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阳明：身若漂萍心如磐kkkk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9:13:57
王阳明：身若漂萍心如磐
一
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冒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惶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36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
他没有说，他对皇帝的浩荡尚抱着一线希望。
仲春三月，王阳明南下至杭州钱塘。
江南的三月，柳色日新，一切生命都在严冬的沉寂后复苏。大自然是疗治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他的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王阳明冰冻的心宇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他决定在这里养好病再南行。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王阳明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在向他作着警示；静坐净慈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他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权臣刘瑾已把他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并密遣心腹尾随，伺机要把他暗杀于赴谪途中。
惊悚之余，他幡然醒悟：这3O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连性命都不保了，自己对朝廷却还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对自己的前途尚不十分明确，那么是现实迫使他挺起脊梁去经受命运的劫难。他星夜来到钱塘江边，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斗笠飘在水上，又作了一首伪绝命诗，装作投水自尽的样子，骗过了两个随侦的刺客。暗中，他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
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刘瑾，连他的家人都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
载着王阳明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由于遇着大风，商船竟在一个月夜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王阳明在海上的这次遭遇没有谁能向我们复述，但从他弃舟登岸后在武夷山一野寺中的题壁诗，还是可以约略窥见当时的险状。“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泛海》）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大风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周旋着。视险状如浮云过太空，这是何等宁静、超脱的精神，何等沉毅的大勇！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在厄运当头时特立独行，“泛海”成了王阳明颠沛生涯的隐喻。
让我们在地图上追循阳明先生当年的踪迹：出武夷山，入江西玉山，然后西行至广信（今江西上饶）、分宜、宜春、萍乡，而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风雨险道，深泥陷马，这是一次磨砺躯体的苦旅，更是一次淘洗灵魂的心旅。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王阳明只有收拾心性，重新修正以后的道路。洞庭、沅水是千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子的行吟、安息之地，但王阳明没有仿效他踏一条不归之路，那是因为他已决意要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正是他对自我最高的期许。他已经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或许会推动或提早他一直在寻找的“道”的出现。
正德三年（1508年）3月，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王阳明，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龙场，这个注定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一笔的荒凉之地，在万山丛壑中已遥遥可望。一对白鸟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王阳明随口吟道：鸳花夹道惊春老。
这一路风餐露宿，他已走了一年又三个月。清癯的脸变得愈发瘦削，只有眼光的锐利不减，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烧灼的人。
文化巨人的脚踏上了一块陌生的上地，谁也料想不到，中国的思想史，由此揭开了一大转变的帷幕。
二
1996年秋天，我在贵州电视台的一档晚间节目中，看到了我心仰已久却又无缘一见的龙冈书院和“阳明洞”。那是有关“阳明心学”研讨会的一组镜头。我还看到了皓首晃动探讨阳明学术和思想的盛况。这个出生于和我同一块土地的500年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在今天还有着如此恒久的生命力，这多少让我这个后学感到了震惊。我仰慕姚江学风鼎盛时学被天下的盛况，恨不忝身其中，我也见过走不出这块土地最终消磨一生的民间天才的悲剧。这对我是一种警示：思想和学术，强健的生命力的养成，不在于尺方之地内的冥思，而在于磨砺，在于行动。
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在贵阳西北万山合抱中，是彝族土司香夫人为打通川、黔道路开设的九驿之一，王阳明曾有诗叹其险峻：“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初入这块荒凉之地，蛊毒瘴疠滋生，王阳明的随从们都病倒了，他反倒成了随从们的护侍者，为他们折薪，取水，煮稀粥，嬉戏诙笑，调唱越曲。一个思想家生命力的强大，正彰显在他在困厄逆境中的“乐生”态度上。为了生存，他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搭起寄身的草庵，还在荒山上垦荒自种。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独立生存，他的学术和思想就无从寄寓，看来王阳明不仅懂得这一点，而且还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对稼穑之劳倾注了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喜悦。他写于黔中的农事诗，甚至出现了“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陶潜式的闲适 。
但王阳明不是陶渊明，他投荒万里不是来避世做一个隐士的。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到置身于荒蛮瘴疠之地，这样的心理落差也只有那些身同此境者才能领会。可以想像，他那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隐忍苟活中不时有难耐的伤感像雨天的旧伤复发，虽然生命中平凡的物事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娱，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宽与自慰，莫名的伤恸还是影子一样跟定了他。“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揣”，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竹暖无家，忧思坐长望”，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雨雪霏霏，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又是一份愁情：“故国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他在贵州是孤独的。当我写下这句话，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精神生活者在远离人世的荒郊野村的生活图景：他的冥思，他的勤修，他对自身灵魂的一次次拷问。就在他抵达龙场后的第二年，一桩突发的事件成倍地放大了他那份孤独和悲哀。这年秋天，一个来自中土的吏目携带一子一仆，转道龙场赴任，不幸摔死蜈蚣岭下，暴尸荒野。不知名的吏目的悲惨遭际，令王阳明联想到了自身飘若浮萍的命运。他命童子收拾三人尸骸，葬于山麓，并写下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条文。他无力掩饰心头的那份悲哀，为死者，也为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异乡，也难免一死，死后也必定是孤独的。在这篇名为《瘗旅文》的祭文里，哲学家王阳明几乎是有点迫不及待地和死者说着话，似乎死者是他久未谋面的一个旧友。那是因为孤独的他需要有个人听他诉说（这个死去的吏目有幸选中做了他的听众），再有，就是他需要通过安慰死者的言说来安慰自己。
一个人走到了人生的绝境处，方有直指心性的返本观照。至此，王阳明决意给以前的思考以一个总结，解决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颇具道德倾向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身处僻壤的王阳明，潜意识里一直是以“圣贤”自许的（传说他在11岁那年就立下了成为儒家最高标准的“圣贤”的宏愿），“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日夜冥思，以求获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思想澄明了。有一夜，静坐着的王阳明突然跳了起来，把随从们都从酣睡中惊醒了。他欢呼雀跃着，思想融通的快乐使他得意忘形。“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史称“龙场大悟”。
这是思想学术的澄明，也是对人生诸般大命题的一次成功梳理。“吾性自足”，这是在精神的旷野发出的天启之音，在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他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他悟了，他在瞬间把握了永恒，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怎样做人，怎样判别是非这些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某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溢满了他的内心。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之野，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荒芜的龙场，给了哲学家心性的自由，成了他运思的天堂。
三
1510年初春的一场大雾中，王阳明离开了贵州。
溪云漠漠，峰雪吹衣，他在龙冈书院和贵阳文明书院的弟子们闻讯赶来相送。王阳明勉励了他们一番，面对这块他曾经劳作和思想的土地，随口吟道：“归心别意两茫然。”整整两年的贬谪生涯终于结束了，这块土地，已成了他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
黄昏之际，我时常登上我生活的这座小城的龙山绝顶，那是数百年前，戎马倥偬的阳明带领门徒驰骋思想的地方。山下不远，就是他出生并度过整个童年生活的瑞云楼。夕照长河，远山空茫，不知这幅图景是否也启悟过16世纪那颗思想者的大脑？外部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推进，我却任由一份神秘的牵引，行走在明朝的天空下，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内心的诗人，把运思首先看作是个体人格的完成，因此我的思想与500年前的先生多少有了一份相契。我在今年秋天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
“‘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是儒学内部的一次改良，或者说修正，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理’的大前题独立建构一种新哲学，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义。把‘天理’移入人心，这是阳明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突出了人的主体精神，把道德他律转变为道德自律，称之为‘人的解放’怕也不为过。阳明与传统的冲突既开，经后代思想家承续推进，方有晚清民主思潮的狂飚出现，并进而影响到近世中国。阳明在理学内部的这一变革，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
此后的20几年里。王阳明的踪迹几乎遍布了南中国这很大的版图。平宁王辰濠，揭良知之学，讲学天下，从者如云……“凡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光荣他都有了”，他是少数在世时就得到成功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心性之学在他生活的明朝中叶就由潜学而成为显学，然而他还是一步步地推进、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最终到来的死亡中止了这颗思考着的大脑，那是在1592年1月9日的深夜，江西青龙铺码头的客船中。“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传说这是他临终时最后说的一句话，这里包含着巨大的精神自信。“夜静海涛三万里”，那是他21年前贬谪途中的诗句，现在，他真的在深夜的客舟上跃过了生死天堑。
我有一个梦想，随着大师当年走过的赣黔道，去看看万山丛壑中的古龙场。如果把大师的思想比作一颗大树，那儿就是这颗树最初和扎根萌芽处。前代文化人生命力的辐射，使这块荒芜的土地散发着非尘世的光彩。500年过去了，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创造了太多新奇的事物，但总有几个地方，从时间的深处向我们吹来精神的气息。
王阳明自画像
一个人的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延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第一章
正德四年十一月
贵州·龙场驿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像－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１．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惶，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就像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经过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的。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会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唯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里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在此下榻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是一个待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了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使得这个北来的行客的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蚁蝼，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枚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说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狂暴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不得不取消了夜间的造访。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我接连做了好几个恶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奇怪的噩耗就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死亡的消息就像一支支箭矢接二连三向我射来。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有一个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闻讯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啊。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巨大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日一早，又有消息传来说，那个仆人也死了！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锸，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脸有难色，我说了一句，你我同他们还不都是一样的！就独自走了，两人相顾一眼，也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也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始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也都与我有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吧，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三个人奄忽之间全死了！他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杯黄土又将埋我！如果哪一天我也倒在了路旁，还不是堕入忘川的深处。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蚁蝼，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脸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和他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的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也凹陷了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他再也不会眨动眼睑把它们赶走了。
我们挖呀，挖呀，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就挖好了。不一会，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的小土包很快就与周围的风物和谐了，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放上了这些贡品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要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的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瘅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扰能不死吗？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了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又意犹未尽。这情形就像三个多世纪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飧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兮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间令人气沮的苟苟营营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如此的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
２．
我是三年前流放到这个边疆驿站的。在这之前，我已在帝国的心脏勤勤勉勉地工作了八个年头，辗转于工部、刑部、兵部的多个岗位，长时间地在从六品的官职上打着转。在外人看来，我有个状元出身的父亲——我的父亲王华在成化十七年赐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年纪轻轻又中了举，虽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但也算是在仕途上稳扎稳打地前进着，如果不出意外，若干年后混成个部级高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有机会放出去巡抚一方那就更是威风得可以。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官的仕途起落都是极富戏剧性的。那场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牢狱之灾发生在1506年的秋天。
自从21岁那年杭州乡试中举后，我就无时不刻梦想着有朝一日步入承天之门。但癸丑年、丙辰年连续两次科考失利带来的耻辱让我不得不怀疑起了自己的智力。这绝望的心情就如同你等着一壶水烧开，但底下的柴薪快燃尽了那水还是不开。此时正当我陷入幽暗而迷狂的青春期的泥沼，政治上的饥渴与体内过剩的力比多让我在京师和南方小城余姚之间不停地奔波，时而出入佛老向往着长生之术，时而又梦想着成为李东阳第二，权柄与文名并重天下。在回到江南小城居住的两年间，流风所及，我也和当地的文学青年们组织了一个诗社，日日诗酒征逐，咏唱相随。但不久我就醒悟到诗歌的功效大抵等同于药与酒，长久地浸淫于文章辞藻之中只会迷失一个人的本性。一个像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去？好在1499年春天的一次会试中我终于进士及第，也差堪让对我越来越灰心的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也终于可以在他面前挺直脊梁了。
登录进士榜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让我得以有了一个合法的政治身份留在京城，而不再是随父寄寓其间的一个外省青年。我被分配到工部做了一个见习官员，并顺便学习官场上的各种规距。我们的帝国认为对一个刚进文官阶级的新科进士来说学习这些规距很有必要。工部这个富得流油的部门管理着帝国的漕河运输、铁厂织造、屯田铸钱，同科的进士把我谋得这么一个肥缺美差归之于我状元父亲施加的影响。以他们的鼠目寸光怎么可以知道我的志向呢。工部设在东朝房，去我住的长安西街不远，那些日子每天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我的脚步都是欢欣雀跃的。急于报效朝廷的我在工部干了没多久就向弘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边疆问题的建议书。以我研读历史的心得，“边务”是让历朝皇帝最头痛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也暴露出帝国内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这么热切地关注边患，也不无大丈夫建功异域的幻想。在这份六千字的报告中，我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所起这一点着手，提出了八条建议，恳请皇帝发给兵部，斟酌施行，“痛革蔽源”。《边务疏》递上去后我就开始了等待，但好多个日子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一点回响，就好像你把一块石头扔进一个黑洞好半天也没有传上来一点声响，你不知道它是到了底还是让黑洞给吞没了。这让我疑心弘治皇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份报告，即便看到了，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完这篇新进士的六千余字的高论，也实在是个问题。
在工部实习却去关心边疆问题，在同僚和上司的眼里我这是不务正业。我听到的另一个对我的评价是爱出风头，事功思想太急切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在工部做一个个浑浑噩噩的小公务员的角色，可是帝国庞大的文官秩序就像一座金字塔，我这个塔下的沙子抬头看看它的高度都会头晕。光阴无涯，吾生有涯，这样按部就班的往上挨，怕是挨白了头也到不了多高。以我的才具，我想我最适合的还是去都察院或者科道做一个纪检官员。在我的颇为理想化的设计中，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知与行融为一体的官职。本朝典制，言官虽位卑而权重，自太祖皇帝以来，受都察院卸史或六科给事中的纪检干部弹劾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本着良心，以语言作武器，作一个帝国政坛的清洁工，这实在也是一条建立不朽功业的途径。然而一年的见习期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的实职。当然我用不着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
在京城做一个下级官僚的最大的悲哀是由不得你自己作主，总是被支使来支使去做各种各样临时的差遣。刑部管理着帝国最大的监狱提牢厅，每个月部里都要派一名主事下去当值。到了十月，上级找我谈话，要我下去当班。我明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这个时候派遣下去最为疲顿劳累，人人都想避开这个档期，但为了给上司一个好印像，还是不得不装出踊跃的样子。一个月下来，我感到这实在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不久，我这枚帝国官场上的小棋子又被派到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地方法庭的巡按们审决重囚。
对于官场学这门中国最具实用性的学问，我没有那些死读经书的书生那样天真迂腐，也不像同时代的唐寅、李梦阳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自小喜读兵书的实用主义者，我深知官场如战场的道理。初涉政坛，我虽然做不到如鱼在水，但也不至于困窘到走投无路。我只是受不了这样无所事事地耗着，耗到油尽灯枯的一天。为了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淮北的公事一办完，我就上了九华山去散心。
尽管我不是个以山水为功课的人，但面对自然的草木枯荣和晨昏之际蒸腾的云霞还是让我大有今是昨非之感。海拨的高度似乎也连带着提升了精神的高度，京师远了，那蝇营狗苟的小官僚的生活愈发显出围城一般的可笑。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一路走下来，内心里一个声音越来越坚决，那就是回去，回南方去！夜宿无相寺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对我说了一句话就在佛堂的照壁后消失了。我醒来后才想起这是他诗里的两句：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
在九华山的几天里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道士见了我说了让人莫明其妙的两个字：尚未。我避开左右，跟着道士到了后亭，恭恭敬敬施了一礼再请教，他还是那两个字。我再三恳求他是不是能再点拨一二，道士说：因为我看你虽然后堂后亭执礼甚恭，可是总是忘不了一副官相。
回到京城复命，我就上疏请求回家养病，回到了南方的会稽山。京城寒冷干燥的气候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好几次，我从痰丝中发见了隐隐的血迹。我希望南方湿润的空气会对我越来越严重的肺病有所裨益。
３．
这段不长不短的病假第二年开春就结束了。回到京城，我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刑部上班应卯，与人谈禅说佛，得空读几页《周易》。到了秋天，我去了一趟山东，协同主持了一场选拔举人的乡试。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里，以区区刑部主事的身份来到圣人故里担任乡试考务工作，这不能不归之于声誉日隆的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王华得中状元后先是成为《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后来又成为东宫讲读官，在圣主恩宠下升迁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后仍兼日讲官。在这里我不能不承认这一破例的荣选满足了我积久寂寞的虚荣心，但另一方面，在帝国政坛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也使我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颓废心境。我还只三十三岁，怎么可以如此放任！我为生员们出的题目基本上是围绕当下知识分子道德的滑坡和风俗之美恶与天下之治的关系。我还在策论的范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在于十羊九牧，才十头羊，却有九个牧人，人浮于事，致使名器太滥，而官员的选拨又不以德能，德能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做了官，就成了国家机器的化身，但又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了名器罢了，名器一滥，天下人都生必得之心，纷扰自生；纷扰一生，纲纪就不振；纲纪一不振，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在文章的末尾我为这个时代开出了这样一副药方：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
我这番洋洋洒洒的话把同僚们吓得不轻，他们一致认为我的胆子也太大一些了，一个低级文官竟敢对朝政如此漫加评议。但我深感惋惜的是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主持区区一省的乡试，不能真正走上为国家选拔豪杰才俊的领导岗位。考务既毕，我跑到泰山玩了几日，又去观了东海。海涛拍石的訇然巨响中，我一个人走在海边吟诵着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伟大诗篇，不由得慨叹一事无成但惊逝水，半生有梦尽作飞烟。想着一日日庸碌的文牍生涯中销磨的时日，真个是：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主试山东时的放言无忌没有让我蒙受飞来横祸，也没有让我得到荣升骤起的机遇，这一方面说明仁慈的弘治皇帝的开明，另一个让人悲哀的事实则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身患沉疴，来自内部的谏言已触动不了它肥软的躯体。返京不久，我奉调到到兵部任主事，官职从六品，穿起了绣有鹭鸶的青袍。在秩级严明的帝国官场体系中，我这只小小的蚂蚁总算是迈出了半步。我任职的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已经是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它离我的自我期许不知隔了几重大山。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我在京城官场里的所过的庸庸碌碌、疲惫不堪的生活，如果不出意外，我丝毫不怀疑我会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地转上一圈，并随着年齿的增长像蚂蚁爬树一样获得缓慢的升迁，最终在老境到来之际熬成一个侍郎或者御史，然后体面地退休回家，做个写写老干部体诗歌的致仕的乡绅。但设若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还会是我吗？我想我自己都不会接受未来岁月里那样平庸的一张脸。
冗长、刻板、无聊的小公务员的生活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痰中的血迹不再让我心惊，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好在还有朋友，不然这世界真的要像月球一样荒芜了。1505年夏日里的某一天与湛若水的相识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对我心智成长的作用要到好多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若水是广东增城人，这个品行高洁的的年轻人无意功名仕途，立志要做当代颜回，拜了南方大儒陈白沙为师，在老家闭门读书好多年，后来拗不过他母亲，才不得不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并在这一年春天的会试中擢为第二，选为庶吉士。据说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后说，这个人一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后来拆开卷子的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一见若水我就大起契悦之心。我对别人说，我到北京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我这话并非一味的溢美，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我可谓阅人多矣，都不能引起我由衷的敬佩，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招摇一时的明星而非至人。而若水的学问惟求“自得”，却是真正体现了圣人之学的典范，这样的人不引以为知已天下谁是知已？我相信若水也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因为从别人的口里，我也听到他这样说我：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公务之余，我们时相过从，诗歌唱和，切磋学术，并在一场场面红脸赤的的争论中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友谊。多年以后，我的这位好作警句的朋友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我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然而一场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也终结了我在北京的政治生涯，并最终把我逐出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都市。从我13岁那年随父第一次旅居京华，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里，我习惯了这座城的胡同与青砖灰瓦，习惯了它春天到来时扑面的黄沙与马车驶过时迷眼的尘土，习惯了落尽叶的槐树间爽净的天空和人民的语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它而去，并且，是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离它而去。
４．
这桩彻底扭转了我生命的河道的事件发生在1506年的秋天。
之前一年的五月促春，也就是我结识湛若水之前，仁慈、宽厚的弘治皇帝在把太子托附给几个亲信的顾命大臣后在乾清宫撒手西去，随之结束了大明十六朝历史中最为承平的一个时代。这位死去的皇帝称不上是个有作为的英主，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同时也是个优秀的倾听者和道家仙术的崇信者，一个恪守儒家之道的本份的好丈夫（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本朝开国以来、甚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到了一夫一妻制的皇帝）。皇帝的耳根软，总免不了有人在他边上像苍蝇一样嗡嗡，那些有抱负的官员或油滑的官痞，用他们真真假假的情感，虚虚实实的方式，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经典倡举文明，向他灌输各种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观念。因为谁都看出来了，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以较小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名器”的利益，历来就是太过聪明的文官们自然谁也不肯放过机会。因此几乎可以这样断言，本朝开国以来，包括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仁慈、那样有耐心听取批评意见的皇帝了。
接下来即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主加流氓。是的，一个流氓——尽管他是“今上”，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说出这一点——顾命大臣们没有按照先帝的遗愿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一群宵小之徒却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造就成了一个淫欲之徒，一个合法的流氓。新帝一登基，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在内苑里和内侍们大玩鹰、犬、狐、兔，对于大臣的批评意见，他的处理方法也与乃父大相径庭，干脆就是罢黜了事，辖制住你的舌头。不到一年，就把前朝的旧臣几乎全罢免了。甩开了这些老厌物，这个年轻的皇帝就让斗大字不识几筐的宦官刘瑾带着一伙内官直接办事。
岁在丙寅的150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次次异常的天象怎么看都不是个好兆头：先是年初云南连日地震；再是山东莱州自九月起接连地震４５次；一场大雨中震怒的雷霆击坏了皇宫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还摧折烧毁了禁门房柱和天坛的一些树木；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叠现的群灾是天心在向着人间示警，然而这些凶年的征兆并没有让年轻的皇帝惕然醒悟，相反，他越发的放任内侍和各地镇守太监蚕食朝政，让东厂和西厂的锦衣卫们刮起一阵阵白色恐怖的风潮。或许换一个角度，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不是朝政烂了，而是文官们都烂了，他要借太监们的手来一次大换血。
在这场权力争夺中，由于皇帝的屁股坐歪了，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处在了劣势。为了自保，他们反击了，言官们开始交章弹劾太监。他们请大文学家李梦阳执笔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漂亮犀利的文笔刺激得皇上也“惊泣不食”，他曾短暂地犹豫过要不要把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党”）送到留都南京避避风头。然而大臣们斩草务尽的狠劲儿又刺激得他把这八只红了眼睛的老虎放了出来。当大学士们集体辞职的一递上去，皇帝连虚假的客套挽留一下都没有。顾命大臣之一的刘健跑到祖庙以头抢地号淘大哭，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
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是请留挽留刘健、谢迁等倒台的内阁。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连章奏留刘、谢。让我在这里恭敬地记下这些以身饲虎的英雄的名字，他们是：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刘瑾对这些不识事务的反对党的处置一律“廷杖除名”，即逮到京城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官员或上疏乞救，或抗议，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前面说过，刚做京城小吏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刚正不阿的言官，尽管我一直没有机缘得遂这一愿望，但对这一职业我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这一盲目的好感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想救下这批南京的言官。我这封上奏自以为写得立论公允，语调委婉而平静。我这样对皇上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也善，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谏之路。现在却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押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这样下去，如果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好的谏议？
看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我这般苦情陈辞，只是为了不让皇帝背着怒绝民意的恶名在独裁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个区区小吏的善心建议，在今上听来不是心怀叵测就是一匹蚂蚁的呻吟。那个带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和包括尚书韩文、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在内的其他53名不听话的文官一起被刘瑾先生列为奸党，在金水桥畔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榜示朝堂，随后被关进了“诏狱”——即皇帝委托太监们直接掌管的锦衣卫监狱。
入狱是在十一月，天气还有些暖意。很快就到了十二月，从西伯利亚的寒风连着送来了几场大雪。冻雪，与天上的彤云，把天地箍得如同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桶。当世人都在这个大桶里死去了一般酣睡，没有比清醒的滋味更让人痛苦的了。外面传来狱卒走在冰结的雪地上的脚步声，从小窗吹进的风带着冬夜特有的清冽。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觉得黑夜无边无际漫无尽头。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岂无白日？寤寐永叹！本以为弘治时代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能让我有所作为，却没想到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天哪，我还只35岁啊！如果说有后悔，倒不是后悔上了这道该死的奏折，而是我几年前回到南方会稽山后根本就不该再来自投网罾。如今看来，在会稽山的林荫道下散步，在澄静如练的余姚江中放舟，这些寻常的家居生活也成了沓不可及的梦想。看来我是过于轻信这个时代了，不，我是迷于心魔了。
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我思念高墙外的亲人，更因知道他们的牵挂而心乱如麻。然而打断我愁思的只有那只忽而窜上床忽而隐匿不见的狡猾的老鼠。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地炸响的爆竹，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绒绒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历来知道我心性的家人，在送来食物和衣服的同时还送来了我常读的书籍《周易》，困厄之中的阅读带给我平常日子里不曾有过的体验。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柱骨去读它。
处分决定在旧历的新年过完后终于下达了，我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当一名驿丞。虽然不在意料之外，但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是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贵州地处帝国南疆，历来乃蛮荒瘴疬之地，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会发配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清醒地知道，把我流放到这个鬼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只是，要让我死得慢一些而已。
出狱后我被允许回家和家人见面，并作些出发前必要的准备。父亲已在我入狱的时候被找了个理由调去南京，名义是平调，实则是贬谪。家里也是四顾萧然。好在还有湛若水和汪抑之、崔子钟这些朋友过来，一起使着酒劲骂骂时政，并在感伤的气氛中写下一些充满了离愁别恨的句子相互安慰。我们甚至指酒为誓，约定在我放还以后一起隐居到衡山，共同研习不朽的《周易》。
一个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在一篇“文化散文”中把流放出城的我比作战国时代伟大的屈原，除了那种时代积习致使的矫情文风让我不堪忍受，那段文字对我当时失望夹杂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的摹写大抵是确凿的：
1507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冒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惶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36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
往南走了十多天，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投宿的晚上，我与我的朋友们又在梦中重逢了。醒来后，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个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来日未卜生死未明，现在听着运河的涛声想起那个天真的誓约，我才明白朋友们的一番良苦用心，这冰雪一般高洁的友情不由得让我双眼发潮。
５．
仲春三月，我到了杭州钱塘。江南的三月，柳丝已经吐绿，带着新鲜的泥土腥味的河水流得更畅，自然的物征兆示着生命在严冬的沉寂后必将复苏。大自然是疗治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我冰冻多日的心宇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
我决定在这里养好折磨了我一个冬季的肺病再南行不迟。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乎也在向我作着警示；静坐净慈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我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有两个锦衣卫已经尾随而来，伺机要把我暗杀于流放途中。
惊悚之余，我幡然醒悟：这3O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连性命都不保了，自己对朝廷却还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
我接下来的境遇经由冯梦龙、查继佐等后世文人的极力渲染和夸大，已经成了一则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在这些假语村言里，我被两个锦衣卫杀手追赶到江边，无以脱身，就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斗笠飘在水上，布置了一个自杀的伪现场。故事里的我骗过这两个愚蠢的杀手后，暗中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故事还说，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锦衣卫，连我的家人都信以为真，跑到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
这些小说家言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并不处身同一时代的这些人好像共同商量好了似的要在典型环境中突出我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形像。其实锦衣卫岂是那么好骗的。钱塘江水深浪大，要看清所谓的那个现场，他们就要走得很近，而一旦走近了，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发现事情的真相。但如果站在高岸呢，他们又根本看不到什么。
不管怎么说，杭州是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我使钱在江边搭乘上了一艘商船。事情的后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阴差阳错的，那艘从钱塘江出海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不知是不是转了风向的缘故，天一亮，我们才发现这船竟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那个晚上在海上与飓风作着斗争的可怕经历，在我弃舟登岸后藏身武夷山的一个野寺时还心有余悸，而风平浪静后那种梦幻般的宁静又几让我疑心已经身处极乐世界。惊魂甫定，我向庙里的主持要了一支笔，在那个野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叫《泛海》的小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现在回头看去，这几句性急之作尽管不无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还原了那个海上之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就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迟疑着到底是不是要落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一遇险境我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海上之夜，想起挽着缆绳时一个个迎头扑来的巨浪。是的， “泛海”，自从我离开京城，我就把它看作了我颠沛生涯的一个隐喻。
我在武夷山盘桓了几日，然后北上鄱阳湖，当我离开鄱阳湖赶往南京的时候，京城里正在流传着我在钱塘江投水又在福建上岸的神话。这话也传进了我的朋友湛若水的耳朵里。若水听到这些传言，淡淡一笑，说，这么荒诞不经的传说你们也信吗？这是我的朋友在佯狂避世呢。作为一个出生于南方的经验主义者，我的朋友认为凡事亲历实证过了才好相信是不是真的，他这样告诉他们：虽然初春天气江南沿海刮的都是东南风，但当寒流袭来时风向北转把船吹到福建也不是没有可能。多年以后，我和若水在滁州相会连床夜话时，他还把这事作为笑话向我提起。
我去南京是去看望我的父亲的。数月不见，父亲又老了几分。看着他又添几缕白发的鬓角，我不由得心生愧疚。少时顽劣的我，现在又身遭此祸，我可从没有让他省心过啊。说起不久前我入狱时家人的牵念，这几乎是生死之变后的重逢更是让人感怀唏嘘。父亲告诉我，我刚下狱时，刘瑾好几次传话给他，只要他作出修好的表示，去刘宅走动走动，不仅我可以免去牢狱之灾，我们父子还可以一起得到升迁。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他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件事的，但我那时亲耳听他说起这事还是感到震惊。父亲的形像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说话时我几乎没有停止过咳嗽。父亲盯着我焦黄的脸，说，你的肺病愈发的厉害了，以你现在的病况，去贵州这样的边地做个小吏肯定是送命去。照父亲的意见，处分已经下达，风头也已过了，小小一个六品主事反正也没人盯着，倒不如从容一点，养好了病再到流放地去。这样我便又折回到了杭州，在胜果寺凉爽宜人的松树林里度完了整个六月，感觉病好了一些又回到了越地老家。这个夏天让我无比欣慰的是我正式收了三个学生，他们是余姚的徐爱、山阴的蔡希颜和朱守忠。他们坚持要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仪式，认为不举行这个仪式就不能算是名正言顺的学生，我居京时就跟着我问学的妹夫徐爱更是要坚持这么做。于是在向我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后他们正式成为我一生中长长的师生链中的第一环。
不久，这三个刚被发展的同志就被地方府学荐为乡贡生，要到北京去了。我告诉他们，到了北京就去找我的朋友湛若水，就像跟着我一样跟着湛老师学习。弟子们唯唯应诺，说老师你送点什么话给我们吧。于是我写了一篇《别三子序》，告诉他们只有潜心向学的人才能刚柔并济——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我生平第一次摆出导师的架势对着他们说：三子识之！
现在诸事已毕，我只有向万里之外的流放地缓慢开拨。我在地图上画出了我将要西行的路线：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广信、分宜、宜春、萍乡，而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再经沅陵、辰溪，最后从贵州玉屏西行进入修文县界……尽管我们这个帝国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但按照事不过年的惯例，我这个流放者还是必须在年关前向戍所报到，开始我新的工作。
途中总有一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地方官员请我喝酒。尽管我不是一个高阳之之徒，但酒精的力量还是可以缓释旅途的困苦寂寞。经过广信（今上饶）时，我得到了当地一个姓蒋的太守的热情款待，他特地赶来和我在舟中对着江风明月喝酒夜话。这一颇具古君子之风的举动感动得我差点掉下泪来。我向他打听了居住在此地的我的老师娄谅的近况，为自己一介犯臣不能亲谒拜访而心生惆怅。随着旅程一日日的延伸，当我一想起家乡的物事，我的眼睛就会变得潮润。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投宿在萍乡的武云观，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的大，特别的亮，它皎洁的光照使我又恍若置身于美丽的鉴湖之滨。还有一个夜晚，我在醴陵道中，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雨，投宿在泗州寺，我听着窗外的风雨读了一夜的《周易》来保持内心的平静。
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绮丽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一个犯臣只有收拾心性好好赶路。洞庭、沅水是千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原行吟、安息之地，我这个流放犯没有轻易去模仿他，一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白死不说，还要惹得天下人笑话。二来呢，我是想看看，在这无路可走的时候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就像后来的史家说的，“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种追问，正如你们知道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这种追问或许会有一个答案。
看来我在学术上的声名因着传奇性的政治遭遇早已远播到了湘楚一带。当我刚进长沙城，听到消息的当地年轻学者不顾我鞍马劳累就赶来要和我切磋学问。我这样告诉他们，宋学的根基就在你们湖南，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间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这样做正是在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怀着对前辈学人的尊崇之心，一个雨后新晴的天气里，我在几个当地年轻学者的陪同下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冽，曾经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已呈破败之相，但我还是为能一睹当年朱熹讲学的遗迹感到不虚此行。那天，长沙的赵太守也闻讯赶到了，陪着我在山上喝酒，一直到山下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我们才相扶着踉跄下山。
当我离开长沙城继续西行时，这位有着浓郁的书生气的太守和手下一位姓王的推官又把我热心地送上了船。临行前，我赞扬了赵太守在地方文化和教育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这块斯文重地已大非昔日可比，在这样一个鱼目混珠的年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自身做起，努力去守住道德的底线，才不至于随波逐流。
饥饿，盗贼，泥泞，沅水上的触礁翻船，道路塌方，风雨险道，深泥陷马．．．．．．比之吊诡的政治来，大自然还算是仁慈的。它没有把我这具多病的躯体断送在半路就是一个明证。１５０８年３月的一天，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我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当我从万山丛壑中出来，踏上被过往的马队践踏了千百次的通往龙场驿站的大路，我看见一对白鸟正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把诗歌历来看作是烈药加毒酒的我，此时也禁不住想做一个诗人了。鸳花夹道惊春老——这一路上我是不是走得太慢了，唉，这一个春天也要老了。
我很快被告知，已经等待了我很久的，是驿站里的２３匹马，２３副铺陈，和一个年老的当地小吏．．．．．．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荒凉之地的大致经历。或许我的回忆太过粗疏了些，但那些应该记下的，我想都已经在这里了。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玄妙，有些地方，有些人，尽管你们之间相隔关山万重，尽管之前你从来没有留意过他，但他们都似乎是命定地要和你发生联系。说实话，在１５０６年之前，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对我来说都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即便我有着再出众的想像力，也不可能预料到我生命的河湾会在这里陡然打转，向着一个陌生的、同时也是更广阔的世界奔流。
６．
那些天，可能是中了蛊毒水土不服之故，我的几个随从都病倒了。倒是我这个老病号成了他们的护理。我跑前跑后，为他们折薪，取水，煮稀粥。还为他们讲笑话，唱家乡的小曲儿解闷。他们很过意不去。我说，你们跟着我一路西来，吃了那么多苦，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你们不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兄弟吗。
不久，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我们搭起了寄身的草庵，还在荒山上垦荒自种。我对稼穑之劳倾注的热情，比之瓦尔登湖边的那个美国佬梭罗可能还要更多一份真诚，而少了一份作秀的心情。当我写下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这样古典美好的句子时，内心里甚至还会有一种不该有的闲适与出尘。
尽管如此，隐忍苟活中还是不时有难耐的伤感像雨天的旧伤复发。万里奔波，我怎么可能是来做一个隐士的呢。虽然生命中平凡的物事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娱，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宽与自慰。莫名的伤恸还是影子一样跟定了我。“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揣”，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竹暖无家，忧思坐长望”，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雨雪霏霏，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又是一份愁情：“故国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那些日子，越来越折磨我的一个问题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事实上，这个颇具道德倾向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达到它？
我日夜冥思，形神俱废，想求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一阵风过，又什么也没有了。
到了初夏，我终于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我躺进一只石棺，让人盖上盖子，并嘱咐他们，没有我的许可，千万不要来打扰我。随从以为我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要自杀了，急得大哭。我这样告诉他们，事情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得失荣辱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至于生死，我还没有完全看开，不会这样轻易去死的。他们要我承诺，否则不盖石棺。我沉吟了下，说，好吧，我承诺。
．．．．．．我感到我的生命正从一个开口飞去。它就像一只白鸟，飞入了包围着它的黑。我把这个生命的切口撕得更大些，却没有一点痛的感觉。那么浓稠的黑，没有边界，也没有一个中心，仿佛世界的永夜。我不知道要往哪儿飞。黑的重量让时间弯曲了。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人消物尽的世界是开始还是结束？我感到黑正从那个切口进来，一点点地灌满我的躯体，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越来越多的水份。当我完全的被黑浸透，会不会就像一块滚石，向着这无底的深渊坠落？在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点亮光，那是那只白鸟重又飞临。它落在我的手掌，轻触微温，如同一颗小小的心脏。
时间似乎停滞了，又似乎拉着太阳的八骏日行八万里。当我用力顶起盖子石棺里呼跃而起，才发现是天地静寂的午夜时分。我听见我的一声长啸，久久地盘旋在林子上空，又被山壁反弹回我的耳朵。这声长啸惊飞了山鸟，也把在林子里席地而睡陪着我的人都惊醒了。他们全都围了过来，又笑又跳，全然没有听到我喃喃的低语，误会了，整个儿都误会了。
是的，误会了。以前从外物努力去寻求天理，这种由外及内的路子是整个儿都颠倒了，才会做出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的蠢事来。从今往后，就把这颠倒了的路子再重新颠倒过来吧，不是以眼睛为镜子去照竹子，而是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
他悟了，他在瞬间把握了永恒，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怎样做人，怎样判别是非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某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溢满了他的内心。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之野，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
那个曾经以矫情的语气摹写我出城时的情状的二十世纪作家的这番话，意在说明龙场的那个传奇性的晚上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伟大的西塞罗教导我们说，所谓全部的哲学，就是学死。我想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如何面对死亡，才能更好地在尘世间生活。在这段难忘的经历里，我从生死的边界经过，伸出脑袋对着那个世界张望了一眼，又把头缩了回来。就像并排的有两个房间，我没有蓦然踏进另一个房间，是因为我爱着此间的悲欣此间的繁华与荒芜。
这是不是很像一部落俗老套的成长小说，一个寻宝故事？一个青年四处寻找传说中的圣杯，然后，在恶龙的火焰和地狱的边缘他终于找到了它。
本来，我以为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坚毅去抵挡这世界所有的洪水。我是坚强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可是，可是这个不吉利的秋天又让我对支持着我的信念发生了怀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三个突然闯入此间的中原客，因为那张已经埋入地底下的爬满雨水的脸。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和我，我们都是脆弱的，一口气，一处创口，都会让你从这个世界滚蛋。
第二章
嘉靖元年三月
绍兴
不愿意出世的孩子－祖父的竹园－万物微语－母亲的病－运河－我想像我是一个侠客－居庸关长城－一个奇怪的梦－我的婚礼－诸氏－姜一斋先生和他的女儿－父亲的墓地－青年学者钱德洪－讲讲战争的事吧－献俘，或我们每个人都是俘虏
１．
我曾经是一个不愿意出生的孩子，在母亲肚子里足足呆了十四个月才来到这世上。我姥姥说，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梦见一大片五彩的祥云落在我们家屋顶。于是我一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了王云这个名字。我到了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急坏了我母亲。她断定我是在她肚子里藏得太久把脑子捂坏了。这个我出生的江南小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为界分成南北两片，那时我们租住在北城龙泉山东北麓一户莫姓人家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院子很大，祖父在被他称作“竹轩”南园种了好多竹子。那片竹林我没出生时就已经在了。这样我对这世界的第一个记忆，就是风拂动竹竿发出下雨一般的沙沙的声响，阳光透过竹叶在我的脸上、身上投下一个个漾动的光斑。我抬头看天，天空像一口井一样平静而渊深。没有风，可是竹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使我相信，一定有一群看不见的仙人正踩着竹梢在天空中跳着舞。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祖父握着一卷书在竹林里摇头晃脑诵读的模样。祖父握书的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读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前面来，轻轻地捻动着胸前一部漂亮的胡须。我不知道他在念些什么，但我喜欢他迎着风读出一个个句子时那种抑扬顿挫的调子，喜欢他那张被平静和喜悦笼罩着的舒展的脸。
家人一发现我不在了，准能在竹园里找到我。他们不明白这个沉默的孩子大半日的猫在竹林子里做什么。我只是喜欢坐在竹园里。我看蚂蚁爬，看各种各样的昆虫飞来又飞去。我听着竹叶沙沙，如同微语。如果下过了雨，我会看着竹尖上的一滴雨水，长久地，迟疑地挂着，最终落下来。我的耳朵会分辨出那滴雨划破空气，又砸进松软的地里的钝钝的声响。尽管这竹园是那么的小，它却让我相信，万物都在微语，整个世界都在微语。
五岁之前，祖母和母亲带着我走遍了小城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寺院。她们在菩萨面前磕头，许愿，忏悔前世的罪孽，祈愿我早日学会开口说话。母亲是多么的希望她的儿子发出让她欣喜的音节啊。她看着街坊里别人家的孩子奔跑、呼喊，那眼神都是羡慕的。我还被一个个请到家里来的江湖郎中摸骨，搭脉，伸出舌头让他们察看舌苔。这些人大多都是有名无实的骗子。他们一走，母亲就要照着他们开出的方子，让我吃各种苦不堪言的中药。
只有祖父对这一套女人的做法不以为然。我不愿吃药，祖母满园子追赶我。每当这时候祖父就会叫起来：你看，你看，他听我念书时的眼神是那样活泛，他什么都明白着呢。
一天，一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游方和尚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我们一群孩子好奇地围着他看。这个化外之人摸了摸我的后脑骨后，向我稽首拜了一拜。这个举动把正好出门来的母亲搞懵了。和尚说：此人将杀人无算，终成圣人。母亲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师您这不是笑话我们吗，我这孩子都五岁了还不会说话。和尚说，不是不说，是未到时候。母亲催问，你快说，有什么法子让他早日开口？
和尚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云王云，云即说话，这孩子的名字没取好，给他改个名吧。
祖母把和尚的话说与祖父听。祖父说，这个云又不是和尚说的那个意思，你也知道，是媳妇分娩的前夜你梦见一朵祥云落到我们家，才取的这名字。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还是为我改名守仁。
据说我开口说话的确是在那个游方和尚来过我们家后。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因果。要说没因果，世间万物都是因，也都是果，京城的蝴蝶拍拍翅膀，我们这个南方的小县城都会下一场大雨呢。但我还是情愿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上天注定的安排。直到十六岁那年，我在京城，一个老道士给我说了另一番话，我才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人未来的生活面貌耸然心惊起来。
那时，距我父亲考中状元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随做了京官的父亲也到了京城。因为祖父和父亲都认为京城的教育环境要比小地方好得多。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在长安街上走，一个道士追上来说非要给我看相，他说他相人无数，我这种相貌可谓是至为难得。我记住了他的这番话：
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上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可是我的胡子才是唇上乌软的一小溜，要长到他说的长到衣服领子上和心口窝该是什么时候呢？我问他什么是圣果圆满，圣果圆满是不是就是死了？
道士说，是，也不是。
我说，那我宁愿不要成圣人，我只要活着，活着，多好啊。
我的家族遗传给我一双细长的双眼和成年后异常飘逸的一部长须。我从我祖父那里继承了落拓不羁的天性和敏捷的才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学熏陶。我的祖父王天叙虽然没有中过什么功名，到死都是个乡村塾师，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民间精英的身份快乐而逍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越到晚年，他变得越没有脾气，与人交往亲切而蔼然，但他的随和里隐藏着的偶而一现的刚毅，总让人觉得，他的尊严是不可冒犯的。
打小喜欢窜窜跳跳、性情活泼好动的我，多亏了祖父开放式的教育，我的天性才没有受到压抑和斫伤。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纵容的后果是发展了我尚武的倾向。
我十岁前的很大一部份记忆，是祖父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然而他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还记得童年时夏天的那些晚上，月亮很大，很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过了晚饭，祖父的弟子们就陆续来了。祖父像举行重大的仪式一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一支烟，当熏笼里细细袅袅的一缕香烟开始飘散，祖父的琴声就响了。弹完了琴，他就对着墙壁或者以充满崇拜的眼神望着他的弟子们大声朗诵新写的诗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唱和。这种在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情境教育的授课方式对我后来的讲学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的母亲是一个多病且严厉的妇人。记忆中她脸上的笑容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稀有，这使她虽然年岁不大却挂上了一脸不该有的苦相。或许因为我是长子，她认为这样的严厉非常必要。她对我的冷落和对弟妹们的放任溺爱让我委屈，更让我懂得了要处逆心顺，调整好心态。
我十岁那年，一心苦读的父亲考中了状元，去京师就任翰林院修撰一职。不久也把我带到了北京。以我自己的意愿，是不愿离开南方去遥远的京城的。父亲到京城是去实现他的人生的，而我早早地结束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去京城，还不是去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可是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的想法呢。再说祖父也巴不得早一日进京接受他的状元儿子的供养，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远游。渡过了家门口的曹娥江和钱塘江，然后又过长江。在运河上，我看见一只一只连在一起的大木船排着队北上，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帝国的漕运，船里装的都是南方的大米，运河就像血管一样，把这些给养送到帝国的心脏。
随着北方的荒凉景色的扑面而来，我美好的童年时代就像一株水芹一样被咔嚓一声剪断了。从此以后直到二十几岁，我的精神世界的一大部分就受着父亲的直接控制。他想尽办法创造一个像巨茧一般的世界，试图让我长久地居住在里面。在我看来，他代表了一种权力压抑、理性主义、洁身自好的生活观的奇妙混合。一开始，我是按他的设计按部就班的在演这出戏，不敢稍有逾距，但到后来我越来越无法忍受，离他一厢情愿的设计也越来越远，到最后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干脆撇开了他这个设计好的人生剧本自己重写了一部。这两出戏里的两条路，到底是哪个更好些呢？
没多久，塾师跑来向父亲告状，说我不肯用心读书，总是偷偷跑出去疯闹，带着一群孩子玩布阵打仗的游戏。一天，我正举着一面自制的令旗对着我的将士们挥来挥去左旋右旋，被父亲看到了。他生气地叫了起来，我们家历来是书香门第，你这舞刀弄枪的算什么！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反问他，读书有什么用呢？父亲说，读书就可以做大官，比如我，不读书，难道这状元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我问他，你中了状元，子子孙孙还会是状元吗？父亲说，状元当然是不能世袭的，只能到我一代，你如果也想中，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读书。听到这里我笑了起来，原来只有一代啊，那也没什么稀罕的。听了这话，父亲大怒，扑过来，举起颤抖的手掌，好半天终于没有落下来。
我讨厌北京的这个家。这是意气风发的翰林院王编修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想念多雨的南方。想念老家的竹园和姚江水的腥甜湿润的气息。我向往着做一个英雄，秘密地在京城四周寻找当年旧战场的遗迹。我想像我是一个侠客，踏雪无痕，飞檐走壁，千里不留行。我想让自己长生不死。我还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梦想。我经常让人头痛。我好高骛远，经常仰视天空，却又总是避不开脚下的一个矮凳摔得脸青鼻肿。这就是十三岁那年的我。
这一期间我做出的一件壮举是一个人跑到了京城北面的长城，登上了居庸关。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强烈的阳光刺激得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就像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自下关而上关，远远的俯视京城，我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覆盖住它。这真的让我感到心事浩茫起来。我骑着一匹小马逶迤面上，在一条狭隘的山道上，当我看见几个鞑靼人骑着马迎面过来，我就像把风车当作魔鬼的唐吉诃德一样打马向他们冲去。鞑靼人看着我哈哈大笑，他们还以为对面这个小屁孩儿控制不了疯跑的马呢。在他们放肆的笑声中我勒住了马，对着他们放声大骂，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听懂我骂了些什么。
从居庸关回来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了西汉时征讨交趾苗乱的一代名将马援。将军坐在马上，大风吹动他的战袍猎猎作响，在他的背后，飘扬的战旗和喧动的人马如山如河。梦中的我还去参拜了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伏波将军庙。当我告诉父亲这个奇怪的梦并流露出想在这个梦想指引下走另一条人生道路的想法时，遭到了父亲预料之中的嘲笑。他像感冒塞住了鼻子一样闷闷地哼了几哼，说，可笑，真是可笑之至。
这样到了1488年春天，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十六岁见官打屁股，你今年十七了，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个家了。他让我去江西南昌迎娶我未来的妻子，他的朋友诸介庵的女儿。我这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了，尽管我与她素未谋面，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但她命定地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于是我便到了南昌，去见了我的官居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岳父。可是到了大婚的前一日，我才见到即将成为我妻子的诸氏。说是见到，其实也只是隔了一大片人头远远的望了一眼，连模样也没有看个分明。她好像也知道了我在看她，忽闪着眼睛低下了头去。尽管是仓促的一眼，已足以使妻子两个字从一团虚无的气流中幻化出来产并成为一个具像的人形。这已经是破例了，在我们的时代，多少青年男女在上床前的几分钟才第一眼看到对方长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在婚礼上被人牵来牵去。我看着周围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可那喜气都是与我不相干的。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成为我妻子的蒙着红盖头的女人，心里却浮上一种陌生而奇怪的茫然的情绪。渐渐地，这种情绪转换为一种对即将展开的婚姻生活、对不可知的来日的恐惧。我就像一个游魂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热闹的人群，来到了城外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
在我的学生以后为我写的传记中，我被描述成一个新婚之夜也不肯放弃学习的有志青年，与道士跌坐一榻彻夜探讨摄生之道而不知东方之既白。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避免说出——我是因为恐惧．．．．．．是的，恐惧，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茫然无措让我做出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天晚上我的离奇失踪肯定让岳父一家子都不得安宁，并让他老人家在宾客面前大扫脸面，他之所以没有发作，想来也只是碍于我的父亲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是一个前程无量的状元。甚至也可能早有人在暗底下猜测，新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有某种难以启齿的病症，或者就是个性无能者。那天清晨，当惺松着睡眼的我被他们从铁柱宫找回，我才知道一整个晚上诸府上下都没有睡觉。因为担心我这个新郎已遭土匪绑架，他们甚至已经通知了驻军部队。这个清晨，面对着同样一夜无眠的诸氏脸上的两行泪痕，我不由深深谴责起了自己的自私，并暗暗发誓要一辈子都对她好。几天后，客人散去，在洞房里我又为她单独举行了一次婚礼。一个天地阴阳交合的秘密的婚礼。我用舌尖顶开她处女的唇。我驯服了她胸前因惊恐而不住颤抖两只羔羊。像所有无师自通的男人一样，我在快乐夹杂着痛楚的巅峰完成了生命的一次洗礼。
看来是我的赌咒发誓起了作用，我的最初的婚姻生活和谐而美满。到了第二年冬天，岳父终于同意我们小夫妻俩返回家乡。年前来南昌，我还是孤身一人，现在却是携妇返乡。听着船头激起的哗哗的水声，我的心里贮满了一种新奇的情感。我变得如此的温柔，自己也始料未及，这种温暖的情愫使得进到我眼里的世界也变得崭新。船过上饶，听说著名的理学大师娄一斋就住在这里，我就带着妻子一同去拜访了他。
据说，长久的静坐已经使娄一斋有了神奇的力量，他的眼睛可以穿透古今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二十多年前的英宗天顺七年，娄还是个有为青年的时候，赴京去参加会试，到了杭州，他却突然返回了，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倒不是怕落第，而是此行会有灾祸。果然，这一年的会试贡院起了火，烧伤烧死了好多进京的举子。
这一传说使我在未见娄先生时把他想像成了一个三国时的孔明一样潇洒出尘的人物，却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娄先生在他的书房里热情接待了我，并以自身的求道经验告诉我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道理。他挥着手大声说：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他激动的样子就好像有无数人在下面听他布道。他豪迈的语气和跳荡的思维处处显示出他的自信，显示出他是一个生活的浪漫主义者。这让年轻的我感到非常的投缘。在娄先生家里，我们还见到了他美丽的女儿。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娄先生以自豪的口气告诉我们，在他的亲手调教下，他这个能诗善画的女儿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女，她还有一手秘不示人的绝技，能用这长发作笔，蘸了墨在宣纸上写漂亮的大字。
多年以后，娄先生的这位宝贝女儿嫁进南昌的宁王府，成了朱宸濠的一名王妃。后来在1519年的叛乱中，她投水自尽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也给她的父门带来了不幸。一斋先生因已在几年前去世幸免于难，他的子侄多被逮捕，门人星散，他这一宗门算是完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娄先生真的有掐知过去未来的本事，他怎么没有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祖父又老了许多。他在京城住了没多久，因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饮食早就回到南方和姥姥作伴去了。母亲已在五年前去世，我这次返乡的吃住安排都是两位老人家带着一个老仆安排的。按照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带着新妇好好在余姚老家住一阵子，练练八股文，准备科考举业。我感到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必天天面对王翰林那张严肃的脸了。听着祖父抚琴吟诗，时间好像开始回流了。可是这样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祖父死了。
只剩下祖母一人的宅院愈显空旷。一榻一椅，总让我们想到祖父的音容笑貌。而婚后生活也很快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在长久的阅读过后，在一场疲惫不堪的房事之后，我常常默对着天空的一朵浮云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前面说过，祖父喜欢竹子，“竹轩”里到处都是。有一天，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着竹子，竭力想透过竹子的形相认识到内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因为伟大的朱熹说过，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一个人只要读足够多的书就会明白这个理。我就像后来的海因里希·伯尔一样相信，“谁有眼睛，去看，他就会看到”。我认为，一个人有着良好的视力就可以穿透表像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他的所见，也就不应该只是在光学范围内。
三天后，我的朋友支持不住了，不得不中途退出。七天后，我也出现了幻觉，并伴发间隙性发作的恶心。我大病了一场。如果我内心的镜子还没有擦亮，它怎么可以照见这个世界？看来意志力也不能让我走得更远。十八岁那年的这场病，它向我宣告了从外部去认识这个世界是一条死胡同。
一
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冒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惶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36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
他没有说，他对皇帝的浩荡尚抱着一线希望。
仲春三月，王阳明南下至杭州钱塘。
江南的三月，柳色日新，一切生命都在严冬的沉寂后复苏。大自然是疗治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他的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王阳明冰冻的心宇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他决定在这里养好病再南行。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王阳明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在向他作着警示；静坐净慈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他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权臣刘瑾已把他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并密遣心腹尾随，伺机要把他暗杀于赴谪途中。
惊悚之余，他幡然醒悟：这3O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连性命都不保了，自己对朝廷却还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对自己的前途尚不十分明确，那么是现实迫使他挺起脊梁去经受命运的劫难。他星夜来到钱塘江边，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斗笠飘在水上，又作了一首伪绝命诗，装作投水自尽的样子，骗过了两个随侦的刺客。暗中，他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
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刘瑾，连他的家人都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
载着王阳明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由于遇着大风，商船竟在一个月夜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王阳明在海上的这次遭遇没有谁能向我们复述，但从他弃舟登岸后在武夷山一野寺中的题壁诗，还是可以约略窥见当时的险状。“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泛海》）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大风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周旋着。视险状如浮云过太空，这是何等宁静、超脱的精神，何等沉毅的大勇！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在厄运当头时特立独行，“泛海”成了王阳明颠沛生涯的隐喻。
让我们在地图上追循阳明先生当年的踪迹：出武夷山，入江西玉山，然后西行至广信（今江西上饶）、分宜、宜春、萍乡，而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风雨险道，深泥陷马，这是一次磨砺躯体的苦旅，更是一次淘洗灵魂的心旅。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王阳明只有收拾心性，重新修正以后的道路。洞庭、沅水是千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子的行吟、安息之地，但王阳明没有仿效他踏一条不归之路，那是因为他已决意要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正是他对自我最高的期许。他已经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或许会推动或提早他一直在寻找的“道”的出现。
正德三年（1508年）3月，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王阳明，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龙场，这个注定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一笔的荒凉之地，在万山丛壑中已遥遥可望。一对白鸟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王阳明随口吟道：鸳花夹道惊春老。
这一路风餐露宿，他已走了一年又三个月。清癯的脸变得愈发瘦削，只有眼光的锐利不减，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烧灼的人。
文化巨人的脚踏上了一块陌生的上地，谁也料想不到，中国的思想史，由此揭开了一大转变的帷幕。
二
1996年秋天，我在贵州电视台的一档晚间节目中，看到了我心仰已久却又无缘一见的龙冈书院和“阳明洞”。那是有关“阳明心学”研讨会的一组镜头。我还看到了皓首晃动探讨阳明学术和思想的盛况。这个出生于和我同一块土地的500年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在今天还有着如此恒久的生命力，这多少让我这个后学感到了震惊。我仰慕姚江学风鼎盛时学被天下的盛况，恨不忝身其中，我也见过走不出这块土地最终消磨一生的民间天才的悲剧。这对我是一种警示：思想和学术，强健的生命力的养成，不在于尺方之地内的冥思，而在于磨砺，在于行动。
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在贵阳西北万山合抱中，是彝族土司香夫人为打通川、黔道路开设的九驿之一，王阳明曾有诗叹其险峻：“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初入这块荒凉之地，蛊毒瘴疠滋生，王阳明的随从们都病倒了，他反倒成了随从们的护侍者，为他们折薪，取水，煮稀粥，嬉戏诙笑，调唱越曲。一个思想家生命力的强大，正彰显在他在困厄逆境中的“乐生”态度上。为了生存，他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搭起寄身的草庵，还在荒山上垦荒自种。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独立生存，他的学术和思想就无从寄寓，看来王阳明不仅懂得这一点，而且还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对稼穑之劳倾注了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喜悦。他写于黔中的农事诗，甚至出现了“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陶潜式的闲适 。
但王阳明不是陶渊明，他投荒万里不是来避世做一个隐士的。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到置身于荒蛮瘴疠之地，这样的心理落差也只有那些身同此境者才能领会。可以想像，他那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隐忍苟活中不时有难耐的伤感像雨天的旧伤复发，虽然生命中平凡的物事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娱，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宽与自慰，莫名的伤恸还是影子一样跟定了他。“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揣”，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竹暖无家，忧思坐长望”，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雨雪霏霏，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又是一份愁情：“故国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他在贵州是孤独的。当我写下这句话，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精神生活者在远离人世的荒郊野村的生活图景：他的冥思，他的勤修，他对自身灵魂的一次次拷问。就在他抵达龙场后的第二年，一桩突发的事件成倍地放大了他那份孤独和悲哀。这年秋天，一个来自中土的吏目携带一子一仆，转道龙场赴任，不幸摔死蜈蚣岭下，暴尸荒野。不知名的吏目的悲惨遭际，令王阳明联想到了自身飘若浮萍的命运。他命童子收拾三人尸骸，葬于山麓，并写下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条文。他无力掩饰心头的那份悲哀，为死者，也为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异乡，也难免一死，死后也必定是孤独的。在这篇名为《瘗旅文》的祭文里，哲学家王阳明几乎是有点迫不及待地和死者说着话，似乎死者是他久未谋面的一个旧友。那是因为孤独的他需要有个人听他诉说（这个死去的吏目有幸选中做了他的听众），再有，就是他需要通过安慰死者的言说来安慰自己。
一个人走到了人生的绝境处，方有直指心性的返本观照。至此，王阳明决意给以前的思考以一个总结，解决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颇具道德倾向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身处僻壤的王阳明，潜意识里一直是以“圣贤”自许的（传说他在11岁那年就立下了成为儒家最高标准的“圣贤”的宏愿），“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日夜冥思，以求获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思想澄明了。有一夜，静坐着的王阳明突然跳了起来，把随从们都从酣睡中惊醒了。他欢呼雀跃着，思想融通的快乐使他得意忘形。“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史称“龙场大悟”。
这是思想学术的澄明，也是对人生诸般大命题的一次成功梳理。“吾性自足”，这是在精神的旷野发出的天启之音，在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他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他悟了，他在瞬间把握了永恒，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怎样做人，怎样判别是非这些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某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溢满了他的内心。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之野，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荒芜的龙场，给了哲学家心性的自由，成了他运思的天堂。
三
1510年初春的一场大雾中，王阳明离开了贵州。
溪云漠漠，峰雪吹衣，他在龙冈书院和贵阳文明书院的弟子们闻讯赶来相送。王阳明勉励了他们一番，面对这块他曾经劳作和思想的土地，随口吟道：“归心别意两茫然。”整整两年的贬谪生涯终于结束了，这块土地，已成了他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
黄昏之际，我时常登上我生活的这座小城的龙山绝顶，那是数百年前，戎马倥偬的阳明带领门徒驰骋思想的地方。山下不远，就是他出生并度过整个童年生活的瑞云楼。夕照长河，远山空茫，不知这幅图景是否也启悟过16世纪那颗思想者的大脑？外部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推进，我却任由一份神秘的牵引，行走在明朝的天空下，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内心的诗人，把运思首先看作是个体人格的完成，因此我的思想与500年前的先生多少有了一份相契。我在今年秋天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
“‘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是儒学内部的一次改良，或者说修正，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理’的大前题独立建构一种新哲学，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义。把‘天理’移入人心，这是阳明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突出了人的主体精神，把道德他律转变为道德自律，称之为‘人的解放’怕也不为过。阳明与传统的冲突既开，经后代思想家承续推进，方有晚清民主思潮的狂飚出现，并进而影响到近世中国。阳明在理学内部的这一变革，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
此后的20几年里。王阳明的踪迹几乎遍布了南中国这很大的版图。平宁王辰濠，揭良知之学，讲学天下，从者如云……“凡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光荣他都有了”，他是少数在世时就得到成功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心性之学在他生活的明朝中叶就由潜学而成为显学，然而他还是一步步地推进、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最终到来的死亡中止了这颗思考着的大脑，那是在1592年1月9日的深夜，江西青龙铺码头的客船中。“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传说这是他临终时最后说的一句话，这里包含着巨大的精神自信。“夜静海涛三万里”，那是他21年前贬谪途中的诗句，现在，他真的在深夜的客舟上跃过了生死天堑。
我有一个梦想，随着大师当年走过的赣黔道，去看看万山丛壑中的古龙场。如果把大师的思想比作一颗大树，那儿就是这颗树最初和扎根萌芽处。前代文化人生命力的辐射，使这块荒芜的土地散发着非尘世的光彩。500年过去了，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创造了太多新奇的事物，但总有几个地方，从时间的深处向我们吹来精神的气息。
王阳明自画像
一个人的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延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第一章
正德四年十一月
贵州·龙场驿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像－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１．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惶，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就像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经过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的。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会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唯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里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在此下榻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是一个待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了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使得这个北来的行客的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蚁蝼，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枚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说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狂暴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不得不取消了夜间的造访。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我接连做了好几个恶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奇怪的噩耗就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死亡的消息就像一支支箭矢接二连三向我射来。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有一个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闻讯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啊。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巨大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日一早，又有消息传来说，那个仆人也死了！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锸，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脸有难色，我说了一句，你我同他们还不都是一样的！就独自走了，两人相顾一眼，也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也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始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也都与我有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吧，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没有必要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三个人奄忽之间全死了！他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杯黄土又将埋我！如果哪一天我也倒在了路旁，还不是堕入忘川的深处。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蚁蝼，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脸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和他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的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也凹陷了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他再也不会眨动眼睑把它们赶走了。
我们挖呀，挖呀，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就挖好了。不一会，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的小土包很快就与周围的风物和谐了，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放上了这些贡品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要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的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瘅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扰能不死吗？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了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又意犹未尽。这情形就像三个多世纪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飧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兮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间令人气沮的苟苟营营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如此的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
２．
我是三年前流放到这个边疆驿站的。在这之前，我已在帝国的心脏勤勤勉勉地工作了八个年头，辗转于工部、刑部、兵部的多个岗位，长时间地在从六品的官职上打着转。在外人看来，我有个状元出身的父亲——我的父亲王华在成化十七年赐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年纪轻轻又中了举，虽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但也算是在仕途上稳扎稳打地前进着，如果不出意外，若干年后混成个部级高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有机会放出去巡抚一方那就更是威风得可以。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官的仕途起落都是极富戏剧性的。那场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牢狱之灾发生在1506年的秋天。
自从21岁那年杭州乡试中举后，我就无时不刻梦想着有朝一日步入承天之门。但癸丑年、丙辰年连续两次科考失利带来的耻辱让我不得不怀疑起了自己的智力。这绝望的心情就如同你等着一壶水烧开，但底下的柴薪快燃尽了那水还是不开。此时正当我陷入幽暗而迷狂的青春期的泥沼，政治上的饥渴与体内过剩的力比多让我在京师和南方小城余姚之间不停地奔波，时而出入佛老向往着长生之术，时而又梦想着成为李东阳第二，权柄与文名并重天下。在回到江南小城居住的两年间，流风所及，我也和当地的文学青年们组织了一个诗社，日日诗酒征逐，咏唱相随。但不久我就醒悟到诗歌的功效大抵等同于药与酒，长久地浸淫于文章辞藻之中只会迷失一个人的本性。一个像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去？好在1499年春天的一次会试中我终于进士及第，也差堪让对我越来越灰心的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也终于可以在他面前挺直脊梁了。
登录进士榜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让我得以有了一个合法的政治身份留在京城，而不再是随父寄寓其间的一个外省青年。我被分配到工部做了一个见习官员，并顺便学习官场上的各种规距。我们的帝国认为对一个刚进文官阶级的新科进士来说学习这些规距很有必要。工部这个富得流油的部门管理着帝国的漕河运输、铁厂织造、屯田铸钱，同科的进士把我谋得这么一个肥缺美差归之于我状元父亲施加的影响。以他们的鼠目寸光怎么可以知道我的志向呢。工部设在东朝房，去我住的长安西街不远，那些日子每天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我的脚步都是欢欣雀跃的。急于报效朝廷的我在工部干了没多久就向弘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边疆问题的建议书。以我研读历史的心得，“边务”是让历朝皇帝最头痛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也暴露出帝国内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这么热切地关注边患，也不无大丈夫建功异域的幻想。在这份六千字的报告中，我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所起这一点着手，提出了八条建议，恳请皇帝发给兵部，斟酌施行，“痛革蔽源”。《边务疏》递上去后我就开始了等待，但好多个日子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一点回响，就好像你把一块石头扔进一个黑洞好半天也没有传上来一点声响，你不知道它是到了底还是让黑洞给吞没了。这让我疑心弘治皇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份报告，即便看到了，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完这篇新进士的六千余字的高论，也实在是个问题。
在工部实习却去关心边疆问题，在同僚和上司的眼里我这是不务正业。我听到的另一个对我的评价是爱出风头，事功思想太急切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在工部做一个个浑浑噩噩的小公务员的角色，可是帝国庞大的文官秩序就像一座金字塔，我这个塔下的沙子抬头看看它的高度都会头晕。光阴无涯，吾生有涯，这样按部就班的往上挨，怕是挨白了头也到不了多高。以我的才具，我想我最适合的还是去都察院或者科道做一个纪检官员。在我的颇为理想化的设计中，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知与行融为一体的官职。本朝典制，言官虽位卑而权重，自太祖皇帝以来，受都察院卸史或六科给事中的纪检干部弹劾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本着良心，以语言作武器，作一个帝国政坛的清洁工，这实在也是一条建立不朽功业的途径。然而一年的见习期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的实职。当然我用不着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
在京城做一个下级官僚的最大的悲哀是由不得你自己作主，总是被支使来支使去做各种各样临时的差遣。刑部管理着帝国最大的监狱提牢厅，每个月部里都要派一名主事下去当值。到了十月，上级找我谈话，要我下去当班。我明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这个时候派遣下去最为疲顿劳累，人人都想避开这个档期，但为了给上司一个好印像，还是不得不装出踊跃的样子。一个月下来，我感到这实在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不久，我这枚帝国官场上的小棋子又被派到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地方法庭的巡按们审决重囚。
对于官场学这门中国最具实用性的学问，我没有那些死读经书的书生那样天真迂腐，也不像同时代的唐寅、李梦阳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自小喜读兵书的实用主义者，我深知官场如战场的道理。初涉政坛，我虽然做不到如鱼在水，但也不至于困窘到走投无路。我只是受不了这样无所事事地耗着，耗到油尽灯枯的一天。为了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淮北的公事一办完，我就上了九华山去散心。
尽管我不是个以山水为功课的人，但面对自然的草木枯荣和晨昏之际蒸腾的云霞还是让我大有今是昨非之感。海拨的高度似乎也连带着提升了精神的高度，京师远了，那蝇营狗苟的小官僚的生活愈发显出围城一般的可笑。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一路走下来，内心里一个声音越来越坚决，那就是回去，回南方去！夜宿无相寺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对我说了一句话就在佛堂的照壁后消失了。我醒来后才想起这是他诗里的两句：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
在九华山的几天里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道士见了我说了让人莫明其妙的两个字：尚未。我避开左右，跟着道士到了后亭，恭恭敬敬施了一礼再请教，他还是那两个字。我再三恳求他是不是能再点拨一二，道士说：因为我看你虽然后堂后亭执礼甚恭，可是总是忘不了一副官相。
回到京城复命，我就上疏请求回家养病，回到了南方的会稽山。京城寒冷干燥的气候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好几次，我从痰丝中发见了隐隐的血迹。我希望南方湿润的空气会对我越来越严重的肺病有所裨益。
３．
这段不长不短的病假第二年开春就结束了。回到京城，我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刑部上班应卯，与人谈禅说佛，得空读几页《周易》。到了秋天，我去了一趟山东，协同主持了一场选拔举人的乡试。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里，以区区刑部主事的身份来到圣人故里担任乡试考务工作，这不能不归之于声誉日隆的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王华得中状元后先是成为《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后来又成为东宫讲读官，在圣主恩宠下升迁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后仍兼日讲官。在这里我不能不承认这一破例的荣选满足了我积久寂寞的虚荣心，但另一方面，在帝国政坛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也使我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颓废心境。我还只三十三岁，怎么可以如此放任！我为生员们出的题目基本上是围绕当下知识分子道德的滑坡和风俗之美恶与天下之治的关系。我还在策论的范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在于十羊九牧，才十头羊，却有九个牧人，人浮于事，致使名器太滥，而官员的选拨又不以德能，德能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做了官，就成了国家机器的化身，但又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了名器罢了，名器一滥，天下人都生必得之心，纷扰自生；纷扰一生，纲纪就不振；纲纪一不振，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在文章的末尾我为这个时代开出了这样一副药方：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
我这番洋洋洒洒的话把同僚们吓得不轻，他们一致认为我的胆子也太大一些了，一个低级文官竟敢对朝政如此漫加评议。但我深感惋惜的是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主持区区一省的乡试，不能真正走上为国家选拔豪杰才俊的领导岗位。考务既毕，我跑到泰山玩了几日，又去观了东海。海涛拍石的訇然巨响中，我一个人走在海边吟诵着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伟大诗篇，不由得慨叹一事无成但惊逝水，半生有梦尽作飞烟。想着一日日庸碌的文牍生涯中销磨的时日，真个是：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主试山东时的放言无忌没有让我蒙受飞来横祸，也没有让我得到荣升骤起的机遇，这一方面说明仁慈的弘治皇帝的开明，另一个让人悲哀的事实则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身患沉疴，来自内部的谏言已触动不了它肥软的躯体。返京不久，我奉调到到兵部任主事，官职从六品，穿起了绣有鹭鸶的青袍。在秩级严明的帝国官场体系中，我这只小小的蚂蚁总算是迈出了半步。我任职的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已经是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它离我的自我期许不知隔了几重大山。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我在京城官场里的所过的庸庸碌碌、疲惫不堪的生活，如果不出意外，我丝毫不怀疑我会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地转上一圈，并随着年齿的增长像蚂蚁爬树一样获得缓慢的升迁，最终在老境到来之际熬成一个侍郎或者御史，然后体面地退休回家，做个写写老干部体诗歌的致仕的乡绅。但设若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还会是我吗？我想我自己都不会接受未来岁月里那样平庸的一张脸。
冗长、刻板、无聊的小公务员的生活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痰中的血迹不再让我心惊，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好在还有朋友，不然这世界真的要像月球一样荒芜了。1505年夏日里的某一天与湛若水的相识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对我心智成长的作用要到好多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若水是广东增城人，这个品行高洁的的年轻人无意功名仕途，立志要做当代颜回，拜了南方大儒陈白沙为师，在老家闭门读书好多年，后来拗不过他母亲，才不得不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并在这一年春天的会试中擢为第二，选为庶吉士。据说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后说，这个人一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后来拆开卷子的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一见若水我就大起契悦之心。我对别人说，我到北京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我这话并非一味的溢美，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我可谓阅人多矣，都不能引起我由衷的敬佩，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招摇一时的明星而非至人。而若水的学问惟求“自得”，却是真正体现了圣人之学的典范，这样的人不引以为知已天下谁是知已？我相信若水也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因为从别人的口里，我也听到他这样说我：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公务之余，我们时相过从，诗歌唱和，切磋学术，并在一场场面红脸赤的的争论中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友谊。多年以后，我的这位好作警句的朋友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我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然而一场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也终结了我在北京的政治生涯，并最终把我逐出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都市。从我13岁那年随父第一次旅居京华，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里，我习惯了这座城的胡同与青砖灰瓦，习惯了它春天到来时扑面的黄沙与马车驶过时迷眼的尘土，习惯了落尽叶的槐树间爽净的天空和人民的语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它而去，并且，是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离它而去。
４．
这桩彻底扭转了我生命的河道的事件发生在1506年的秋天。
之前一年的五月促春，也就是我结识湛若水之前，仁慈、宽厚的弘治皇帝在把太子托附给几个亲信的顾命大臣后在乾清宫撒手西去，随之结束了大明十六朝历史中最为承平的一个时代。这位死去的皇帝称不上是个有作为的英主，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同时也是个优秀的倾听者和道家仙术的崇信者，一个恪守儒家之道的本份的好丈夫（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本朝开国以来、甚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到了一夫一妻制的皇帝）。皇帝的耳根软，总免不了有人在他边上像苍蝇一样嗡嗡，那些有抱负的官员或油滑的官痞，用他们真真假假的情感，虚虚实实的方式，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经典倡举文明，向他灌输各种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观念。因为谁都看出来了，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以较小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名器”的利益，历来就是太过聪明的文官们自然谁也不肯放过机会。因此几乎可以这样断言，本朝开国以来，包括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仁慈、那样有耐心听取批评意见的皇帝了。
接下来即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主加流氓。是的，一个流氓——尽管他是“今上”，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说出这一点——顾命大臣们没有按照先帝的遗愿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一群宵小之徒却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造就成了一个淫欲之徒，一个合法的流氓。新帝一登基，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在内苑里和内侍们大玩鹰、犬、狐、兔，对于大臣的批评意见，他的处理方法也与乃父大相径庭，干脆就是罢黜了事，辖制住你的舌头。不到一年，就把前朝的旧臣几乎全罢免了。甩开了这些老厌物，这个年轻的皇帝就让斗大字不识几筐的宦官刘瑾带着一伙内官直接办事。
岁在丙寅的150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次次异常的天象怎么看都不是个好兆头：先是年初云南连日地震；再是山东莱州自九月起接连地震４５次；一场大雨中震怒的雷霆击坏了皇宫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还摧折烧毁了禁门房柱和天坛的一些树木；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叠现的群灾是天心在向着人间示警，然而这些凶年的征兆并没有让年轻的皇帝惕然醒悟，相反，他越发的放任内侍和各地镇守太监蚕食朝政，让东厂和西厂的锦衣卫们刮起一阵阵白色恐怖的风潮。或许换一个角度，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不是朝政烂了，而是文官们都烂了，他要借太监们的手来一次大换血。
在这场权力争夺中，由于皇帝的屁股坐歪了，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处在了劣势。为了自保，他们反击了，言官们开始交章弹劾太监。他们请大文学家李梦阳执笔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漂亮犀利的文笔刺激得皇上也“惊泣不食”，他曾短暂地犹豫过要不要把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党”）送到留都南京避避风头。然而大臣们斩草务尽的狠劲儿又刺激得他把这八只红了眼睛的老虎放了出来。当大学士们集体辞职的一递上去，皇帝连虚假的客套挽留一下都没有。顾命大臣之一的刘健跑到祖庙以头抢地号淘大哭，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
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是请留挽留刘健、谢迁等倒台的内阁。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连章奏留刘、谢。让我在这里恭敬地记下这些以身饲虎的英雄的名字，他们是：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刘瑾对这些不识事务的反对党的处置一律“廷杖除名”，即逮到京城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官员或上疏乞救，或抗议，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前面说过，刚做京城小吏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刚正不阿的言官，尽管我一直没有机缘得遂这一愿望，但对这一职业我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这一盲目的好感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想救下这批南京的言官。我这封上奏自以为写得立论公允，语调委婉而平静。我这样对皇上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也善，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谏之路。现在却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押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这样下去，如果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好的谏议？
看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我这般苦情陈辞，只是为了不让皇帝背着怒绝民意的恶名在独裁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个区区小吏的善心建议，在今上听来不是心怀叵测就是一匹蚂蚁的呻吟。那个带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和包括尚书韩文、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在内的其他53名不听话的文官一起被刘瑾先生列为奸党，在金水桥畔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榜示朝堂，随后被关进了“诏狱”——即皇帝委托太监们直接掌管的锦衣卫监狱。
入狱是在十一月，天气还有些暖意。很快就到了十二月，从西伯利亚的寒风连着送来了几场大雪。冻雪，与天上的彤云，把天地箍得如同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桶。当世人都在这个大桶里死去了一般酣睡，没有比清醒的滋味更让人痛苦的了。外面传来狱卒走在冰结的雪地上的脚步声，从小窗吹进的风带着冬夜特有的清冽。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觉得黑夜无边无际漫无尽头。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岂无白日？寤寐永叹！本以为弘治时代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能让我有所作为，却没想到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天哪，我还只35岁啊！如果说有后悔，倒不是后悔上了这道该死的奏折，而是我几年前回到南方会稽山后根本就不该再来自投网罾。如今看来，在会稽山的林荫道下散步，在澄静如练的余姚江中放舟，这些寻常的家居生活也成了沓不可及的梦想。看来我是过于轻信这个时代了，不，我是迷于心魔了。
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我思念高墙外的亲人，更因知道他们的牵挂而心乱如麻。然而打断我愁思的只有那只忽而窜上床忽而隐匿不见的狡猾的老鼠。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地炸响的爆竹，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绒绒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历来知道我心性的家人，在送来食物和衣服的同时还送来了我常读的书籍《周易》，困厄之中的阅读带给我平常日子里不曾有过的体验。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柱骨去读它。
处分决定在旧历的新年过完后终于下达了，我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当一名驿丞。虽然不在意料之外，但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是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贵州地处帝国南疆，历来乃蛮荒瘴疬之地，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会发配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清醒地知道，把我流放到这个鬼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只是，要让我死得慢一些而已。
出狱后我被允许回家和家人见面，并作些出发前必要的准备。父亲已在我入狱的时候被找了个理由调去南京，名义是平调，实则是贬谪。家里也是四顾萧然。好在还有湛若水和汪抑之、崔子钟这些朋友过来，一起使着酒劲骂骂时政，并在感伤的气氛中写下一些充满了离愁别恨的句子相互安慰。我们甚至指酒为誓，约定在我放还以后一起隐居到衡山，共同研习不朽的《周易》。
一个二十世纪的传记作家在一篇“文化散文”中把流放出城的我比作战国时代伟大的屈原，除了那种时代积习致使的矫情文风让我不堪忍受，那段文字对我当时失望夹杂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的摹写大抵是确凿的：
1507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冒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惶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36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
往南走了十多天，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投宿的晚上，我与我的朋友们又在梦中重逢了。醒来后，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个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来日未卜生死未明，现在听着运河的涛声想起那个天真的誓约，我才明白朋友们的一番良苦用心，这冰雪一般高洁的友情不由得让我双眼发潮。
５．
仲春三月，我到了杭州钱塘。江南的三月，柳丝已经吐绿，带着新鲜的泥土腥味的河水流得更畅，自然的物征兆示着生命在严冬的沉寂后必将复苏。大自然是疗治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我冰冻多日的心宇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
我决定在这里养好折磨了我一个冬季的肺病再南行不迟。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乎也在向我作着警示；静坐净慈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我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有两个锦衣卫已经尾随而来，伺机要把我暗杀于流放途中。
惊悚之余，我幡然醒悟：这3O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连性命都不保了，自己对朝廷却还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
我接下来的境遇经由冯梦龙、查继佐等后世文人的极力渲染和夸大，已经成了一则惊心动魂的传奇故事。在这些假语村言里，我被两个锦衣卫杀手追赶到江边，无以脱身，就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斗笠飘在水上，布置了一个自杀的伪现场。故事里的我骗过这两个愚蠢的杀手后，暗中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故事还说，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锦衣卫，连我的家人都信以为真，跑到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
这些小说家言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并不处身同一时代的这些人好像共同商量好了似的要在典型环境中突出我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形像。其实锦衣卫岂是那么好骗的。钱塘江水深浪大，要看清所谓的那个现场，他们就要走得很近，而一旦走近了，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发现事情的真相。但如果站在高岸呢，他们又根本看不到什么。
不管怎么说，杭州是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我使钱在江边搭乘上了一艘商船。事情的后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阴差阳错的，那艘从钱塘江出海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不知是不是转了风向的缘故，天一亮，我们才发现这船竟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那个晚上在海上与飓风作着斗争的可怕经历，在我弃舟登岸后藏身武夷山的一个野寺时还心有余悸，而风平浪静后那种梦幻般的宁静又几让我疑心已经身处极乐世界。惊魂甫定，我向庙里的主持要了一支笔，在那个野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叫《泛海》的小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现在回头看去，这几句性急之作尽管不无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还原了那个海上之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就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迟疑着到底是不是要落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一遇险境我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海上之夜，想起挽着缆绳时一个个迎头扑来的巨浪。是的， “泛海”，自从我离开京城，我就把它看作了我颠沛生涯的一个隐喻。
我在武夷山盘桓了几日，然后北上鄱阳湖，当我离开鄱阳湖赶往南京的时候，京城里正在流传着我在钱塘江投水又在福建上岸的神话。这话也传进了我的朋友湛若水的耳朵里。若水听到这些传言，淡淡一笑，说，这么荒诞不经的传说你们也信吗？这是我的朋友在佯狂避世呢。作为一个出生于南方的经验主义者，我的朋友认为凡事亲历实证过了才好相信是不是真的，他这样告诉他们：虽然初春天气江南沿海刮的都是东南风，但当寒流袭来时风向北转把船吹到福建也不是没有可能。多年以后，我和若水在滁州相会连床夜话时，他还把这事作为笑话向我提起。
我去南京是去看望我的父亲的。数月不见，父亲又老了几分。看着他又添几缕白发的鬓角，我不由得心生愧疚。少时顽劣的我，现在又身遭此祸，我可从没有让他省心过啊。说起不久前我入狱时家人的牵念，这几乎是生死之变后的重逢更是让人感怀唏嘘。父亲告诉我，我刚下狱时，刘瑾好几次传话给他，只要他作出修好的表示，去刘宅走动走动，不仅我可以免去牢狱之灾，我们父子还可以一起得到升迁。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他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件事的，但我那时亲耳听他说起这事还是感到震惊。父亲的形像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说话时我几乎没有停止过咳嗽。父亲盯着我焦黄的脸，说，你的肺病愈发的厉害了，以你现在的病况，去贵州这样的边地做个小吏肯定是送命去。照父亲的意见，处分已经下达，风头也已过了，小小一个六品主事反正也没人盯着，倒不如从容一点，养好了病再到流放地去。这样我便又折回到了杭州，在胜果寺凉爽宜人的松树林里度完了整个六月，感觉病好了一些又回到了越地老家。这个夏天让我无比欣慰的是我正式收了三个学生，他们是余姚的徐爱、山阴的蔡希颜和朱守忠。他们坚持要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仪式，认为不举行这个仪式就不能算是名正言顺的学生，我居京时就跟着我问学的妹夫徐爱更是要坚持这么做。于是在向我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后他们正式成为我一生中长长的师生链中的第一环。
不久，这三个刚被发展的同志就被地方府学荐为乡贡生，要到北京去了。我告诉他们，到了北京就去找我的朋友湛若水，就像跟着我一样跟着湛老师学习。弟子们唯唯应诺，说老师你送点什么话给我们吧。于是我写了一篇《别三子序》，告诉他们只有潜心向学的人才能刚柔并济——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我生平第一次摆出导师的架势对着他们说：三子识之！
现在诸事已毕，我只有向万里之外的流放地缓慢开拨。我在地图上画出了我将要西行的路线：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广信、分宜、宜春、萍乡，而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再经沅陵、辰溪，最后从贵州玉屏西行进入修文县界……尽管我们这个帝国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但按照事不过年的惯例，我这个流放者还是必须在年关前向戍所报到，开始我新的工作。
途中总有一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地方官员请我喝酒。尽管我不是一个高阳之之徒，但酒精的力量还是可以缓释旅途的困苦寂寞。经过广信（今上饶）时，我得到了当地一个姓蒋的太守的热情款待，他特地赶来和我在舟中对着江风明月喝酒夜话。这一颇具古君子之风的举动感动得我差点掉下泪来。我向他打听了居住在此地的我的老师娄谅的近况，为自己一介犯臣不能亲谒拜访而心生惆怅。随着旅程一日日的延伸，当我一想起家乡的物事，我的眼睛就会变得潮润。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投宿在萍乡的武云观，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的大，特别的亮，它皎洁的光照使我又恍若置身于美丽的鉴湖之滨。还有一个夜晚，我在醴陵道中，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雨，投宿在泗州寺，我听着窗外的风雨读了一夜的《周易》来保持内心的平静。
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绮丽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一个犯臣只有收拾心性好好赶路。洞庭、沅水是千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原行吟、安息之地，我这个流放犯没有轻易去模仿他，一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白死不说，还要惹得天下人笑话。二来呢，我是想看看，在这无路可走的时候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就像后来的史家说的，“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种追问，正如你们知道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这种追问或许会有一个答案。
看来我在学术上的声名因着传奇性的政治遭遇早已远播到了湘楚一带。当我刚进长沙城，听到消息的当地年轻学者不顾我鞍马劳累就赶来要和我切磋学问。我这样告诉他们，宋学的根基就在你们湖南，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间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这样做正是在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怀着对前辈学人的尊崇之心，一个雨后新晴的天气里，我在几个当地年轻学者的陪同下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冽，曾经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已呈破败之相，但我还是为能一睹当年朱熹讲学的遗迹感到不虚此行。那天，长沙的赵太守也闻讯赶到了，陪着我在山上喝酒，一直到山下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我们才相扶着踉跄下山。
当我离开长沙城继续西行时，这位有着浓郁的书生气的太守和手下一位姓王的推官又把我热心地送上了船。临行前，我赞扬了赵太守在地方文化和教育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这块斯文重地已大非昔日可比，在这样一个鱼目混珠的年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自身做起，努力去守住道德的底线，才不至于随波逐流。
饥饿，盗贼，泥泞，沅水上的触礁翻船，道路塌方，风雨险道，深泥陷马．．．．．．比之吊诡的政治来，大自然还算是仁慈的。它没有把我这具多病的躯体断送在半路就是一个明证。１５０８年３月的一天，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我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当我从万山丛壑中出来，踏上被过往的马队践踏了千百次的通往龙场驿站的大路，我看见一对白鸟正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把诗歌历来看作是烈药加毒酒的我，此时也禁不住想做一个诗人了。鸳花夹道惊春老——这一路上我是不是走得太慢了，唉，这一个春天也要老了。
我很快被告知，已经等待了我很久的，是驿站里的２３匹马，２３副铺陈，和一个年老的当地小吏．．．．．．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荒凉之地的大致经历。或许我的回忆太过粗疏了些，但那些应该记下的，我想都已经在这里了。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玄妙，有些地方，有些人，尽管你们之间相隔关山万重，尽管之前你从来没有留意过他，但他们都似乎是命定地要和你发生联系。说实话，在１５０６年之前，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对我来说都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即便我有着再出众的想像力，也不可能预料到我生命的河湾会在这里陡然打转，向着一个陌生的、同时也是更广阔的世界奔流。
６．
那些天，可能是中了蛊毒水土不服之故，我的几个随从都病倒了。倒是我这个老病号成了他们的护理。我跑前跑后，为他们折薪，取水，煮稀粥。还为他们讲笑话，唱家乡的小曲儿解闷。他们很过意不去。我说，你们跟着我一路西来，吃了那么多苦，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你们不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兄弟吗。
不久，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我们搭起了寄身的草庵，还在荒山上垦荒自种。我对稼穑之劳倾注的热情，比之瓦尔登湖边的那个美国佬梭罗可能还要更多一份真诚，而少了一份作秀的心情。当我写下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这样古典美好的句子时，内心里甚至还会有一种不该有的闲适与出尘。
尽管如此，隐忍苟活中还是不时有难耐的伤感像雨天的旧伤复发。万里奔波，我怎么可能是来做一个隐士的呢。虽然生命中平凡的物事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娱，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宽与自慰。莫名的伤恸还是影子一样跟定了我。“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揣”，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竹暖无家，忧思坐长望”，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雨雪霏霏，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又是一份愁情：“故国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那些日子，越来越折磨我的一个问题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事实上，这个颇具道德倾向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达到它？
我日夜冥思，形神俱废，想求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一阵风过，又什么也没有了。
到了初夏，我终于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我躺进一只石棺，让人盖上盖子，并嘱咐他们，没有我的许可，千万不要来打扰我。随从以为我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要自杀了，急得大哭。我这样告诉他们，事情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得失荣辱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至于生死，我还没有完全看开，不会这样轻易去死的。他们要我承诺，否则不盖石棺。我沉吟了下，说，好吧，我承诺。
．．．．．．我感到我的生命正从一个开口飞去。它就像一只白鸟，飞入了包围着它的黑。我把这个生命的切口撕得更大些，却没有一点痛的感觉。那么浓稠的黑，没有边界，也没有一个中心，仿佛世界的永夜。我不知道要往哪儿飞。黑的重量让时间弯曲了。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人消物尽的世界是开始还是结束？我感到黑正从那个切口进来，一点点地灌满我的躯体，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越来越多的水份。当我完全的被黑浸透，会不会就像一块滚石，向着这无底的深渊坠落？在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点亮光，那是那只白鸟重又飞临。它落在我的手掌，轻触微温，如同一颗小小的心脏。
时间似乎停滞了，又似乎拉着太阳的八骏日行八万里。当我用力顶起盖子石棺里呼跃而起，才发现是天地静寂的午夜时分。我听见我的一声长啸，久久地盘旋在林子上空，又被山壁反弹回我的耳朵。这声长啸惊飞了山鸟，也把在林子里席地而睡陪着我的人都惊醒了。他们全都围了过来，又笑又跳，全然没有听到我喃喃的低语，误会了，整个儿都误会了。
是的，误会了。以前从外物努力去寻求天理，这种由外及内的路子是整个儿都颠倒了，才会做出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的蠢事来。从今往后，就把这颠倒了的路子再重新颠倒过来吧，不是以眼睛为镜子去照竹子，而是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
他悟了，他在瞬间把握了永恒，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怎样做人，怎样判别是非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某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溢满了他的内心。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之野，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
那个曾经以矫情的语气摹写我出城时的情状的二十世纪作家的这番话，意在说明龙场的那个传奇性的晚上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伟大的西塞罗教导我们说，所谓全部的哲学，就是学死。我想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如何面对死亡，才能更好地在尘世间生活。在这段难忘的经历里，我从生死的边界经过，伸出脑袋对着那个世界张望了一眼，又把头缩了回来。就像并排的有两个房间，我没有蓦然踏进另一个房间，是因为我爱着此间的悲欣此间的繁华与荒芜。
这是不是很像一部落俗老套的成长小说，一个寻宝故事？一个青年四处寻找传说中的圣杯，然后，在恶龙的火焰和地狱的边缘他终于找到了它。
本来，我以为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坚毅去抵挡这世界所有的洪水。我是坚强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可是，可是这个不吉利的秋天又让我对支持着我的信念发生了怀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三个突然闯入此间的中原客，因为那张已经埋入地底下的爬满雨水的脸。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和我，我们都是脆弱的，一口气，一处创口，都会让你从这个世界滚蛋。
第二章
嘉靖元年三月
绍兴
不愿意出世的孩子－祖父的竹园－万物微语－母亲的病－运河－我想像我是一个侠客－居庸关长城－一个奇怪的梦－我的婚礼－诸氏－姜一斋先生和他的女儿－父亲的墓地－青年学者钱德洪－讲讲战争的事吧－献俘，或我们每个人都是俘虏
１．
我曾经是一个不愿意出生的孩子，在母亲肚子里足足呆了十四个月才来到这世上。我姥姥说，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梦见一大片五彩的祥云落在我们家屋顶。于是我一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了王云这个名字。我到了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急坏了我母亲。她断定我是在她肚子里藏得太久把脑子捂坏了。这个我出生的江南小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为界分成南北两片，那时我们租住在北城龙泉山东北麓一户莫姓人家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院子很大，祖父在被他称作“竹轩”南园种了好多竹子。那片竹林我没出生时就已经在了。这样我对这世界的第一个记忆，就是风拂动竹竿发出下雨一般的沙沙的声响，阳光透过竹叶在我的脸上、身上投下一个个漾动的光斑。我抬头看天，天空像一口井一样平静而渊深。没有风，可是竹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使我相信，一定有一群看不见的仙人正踩着竹梢在天空中跳着舞。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祖父握着一卷书在竹林里摇头晃脑诵读的模样。祖父握书的一只手拢在胸前，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诵读得意处，那只手就移到前面来，轻轻地捻动着胸前一部漂亮的胡须。我不知道他在念些什么，但我喜欢他迎着风读出一个个句子时那种抑扬顿挫的调子，喜欢他那张被平静和喜悦笼罩着的舒展的脸。
家人一发现我不在了，准能在竹园里找到我。他们不明白这个沉默的孩子大半日的猫在竹林子里做什么。我只是喜欢坐在竹园里。我看蚂蚁爬，看各种各样的昆虫飞来又飞去。我听着竹叶沙沙，如同微语。如果下过了雨，我会看着竹尖上的一滴雨水，长久地，迟疑地挂着，最终落下来。我的耳朵会分辨出那滴雨划破空气，又砸进松软的地里的钝钝的声响。尽管这竹园是那么的小，它却让我相信，万物都在微语，整个世界都在微语。
五岁之前，祖母和母亲带着我走遍了小城周围方圆数十里大大小小的寺院。她们在菩萨面前磕头，许愿，忏悔前世的罪孽，祈愿我早日学会开口说话。母亲是多么的希望她的儿子发出让她欣喜的音节啊。她看着街坊里别人家的孩子奔跑、呼喊，那眼神都是羡慕的。我还被一个个请到家里来的江湖郎中摸骨，搭脉，伸出舌头让他们察看舌苔。这些人大多都是有名无实的骗子。他们一走，母亲就要照着他们开出的方子，让我吃各种苦不堪言的中药。
只有祖父对这一套女人的做法不以为然。我不愿吃药，祖母满园子追赶我。每当这时候祖父就会叫起来：你看，你看，他听我念书时的眼神是那样活泛，他什么都明白着呢。
一天，一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游方和尚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我们一群孩子好奇地围着他看。这个化外之人摸了摸我的后脑骨后，向我稽首拜了一拜。这个举动把正好出门来的母亲搞懵了。和尚说：此人将杀人无算，终成圣人。母亲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师您这不是笑话我们吗，我这孩子都五岁了还不会说话。和尚说，不是不说，是未到时候。母亲催问，你快说，有什么法子让他早日开口？
和尚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王云王云，云即说话，这孩子的名字没取好，给他改个名吧。
祖母把和尚的话说与祖父听。祖父说，这个云又不是和尚说的那个意思，你也知道，是媳妇分娩的前夜你梦见一朵祥云落到我们家，才取的这名字。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还是为我改名守仁。
据说我开口说话的确是在那个游方和尚来过我们家后。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因果。要说没因果，世间万物都是因，也都是果，京城的蝴蝶拍拍翅膀，我们这个南方的小县城都会下一场大雨呢。但我还是情愿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上天注定的安排。直到十六岁那年，我在京城，一个老道士给我说了另一番话，我才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人未来的生活面貌耸然心惊起来。
那时，距我父亲考中状元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随做了京官的父亲也到了京城。因为祖父和父亲都认为京城的教育环境要比小地方好得多。那天，我和几个同学在长安街上走，一个道士追上来说非要给我看相，他说他相人无数，我这种相貌可谓是至为难得。我记住了他的这番话：
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上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可是我的胡子才是唇上乌软的一小溜，要长到他说的长到衣服领子上和心口窝该是什么时候呢？我问他什么是圣果圆满，圣果圆满是不是就是死了？
道士说，是，也不是。
我说，那我宁愿不要成圣人，我只要活着，活着，多好啊。
我的家族遗传给我一双细长的双眼和成年后异常飘逸的一部长须。我从我祖父那里继承了落拓不羁的天性和敏捷的才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学熏陶。我的祖父王天叙虽然没有中过什么功名，到死都是个乡村塾师，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民间精英的身份快乐而逍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越到晚年，他变得越没有脾气，与人交往亲切而蔼然，但他的随和里隐藏着的偶而一现的刚毅，总让人觉得，他的尊严是不可冒犯的。
打小喜欢窜窜跳跳、性情活泼好动的我，多亏了祖父开放式的教育，我的天性才没有受到压抑和斫伤。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纵容的后果是发展了我尚武的倾向。
我十岁前的很大一部份记忆，是祖父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然而他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还记得童年时夏天的那些晚上，月亮很大，很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过了晚饭，祖父的弟子们就陆续来了。祖父像举行重大的仪式一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一支烟，当熏笼里细细袅袅的一缕香烟开始飘散，祖父的琴声就响了。弹完了琴，他就对着墙壁或者以充满崇拜的眼神望着他的弟子们大声朗诵新写的诗歌，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唱和。这种在二十世纪被人称作情境教育的授课方式对我后来的讲学生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的母亲是一个多病且严厉的妇人。记忆中她脸上的笑容像冬日的阳光一样稀有，这使她虽然年岁不大却挂上了一脸不该有的苦相。或许因为我是长子，她认为这样的严厉非常必要。她对我的冷落和对弟妹们的放任溺爱让我委屈，更让我懂得了要处逆心顺，调整好心态。
我十岁那年，一心苦读的父亲考中了状元，去京师就任翰林院修撰一职。不久也把我带到了北京。以我自己的意愿，是不愿离开南方去遥远的京城的。父亲到京城是去实现他的人生的，而我早早地结束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去京城，还不是去演出他为我写好的人生剧本！可是有谁会在乎一个十岁孩子的想法呢。再说祖父也巴不得早一日进京接受他的状元儿子的供养，于是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远游。渡过了家门口的曹娥江和钱塘江，然后又过长江。在运河上，我看见一只一只连在一起的大木船排着队北上，祖父告诉我，这就是帝国的漕运，船里装的都是南方的大米，运河就像血管一样，把这些给养送到帝国的心脏。
随着北方的荒凉景色的扑面而来，我美好的童年时代就像一株水芹一样被咔嚓一声剪断了。从此以后直到二十几岁，我的精神世界的一大部分就受着父亲的直接控制。他想尽办法创造一个像巨茧一般的世界，试图让我长久地居住在里面。在我看来，他代表了一种权力压抑、理性主义、洁身自好的生活观的奇妙混合。一开始，我是按他的设计按部就班的在演这出戏，不敢稍有逾距，但到后来我越来越无法忍受，离他一厢情愿的设计也越来越远，到最后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干脆撇开了他这个设计好的人生剧本自己重写了一部。这两出戏里的两条路，到底是哪个更好些呢？
没多久，塾师跑来向父亲告状，说我不肯用心读书，总是偷偷跑出去疯闹，带着一群孩子玩布阵打仗的游戏。一天，我正举着一面自制的令旗对着我的将士们挥来挥去左旋右旋，被父亲看到了。他生气地叫了起来，我们家历来是书香门第，你这舞刀弄枪的算什么！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反问他，读书有什么用呢？父亲说，读书就可以做大官，比如我，不读书，难道这状元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我问他，你中了状元，子子孙孙还会是状元吗？父亲说，状元当然是不能世袭的，只能到我一代，你如果也想中，从今天开始就要好好读书。听到这里我笑了起来，原来只有一代啊，那也没什么稀罕的。听了这话，父亲大怒，扑过来，举起颤抖的手掌，好半天终于没有落下来。
我讨厌北京的这个家。这是意气风发的翰林院王编修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想念多雨的南方。想念老家的竹园和姚江水的腥甜湿润的气息。我向往着做一个英雄，秘密地在京城四周寻找当年旧战场的遗迹。我想像我是一个侠客，踏雪无痕，飞檐走壁，千里不留行。我想让自己长生不死。我还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梦想。我经常让人头痛。我好高骛远，经常仰视天空，却又总是避不开脚下的一个矮凳摔得脸青鼻肿。这就是十三岁那年的我。
这一期间我做出的一件壮举是一个人跑到了京城北面的长城，登上了居庸关。当我站在京城北向之咽喉的烽火台上看着飞翔在湛蓝天空的雁阵，强烈的阳光刺激得两眼不由自主地蓄满了泪水。谁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就像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少年的梦想。自下关而上关，远远的俯视京城，我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覆盖住它。这真的让我感到心事浩茫起来。我骑着一匹小马逶迤面上，在一条狭隘的山道上，当我看见几个鞑靼人骑着马迎面过来，我就像把风车当作魔鬼的唐吉诃德一样打马向他们冲去。鞑靼人看着我哈哈大笑，他们还以为对面这个小屁孩儿控制不了疯跑的马呢。在他们放肆的笑声中我勒住了马，对着他们放声大骂，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听懂我骂了些什么。
从居庸关回来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了西汉时征讨交趾苗乱的一代名将马援。将军坐在马上，大风吹动他的战袍猎猎作响，在他的背后，飘扬的战旗和喧动的人马如山如河。梦中的我还去参拜了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伏波将军庙。当我告诉父亲这个奇怪的梦并流露出想在这个梦想指引下走另一条人生道路的想法时，遭到了父亲预料之中的嘲笑。他像感冒塞住了鼻子一样闷闷地哼了几哼，说，可笑，真是可笑之至。
这样到了1488年春天，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十六岁见官打屁股，你今年十七了，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个家了。他让我去江西南昌迎娶我未来的妻子，他的朋友诸介庵的女儿。我这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了，尽管我与她素未谋面，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但她命定地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于是我便到了南昌，去见了我的官居江西布政司参议的岳父。可是到了大婚的前一日，我才见到即将成为我妻子的诸氏。说是见到，其实也只是隔了一大片人头远远的望了一眼，连模样也没有看个分明。她好像也知道了我在看她，忽闪着眼睛低下了头去。尽管是仓促的一眼，已足以使妻子两个字从一团虚无的气流中幻化出来产并成为一个具像的人形。这已经是破例了，在我们的时代，多少青年男女在上床前的几分钟才第一眼看到对方长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在婚礼上被人牵来牵去。我看着周围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可那喜气都是与我不相干的。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成为我妻子的蒙着红盖头的女人，心里却浮上一种陌生而奇怪的茫然的情绪。渐渐地，这种情绪转换为一种对即将展开的婚姻生活、对不可知的来日的恐惧。我就像一个游魂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热闹的人群，来到了城外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
在我的学生以后为我写的传记中，我被描述成一个新婚之夜也不肯放弃学习的有志青年，与道士跌坐一榻彻夜探讨摄生之道而不知东方之既白。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避免说出——我是因为恐惧．．．．．．是的，恐惧，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茫然无措让我做出了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天晚上我的离奇失踪肯定让岳父一家子都不得安宁，并让他老人家在宾客面前大扫脸面，他之所以没有发作，想来也只是碍于我的父亲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是一个前程无量的状元。甚至也可能早有人在暗底下猜测，新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有某种难以启齿的病症，或者就是个性无能者。那天清晨，当惺松着睡眼的我被他们从铁柱宫找回，我才知道一整个晚上诸府上下都没有睡觉。因为担心我这个新郎已遭土匪绑架，他们甚至已经通知了驻军部队。这个清晨，面对着同样一夜无眠的诸氏脸上的两行泪痕，我不由深深谴责起了自己的自私，并暗暗发誓要一辈子都对她好。几天后，客人散去，在洞房里我又为她单独举行了一次婚礼。一个天地阴阳交合的秘密的婚礼。我用舌尖顶开她处女的唇。我驯服了她胸前因惊恐而不住颤抖两只羔羊。像所有无师自通的男人一样，我在快乐夹杂着痛楚的巅峰完成了生命的一次洗礼。
看来是我的赌咒发誓起了作用，我的最初的婚姻生活和谐而美满。到了第二年冬天，岳父终于同意我们小夫妻俩返回家乡。年前来南昌，我还是孤身一人，现在却是携妇返乡。听着船头激起的哗哗的水声，我的心里贮满了一种新奇的情感。我变得如此的温柔，自己也始料未及，这种温暖的情愫使得进到我眼里的世界也变得崭新。船过上饶，听说著名的理学大师娄一斋就住在这里，我就带着妻子一同去拜访了他。
据说，长久的静坐已经使娄一斋有了神奇的力量，他的眼睛可以穿透古今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二十多年前的英宗天顺七年，娄还是个有为青年的时候，赴京去参加会试，到了杭州，他却突然返回了，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倒不是怕落第，而是此行会有灾祸。果然，这一年的会试贡院起了火，烧伤烧死了好多进京的举子。
这一传说使我在未见娄先生时把他想像成了一个三国时的孔明一样潇洒出尘的人物，却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娄先生在他的书房里热情接待了我，并以自身的求道经验告诉我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道理。他挥着手大声说：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他激动的样子就好像有无数人在下面听他布道。他豪迈的语气和跳荡的思维处处显示出他的自信，显示出他是一个生活的浪漫主义者。这让年轻的我感到非常的投缘。在娄先生家里，我们还见到了他美丽的女儿。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娄先生以自豪的口气告诉我们，在他的亲手调教下，他这个能诗善画的女儿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女，她还有一手秘不示人的绝技，能用这长发作笔，蘸了墨在宣纸上写漂亮的大字。
多年以后，娄先生的这位宝贝女儿嫁进南昌的宁王府，成了朱宸濠的一名王妃。后来在1519年的叛乱中，她投水自尽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也给她的父门带来了不幸。一斋先生因已在几年前去世幸免于难，他的子侄多被逮捕，门人星散，他这一宗门算是完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娄先生真的有掐知过去未来的本事，他怎么没有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
祖父又老了许多。他在京城住了没多久，因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饮食早就回到南方和姥姥作伴去了。母亲已在五年前去世，我这次返乡的吃住安排都是两位老人家带着一个老仆安排的。按照父亲的意思，是要我带着新妇好好在余姚老家住一阵子，练练八股文，准备科考举业。我感到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必天天面对王翰林那张严肃的脸了。听着祖父抚琴吟诗，时间好像开始回流了。可是这样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祖父死了。
只剩下祖母一人的宅院愈显空旷。一榻一椅，总让我们想到祖父的音容笑貌。而婚后生活也很快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在长久的阅读过后，在一场疲惫不堪的房事之后，我常常默对着天空的一朵浮云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前面说过，祖父喜欢竹子，“竹轩”里到处都是。有一天，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着竹子，竭力想透过竹子的形相认识到内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因为伟大的朱熹说过，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一个人只要读足够多的书就会明白这个理。我就像后来的海因里希·伯尔一样相信，“谁有眼睛，去看，他就会看到”。我认为，一个人有着良好的视力就可以穿透表像直接抵达事物的核心，他的所见，也就不应该只是在光学范围内。
三天后，我的朋友支持不住了，不得不中途退出。七天后，我也出现了幻觉，并伴发间隙性发作的恶心。我大病了一场。如果我内心的镜子还没有擦亮，它怎么可以照见这个世界？看来意志力也不能让我走得更远。十八岁那年的这场病，它向我宣告了从外部去认识这个世界是一条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