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朱一新与康有为论董子学

一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浙江义乌人，清光绪二年进士，历任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为官正义刚直，后因直言政事，疏劾涉及到内侍李莲英，被懿旨诘责，降职为主事，很快他便辞职告归。同治七年（1868年），朱一新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成了俞樾的门下弟子。朱一新学习勤奋，经史词章无不深研，成绩斐然，当时诂经精舍特置超等生6名，朱一新即是其中一名。朱一新一生著述颇丰，有《无邪堂答问》五卷、《佩弦斋文存》三卷、《京师坊巷志》二卷、《汉书管窥》四卷、《骈文存》一卷、《诗存》一卷等。
　　作为俞樾的高足，朱一新继承了俞樾“汉宋兼容”思想，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汉宋之争，汉学指斥宋学空疏武断，宋学批判汉学繁琐无济于世，两者的论争推动了清代学术变迁，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现实。另外通过汉宋之争，汉学的学术地位也衰落了，今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讲求经世致用，倡导社会变革，其学历经庄存与、刘逢禄、魏源、戴望等人，到康有为时发展到鼎盛时期。朱一新在此学术大势下提出“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反驳今文经理论。他主张的“汉宋兼容”，并非是简单的汉学或宋学的单线继承和复原，主要是融汉学入宋学，企图用宋学来改造汉学。他批评今文经牵强附会，是两千年经学的一大灾难：“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家法，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戴子高之徒，蔓延支离，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亦无不锻炼而符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两千年来经学之厄，未有甚于此者。”刘申受《公羊何氏释例》为公羊今文经大张其军，宋于庭《论语说义》将公羊之义扩展到论语里，陈立《公羊义疏》中则有很多内容是阐明董子改制的，这引起了朱一新的强烈反对，认为他们的做法是诬蔑圣人之举。朱一新站在古文经立场上反对今文经，然而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批驳是那么的无力。他只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声称主张董子改制是诬蔑圣人、贻害后学之举，表现在与康有为的论争上也是如此。他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自己主张的坚强后盾，而只是站在防守的位置上针对康有为的学说提出相应的不满，结果只能是节节败退，最终成就的是康有为的大名。

二

　　康有为多次写信给当时比他有名气的朱一新请教有关董子学的问题，试图说服朱一新赞同他的孔子改制主张。朱一新则站在维护正统的立场上对其学说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缘儒入墨、用夷变夏”。千方百计劝说康有为放弃这种伪学术的做法，“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大道中”。二人在有关董子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1、关于董子阐发的孔子托古改制说
　　康有为主张公羊改制，他认为六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董子《繁露》的精要之处就在阐发孔子的托古改制之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第八》中说：“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著，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在《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儒教改制考第九》中，康有为大段引用《春秋繁露》的篇章得出结论：“幸董生此篇犹存，足以证明孔子改制大义”。另外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卷十和卷十一中也多次以董子学阐明之义证明他所主张的孔子改制之说。
　　朱一新对康有为的以董子说证明孔子改制之说反应强烈，严词批驳。首先，他说康有为这是“用夷变夏”，如“公羊三科，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内外，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而侈言张三世、存三统，不思异内外之义，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
　　其次，朱一新针对董子学说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董子之志在敬天劝民，绝对不在改制， “古人所以正三正者，以其合于天运，天运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义。公羊子言之备矣。……董子谓‘王者举事宜求其端于天'，又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劝民之大者，而专举改制以为言。”又说只有王者才有权利改制，“夫《春秋》重义不重制，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所独，惟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异器械别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旧制沿用已久，仍复并行，此古今之通义，周时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经无不错举其说，非独《春秋》为然，孔子殷人杂用殷礼见于《戴记》者甚多，安得以为改制之证？”由康有为与朱一新关于孔子改制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可以窥见二人在政治主张上的原则性的差别，这正是当时社会大背景的一个折射与缩影，时维新运动处于准备与开展阶段，康有为积极为其变法谋求理论上的支撑。与之相反，保守派也要在理论上构筑反对变法的无形壁垒，朱一新即是其重要代表之一，于是二人就在孔子改制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交锋。
　　2、论董子人性说
　　朱一新与康有为在人性说上有分歧。康有为主张人性可善可恶，而朱一新主张孟子的性善论，即主张人性永远为善。二人皆用董子关于人性说的理论论证自己的主张。康有为《答朱蓉生先生书》中说董子直接受学于孔子，因而董子的人性说最能表达圣人之精义，“董子为嫡传孔门之学，其论性之精，得自孔子，足下可批其书而自见之，亦不待仆为之辨，盖足下岂徇己说以求胜之人哉？”康有为认为人性可善可恶，必须待教而后善，正如董子所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朱一新《答康长孺论性书》中认为康有为的人性说是错误的，他认为人性永远都是善的，无所谓善恶，只有“习”才会有善有恶。“董子长于言阴阳五行而短于言性”，又说，“董子明阴阳五行，既知身有性情，尤天之有阴阳矣。盖亦思阴助阳以生物，阳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杀乎？谓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为心而后可也。天道无不善，则禀乎天以为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于性，而不知性实出于善。”由于人性是善是恶是关教育方针的问题，因此易于与政治问题相结合，历代对此看法不同。早在先秦时期便有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之争，到汉代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但上、下二品是极少数，不可以名性，而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是需要圣人、君王的教化才能为善的。到了宋儒那里则将人性划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义理之性全为善，气质之性可善可恶。同一时代的人对于人性也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到朱一新与康有为的观点分歧上，我们分析一下不难看出二人有上述分歧的原因。康有为主张人性待教而善的出发点是为其兴学校、倡西学服务的，朱一新主张性善说的原因是，他主张人应该注重内在修养以扩展其善端，最重要的是学习圣人之教而不是西方的科学技术。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