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 为什么戛然而止？

15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航海和探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欧是从事航海活动的主要两个地区。而这两个地区的航海历程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航海时间早，规模大，航程远，几百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载着几万名精心挑选出来的水手，在海上所向披靡，辉煌灿烂，让人觉得前途光明无比。但是结果却是很快的就完全放弃了，对本国的历史发展历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相对中国，西欧开始的时候，可以说非常寒黪，两三艘中等大小船只，几百个社会渣滓组成船员队伍，在不知道路线的茫茫大海上，命运未卜的前进着。奇怪的是，他们的航海的结果也和中国正好相反，慢慢的，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势不可挡，如同小溪汇成了江河，又浩浩荡荡的奔向大海，成为了新的全球化世界的开拓者，改变了本国的命运和世界的面貌，创造了人类的新纪元。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命运区别可以从中国与西方航海拥有的不同动因谈起。朱棣和其他大部分皇帝不同，他依靠的是纯粹的武力，打败自己的侄儿，用血腥的杀戮和公开的暴力夺得了最高权力。在当时，这明显违反了帝国自己宣传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伦理道德标准，而且也违反了古代社会权力继承的合法程序，给自己留下了很糟糕的记录。可能他对自己掌握权力的手段和武力的强大有信心，但问题是，他必须为自己的儿孙后代着想，起码不能让他们永远顶着名声很臭的篡位者后代的不光彩帽子，坐在那个天下最尊贵的位子上，这些后代也不可能都有朱棣那种水平的政治手腕。所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就成了他的施政第一要务。
用什么办法提高声望呢？可不可以学习唐太宗，表现的象一个儒家的典范皇帝，用高姿态的行为来弥补道德和政治上的污点记录呢？朱棣自己认为不太可行，因为唐太宗只是在一场宫廷政变中消灭了太子及其集团内部的人，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前皇帝还保留着，可以作为门面。从一开始，支持唐太宗的知识分子和支持李建成的就一样多。政变后，一些知识分子还倒向了唐太宗，其中包括魏征。所以，唐太宗可以利用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来塑造和改变自己的形象，特别是魏征，魏征忠于儒家治国理念，勇于进谏，而他却背叛太子，倒向了唐太宗。所以，这些素质表现的越明显，就越说明儒家的理想君主转移到了唐太宗身上。用突出的谦虚纳谏这个光辉儒家政治形象来弥补，冲淡和掩盖兄弟相残这些恶劣形象，唐太宗做的应该说有相当成效。
而朱棣则是在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中，用了几年时间打败当时已经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这样的行动大家都能看的到，其篡逆的性质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难以否认，那以掩盖的。而且这个被推翻的合法皇帝当时可以说得到了几乎所有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朱棣在反叛成功后还大举杀戮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们全家。他如果采用唐太宗的做法，很难起到足够扭转公众印象的效果，而且也让人觉得他的行为不自然，自相矛盾。
幸好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唐太宗和朱棣都可以用。这种办法不是在内部，而是在对外关系上。堤内损失可以堤外补，曲线救国。按照儒家的说法，如果一个皇帝统治时期,能够出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现象，也能说明这个皇帝是一个圣君。正好唐太宗和朱棣都有军事方面的较丰富经验。于是，唐太宗统治时期，对外征服战争不断，战功赫赫。而朱棣一方面向蒙古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一方面派出了郑和的船队去完成‘万国来朝’。 朱棣这方面由于不能用上一个方法，他还希望后一个方法的预期效果要超过唐太宗。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来朝的国家越多越好。所以郑和被指示，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让那些小国对皇帝表示恭顺。郑和曾经打败和消灭过一些不恭顺的小国，但这些小国的政权都被重新建立起来，以增加朝贡国数量，同时也可以显示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没有领土野心，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冲突记录只能显示那些小国是被强迫的朝贡国，对朱棣的形象不利）。即使占领了海外领土，也只能增加土地，不能增加国家数目。一些部落也被当作国家来充数，反正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去仔细分辨这个（比如菲律宾苏禄岛的几个部落之一的酋长，就被作为所谓‘国王’来大肆接待，其实菲律宾直到西班牙人占领，都没有一个地方发展到了国家的程度）同时这些朝贡国可以得到不少物质上的好处。使团只要能够随船到南京，其间上百人的吃，喝，住，行全部由中国方面负责，在南京一住数年的都有，而且临走还能得到丰富的礼品赠送。
除了郑和之外，朱棣还另外派出其他使节去联络愿意朝贡的国家。比如到东南亚就达上百次，还有西域也派了不少人。联络到了一些觉得这事有利可图的国家和部落。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也有人心高气傲，对物质诱惑不屑一顾，不愿在形式上比中国皇帝低一等。比如那个跛子帖木耳，就对中国使节的要求极为愤怒，甚至还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不辞辛苦，花费巨资从遥远的非洲运回长颈鹿，也是希望这个‘麒麟’瑞兽可以给朱棣争光添彩。因为按照传说，瑞兽只有在盛世才会出现。（修订永乐大典和麒麟的作用是一样的，即提示老百姓，现在是盛世）
朱棣的做法达到目的了没有呢？应该说是有一定效果。但并不完全的成功。他本人的名声在历史上不是特别好。到了明宣宗时期，皇帝还觉得应该再实现万国来朝的盛况，所以派郑和最后一次远航海外。宣宗之后，朱棣的后代已经挣下了‘仁宣之治’的儒家式好名声，对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担忧渐渐消退，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形象工程了。因此，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海外远航从此结束。
政府达到了目的，行动可以结束了，那为什么明朝连民间自发的海外探险，贸易和殖民也要禁止呢？为什么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海外探险者关系一向很紧张呢？我觉得这个是由于传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控制方式造成的。在中国的政治观念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中国只有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只有一个首领，那就是皇帝。所有人都是为这个皇帝服务的。但是在海外航海活动中，船队都有自己的首领。由于海上的天气和风暴瞬息万变，船队的生存命运取决于首领个人的能力，来自首都的皇帝指令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所以，一个船队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组织，形成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一元化和统一观念的挑战。如果这些组织持续存在且壮大，就说明皇帝还不是天下所有华夏族人的主人，不是绝对中心，不是‘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了。这样会在观念上削弱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
中国的政治操作中，用来宣传的是儒家学说，实际控制下面用的是法家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强制性的，以皇帝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控制方式在大陆上是可行的，但是到了海外，由于船队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非常牢固，难以在船队当中实行分而治之的控制策略。而且海外距离遥远，（迁都北京之后更为明显）船队移动频繁， 当时的信息传播技术也不发达，所以这种控制方式难以奏效。
在法家的政治控制下，除了皇帝以外，每个人都有上级，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无柰的感觉到来自上面的压力限定着自己的选择。一到了海外，这种压力就解除了，很多人都希望做自己的完全的主人，所以，希望做独立的海盗首脑的人层出不穷。一出海就成了政府眼中的反叛者。而且他们冒险出海是为了追求利益，而中国的利益名义上都是属于皇帝的，无论你自己多辛苦获得了收益，皇帝都有权力没收并重新分配。如果你从中可以分配到一些好处，那是皇帝给你的恩德，你应该感激涕零。这些都和民间船队希望自己保留自己冒险收益的愿望南辕北辙。他们只希望和母国保持商业联系，而不希望保持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即使和政府谈判，也只是以商人的方式，平等和政府在利益基础上讨论贸易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大不敬行为，是对政府这一唯一合法的财富收集和分配者地位的侵犯。所以应该坚决的，不择手段的加以消灭，明朝不惜和西班牙联合进攻林凤，清朝试图联合荷兰进攻郑成功，就是典型事例。
而在西欧，没有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无论象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还是后来的东印度公司，在出发时就已经和政府平等的谈判好了利益的分配问题，而且缔结了大家都相信能够得到遵守的契约。这个契约保证了平民百姓的努力成果可以得到保障。所以无论海外的生活条件多么艰苦，海上风暴多么危险，参加冒险和殖民活动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殖民地无论多么遥远，即使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始终和母国保持着正常的关系，很少看到他们有独立甚至反叛的倾向。而这也刺激了政府进一步支持海外扩张。
古老的政治体系受到了新时代的新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政策证明是不成功的。而西欧的社会体系和被证明是适合的。这就是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