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是那条最美的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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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宏

人世间悲情的袭来，总是那么不速而至，总是那么肝肠寸断。

今天清晨，我正通宵伏案写作，思绪在云杉先生大作《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穿行，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殚精竭虑着。突然，二炮医院来了急促电话，传来令我眼前一黑的噩耗。

“母亲病危，正在抢救！”

正值天寒地冻的冬至。北京的清晨很冷，我的心也仿佛一下子掉到了冰窖里。当我打上车，却遇上了早班车的路堵，一步一挪。心急火燎赶到医院，竟刚好赶上了与母亲弥留之际的送别。早上9点03分，我慈爱的母亲，安详地合上眼睛，离开了这充满甘与苦的娑婆尘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母亲是一位老庄哲学的笃行者，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位像洛神一样美丽的女士，一位尽职的幼儿园教师，一位追求心灵自由的格律诗人。今天，她就这样匆匆走了，天伦之乐从此画上了冰冷的句号。再也看不见母亲那沧桑而富智慧的慈祥面容，再也听不见母亲那因牵挂疼惜而经常的唠叨，再也不能给母亲盛一碗饭汤尽一份孝心，再也不能陪母亲看一处风光享一回天伦。世上最宝贵最美好的人和事，总在猝不及防中，倏尔而逝，再也找不到鲜活的踪迹。如今，慈祥母亲驾鹤西去，与我阴阳两隔，空留无限叹惋与悲情。

泪，禁不住满面，湿透衣襟，点点滴落在电脑键盘上。一个个键盘组成的任何文字，都不能表达此间我心中的悲伤。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身体有些虚脱，仿佛键盘上写满了“母爱”两个字。母爱，那是心中最美的那条心河，从小到大，不断地浇灌滋润着我的生命成长，哺育着我的情感灵魂。

我的乳名叫“克洛夫”，这是凝聚着父母思想的一个符号。听起来有点苏式。在我出生时，中国正是山河一片红的峥嵘岁月。我的父母亲年轻时都接受并笃信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未来怀有很纯真的美好憧憬，故而分别给自己更名为“克宁”和“洛真”。当他们第一个儿子呱呱落地时，感到这个新生儿就是自己信仰与憧憬的结晶，于是给我取名“克洛夫”，意为“真（马列主义）与美（洛神）的结晶”。

我的童年生活简单快乐，像山涧清泉一样的纯真。我受母亲慈爱情操的熏陶，从小特别喜欢养各种小动物，种些花花草草，琢磨一些庄稼生长的道道。可是，我孩提时代的“小资情调”，没过多久就被残酷现实生活所“灭资”，自然灰飞烟灭了。往昔的红色岁月里，单调的衣着，单调的思想，单调的生活，单调的兴趣，哪容一个小孩拥有一片七彩的童趣天空呢？

记得1961年冬天，我刚念小学一年级，因父母下放，半年就失学了。县实验小学班主任邹老师很爱惜我，竟然跋山涉水，一路徒步90里，直追到我父母下放所在地大港公社，质问家长：“这么聪明好学的孩子，为什么不让读书？”我父母只有默默流泪，无语回复班主任。在那个时代，天下有多少无奈，更有多少的屈辱和悲剧，每天发生着。个体的人，已成为疯狂专制机器里的一枚枚螺丝钉。善良的父母，只能听任组织安排，任由命运颠簸，除此，还能抗争些什么？

我失学了。对一个爱学习的孩子而言，失学是多么大的无情打击。听不到朗朗读书声的我，一边带更年幼的弟妹，一边用心跟母亲用功自学，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母亲，成为我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启蒙老师。

1964年，我复学直接跳级，就读四年级。1966年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去游行。我在游行时鬼使神差，竟然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给喊反了一次，而被迫再次失学。1967年父母都响应号召去串连，我带着弟妹在一间空荡荡的小学校舍，经常被周围村子的年长孩子追打欺负，和他们打混仗，玩围城攻城的游戏。我还私下里养活了五条小花蛇和一只小白猪，成了那时自己的唯一生趣和乐趣。

1968年到1969年上半年，父亲遭到残酷迫害，全家几次险遭饿死。母亲用她单薄而坚毅的臂膀，保护着我们的家，用她的笑声、歌声和动听故事，滋养着我们兄妹四人幼小的心。

那时，我帮助母亲挨家给当地农民做短工餬口（吃三顿饭拿三眼米或1毛钱回家）供养弟妹或偶尔给人“补套鞋”（雨鞋）度日。平生第一次花自己的钱买了第一本书——《毛主席诗词注释》。这本书定价0.77元，相当于我八个工作日94个小时的劳动薪酬，不知自己当时怎么会舍得。由于不准缝纫（家用缝纫机被查封），不准开荒种地（因是非农业户口），又无钱购买“商品粮”（有粮票），我们全家人吃的经常是树皮、草根、糠粑和观音土，但是决不沿途乞讨。

一年冬天，我与五岁小妹路过一口干涸的池塘底部，竟发现一只大甲鱼藏在泥瓦里，结果从泥沼里一下找到了大小十二只，全家乐不可支，认为这是上天的特别眷顾，于是，还把几只小的拿到有水的池塘里放了。

一次，母亲特地告诉我：“如果我也被牵连，你要带好弟弟妹妹”。还把她从外婆那里学来的一些中草药知识教给我，如可以止血的夏旱莲、治蛇伤的半边莲等，说“以后可以用得上，给别人行行方便也好”。我一边学，一边忍不住眼泪直流。

那时，无论我们一家人漂泊流浪到何处，遇到周围人（包括亲朋好友）怎样的白眼和黑眼，每到傍晚总能听到母亲爽朗而优美的歌声。晚上，母亲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如《一朵小红花》、《阿凡提》、《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鲁班的故事》、《今古奇观》、《秋翁遇仙记》等，也给了少年的我最好、最美的心灵滋养。那真正是一段饥寒交迫但精神自由的难忘时光。

1969年下半年，经父亲好友帮助，落户到南边江家咀村劳动，解决全家糊口。我承担起和10分劳力一样劳动强度的劳动，如扛车水、打禾府、耕田等，却因为年纪小只能评最高的妇女工分标准，即7分/天。

一次在水库工地劳动，中间休息时，工地发放预防瘧疾的糖衣药丸，这是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我吃到嘴发现药是甜的，就问药怎么是甜的呢？农友就说，你傻子啊，里面是苦的。这回又是鬼使神差，我嘴里竟蹦出一个成语“糖衣炮弹”！于是立马受到批判，说这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晚上大队部组织开批斗大会，还找来四个四类分子陪斗。人们高呼“打倒克洛夫”，年仅15岁的我，不知自己一句话惹了一场批斗之祸，感觉很压抑，又很莫名其妙。幸好工地宣传队队长（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站出来说“我看克洛夫年纪还小，不是故意的”，喊了一阵口号后批斗会就结束了。

回到家里，看见母亲一声不吭站着。母亲已经闻知此事。半夜，母亲叫醒我，说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为了我的前途，也必须逃离这个南边江村（半年前正是这个村收留了我们）。在得到邻县大阿姨的邀请信后，我们全家趁着月色，连夜逃走到鄱阳县山里袁家堰村的姨父家。我们又恢复了自由、但全家饿肚子的生活。在那里，我跟姨父姚毛水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姨父经常给我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还有《马三借衣》、《桃园结义》之类颂扬人间友谊的历史典故和励志故事。

母亲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她心灵的善良、自信与坚强的意志。我儿时的记忆中，无论我们自己的生活如何拮据，只要遇到比我们更困难人，母亲必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仅剩的最后一碗饭拨出给他们一半；无论我们遭受怎样困苦和冷遇，只要还有一点喘气的空隙，她就会照样放歌，我从未听到母亲怨天尤人，更不会说半句脏话；当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善好起来，她总是不经意告诫我说：“钱这东西是好，可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足食裹腹助行就可以，简单、朴实的生活可以让人的精神超拔、健康而高尚。”

登山必极顶，这差不多成了我的一种行为定势。听母亲说，还在我一岁的时候，她一个人便带着我爬上了离都昌城十几里地的“龙望脑”山顶。当时她只有十九岁，登临绝顶，也许是一个青春梦想的精神演绎吧。我的极顶定势就在那时就形成了，长大以后只是日益巩固和不断印证而已。人从山脚攀至山顶的步步向上感觉，远非“一览众山小”所能概括的。倘若登山不极顶，不管什么理由，都将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内心懊丧。人生的坎坷历程，磨砺了自己不甘挫败的意志。我不想体验这种挫败情绪，所以我只有登临绝顶，别无选择。我们的意志和体力每经受住一次考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就又增强了一倍。

正是这种不断攀登直到绝顶的信念，使得自己在求知学问中，不敢懈怠，不甘庸俗。我在2007年出版了两本思想专辑，分别是《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扉页印上“良知、文明、共生”六个字，这三个思想理念的底蕴，就来源于我的母亲。

今天中国正在“良知、文明、共生”中实现伟大复兴。我更加坚信，我慈爱的母亲一定会在天国看到这个“中国梦”变成现实。

亲爱的母亲，安息吧。儿子知道，您朴实、乐观、高尚的一生，无时不在用生命诠释着洛神之美和信徒之善。您是天下无数母亲中极其普通而又伟大的一员，也是儿子终生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柱。您的慈爱，是儿子心中永远最美的心河。涓涓而来，潺潺而去，一路赤诚，一路温暖。

2010年12月22日冬至于天通苑开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