂吠各端，逆犯当时不应有此篇文字。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身在逋逃，则极意诬谤。”称当日康有为上书，“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目的与“夤缘”朝臣相同，都是“希图利禄”。

总之，无论从事实，还是从人品上看，“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忽悠。至于他为什么来这一手，恐怕原因就在于康有为的“有为”之上：也就是他想通过耸人听闻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意图——康有为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这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份量的。他借松筠庵作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演出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他行事从不“中庸”，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怪不得翁同龢在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他后，又说他“居心叵测”，阅历丰富的翁同龢的看法显然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