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说“回减”，我至今清晰记得。朱老总特随和，有次在杨家岭大礼堂看完我们演出，他到后台来看望演员，抱起我的儿子延风逗了半天。

　　父亲那次来北京，也在清华大学我三姐家住过。周恩来同志曾到那里去看望他，尊称他“伯父”。周恩来和朱德尊重我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俩跟我二姐夫孙炳文，是生死之交。

　　父亲这个人，一生不攀上，人家当官的不跟他打招呼，他绝对不主动去打招呼。从教授私塾到办学校，他在二十岁到八十岁的一个甲子里，基本上一直从事教育。做新蔡县今是学校董事长时，曾兼任校长，还兼新蔡县四育中学副董事长。他一直坚持教授国文课，直到七十九岁。现在，他女婿的挚友都成了开国元勋、中央领导，却对他这一介书生，亲如家人，这使他深受感动。周恩来同志还指示河南省尽快安排我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父亲9月带我和三姐回新蔡后，赴河南省会开封，以八十岁的高龄，精神矍铄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的一生，总结起来是，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他一直不变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民富国强。到晚年，他认定只有中共可以不独裁专制，能够救积贫积弱的国家于水火之中，所以一直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利用各种条件，帮助和支持中共的事业。建国初期的民主建政使父亲觉得，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理想，终于实现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父亲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当年，河南省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父亲当选为副主席。省政协成立后，他任“文革”前的历届副主席。1959年起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政务院任命他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他一直是省人民代表，任“文革”前的历届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2月，民革河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刘积学介绍他加入民革。最初是筹备委员会委员。民革河南省委成立后，他是常务委员，1959年起任主任委员。

　　父亲一生辛苦，很是节俭。在开封做省政协副主席时，他只住三间旧房。东间一张旧木床，粗布被褥，一张旧桌子，两只木箱子；中间一个木柴锅灶，一个煤炭炉子，一块案板，几个小木凳；西间杂放木柴和旧物。如此而已。来个人都没地方住。一件衬衫他穿五年了，补丁摞补丁，还让朱氏婶给补。晚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吃肉，也不跟人摆架子。搬到郑州后，房子大些了，他搬来好多线装书，生活仍很简朴。可是，只要家乡来人，他就热情招待，安排吃住，走时还送给路费。八九十岁时，他仍然关心民生，发表意见。在九十岁以前，他一直与大家同去各地视察，认真调查研究。回到省里后，总是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那时，为了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他很有热情地投入工作。

　　反对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那些执政者时，父亲都赞成使用革命手段，并且都亲身参加。但是对待人民，他不主张使用同样的手段。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认为对待良善地主，应有温情。镇反时，他并不无情地划清敌我，不去主动地检举所谓“敌人”。那时候，检举人，等于置人于死地。后来“改造思想”时，他还就这些事情做过“自我检讨”。

　　50年代，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也接受了思想改造。虽然并不很懂，但他真心努力。如他曾写道：“今后，我要用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数十年根深蒂固的自私主义，从根上挖掘出来，使它不再滋长，不再作祟。这还需要各位同志的多方帮助，时时给我以当头棒喝。这真是我所诚恳希望的。”

　　可是，他一生不会说谎。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反右倾斗争猛烈、人人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九十岁的父亲仍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了解清楚“大跃进”、公社化后河南大批农民饿死的事情以后，心里非常痛苦，几夜不眠，暗自落泪--那都是他的至爱乡亲。为此，他要去找省委领导反映。省民革其他负责人为保护他，多次劝他不要去反映。他对他们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这样大的问题，不知道则已。既然知道了，又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共产党。”他并不是不知道反映这类问题有所风险，但他还是找到省领导，流着眼泪反映了事实。好在他已九十高龄，没人来批判他了。他还写信给周总理，报告了农村的饥馑灾情。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又同邓颖超同志专门面谈了这个问题。这是让他晚年最牵挂于心的一件大事。

　　那次父亲来北京前，给我写信说：“这次中央协商会召开，我仍是要参加的，因我心中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说。”他来后，我带着孩子去新侨饭店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河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他说他已经把河南的情况跟邓颖超说了。他说的情况，使我听得震惊。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但看他忧心忡忡又伤心戚戚的样子，我只能劝他多保重自己身体。他见我的小女儿津津一直在旁边听着，便小声嘱咐她：“你们还小，这事不要到外头去说啊。”我三姐的女儿冯钟璞（宗璞）至今也清楚地记得，那年外祖父来北京开会，她去看望时，老人竟跟她谈了很长时间河南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对宗璞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现在知道，那时，河南省饿死了约三百万人，仅新蔡一县就饿死约十万。

　　父亲老来北京开会。几乎每次他来，周恩来总理夫妇，或邓颖超同志自己，都到他的住处看望他。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孙炳文、任锐，和女儿维世。邓大姐对我父亲特别好，我心里非常感激她。有一次，我带孩子们去新侨饭店看望父亲。到饭店楼下，孩子们跑到小花园里撒欢儿，我先上楼去。一进门，看见邓大姐正在我父亲房间里，与他叙谈。朱氏婶坐在旁边。邓大姐看见我说：“任均来了啊，进来坐。”我走进去向她问好。她看着我说：“任均，你瘦了呀。”我笑说：“上班，还带孩子，比较累吧。”我没敢说当时吃不饱。稍坐了坐，我看他们正在严肃谈话，就说：“爹，邓大姐，你们先谈事儿。我几个孩子在楼下呢。”先退了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我带孩子们上楼去，邓大姐还在那儿与我父亲长谈。这时，她笑着站起来告辞。临别前，她对我继母朱氏说：“你一定要把任老照顾好。照顾好任老，就是你最大的功劳。”我父亲一直身体不错，这和我继母对他的悉心照护是分不开的。

　　父亲来北京多，我去郑州看他就少了，常使他牵挂。50年代，我曾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1958年回国后，给父亲去信晚了，他回信说：“我早知道你回到北京，但没接到你的信，使我疑虑横生。曾去信问你三姐，尚未得复。今得你的信，使我疑团尽释。坦坦外孙好了吧？乔乔、津津、明明姊弟们都好吧？小外孙乍换中国保姆，语言习惯，都感生疏，一两个月后就好了。你的工作在哪个机关？你的身体健康后再上班也不为迟。一达到西欧各国，是先往哪几国？法国政争紧张，全国罢工，他必早有所闻，定能守乱邦不入之戒。”信里说的小外孙，是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刚回国时还不懂汉语。父亲还写道：“你有小外孙牵挂，上道不容易，你不要来看我。我照个像片寄去，也跟亲见我一样。”

　　直到1963年，我在辽宁工作时，才和三姐相约，一起去郑州看望了父亲。父亲那年九十四岁，见我和三姐一块儿到他跟前，高兴得很，天天跟我们聊天儿，说这说那，问长问短，一点儿也不糊涂。他只是腿脚不好了，出去玩儿时不下车。车开进公园里面，他坐着汽车逛公园。朱氏婶在我们去之前，早早就开始给我们准备好吃的。我们去了后，她特意请人来帮她做饭。各种各样的菜以外，她重点给我们做新蔡老家的各色饮食，卤面、油饺子、糖糕、油疙瘩、麻叶儿等等，一天一个样。我们顿顿吃饭都能想起小时候。父亲的邻居张轸、王毅斋老先生，知道我们来了，也来父亲这里串门聊天儿。我说起幼年我在开封念书时，一次因为起床晚，要迟到了，就不愿去学校，父亲说我，我就哭。正好王毅斋先生来找我父亲，见状他说：“不哭了，我送你去。”就拉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到了学校。王毅斋先生大笑，说他也记得。张轸先生是我从小仰慕的将军，他看见我和三姐，笑说“长大了”。聊天中，他说他会按摩，说着说着来了兴致，就给我父亲揉上了。我和三姐还去张轸先生家拜望过他。河南省统战部的领导听说我们去了，就请父亲、朱婶、三姐和我去吃饭。但朱婶不去，她哪儿都不爱露面，只管在家中照顾好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