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已无《中央日报》

世上已无《中央日报》作者：祝华新
　　今天，2006年6月1日，世上已没有一张叫做《中央日报》的中文报纸了。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出完最后一期报纸，宣布休刊。
　　对于大陆年轻人来说，只是从历史回忆录和历史剧中，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张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张目的报纸。它污蔑红军为“赤匪”，直到流落台湾岛后还长期称呼大陆为“匪区”，并念念不忘“反共复国”。我们还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共产党人的《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及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扫荡报》经常展开舆论攻防战。亲近共产党的报童在大街上叫卖“《新华》《扫荡》《中央》”，大过口瘾。
　　半个多世纪过去，蓦然回首，这张当年“青面獠牙”的报纸，对于在大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来说，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中央日报》早年每天3大张12版，各版主要分工如下---
1版：要闻版
2版：次要闻版
3版：社会新闻版
4版：文化教育版
5版：国际新闻版
6版：国内经济政治及地方珍闻版
7版：台北市新闻版
8版：体育新闻版
9版：影艺新闻版
10版：《晨钟》副刊
11版：广告版
12版：《中央》副刊
　　《中央日报》出6大张24版时，后一叠12块版是“文教报”，它们是---
13版：文教要闻
14版：教育圈
15版：影视娱乐
16版：全民英语专刊
17版：杏坛芬芳录
18版：中央副刊
19版：中央副刊
20版：北市新闻
21版：广告版
22版：体育新闻
23版：广告版
24版：数位生活
　　《中央日报》出7张28版时，调整和增加的版面包括：《焦点新闻》、《热门话题》、《两岸经济》、《两岸三地》、《财经产业》、《全民论坛》等。
　　翻开近年的《中央日报》，在一些涉及两岸关系的新闻事件和热门话题上，它与大陆主流舆论已经相差不远：
　　连战首访大陆，《中央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相见不恨晚》，写道：从中国历史言，意味双方都同意汇入中华民族的脉流之中，使“一个中国”正式成为共同语言。
　　阿扁宣布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和“国家统一纲领”适用，《中央日报》次日发表社论，严辞警告：“台独”的选项是战争。
　　连战率领占台湾GDP约50%的企业老板，来北京参加经贸论坛，《中央日报》社论说：大陆愿意与台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我们除了祝福两岸经贸论坛顺利成功，更期盼民进党政府能尽快落实会议达成的共识。
　　可是，这份全世界现存最资深的中文报纸，曾经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社会动荡，作为一言九鼎的官方媒体也曾为此推波助澜，如今终于要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国民党旗下以《中央日报》命名的党营媒体，可以追溯到1927年3月的汉口，代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合的武汉国民政府。但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创办于上海，随即迁往蒋介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抗日战争时期，随国民政府一道颠沛流离到重庆;国民党兵败大陆后，1949年3月12日迁到台北，到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前，一直是岛内当局机关报。
　　全盛时期的《中央日报》，1949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党报体系;1949年后在台湾，拥有世界几十个地方的航空版，在香港、东南亚、日本、美国和西欧都有特派员和记者，与多个国家的通讯社签订了新闻交换协议。
　　5月31日，最后一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刊登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访谈，他表示：“我感到万分不舍，毕竟这是一份将近八十年历史的报纸，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以及时代意义，我对它有极深的情感。”
　　国民党在蒋介石南京掌权后，历经连年军阀混战，特别是8年抗日战争，《中央日报》都没有中断出版。这张曾经聚集了无数中国人爱和恨、依恋和憎恶的报纸，却在台湾走向社会多元化的和平年代寿终正寝。
是国民党没钱了吗?
　　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党营事业非常发达，在党国一体化的体制下，利用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创造出丰厚的垄断性利润。国民党经营的媒体包括“五中”，即《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国电视公司(中视)、中国广播公司(中广)、中央电影公司(中影)。
　　失去政权后，国民党的党产受到立法院的诘问和民进党政府的非难，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谈到《中央日报》的停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双手一摊，告诉记者：“国民党确实没钱了。”这个月，连国民党在台北的中央党部，都要从1949年以来盘踞的凯达格兰大道口、气派可与“总统府”媲美的地标式大楼迁出了。
　　在解除报禁后，《中央日报》从第一大报的地位一落千丈，发行滑坡，广告萎缩。截至2006年4月底，《中央日报》累积亏损已达8亿余元新台币(约合1.94亿港元)。目前总负债8100多万元，已经超过总资产4700多万元。资产净值是负数，筹款能力为零。仅今年头4个月，该报平均每月亏损844万元新台币(约合204万港元)。本来就背负沉重财务压力的国民党，已经无法继续补助党报。
　　如今《中央日报》虽然只有几十名员工，但维持报纸正常运转，国民党每年要补贴约9000万元新台币(约合2250万元人民币)，实在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如果出售《中央日报》呢，核算资产与负债，至多也就是1亿元新台币，仅仅相当于一年的办报经费。
　　到了这种地步，《中央日报》食之无味，却又不是弃之可惜，连鸡肋都不如了。
　　据说，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早已有意结束《中央日报》，但因为党内杂音而延迟。最近资金压力实在太大，高层在某次会议甚至脱口而出：“谁再有意见，叫他自己来买!”
　　然而，国民党真的穷到连党报都保不住，还是以马英九为首的新班底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想保留这份报纸呢?
　　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后，加速处理党产，有不菲的进项。仅从出售中视、中广、中影“三中”给中国时报集团这一笔交易中，国民党就拿到58亿元新台币。当然国民党还得清偿债务，支付裁撤党工的遣散费，应付像大陆WG那样如火如荼的竞选，但即便如此，如果高层铁了心要延续党报的香火，办报的经费总还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问题是，为什么要勉力维持一张注定要亏本的报纸呢?
是禁不住李登辉和阿扁打压吗?
　　《中央日报》作为台湾“正蓝”党报，自然会受到泛绿势力的压迫和排挤。李登辉执政12年，阿扁执政已有6年，18年来“风刀霜剑严相逼”，《中央日报》的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
　　李登辉1988年1月接任国民党主席后，以台湾“摩西”自负，野心勃勃地改造国民党政权，特别是党国一体化的体制。削弱《中央日报》的影响，是其中一步棋。李登辉多次呵斥这家党报说：
　　“连自己的党员都不看”;“销售量一天比一天差”。
　　民进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实现新闻自由作为口号。2000年阿扁通过民选上台后，以媒体非政党化为旗号，不仅取缔了行政权力给予原执政党报纸《中央日报》的种种优惠，如官方信息披露特权、公费订阅等，而且要求政党报纸发行退出政府部门、军队和学校。但是，市场化媒体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在这些特殊渠道订阅的优惠，市场化媒体从来锁定的是在零售报摊前自掏腰包的市民。因此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央日报》溃败的根本原因。
　　阿扁再猖狂，他也不敢、不可能使用行政手段取缔在野党的报纸。事实上，《中央日报》对民进党政府的杀伤力较弱，远不如民营电视台如以揭发民进党当局弊案著称的TVBS。
　　对于阿扁和民进党政府视为眼中钉的TVBS，新闻局开出罚单，并且以TVBS系100%外资为理由，扬言要撤照。此举在台湾社会和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也表达关切说：“美国对新闻自由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美国希望这样的新闻自由价值，在台湾能够继续被保障。”阿扁只好表示“任内不可能关掉任何一家电视台”;“媒体报道与评论，如有不实，也不是用政治力介入，而是要透过市场机制，由阅听者做最后判决。”
　　导致《中央日报》无力回天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得从台湾社会转型的大格局中去寻找和解读。
昔人已去 黄鹤楼空
　　1986年，76岁的蒋经国步入生命的黄昏。他的糖尿病已经发作，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虽然他在“行政院长”任内，主持台湾“十大建设”，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政治推手，使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使台湾岛上的中国人过上了比较富裕安康的日子。但他心底有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就是西方社会对台湾“戒严”的批评，以及岛内日趋高涨的民主呼声。垂暮之年的蒋经国，显然在考虑老蒋、小蒋父子要给历史最后留下些什么。
　　蒋经国让自己的英文秘书马英九研究“戒严”的英文含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马英九直言不讳地告诉蒋经国，Martial Law就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的意思，国际上当然对此持有恶感。不久，马英九至今还记得那是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媒体时，明确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听到蒋经国的这席话，在场的马英九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在蒋经国在去世前一年，台湾解除了实施半个多世纪的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小蒋只是没能亲眼见到“国会改革”。国民党威权政治，随着“二蒋”生命的消逝而宣告终结。
　　历史转折关头的大人物，都容易产生这种时不我待的情怀。小蒋向民间社会张开双臂，生前默认了反对党民进党的存在，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点燃了台湾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和躁动，恰恰没能及时改革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自身。结果，引爆了一场蒋经国身后埋葬了国民党政权的雪崩。
《中央日报》的政治特权
　　国民党改革的滞后，突出表现在党营媒体的僵化。在威权政治时代，《中央日报》扮演了政府忠实喉舌的角色。早在1928年，国民党做组织工作的高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提议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隶属于国民党□□部，同时各地设地方中央日报，建立一个完整的党报系统。《中央日报》的任务就是宣传“三民主义”，驳斥异端邪说，彰显政府施政成就。在台湾解除报禁之前，《中央日报》几十年如一日，先大陆、后台湾，曾经长期主宰了中国广袤国土上的“话语权”，对中国现代史上林林总总的大小事件发表过斩钉截铁的结论性看法，并且丝毫不容许自己的读者置疑。
　　这种思想舆论定于一尊的做法，使国民党受益匪浅。举凡国民政府的重大政策、重要人事安排、国民党理念宣扬等，都是透过中央日报发布、传递。从三十年代开始，《中央日报》几乎每期都要准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在公务之余浏览当天《中央日报》，成了蒋介石的一种习惯。重视《中央日报》，成了他统治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京，《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由国民党□□部长叶楚伧兼任。在台湾，《中央日报》负责人同时是国民党中常委。
　　既然《中央日报》对实施威权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国民党自然会对党报给予种种优惠。党营媒体的政治地位很高，办报经费充足，党政信息优先向党营媒体发布，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都有义务也有权用公费订阅《中央日报》。发行不愁，广告收入自然也有了保障。所以，《中央日报》读者面虽然在大陆时期比不上民营报纸《申报》、《大公报》，在台湾时期比不上民营色彩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但绝对算得上一张实力雄厚、收入稳定的大报。
　　报纸的赢利模式有发行收入为主和广告收入为主两种。《中央日报》属于前一种。由于《中央日报》官方色彩浓厚，其广告价值与发行量极不相称，估计其发行收入会远远超过广告收入。千万不要小看了公费订阅，它成了《中央日报》的生命线。因此，当威权庇护、公费订阅的体制开始瓦解时，《中央日报》从地位到经营立刻土崩瓦解。有道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解除报禁前《联合报》、《中国时报》这样的民营色彩的报纸，其实也具有官方背景，《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都名列国民党中常委。与《中央日报》不同的是，它们注重市场化办报，力戒官腔，偏向民间立场，适应市民口味。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市民社会获得大发展。市民亲睐市场化的媒体，开始厌烦官味十足的宣传。《联合报》《中国时报》与时俱进，发行量均接近150万份，在解除报禁后仍然保住了市场，为泛蓝势力在舆论上抵抗绿色当局提供了可能。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央日报》自恃特殊，不屑得向市场化媒体转型。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吹鼓手忽然脱下长袍马褂，混同于“披头士”、“超女”一般入时打扮。
台湾媒体生态的历史变局
　　解除报禁后，台湾忽然置身于一个舆论多元化的时代。
　　1988年，亲绿的《自由时报》创刊，不惜重金抢占市场，迅速取代《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联合报》成为台湾新的“三大报”。
　　2003年5月2日，印着一颗鲜红苹果的报纸登陆台湾岛，香港壹传媒集团的《苹果日报》点燃了一场血淋淋的报纸淘汰战。台湾出现“一大报(《苹果日报》)三小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的报业格局，《中央日报》的市场更被压缩殆尽。
　　1994年1月，台湾“新闻局”同意向党外开放无线电视频道。1997年，以民进党籍“立委”蔡同荣为首的民视获准开播，号称台湾第一家民营无线电视台。
　　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陈水扁在竞选手册中承诺“当选”后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政党轮替后，泛蓝阵营为牵制民进党执政当局，对党政军退出媒体事态度也转趋积极。2003年12月，在国民党、亲民党泛蓝势力的努力下，“广电三法”在“立法院”顺利过关。该法案明定台湾当局、政党不得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已有投资者须在该法修正施行日起两年内改正。
　　2005年12月26日，是该法案规定的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的最后期限。国民党如期退出党营的“中视”“中广”“中影”。民进党执政当局控制的台视、华视，因为“公股释股条例”尚未在“立法院”通过，没有如期释出官股，但两家电视台倾向绿色的经营班子“集体请辞“。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新闻局”从大陆到台湾，对媒体内容和媒体存亡握有生杀大权。2005年底，为彻底免除执政当局对岛内电子媒体的打压，台湾“立法院”通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组织法”，将台当局对电子媒体的生杀大权从“新闻局”移交给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NCC”成立之后，电视台、手机、固定电话、3G产业营业执照的审核颁发，权力从“新闻局”移交给“NCC”执掌。台当局“新闻局广电处”成为历史。2006年3月1日，NCC正式挂牌成立，第一时间通过“委员行为自律规范”，规定NCC委员于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活动;所掌管事务有关的言行，不得有偏颇特定政党或通讯传播事业，严守客观、中立和专业立场。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认为：“NCC法案”的通过，象征台湾的新闻自由、媒体发展进入了新纪元。这样一个“新纪元”今后既是对执政当局的强力制约，对新闻自由的强力保护，同时也是对媒体依赖行政权力庇护和包养的传统体制的釜底抽薪。可惜对“过去的好时光”充满怀念和失落的《中央日报》的报人，并不像它的党主席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时代的尾巴，与主流民意的隔膜
　　当台湾社会进入社会多元化、舆论自由化、媒体市场化的时代时，《中央日报》却浑然不觉，难改官报居高临下、报喜不报忧的顽固习性。台湾社会激烈政治转型期，对国民党当局专制作风、“黑金”政治的批评在各新闻媒体中不绝于耳，《中央日报》却不可能有丝毫反映。这个骨子里对自己的读者仍在以“中央”自居的报纸，与台湾主流民意隔膜太深、反差太大，自然要被多数读者所抛弃。
　　大陆网友“田水月”在著名“强国论坛”BBS上发帖，隔岸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央日报》丧失读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国民党的下台，而是《中央日报》过多的作为国民党的传声筒、发言人、辩解者，缺少了作为媒体的监督性、公正性、客观性。
　　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议政运动”把《中央日报》和中央社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八九十年代，台湾民间出现对国民党的党营媒体“拒听拒收拒看运动”，对党营媒体的厌恶在年轻一代中蔓延。
　　《中央日报》发行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50万份，解除报禁后迅速掉到10万份左右，最近几年进一步沦落到3万份。这剩下的3万份，也是用党费订阅的。上个世纪90年代后，只剩下公营机构、政府机关、军队等地还可以看《中央日报》，一般小报摊已很难见到。
　　台湾记者宋沁玲对《中央日报》的模糊印象是：
　　蛮八股的，字呀、排版呀，都方方正正、直直挺挺。”她上次读这份报纸还是“10年前的事情”。
　　《中国时报》副主编夏珍说：自己从业20年，对《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中央日报》末代总编江伟硕承认：
　　言论的蓬勃，对《中央日报》来说，很难适应。
　　有包袱，受限制，很难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办报纸，竞争力就受影响了……我们也知道，必须要改变，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就像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一样，要转个身都很慢了。
　　《中央日报》一名资深员工抱怨说：
　　国民党中央经常把报社董事长与社长的职务当成政治酬庸，报纸的领导不懂市场也不懂媒体，报纸便更无生天。
　　一位要求匿名的国民党中常委对记者坦言：
　　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报纸，对谁都不会有宣传上的影响力。
　　其实，不仅是国民党正蓝的机关报面临困境，具有“台独”色彩的《台湾日报》，2005年曾经有3个月发不出薪水。泛绿阵营人士大声疾呼：“请大家发挥选战式的热情，奔走相告订阅《台湾日报》!请厂商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然而，这份政治性过强的绿色报纸日子财政状况依然窘迫。
　　更何况，在电子媒体包括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下，台湾纸媒竞争惨烈，“尸横遍野”。2005年11月，台湾拥有17年历史的《中时晚报》黯然停刊，就是台湾纸媒市场困境的最新例证。
　　2006年5月31日，在《中央日报》最后出刊的这一天，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盛治仁松了一口气，感叹说：
　　《中央日报》是过去的时代的尾巴，现在终于被切除了。
　　这位有历史感的教授想买一份最后的《中央日报》收藏，却未能如愿，因为教授所在的社区已经五六年见不到这样一份报纸了。
“小马哥”的胆识
　　《中央日报》最后一天的报纸，用五大版的篇幅，访谈了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以及台湾各党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民进党立委、台联秘书长和台湾当局的新闻局长，偏偏只字未提国民党现任主席马英九。
　　站在《中央日报》员工的立场上，对拍板决定报纸停刊的马英九心存怨怼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说马英九对自己的党报没有感情，肯定不对，当初他步入政坛，与《中央日报》有很大渊源。
　　1978年6月，《中央日报》连续3天转载在美国留学的马英九倡言“保钓”的文章，引起蒋经国的注意。蒋经国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热情，吩咐秘书室主任，查证作者为何方人士。3年后，马英九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立即被安排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蒋经国力排众议，在国民党讲究论资排辈的体制下，破格提拔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成为国民党内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5年，56岁的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要改革这个几乎比他的年龄大一倍的政党(111岁)，马英九面临重重难关和陷阱：黑金腐败，大老政治、派系，密室政治，党产……马英九不肯同流合污，只是以一个法学博士的清明理性，坚持用宪政和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来应对，有时从容，有时狼狈，有时人心所向，有时茕茕孑立。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党产和党营媒体的态度上。连战这样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对党产如与“总统府”遥遥相对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对党营媒体如《中央日报》，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认为它们都是国民党的精神堡垒，怎能轻易言弃?连战做党主席的时候，把《中央日报》定位为国民党唯一的机关报，不轻言裁撤。卸任后，连战据说也曾私下力劝马英九不要卖《中央日报》。泛蓝大老透露，连战不止一次私下感叹：“党再怎么穷，也应保住中央日报!”
　　而在马英九看来，党营媒体和那些不恰当获得的党产一样，是包袱，是负债。既是加大国民党财政压力的经济负债，也是违背现代社会多元化舆论和媒体自由化的文化负债。坚持党政军退出媒体，原本就是他参选党主席的政见之一，执掌国民党后更加坚持“党营媒体全部不留”，并把它视为落实党务改造的指标之一。如果党营媒体一时找不到适当买主，不惜停刊、清算、遣散员工，最迟在2008年前一定要处理掉!
　　马英九果断决定出售“中广”、“中视”、“中影”，停办《中央日报》，既是为了符合“立法院”通过的“广电法”和“有线电视法”修正案中有关“政党不得经营媒体、主要党工不得担任媒体负责人”的规定，也是考虑到现阶段党营媒体即使不出售，也不可能成为完全体现国民党意志的宣传阵地，必须朝着做一个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客观公正媒体”转变，让没有政治色彩的专业媒体团队来经营，才能有高价值回报和发展前景。
　　在《中央日报》决定停刊前，该报创始人陈立夫的儿媳表态，愿意买下《中央日报》。国民党高层对于买主开出2个条件：
　　---继续《中央日报》一向拥护国民党的理念;
　　---熟悉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对于陈立夫亲人有意接办，国民党高层反问，对方确实有热诚，但他们对于《中央日报》相关人力、设备、资金需求，究竟了解多少?尤其媒体生态复杂，绝非凭热情就能搞定。
　　陈立夫的儿媳当然符合前一个条件，但她想买《中央日报》只是希望以此“告慰(陈立夫)在天之灵”“《中央日报》就像是被国民党弃养的孩子。国民党不要的，陈家要。”这是一种非媒体理性、非经济理性的行为，国民党高层予以婉拒正符合马英九的新闻理念。
　　台湾时事观察家胡一渊在《国际先驱导报》上撰文指出：
　　(国民党)有必要重新调整其宣传模式---从简单依靠行政资源发展到真正借助公意进行传播。如果说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看《中央日报》、听“中央社”新闻长大，那么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在奇摩、雅虎上游荡的状态，已经迫使宣传环境和宣传政策面临必要的改革。
那些与《中央日报》荣辱与共的人们
　　《中央日报》铭记着一代国民党报人的耻辱与光荣。在大陆，在解除戒严前的台湾，它多次扮演了钳制舆论、愚民统治的帮凶角色，不仅辱骂大陆的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台湾民间民主力量，污蔑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而且也经常压制国民党内的改革呼声。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日报》面对国难当头，却忠实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请愿学生气愤不过，在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同时，也发生过捣毁《中央日报》社的过激行动。
　　国民党对党报的政治控制异常严格，绝不许异己分子混进报社。任凭地下党神出鬼没、本领通天，直到国民党溃逃台湾前，《中央日报》内只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中，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借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300周年，抨击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内部已腐败不堪”，暗骂重庆蒋介石政府。《新华日报》如获至宝，进行连载。而《中央日报》急不可耐地发表社论《纠正一种错误思想》，批判郭沫若。
　　对于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中央日报》嫌它的立场经常与“政府”作对，说它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共产党则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
　　从陶希圣可以看出《中央日报》报人在历史上角色的尴尬。陶希圣在大陆和台湾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董事长，官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常委。因为1942年代蒋介石撰写独裁凶态毕露《中国之命运》，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其实，他曾经是北大教授，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被誉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五卅惨案”时还做过上海学联的法律顾问，参加过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抗议宣言。可惜，弃笔从文后，甘心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文胆”，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
　　然而，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央日报》作为大陆和台湾主要官方媒体，毕竟负载了好几代传媒人的不懈追求和艰苦努力。
　　它的记者队伍阵容强大，经常成为其他媒体“挖角”的对象。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中央日报》记者慷慨赴死，在记录报道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壮烈行动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新闻界的热血和良知。《中央日报》发布的战事主题号外，往往是民众争相收集的物品。
　　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很多人知道《大公报》记者、后来的著名作家萧乾，其实当时同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有《中央日报》的3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社”和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记者。他们穿着与美国军人同样的军帽、制服和臂章，享受上尉待遇，区别只是胸前佩戴绣有英文“战地记者”字样的胸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谋士陈布雷点将的《中央日报》记者毛树清。他与“中央社”同仁一道(没有萧乾，因为国民党政府对民营报纸另眼相看)，乘着吉普车，跟随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向柏林进军;还有不少报道是他随空军出击时在空中采写的。前线新闻电传回中国，名震一时，被国内读者争相传阅。
　　在欧洲，毛树清与同仁采访了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陆曾与曹汝霖一道奉袁世凯之命与日本谈判并接受《二十一条》，1919年出任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在举国声讨声中，陆徵祥诀别政界，入比利时圣安德修道院。这也是他第一次对记者不回避《二十一条》这件事。陆徵祥说：
　　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咎，因此，从不愿意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中央日报》就是以这样的独家报道，记述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扬眉吐气、百感交集。
　　毛树清晚年定居美国，依然关心祖国统一，1990年回到家乡浙江桐乡访问。毛树清代表了《中央日报》的另一面。
　　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批准随军采访的500名记者中，中文媒体仅4家，新华社、凤凰卫视，还有《中央日报》、《苹果日报》。《中央日报》的国际报道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在国民党政权下媒体和舆论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中央日报》聚集了不少文化精英。从大陆到台湾，它的艺文版都曾相当出色。
　　---孙伏园，鲁迅的朋友，《中央日报》编辑。蒋介石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因为发表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呼应了公众对昏庸政府的愤怒，被撤消编辑职务。
　　---赵浩生，后来以旅美新闻人士知名，上世纪40年代是《中央日报》“名记”，在重庆采访了国共双方的诸多重要人物。
　　---高阳，《中央日报》特约主笔，史学功底深厚，以“野翰林”自道，历史小说大家，在海峡两岸以胡雪岩三部曲闻名。
　　---余光中，《中央日报》副刊的活跃作家。曾经露骨地反共，咒骂台湾乡土文学，可又在1971年44岁时写出感人肺腑的《乡愁》，深情缅怀阔别二十多年的大陆，在海峡两岸传诵：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就是威权政治下媒体和文化的复杂性，罂栗和美丽缠绕，鲜花和牛粪依存。《中央日报》每隔3个月或半年，将发表在副刊上的散文集、小说、政论集结成册出版，令台湾的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中央日报》的社论，一度是台湾从公务员到中小学生的“作文模板”。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由分说在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大陆的“样板戏”，今天的过来人明明知道它的人物形象“高大全”多么刻板和虚假，还夹杂着江青的“狼奶”喂养，每次听来却依然有那么几分亲切。这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不幸?
“转型重生”为时已晚
　　2006年5月30日下午，《中央日报》社编辑完最后一期报纸，仅存的70名员工举行了一场“惜别会”。然后，在离别感伤的气氛中，报社董事长、社长在大厅与员工殷殷话别，许多人含泪握手。晚间，总编辑与编辑部同仁人手一烛，共度烛光之夜，希望“长夜将尽，光明很快到来”，期盼《中央日报》“转型重生、延续香火”
　　其实，在长达79年的历史上，《中央日报》早就有过一些机会“转型重生”。可惜的是，不少大胆的改革尝试都逃不脱半途而废的命运。此刻，更有资格站在中央日报社大厅里感伤悲痛的，是历史上那些企图为《中央日报》、为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为国家和民族探索改革、兴利除弊的人们。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智慧，早已随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一部中国现代史的茫茫长夜中。
　　比如复旦大学高才生程沧波，办过民营报纸《时事新报》，1932年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推荐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没有人怀疑他对国民党的忠诚。陈独秀被捕后，在法庭上的自辩和章士钊大律师的辩护，都坚持无罪，理由是“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程沧波社长亲自在《中央日报》上两次发表署名文章，进行批驳，程沧波因此在国民党内声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程，说“为之喜而不寐”。
　　然而，熟悉新闻规律的程沧波清醒地意识到，《中央日报》过强的党国色彩对争取社会舆论不利，下决心推动中央机关报的民间化、平民化。与叶楚伧执掌时期不同，程沧波到任后，报社有了独立的法人代表，实行报社会计独立制，报纸强调了营业性，报社管辖权和人事权也有了一定松动。1932年5月8日他在《敬告读者》的社论□□称：
　　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
　　按照“两个喉舌”的理念，要求增加有关百姓生活和揭露某些贪官污吏的报道，避免面孔严肃的说教和斥责、武断、形同骂街的文字，代之以“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的内容。
　　程沧波后来回忆说，他在《中央日报》的追求是：
　　不是盛气凌人、或是借政治势力对其他方面压迫，而是以极礼貌亲和的方式与全国思想界周旋;用盛情与友谊对全国舆论界联系。
　　《中央日报》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党报的戒备心理，在报摊上赢得了回报，发行量虽不及民营报纸，但保持在3万份左右。除了正报，还增出了《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
　　程沧波就是1937年7月为蒋介石起草庐山抗日演讲的大笔杆子，历史记住了那段脍炙人口的宣言：“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历史同样记住了程沧波对国民党机关报的改革设想，这些想法七十多年后也不落伍，七十多年后也难以真正实行，让人可敬复可叹。
　　更有资格在中央日报大厅里扼腕叹息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社长马星野。1946年6月，马星野力主南京《中央日报》停领中央办报经费，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上自给自足。报社资本总额从实行企业化经营前仅7亿元，迅速增长到16.8亿元。
　　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出身的马星野，招募了一批得意门生进入《中央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都只有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敢想敢干，为报社注入了生机。副总编辑陆铿1947年7月29日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扬子公司、孚中公司非法套取国家外汇，在国民党高层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成为香港著名报人的陆铿回忆说：当时的《中央日报》企图采取“先日报、再中央”的办报方针，因得罪国民党权贵，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改回“先中央、再日报”，终于死心塌地或者虽不甘心也无可奈何的变成一张高度“中央”的报纸，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
　　1947年下半年，陆铿等人目睹国民党腐败积重难返，《中央日报》重振雄风已无可能，给他们的老师兼备上司马星野递交辞职信。马星野大吃一惊，赶紧请国民党□□部副部长兼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3人，还抬出陈布雷的招牌，劝导他们打消辞意，信中有一句话：
　　站在一起，吾人方能生存。
　　年轻气盛的陆铿执笔回复时，不假思索地回应了一句：
　　站在一起，吾人同归于尽。
　　此刻，有资格与列位报业先贤一起站在《中央日报》大厅的，还可以加上台湾时期的社长曹圣芬。他曾延续程沧波的思路提出：《中央日报》的目标，不仅是作一党的喉舌，更是全社会的公器。曹圣芬同时认为，要把新闻事业视为积极的文化事业来经营。要盈利，就要推动其他文化活动的发展。
　　在这个令人感伤的烛光之夜，也许还有一些与《中央日报》擦肩而过的人，曾经雄健豪迈的魂魄会来这个大厅游荡。
　　储安平，曾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文笔犀利，敢说敢言，终因与党报体制不合而游离出来，后来主办《观察》杂志，成为体制外知识分子抨击国民党专制的代表性媒体。解放后他还想在《光明日报》再显身手，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WG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异数，彗星般消失了。
　　殷海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1946年任《中央日报》主笔，凭借对国民党的一腔忠诚，写出一批热血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赶快收拾人心》等，猛烈抨击国民党内豪门贵族，受到蒋介石申斥。殷海光痛感党人“至死不悟”，不能跟着“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遂从《中央日报》流失。后来成为民间《自由中国》杂志的灵魂人物，呼唤民主科学，反对愚民政策，同时也被《中央日报》的御用文人骂为“文化暴徒”，搞“知识诈欺”。
　　那个目高于顶的李敖说：
　　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从大陆到台湾，79年间，一拨又一拨这样的蛟龙，还有更多活泼乱跳的小虾米，都没能继续被《中央日报》所吸纳。任何报纸改革的大胆设想、鲜活创意，都被僵滞的党报体制的“黑洞”悄然消融于无形。这张陈年老报，连同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终于一次次失去了“转型重生”的机会。到了2006年，甚至有台湾媒体断言，《中央日报》“较有价值的只剩下档案、历史资料等文化资产”。
　　《中央日报》的停刊，在台北荣民村的老军人、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老党员中，掀起不小的感情波澜，毕竟这张报纸伴随着他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在停刊前一个星期，报社每天都能接到超过150个电话，以中老年为主，要求放弃停刊计划。读者自发给报社捐款，几天之内捐款总额达到200万元新台币(折合50万元人民币)。报社停刊后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新任董事长表示，可能改出网络报，也可能转型为台商报并争取进入大陆发行。但无论如何转型，肯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张《中央日报》了，也不可能再延续过去79年间《中央日报》所有梦幻般的耻辱和荣光。
　　更多的台湾人注意到TVBS电视台的一个镜头，2006年5月31日，台北街头，人流如织，即便是最后一期有收藏价值的《中央日报》，摆放在报摊上，也根本无人问津。

读抗战时期的“中央日报”有感
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64&ID=3140125当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是这样进行舆论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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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选舞：我的一九四九与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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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国民党报《中央日报》新闻第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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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沒錢 中央日報要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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