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与苦难

尴尬与苦难

——略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及归隐后的生活

作为一个诗人，陶渊明无疑是成功的，虽然他在生前甚至死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对于他所追求的理想来说，他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失败者。有人会说，陶渊明的理想不就是做一个隐士，过一种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而且他不是实实在在的退隐柴桑，躬耕南亩了吗？答曰：非也。陶渊明一直是充满理想和政治抱负的“猛志故常在”的人。不错，陶渊明是主动辞官归隐的，但其归隐的原因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和情愿。

没有人生来就会立志做一个隐士。年轻时的陶渊明更是壮志凌云，但却不是想做一个诗人，更不会想到要做一个隐士。那么，他所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古人云：诗言志。我们还是从他的诗说起吧。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远游。（《拟古·其八》）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读山海经》之十）

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少年的陶渊明和所有其它处于这样年龄段的年轻人一样，志向远大，在做着一个个玫瑰色的梦，虽然这些梦并不都是很具体要作什么或者成为怎样的人，但无疑都是瑰丽的令人神往的。实际上，这些梦大都是些注定要破灭的美丽的肥皂泡。但是，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梦想，让年轻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浪漫的情怀。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有可能想成为一个诗人，但不可能想去做一个隐士。但是如果仅仅是为做一个诗人而作诗，是决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为作诗而作诗，只能是无病呻吟，古人说过，“功夫在诗外”。和陶渊明一样，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他们一生都在追求济世报国，建功立业，没有一个是想成为一个诗人或仅仅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终老一生的。但是他们却都成了伟大、杰出的诗人或词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疾苦，忠于祖国，希望救民于水火。同时，他们都具有高洁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却都终生不得志，有志不获骋，只好把自己的胸怀和抱负、爱憎和苦闷通过诗歌表现出来。他们所吟唱的，不仅仅是一己之私情或个人的闲情逸致，而是具有深广的时代内涵和人生意蕴的心灵之歌，因此他们的诗歌才会具有丰满充实的内容和撼人心魄的力量，因此他们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或杰出的词人。陶渊明也是如此，他虽然最终归隐了，但是他始终没能忘掉自己的理想，也始终没有忘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先生说过，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并非浑身静穆。现在我们说起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好象很简单，无非就是社会的动乱和官场的污浊以及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等，不错，这些可以说与陶渊明的归隐都有关系，但是，若必待世道太平，官场清明再出去做官，那恐怕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即使有那一天，恐怕诗人又会发出象唐代岑参赠当时身为谏官（左拾逸）的杜甫的诗中那样“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了。

性格即命运。陶渊明虽然有济世报国的愿望，但是他又始终具有孤傲清高、自由不拘的性格的和向往返朴归真、恬淡闲适生活的情结，这种性格和情结使陶渊明的长期都在显隐去就的抉择中斟酌彷徨，内心充满一种难以自拔的矛盾。请看他第三次出仕时做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从诗中可以看出，身在仕途的陶渊明心中向往的仍然是田园，虽然他也憧憬着“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但同时又在盘算：“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心中的矛盾显而易见。而且这种矛盾在他于官场中遭受挫折的时候表现的更强烈，使得他不可能在官场上积极进取，游刃有余；同时也造成了陶渊明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在晋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是年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统《陶渊明传》）十年后，他在《饮酒》诗中曾经回忆到：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按照此诗中的说法，陶渊明的这一次出仕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好象既不情愿，也无热情，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恐怕这只是一种托辞。试想，一个少年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年轻人，生平第一次出仕，难道就想不到自己平生的抱负？事实上，陶渊明终生都没能忘怀自己少年时的理想，这一点从他的许多诗篇中都可以看出，自不待言。但是他生平的第一次出仕，“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的原因却并不那么简单。据记载，陶渊明此次做祭酒的上级是江州刺史王凝之，东晋第一豪族琅邪临沂王氏族中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是个笃信五斗米教的道徒，傲慢自大，刚愎愚蠢。当时的豫章太守范宁在郡办学推广儒教，“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但是，希望推广五斗米道的王凝之对此大为不满，于是就上言构陷范宁，使得范宁因此丢官。孙恩攻会稽时，身为会稽内史的王凝之无视下属备战迎敌的建议，妄图以作法却敌，结果落得城破身死，留下千古笑柄。出身微贱而又孤傲高洁的陶渊明在这样的人手下做官，其身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恐怕就是他离职去官的主要原因。

陶渊明的这次辞官从他的性格方面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他一方面蔑视豪门大族，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从曾祖陶侃起跻身仕族的家族为荣，虽然即使是他的曾祖贵为权倾朝野的大司马，却仍然被当时的豪门大族看不起，比如温峤就曾骂他为“溪狗”。（《世说新语·企羡》）陶渊明的这种心态也使他在特别看重门第的官场难以容身。而且他基本上是一个懒散的人。这种懒散的性格其实是他深受玄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从很多方面看，陶渊明都与嵇康有点相似，他们都清高孤介，都热爱自由，追求自然，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也不愿与官场上的小人同流合污；嵇康“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 与山巨源绝交书》）而陶渊明则沉醉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长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的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但是他和嵇康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嵇康是始终不愿做官的，而陶渊明是经过了多次尝试之后不得不离开官场的。因此，可以说，陶渊明是想做官的，但是，他想做的官比较“另类”罢了。

虽然陶渊明很想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是无论从他的思想还是性格来看，他都是一个不适合在官场生存的人。这一点，我们再把他和他的曾祖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陶渊明最崇敬并引以为荣的人恐怕就是他的曾祖陶侃了。他和他的曾祖相比，少年时代的家庭状况非常相似，应该说还稍好于他的曾祖。实际上，如果陶渊明想踏入仕途，应该比他的曾祖要容易的多。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其曾祖的影响，陶渊明的父祖都曾做官，其祖父陶茂仕至武昌太守，父亲曾官安城太守。他自己的第一次出仕，即是受到当时在朝任职的一位族叔的推荐的结果。所以，他面临的家庭背景要比他的曾祖好得多。陶侃年少失怙，与寡母穷居僻壤，既无家庭背景，又无父兄依恃，要想进入官场，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好的一点是，陶侃之母很有心计，陶侃又是个既有大志，又积极进取的人。（《世说新语·贤媛》）为了走上仕途，陶侃在母亲的帮助和策划下，抓住机会，殷勤主动地结交当时的官场人士。《世说新语·贤媛》载：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亷，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 湛头髪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逺，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在当时世族门阀政治制度中，选官任人“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髙門，上品無寒士’”（《文献通考》卷二十八），寒门士人要想得到较高级职位，如果得不到清流名士赏誉，简直比登天还难。上引《世说新语》“陶公少有大志”条下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侃母既截髪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又据《晋书》侃本传载，后来“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陶侃正是这样一步步地走上了仕途，开始了他的辉煌人生。试想，以陶渊明孤傲的情性，恐怕是不屑于象他曾祖父那样去做的。

当然，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期与陶侃欲出仕时所处的时代相比，仕族门阀制度要严峻的多，这似乎要给并非高门世族出身的陶渊明的出仕造成很大障碍，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陶渊明一生中屡受征召，说明他当官的障碍并非来自出身寒微，而是由于他的思想和性格与官场龃龉不合。

每个时代的官场都不具有才德高则官位高的规律。大凡欲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最忌清高自傲，他们会积极地寻求门路，不耻求人引荐，做下级小吏。陶侃少时，就曾经做过地位很低的渔梁吏。一个有志于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位卑不要紧，怕的是耻于从下级做起，或者以卑傲尊。一个不做官的人，自然可以这样做，“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布衣亦可傲王侯”；（孙中山语）但是身在官场，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不能不讲究一些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催眉折腰事权贵”，而是要有礼有节，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陶渊明一生中先后五次受征召出仕，没有一次善终，不是因为不堪吏职就是因为看不惯上级和僚属。五次出仕，说明他并非不愿作官，至少也说明他并非象嵇康那样立场坚定，彻底地厌恶官场。他最后一次出仕，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值“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陶渊明的这次归隐， “郡遣督邮至县”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其实，他清高孤傲的性格以及追求自然、喜欢自由散淡生活的情性，注定了官场是不适宜他生存的地方。人们总是因此赞叹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气节，欣赏他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卓越风范，却没有想到，这其实也是他在复杂的官场上拙于应对、无能为力的表现。相比而言，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刚刚踏上仕途时，也遇到过类似后来他遇到督邮那样的情景。但是，陶侃并没有拂袖而去。《晋书》载，陶侃受到举荐，“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既很策略也很有气度地摆平了上级来摆谱找茬这件事，可谓有礼有节。

其实，欲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能够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能力。因为历来官场都是最大的名利场，是获得名利的最佳处所。一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做官仍然是最荣耀便捷的通向富贵的“正道”，过去，家财万贯但却没有做官的人总要千方百计地花大笔的钱捐一个“出身”，即使现在这类事件也还没有绝迹，原因就是，在封建时代，做官是光宗耀族的唯一途径，或者说是最佳途径，而且有权利就有了一切。今天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所以官场从来都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是人间竞争最激烈、人际关系最复杂、路途最险恶、最鱼龙混杂和泥沙俱下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混，没有浑身本领，光靠热情和才气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些侍才傲物的莽撞青年往往成为官场的牺牲品。陶渊明一介书生，虽有一腔热血满腹诗书，但是他孤高自傲，睥睨权贵，不愿受任何拘束。这样的性格在官场是根本行不通的。他屡受征召，皆半途而废，说明他并非不想做官，只是把做官看的太简单了，同时又缺乏在官场上应付裕如的能力，一旦遇到挫折，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热情很快就会被退隐田园的情结所取代。这其实是一种缺乏能力的表现和颓废情绪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既不具备能臣的素质，也不具备时势英雄的雄才大略，在晋末这个乱世中，归隐田园与其说是他清高气节和“性本爱丘山”的性格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

众所周知，虽然玄学在晋末已经式微，但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陶渊明还是深受玄学思潮的影响，所以他“性嗜酒”，喜欢过一种散漫而无拘束的生活，与他那自律极严的曾祖相比，出身同样寒微的陶渊明是不可能在当时的官场有所作为的。渊明的曾祖陶侃也喜欢饮酒，但是，《晋书》本传载，“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曽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踰’”同书还记载了他另外两件为后人熟知和称道的事：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疎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逰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从这几个小的方面就可以看出，陶渊明官场的失意和他的曾祖陶侃的成功都绝不是偶然的，与他们各自的性格和才能都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陶渊明在官场上的不才和失意不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后人心目中人格的伟大，事实上还反衬出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试想，如果陶渊明毕生浮沉于官场，我们还能读到“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优美的诗句吗？而且正是由于他的归隐田园，长期地生活在田园山野之中，躬耕力作，才使他对田野和农民以及农村生活有超乎一般诗人的感情和体会，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歌领域——田园诗，他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他才成了伟大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是幸运的，他由此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们也是幸运的，由此才能欣赏到这么多优美的诗篇。

其实，陶渊明在官场上失意，是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古往今来，类似的情况可以说屡见不鲜。屈原、李白、杜甫、陆游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屈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终愤而投江而死；李白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明朝散发弄扁舟”去了；杜甫虽然一生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始终不受重用，到头来一身忧患，贫病交加，客死江上；陆游临死还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们都和陶渊明一样，在壮志难酬的矛盾和痛苦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怀抱理想，而且都才高八斗，同时都具有清高孤介的品性，不愿也不屑与阿谀逢迎、蝇营狗苟的小人同流合污。但是他们都缺乏一种关键的素质，就是能够在不丧失自己做人原则的情况下，在官场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用三国时刘邵《人物志》里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不具备 “中和之质”的“偏才”。 具备中和之质的人才具有能够协调好人事各个方面关系的能力，这正是做官的必备素质。

王瑶先生在论述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以及归隐后的心态时说：“他不愿与这些人为伍，对现实感到不满，但又无力反抗因之就逃避归隐了。这在他的思想上当然不能没有矛盾，而且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190页）官场上“心为形役”的生活和壮志难酬的苦闷让陶渊明感了到难以忍受的疲惫和厌倦，他不禁对恬淡闲适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产生了无比的向往，于是他终于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彻底地弃官归隐了。其实，这些都是比较表层想现象和原因，陶渊明的归隐是由他根本就不适合官场的性格，以及潜移默化在他心中的追求恬淡自适、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情结决定的。这种情结来自玄学思想的熏陶和他自己早年对老庄的喜爱。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作论述。今天，当我们吟诵他那脍炙人口的归去来辞时，既能感受到诗人家乡清幽美丽的自然风光，诗人对闲适自在充满亲情的田园生活的无比喜爱，又能察觉到诗人心中那一缕缕难以泯灭的隐痛——“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诗人反躬自问，但是却没有回答，因为答案不言自明：官场虽然险恶黑暗，屡次使自己失望和受到轻侮，但它毕竟是自己曾经寄于厚望的地方，毕竟是唯一可能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场所，就像对于一个让自己伤透了心的爱人，当最终与她决裂的时候，内心复杂的感情又如何能说得清楚？

那么，归隐后的陶渊明是否真的享受到了田园生活的乐趣，从此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了呢？事实并非如此。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一月，带着满腔的惆怅和终于下定了决心的释然，做了八十多天彭泽令的陶渊明回到了家乡，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最初的如释重负的感觉和还算不错的家境，确实让诗人体会到了田园生活的美好。在自己的田舍中，诗人不必迎上驭下，送往劳来；不必循规蹈矩，日理万机。总之，诗人不必再“心为形役”了，无拘无束的闲适生活让诗人自得其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这在诗人归隐后第二年所作的归园田居诗五首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但是接踵而至的天灾和人祸让诗人的生活迅速陷入了困境。义熙四年，诗人的房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一烧而空，“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家人不得不寄住在一条船上。“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风雨不避、食不果腹的困顿生活使诗人对传说中的古太平时代充满了向往：“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同上）从此以后，诗人距衣食无忧的生活越来越远。义熙七年，诗人移居南村，生活状况略人好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作于此年的《移居·其二 》中看出：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而且，诗中也表现了诗人躬耕自资的生活。应该说，归隐后的诗人确实是体验到了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美好的。但是好景不长。天灾人祸的频繁降临，使诗人的家境每况愈下，生活终于再次陷入困境，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乞食为生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无论诗人怎样地旷达和能守“固穷节”，这时候也不能不感到尴尬和难堪。而且诗人这时候还有一大家子人，七八张嘴嗷嗷待哺，一个人守节固穷，一大家人也不得不跟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无论如何是无法体会到田园生活的乐趣的。而且，随着老境渐至，诗人更加频繁地陷入对年轻时的壮志和经历的回忆：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 《拟古》其八

 回忆并没有给诗人带来多少愉快，反而使诗人更加感到孤独和人生的短暂：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其二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杂诗》其五

饥寒交迫，孤独多病，年华已逝，壮志难酬，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还有什么生趣可言！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

写完《挽歌诗》和《自祭文》后不久，诗人便告别了这个给他太多苦难的世界，溘然长逝。三百年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诗人吟唱着“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又一次以自己苦难的人生和辉煌的诗篇，印证了伟大的诗人就是苦难造就而成的这个宿命。不用说，这个人就是诗圣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