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母爱最深切的解读：母爱的失落

　　第一章 悲伤的季节

          悲痛需要时间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住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在一座12层的红砖楼办公，那里以前是一个旅馆，据说汉克·威廉姆斯(hankwilliams)和艾丽丝·库帕(alicecooper)的大蟒蛇去世前的几个晚上都是在这儿度过的。这栋楼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紧挨着一栋已经被送进监狱的臭名昭著的布彻兄弟建造的大厦。大厦是高科技设计的，但多数办公室都空着，楼体几乎全是玻璃。把我办公的地方说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在布彻大楼前有一个交通信号灯，还有一条人行道，每天我都从那里穿过欢乐大道。那年我就要24岁了，那片街区有种叛逆的历史，也不知道那个秋天我经历的事情和那个有没有关系。那年根本就不是我的幸运年。那年5月我深爱的男友突然和我提出分手，我的世界立即颠倒了。于是我就通过同另一个男孩频频约会来安慰自己，但其后来醒悟我并不爱他并在夏末离开了我。两周后，我又卷入一场酒吧混战，害得自己躺在急救室里，嘴唇裂了，脑袋上被砸了个高尔夫球大的包。可以说，我的生活有点失控。那时我住在一间小小的白色房子里，就要付不起房租了，满脑子就剩下逃避的念头。邻居都当我是高中毕业生、和平队员、俄勒冈中心的一个素食协会的会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我怕自己会不停地和朋友唠叨诉苦，就深居简出，经常向不会表态的小猫征求意见。如果感到孤独，我就在傍晚溜出去到街对面采野花，与邻居的山羊和绵羊玩儿。这日子听起来像隐居田园，实际上我很害怕。除了我自己，没人来照顾我，而且对工作我也觉得力不从心。10月中旬，我每天早上很晚才去上班，中午午餐休息两个小时，每天要穿过欢乐大街好几趟。在一个特别的下午，我从邮局回来，走在人行道的中间，抬头望了望天，正好有一片乌云飘过，我看见正午的阳光从布彻大楼的玻璃楼面反射回来。或者我能不能说感觉像是弹回来?就好像一只46号大的工作靴一脚踢在肚子上，胃部痉挛，无法呼吸。信号灯变为绿灯，汽车开始鸣笛，几辆车开过我的身旁，还有人摇下车窗，冲我大喊:哎!你!不要命了?我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那时我站在那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想要母亲!我想要母亲!现在我想要母亲。

　　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自从7年前母亲去世，我从不允许自己想念她。相反，我一直说服自己不再需要母爱了。虽然因丧母而过早获得自由和独立很不幸，但是这些也是值得我珍惜的财富。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通常不是太过年轻就是太过天真。24岁的我认为自己已经驶离了所谓的悲伤五步骤--那是母亲躺在太平间时一位社会工作者塞给我的小册子上罗列的--自我否定、愤怒、博弈、崩溃、接受。那时这五个步骤听上去简单极了，就是对常规生命直白的五个反应步骤。母亲去世前的那个晚上，我很崩溃，不停地祷告，我祈求上帝或是任何存在的神灵能接受我的简单交易。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死亡，但是那天晚上我恳求代替母亲在睡梦中死去。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更需要她。但是清晨的阳光告诉我奇迹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次尝试将我定位于博弈这个阶段，这使得我有了些许安慰。在悲痛的情感标尺中，我已经位于中点了。7年后，每次提起母亲我都不会再哭了。当有人听到我母亲已经去世而说我很抱歉时，我会回应恭敬的微笑，毫不反感地点点头。时间治愈伤痛的魔法已经奏效。每个人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于是我证明自己没有母亲也能生存下去。我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也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了胜利。一直到那天站在人行道的中央，我很困惑，那种自豪感没有了，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以下是那以后我对悲伤的理解:悲伤不是线性的，是不可预测的，它是平复和自我控制。有人严重误导了我们，暗示我们悲伤有着明确的开端、中期和结尾。那是虚构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悲伤是循环往复的，与四季和月亮阴晴圆缺是一样的。没有人能比女人更了解悲伤，因为女人的大半生都要经历生理上的月周期。了解悲伤有机节奏的作家也用季节隐喻来形容悲伤的过程--由悲痛的低谷走向重生的巅峰，然后又回到起点。悲恸的历程和任何循环一样:周而复始，只是每个循环的步骤稍有不同，但是基调却是相同的。一位失去母亲的女儿的确在情感上要经历自我否定、愤怒、困惑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但是新的发展任务会不断地再次唤醒她对母亲的渴求，使其对悲恸的反应不断重复、循环。比如说一个13岁的女儿遭遇母亲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最初的打击和震惊后，她会竭力做到战胜悲痛。但是5年后，当她高中毕业时，会发现自己痛苦地思念母亲，再一次伤心欲绝。在这之后的不同成长阶段，她都会重新回归到悲痛者的位置--筹划婚礼时、生育第一个孩子时、被诊断身患重病时，或是到达母亲去世的年龄时。在这个女儿生命的每一个里程碑，她都要在没有母亲支持的情况下迎接自己害怕面对的新挑战，但是当她成功的时候，母亲却不在那里。女儿原有的失落和被抛弃的感觉就卷土重来，并就此往复。

　　我们通常很没有耐心，总是习惯于很快满足所有需要，但是悲伤需要顺从时间的力量。希望悲伤是稍纵即逝、可预测的过程的想法使得我们过于病态化这个过程，把正常的反应看做异常痛苦的标志。要是一位妇女每年圣诞节都因为思念母亲而哭泣，我们就认为她无法走出过去，即便所有人都希望她的人生能按计划不断推进。数数看身边有多少朋友和同事希望我们能在6个月之内战胜悲伤，就如那些书上所宣称的神奇6个月之限?而我们自己又有多少人希望如此呢?夏天人们还不断提起母亲去世的事情，到了秋天就少有人再提及，而冬天下雪时就都缄口不提了。那时我就责备自己:已经6个月了，继续自己的生活吧。一切该过去了，我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但是将同母亲朝夕相处的15年或20年用几个月的时间消失殆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将一个生命带到人世间要9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会用更短的时间忘记一个鲜活的生命呢?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悲伤来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是否有能力悼念至亲的死亡，心理学家已经争论多年了。成年人有多种感情倾诉的渠道--配偶、情人、孩子、密友以及他们自己;但是孩子们却都典型地将感情指向一位家长或是双亲。当一个女儿说母亲的早逝彻底掀翻了我身下的保护毯，她的说法毫不夸张。接受至亲的死亡需要多数小孩子所不具有的能力因素:对死亡的全权理解;探讨他们感情的语言和鼓励;能否意识到这种剧痛不会永远持续;将对逝去家长的情感依赖在和其他人发展亲密关系之前转嫁到自己的身上。这些能力的发展和积累是随着儿童成长才能获得的，就像一列火车在每一站都承载一位新乘客，但是到某位家长逝去的时候，车上只剩下几个人了。但这并不是说儿童没有能力悼念家长。只是他们的悼念方式与成人大不相同。他们悼念的过程非常漫长，随着他们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成熟，甚至延续至整个发展过程。一名5岁的儿童也许认为死亡就是睡着了;在其11岁时，才会最终明白母亲去世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于是她不得不应对失去母亲的悲痛，并为这新的觉醒而愤怒，虽然这时距离真正失去母亲已经6年了。珍妮弗今年20岁，她4岁的时候母亲自杀了。她知道母亲死亡这件事，但是无法理解其深层的含义。一直等到其认知上能够、情感上准备好了，她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母亲是在车库里自杀的，一氧化碳中毒。她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是汽车漏油导致了她的死亡。这很荒谬，但这的确是我脑子里猜想的故事。多年以后，直到我上了初中，我才意识到她是自杀。当时我正和别人说起这件事，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想:这真是太愚蠢了。怎么可能是漏油呢?母亲去世10年后，珍妮弗才刚刚开始新一轮的悲伤，因为她说自己还在努力疗伤。

　　成人通常是在失去之后马上开始悲伤，而孩子则是一点一滴地悼念，在被长时间地显著忽视之后，整个过程被一段段的愤怒和伤心分隔开来。成年人常常误解孩子这段时期的需要而封锁悲伤，认为他们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即使事实上孩子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随着时光流逝，孩子无法忍受严重的情感痛苦，尤其是无法从他们信任的成人那里得到支持。与公开地表示悲痛相反，孩子通常是通过玩耍说明内心的想法。刚从母亲葬礼上回来的女孩也许直接就奔向自己的玩具箱，好像对白天发生的事情表现得无动于衷，但是她的玩耍却可能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她将四块积木排成一排，而另一块却在稍远的地方单独摆放，她可能是在演示自己失去至亲的经历。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巴尔·哈瑞斯童年分离与失去父母研究中心的治疗专家发现，孩子的悲痛反应是受活着的父亲或母亲行为的直接影响的。如果活着的父亲或是母亲的康复过程很缓慢，比如异常消沉，或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或是面对杂乱无章的事情而身心疲惫，那么孩子接受失去亲人的事实就更困难。南·伯恩鲍姆(nanbirnbaum)说。她是社会科学硕士，在巴尔·哈瑞斯中心为失去亲人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咨询。我们注意到如果孩子身边的家长能很好地应对亲人死亡，那么孩子通常是在亲人事实死亡后的6～9个月时开始感知丧亲之痛的，他们需要安全和心理保障才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痛苦。孩子身边的家长必须在孩子们能够放松、感觉能安全地伤心之前就重拾生活的碎片，将一切打理得舒适些。有时有的家长做好这些铺垫需要一年之久，那么孩子就不会马上为失去亲人而悲痛，而是在一年半后爆发强烈的反应情绪。研究人员发现失去亲人的孩子能继续茁壮成长需要两个条件:有稳定的、健在的家长或是其他能迎合其感情需求的关爱者，以及释放情感的机会。单单心理关爱是不够的。能表达自己悲伤的孩子以及在自身环境内能够感觉安全的孩子最有可能消融丧亲之痛并避免日后更为严重的痛苦。但是这个孩子还是会继续面临困难--无法停止悲痛的父亲、嫌弃她的继母、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些都能随时中断她的安全感，把她打回原处。青少年，由于有和同龄人的密切交往以及抽象思维的能力，能从母亲去世了直接跳跃到我的生活还将继续--这和成年人悼念的步骤相似，但是他们的经验还是受自身发展的局限。有的专家认为青春期自身就是一种悼念的类型--为失去的童年、为过去的全能偶像、为保护型的父母--认为直到十几岁或20岁出头才能完成这种悼念过程，我们才不会突然地为失去某个深爱的人而伤心。青春期由于其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也许是我们学会放手的准备过程。

　　在青春期失去母亲的女性通常会说自己从那时起丧失了哭泣的能力，甚或若干个月后或若干年后都无法恢复。在其成年后回忆并讨论母亲的逝去时，哭泣能力的丧失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过去的污点，是自我指责的要点: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到底有什么问题?34岁的桑迪的母亲在20年前患癌症去世，她仍然记得自己那时候的困惑。在葬礼上从来不哭。她说，14岁时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很伤心。我是说，我记得从葬礼接待室回来的路上我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就是闲待着--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的，我不想站着，好像这事令我很心烦。我不知道如何去伪装。那儿有好多林地，我下车独自坐在一个原木桩上，伤心地大哭，但不是在葬礼上。作为对重创的回应，年纪稍大的孩子和青少年不会像成人那样纵情哭泣。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对自己潜在的情感回应的强度感到恐惧。几岁的小孩可能会冲动地大哭，不考虑爆发是否会结束;而十几岁的孩子也许会认为她会失去，从而认为悼念是一种威胁。社会福利学硕士丽塔·洛夫(ritalove)在伊利诺伊州爱文斯顿的西北大学对学生中的丧亲群体进行调查，和被调查者第一次会面时，她会给出一份表格，列出和这个群体相关的期望和焦虑。通常，他们最初的恐惧是害怕自己会在情感上永远失去亲人。她说，他们害怕自己来到这里会哭泣，然后大概有10%的人会走出门，回到自己的宿舍或是班级。他们害怕由于自己过于伤心而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那种情况基本上从未发生过。6个学期以后，我重新发给他们一样的调查问卷，他们都说的确很害怕，而且从未停止过。如果失去亲人恰好出现在一个女孩正和家庭抗争、征求独立的时候，她也许会将哭泣和其他的情感爆发形式同依赖性的退化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孩子的行为。因为她将哭泣等同于幼稚，从而避免任何公开表达情感的方式。而母亲去世使之感受到的被抛弃感因为其他正常青少年的疏远而加剧。于是她感觉自己被鼓励了，也就更不敢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要说明的是，我的家庭是交流感情的安全论坛，我们讨论母亲的死和她的生活，每个孩子都发现有人给他提供必需的情感支持。但是这并不是真的。面对突然降临的对3个他不怎么了解的孩子要承担的责任，我父亲无法兼顾自己悼念爱人的情感需求，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习惯求助于人的男人。我不认为他那时候和谁曾经讨论过母亲的死，至少他肯定没有和我们讨论过这个。而且就是提一下母亲的名字他都会热泪盈眶，甚至是他躲进自己的小屋里，而我妹妹、弟弟和我在静静地看着盛满丰盛晚餐的盘子干坐在那里。看到自己挚爱的父亲这样逼近崩溃的边缘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我们学会绕弯子说话以免让父亲情绪激动，沉默笼罩着我们，就像挥之不去的浓雾。而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左右，我们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沉默和压抑使我变成一个情绪化的冷面模特，冷冰冰的、如假人一般，每一部分都不错，再没有更完美的了。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我走进假饰感情的幸存怪圈:没有眼泪、没有伤心、除了精心粉饰的微笑和强烈维持现状的愿望。如果我无法控制外部的混乱局面，我就会尽力通过自我克制去平衡。我怎么能向内心的强烈情感妥协呢?我父亲后来在家里同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说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说:要不是霍普，我们都得崩溃。然后亲戚们都点头称是。当然，他们的称赞只是进一步激励我维持自己轮廓分明的大理石面具。那些年我从未被击垮。在我们家，母亲是孩子们哭泣寻求安慰的安全地带，而父亲则总是板起面孔，不赞成情感的随意释放。我需要有人来告诉我感到愤怒和绝望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各方面的成熟、负责任的行为，我得到的只有鼓励。也许，对一个17岁的女孩来说，希望获准表达感情有点孩子气。如果我没有遭遇这种情况，我也会这么想。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许多家庭甚至认为最无害的悲伤表达方式都是对逝去者的回忆，而且还羞于面对痛苦。由于我们的文化鼓励女性表达情感，而要求男性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和父亲在一起的女儿就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父亲也许会感觉很悲伤，甚或更加强烈相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但是已经社会化了，能抑制自己的情感、能加以控制，而解决问题常常会令他们感觉窒息，或是对情感表达难以忍受。28岁的莱斯莉的母亲在11年前去世，她回忆说:我父亲的意思，对我表示得非常明确:你哭什么哭?是不是我们都要完蛋了?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伤心、悲痛和哭泣在我们家就是灾难。他不允许我们这样。我真希望那时我能反击他:这不是真的，父亲!然后我就哭啊、哭啊、哭个不停。最后我抬起头跟他说: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没有电闪雷鸣。然后他也哭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哭泣为什么那么危险?我在治疗中心哭得够多了。我对治疗专家很不满意，治疗毫无效果。我想也许我的情感表达对我们家而言有着某种否定的力量。我还真以为自己有那么大的能量，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悲伤不会因为我们努力把它锁在封印的抽屉里就消失。相反，那是鼓励我们去努力应对的方式:忽视痛苦，它就会溜走。任何尝试过这种方法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虚伪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母亲去世这件事令你疯狂。29岁的雷切尔说，母亲去世时她14岁，而是你不能谈论它，不能让自己老想着这件事。沉默的声音，没有任何回应，这些都比事实的言语更让人难以释怀。对悲伤缄口不提只意味着它会另寻出路，从眼睛、耳朵甚至每一个毛细孔渗透出去。

　　感知还是不去感知我们无法逃避一个不幸的事实--但如果我们能，我们都愿意相信--悼念令人心碎。比如看到你的手或是她的东西这样的小事儿都让人抓狂，内心的伤痛一触即发，就想快点儿逃离这儿。26岁的多恩说，她母亲3年前自杀了，但是你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你会给父亲打电话和他倾诉，他只是说:给你买张飞机票吧，你就能离开这儿了。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你还是要和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想法打架。悲伤也蕴涵着风险:我们不得不向情感妥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保持对情感的控制给我们以正常的假象，但是那又以什么为代价呢?又能持续多久呢?43岁的丽塔，其16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丽塔说刻意地避免悲伤使得她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没有摧毁自己的情感核心。我害怕如果让自己感知到内心的剧痛，我就会马上崩溃了。我不能这样做。理智地说，我知道这不真实，但是我不打算尝试。我接受过各种治疗，成百上千种治疗方法，而且总是下意识地妥善处理母亲去世带来的悲伤情绪。我知道自己需要抚平伤痛，但是却做不到。对于陌生人，我也从未展露过脆弱的一面。我痛恨自己对真实情感的否定，也不愿意承认我力量的源泉就是因为不能感受到深深的情感。我是说，这种说法很怪异。但是从某些层面上来讲，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幸存。我工作出色，像母亲一样从秘书起步，现在也拿到了学位。我社交能力强，同成百上千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胜任正是因为逼着自己必须是个女强人。我不得不平衡自己的两面性，我自己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失去了母亲并会为此崩溃的小女孩。丽塔说她希望自己能够面对悲伤，但是这只是悲伤者旅程的一半，另一半就是准备去拥抱痛苦。田纳西的7年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才承认母亲的死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我才发现自己需要回顾过去、重新衡量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但那时时机还不成熟。我没有打算潜心研究，哪怕是浅尝辄止。我不得不等到心灵爆发平衡式的出现，直到不再为母亲悲伤的痛苦远远大于为她悲伤的痛苦。注册社会工作者伊夫琳·威廉姆斯(evelynwilliams)是杜克大学适龄学生失去亲人群体的一位治疗师，已经从事这项工作13年了。她坚称当悲伤来临，我们内心深处是能够感知的。有好多童年或在青春期失去亲人的孩子都已融入她引领的群体，开始准备第一次敞开心扉谈谈亲人去世后自己的失落感。一旦从心理上脱离家庭，获得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稳定，不再担心被抛弃或是崩溃，他们就能挺胸抬头面对悲伤。我们的心理似乎能够保护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面对痛苦。我们内心的小闹钟会响起，提醒我们该醒醒了，回去工作吧。

　　归根结底，剧烈的情感斗争能帮我们接受母亲去世的事实。封闭自己，短暂地逃避痛苦也许会令我们暂时好过，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理解和领悟失去母亲的痛苦伴随着无数次与现实的碰撞--她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她不在了--我们不断成长，想念着她、想见到她、拥抱着她，但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哲学博士黛蕾丝·兰多是罗德岛沃里克研究丧亲人群的专家，她8岁失去了母亲，17岁时父亲也去世了。她说:每当你这样想，就会非常痛苦。但是逃避痛苦的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痛苦的含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痛苦教会你很多。有一些女儿，比如丽塔，有意识地去回避痛苦。其他人则不肯放手，痛苦与母亲同在。兰多博士说:这种伤痛已成为自己和深爱的人长时间保持联系的纽带，也许这是能使自己同逝去的人保持联系的唯一纽带了。有时将痛苦推到一边是缓兵之计，而有时紧紧抓住痛苦也是一种暂缓。我对失去父母的痛苦很克制。这样做很艰难，但是我不得不这样，不得不寻找其他同父母感情维系的途径。当我们允许自己悲伤，就是让路给虚拟的感情大战:恐惧、反感、抛弃、罪恶感，还有气愤。而童年或是青少年时期失去亲人最常见的反应其实是狂怒，而不是痛苦伤心。对于失去母亲的女儿而言，这令她很为难。因为她早期所受的教育是好女孩不能表现出强烈的反面情绪，至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传统文化多年来都形容愤怒的妇女是暴力的、疯狂的，被其触怒的男性都是悲剧英雄。《第一滴血》中的兰博(rambo)持枪捍卫自己的丛林之路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末路狂花》中特尔玛(thelma)和露易丝(louise)的公路枪战却震惊了全国。作为女人，可以效仿的释放愤怒的榜样几乎没有。我们不得不常常向冲动妥协，假装我们从未有过那种感觉。这就会引起一系列不幸的反应，因为愤怒总是与我们同在，至少会存在一段时间。愤怒作为情感的第一反应，能够避免我们过度悲伤，直到我们可以平稳过渡到调整情绪的阶段。但是长期愤怒又将使我们忽略愤怒之下的其他情感--反感、离弃、困惑、罪恶感、爱--这些才是悲伤建立的真正基础。母亲去世后的这7年里，我怀揣愤怒四处流浪，就像背负着正义的、沉重的十字架，把自己定位成高尚的受难者，但是背地里却不能确信如何卸下这重负。我不可能听了心理学101(psych101)的课就将这十字架甩掉，轻松自由地走回家。相信我的大学室友会告诉你我和她们一起住的日子里会定期大发脾气。那时，我每天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繁重的学业、学校报纸的出版工作、女生联谊会、志愿者工作、业余兼职，我的时间都排满了，没有时间一个人独处。但是我也会抽空回家，紧紧关上卧室房门，把行李摔在地上，大声尖叫，说着词不达意的话，直到嗓子都哑了。把衣服从衣架上拽下来、书本都扔到地上、毛绒玩具都砸向墙。这种心理释放是一种解脱，而且是相当必需的。虽然这种狂躁对我们而言都很恐怖，但是它是我唯一能想到的释放愤怒的方法，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外面表现得正常。

　　这愤怒是难以界定、四处弥漫的，也是我无法理解的。我一直以为愤怒有着特定的目标，是因为对父亲有意见，不知道如何调整导致的。没有特定的目标，我会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发脾气:和电力公司通话时、和男友共进晚餐时、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完成历史作业时。逛百货商店看到试衣间试衣服的母女，我就会瞪着人家。我真想把商场布置的母亲节贺卡都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痛恨秋天，因为母亲喜欢秋天的氛围，喜欢那落叶纷飞，我为母亲不能再看到这些而悲伤难过。你知道这种感觉。31岁的黛比说，她的母亲8年前因癌症去世，正开着车，你忽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旁边车里的人说说笑笑，继续开车。他们正常生活着，然后你就会想:天杀的。你有什么权力去笑呢?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这些。你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所有事都还正常地进行，而你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正常的轨道了。永远都不可能了。通常你会感到被上帝抛弃或是认为这世界亏欠所有年少时失去母亲的女儿，这是极端的愤怒:于是一种极端的愤怒被激起，但是潜伏在这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对母亲的愤怒。虽然她深爱着我们，虽然我们不应该迁怒于死去的人，我们还是为她将我们单独留在人世间而生气。对于那些抛弃了儿女或是自杀的母亲，女儿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愤怒--她离开了我，但是即使是因病而死的母亲也会受到责备。52岁的罗谢尔，她的母亲在其24岁时患癌症去世。她说: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朋友都要结婚生孩子了，而我却在为她清洗便盆。我很生母亲的气，因为她没有了正常的生活，而我也没有了正常的生活。20多岁、30多岁甚或40多岁时，每每想起母亲离开了我，我就很生气。这是蛮不讲理，她不是成心要得肺炎死去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的思想意识里总是有一片乌云，对她离开我有着冷酷的愤怒。就本身而言，这件事毁了我的人生。又比如辛西娅，她说:我知道母亲并不想离开我。我知道她有着我也许无法了解的期望，希望能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但是事实是她走了，留下我们来收拾她身后的烂摊子。我也时常感到愤怒，有时过于气愤我就会跺脚、尖叫。我做有氧健身操，以此替代在家里搞破坏、更换更衣室的装备、在盖士塔(gestalt)启发片段中攻击代表母亲的空椅子，但是残存的愤怒仍旧存在。难道我还在紧紧抓住母亲不放吗?或者这暴怒会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吗?与其他情感一样，这愤怒带来了很重的思想包袱。对于我，就是相当强烈的愧疚感。从很小年纪开始，我就接受到明确的暗示--不能随便谈论她的死亡。对于母亲的去世，最重要的就是赞美要超过所有的教堂，今后提到她都要权衡再三，要极力赞美，上升到一定高度。正如13岁丧母的弗吉尼娅·伍尔夫所写的:青春和死亡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你很难看到其背后真正的事实。

　　因为我们爱他们，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活着的时候完美无瑕，所以在她们去世以后称赞她们非常完美。为了安慰自己，我们编造出自己所希望的母亲形象。凯伦今年29岁，母亲9年前去世。凯伦的童年因母亲酗酒而破碎不堪，她14岁时就离家出走了。尽管如此，她脑海中的母亲形象几近完美，我母亲酗酒，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她和她活着的时候不一样，她很聪明，很好。凯伦承认，就我而言，从我出生直到我离家出走，我穿的衣服都被母亲整理得连个褶都没有的。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就是一种回忆，是以母亲希望的方式记住她。她非常希望自己很完美。这样对待她是给予她一直期望获得的尊重。与愤怒一样，理想化是对失去母亲的一种正常、有用的早期反应。聚焦于母亲身上的优点也巩固母亲地位的重要性，而拥有母女关系快乐的一面也是激起悲伤的较为温和的方式。但是每种人际关系都要受矛盾冲突的影响，每位母亲都是优点和缺点的混合体。要全面地悼念母亲，我们就得回顾过去，了解完美和爱的另一面。没有这些，我们记忆中的母亲就只是他们真实的一半，我们就会不再悼念那早已不再存在的人。几年前，我妹妹有次非常坦诚地说:母亲是位圣徒。听众频频点头称是。我暗自思忖，一位圣徒?她是很仁慈、很有同情心、总是优先照顾其他人，我承认所有这些优点都是真的。但是她常常很紧张、不开心，而且不止一次帮我拿错主意。我不是有意要回忆那些片段，我也不是非要回忆那些事情，但是现在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看起来毫无道理。回首过去，母亲就是一个吸烟的普通女人，喜欢在餐桌旁和邻居朋友煲电话粥。我6岁时，她会在我每天上学前帮我小心地、有条不紊地梳通纠缠在一起的头发。她还蜷在我的床上，耐心地听我跑着调唱将在13岁受戒仪式上唱的哈夫塔拉(haftarah)。她还曾拿着一盒子卫生棉在紧闭的浴室门前大喊，帮助我九年级的好朋友。但这并不是她的全部。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她常常威胁孩子们，让他们保守秘密。当父亲有天晚上在车库摔门而去时，她坐在厨房大哭: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没有他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因自己常常无功而返的减肥计划而深受打击，对1978年我的过度减肥也不干涉，一直到我1米7的骨架子瘦得只有90多斤。在我第二路考失败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嚷嚷:我不会再整天陪着你在马路上闲逛了。你想都别想。她还把16岁的女儿发展成自己的知己，跟我说她要离开父亲的理由，最后又罗列了一大堆离不开父亲的理由，使得我和父亲关系疏远。

　　我听说每一种情感都蕴涵着自己的另一面，但是从哪里开始，又是从哪里结束呢?当我回想母亲，爱、愤怒、愧疚感会交织在一起。我不得不努力分解它们，区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从而使母亲成为正面和反面特性的混合体。只有当我眼中的母亲在去世后和她生前比什么也不多、什么也不少的时候，我才能悼念她。如果我不能悼念这位坏母亲，我的一部分永远都与我拒绝见到的她的另一面紧紧相连。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当正反两面感情只能二选一时，我们会对所爱的人隐藏负面情绪。但是负面情绪和正面情绪一样都能障目，这就是为什么虐待女儿的母亲也会因为去世而被怀念。首先，这听起来好像将不可能和荒谬联系起来了:为什么要为一位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给予我们的母亲伤心?如果你希望她离开或是如果她的死是解放了你，你感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为什么你还要不停地悼念她?所有的联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否定的，在女儿能够调和死亡和离去继续前进之前都需要进行评估。如果母亲是受害者，对于身后留下的女儿，这个过程就会更困难、更复杂、更加扑朔迷离。她常常会选择更注重母亲的优点，理想化她的形象，将伤害降低到最小。或者，她会只看负面的东西，不知道伤害了她的母亲其实也很爱她。当22岁的劳拉回顾其与两年前被谋杀的母亲的关系时，这种混乱纠结是非常明显的。在我还是小孩子的那几年，母亲非常呵护、疼爱我，因为我从不顶撞她。作为一个孩子，你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个性，就是母亲希望你什么样，你就什么样。我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她总是和我说:你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或我比你父亲更爱你们。和妹妹相比，实际上我听到这种话更多，因为我长得像母亲。等我长大些，我开始有自己的主见了，但是她还是将我归到小孩子那一类:真乖!你这小家伙。9岁时父母离婚，我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了。她什么都跟我说，但是她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发现自己身上也有一团糟的影子，有时我很像她，咳!这是为什么呢?起因在何处?我不得不努力改变自我。我仍然很生她的气。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希望在合理的限度内发脾气、悲伤，但是总是这么纠结。不，我真的不想恨她。不，我真的很爱她。与劳拉一样，25岁的朱丽叶在17岁时失去了母亲，在接受母亲的辞世之前，首先要处理好她对家庭的矛盾情绪。她是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生长于双亲酗酒的家庭，她是母亲的保护者。母亲葬礼过后有将近7年，劳拉靠酒精来麻醉自己。23岁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被卡住了。我陷入了困境。她说。她姐姐在戒酒互助协会，她也决心参加。当她逐渐清醒，7年来的感觉缓缓回归，她开始为母亲对这个家正面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而伤心。多年来，她们家的教育是拒绝、蔑视感情。首先，她必须打破这种思维，然后神圣化自己逝去的母亲。

　　现在，我很为母亲抓狂，这很奇怪。我走进治疗室，第一次声音很小地谈论了这种感觉。治疗师说:为什么这么小声?我说:因为我认为这种事不应该说。我带着太多秘密长大，总是维持外表光鲜，进行角色扮演。现在我不得不意识到，母亲是家里这个样子的诱因，我们全家都让酒精给毁了。我很生气!天哪，我需要我所需要的，我需要一位母亲，我需要有人在那里给我打气。但是我一生气，就想维护她。我总是身处这样的矛盾之中。哦，她多好啊，她这么努力。这就是我现在想起母亲的感觉。冲突。我不喜欢这样。一个曾在心理上、生理上或情感上侮辱过女儿的母亲会毁了女儿对自己的健康感觉、失去信任能力、对个人安全的确信以及无法感知世界的五彩缤纷。悼念施虐的母亲是试图抢回曾经被剥夺的东西，这并不是要解除伤害或是希望母亲能重返人间。根本没有必要伤痛，让她去吧，你就自由了。我有一半的情感不为母亲的死而悲伤。因为我知道她比以前快乐了。多恩说，她母亲3年前自杀了。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很痛苦--背疼、胃疼，然后就是酗酒。从外表来看，她总是很快乐。但实际上她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哭，希望有人能来照顾她。她需要时刻感觉被爱。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一起，我想，关系很近。我总得拥抱她，和她说我爱她。我得给她做饭，还得把她从床上拖到卫生间看着她呕吐。她去世后有好几个月，我不得不说我真想不起她对我的好来。她继续说，我想不起她做了哪些好事，或是任何关于她人品的什么好。但是我知道她也做了很多好事。一旦眼前迷雾清晰起来，我就能够抓住飘过眼前的那些事情，会考虑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令我定势思维。母亲的死实际上解放了我。我能够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了。当施虐的母亲死去或是离去，女儿与母亲和好的机会就消失了。只要母亲健在，和好的可能性不论多么微乎其微，都还是有的。因为女儿期待着母亲能够道歉、转变或是对逝去的岁月有所补偿。这消失的潜在可能性也需要被了解和悼念。她的母亲永远不会说:很抱歉。她永远不会停止喝酒。她永远不会找到能帮她改变的治疗师。实际上，她永远不能做到和其他人一样。但是她也不会再对女儿进行心理虐待了。卷土重来一年中有那么几天，我不得不抑制自己要钻到毯子底下藏起来的冲动。那些天，日历不是我的朋友。首先是母亲节;紧接着是7月10日，父母结婚纪念日;7月12日，母亲祭日;然后是9月19日，母亲的生日，在假期开始之前，这给了我一个时间上的缓冲。4个月以后，当我还在努力思考如何修正罗马日历，直接从4月跳到6月的时候，卡片商店已经布置好母亲节场景了，这个节日大循环就又开始了。

　　我通常假装这些节日并没有打搅我，甚至一开始假装忽视，但是心里暗地里都知道这些纪念日。我们内心的日历不允许我们跳过。32岁的艾琳--母亲在其3岁时去世--写信给我说她一看见日落就很悲伤。她心理上很回避这些祭日。一天开车回到家，她最后决定去看一下，体验被陪伴的感觉。然后，她想起来自从母亲死后，她常常在吃晚饭时跑出家，在护栏边看这日落，希望母亲会出现，来接她回家。在联想之后，她就会在日历上记录这时间--然后发现她决定开始看日出的日子恰好是母亲的生日。特定的日子或是每天、每周或每年的特定时间都能成为轮回的触点，复活悲伤反应。假日、灾难和感性的提醒物都能再次激起以前的感觉。黛蕾丝·兰多称之为stug反应或是系列暂时性悲伤情绪高涨。她指出，对逝者强烈的渴望的间歇性周期是正常悼念步骤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预测他们的到来，就像上例提到的明确的日历标注，我们就能着手开始准备了。当这习惯日积月累最后远远超出对个人的关心，我们就可以创造自己的传统了。31岁的阿迪--母亲在其19岁时因心脏病死去--就很惧怕一个人过母亲节。当我在一家玩具店工作时，有一次同一位希望能同母亲一起过节的同事一起工作。她回忆说，整整一天，母亲和女儿不断地一起来店购物。我很痛恨这一天--非常生气、非常伤心。我感觉受到了欺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哭了至少一个小时。就在去年，我的治疗师诊断说我必须以某种方式纪念母亲才行，所以我决心修筑一个母亲节花园。我搞了一个种花仪式，祈求力量、生命和光明。这种方式很适合我，因为我纪念了母亲和自然，而且还庆祝了生命赋予我的自我特性--而这恰恰是母亲给我的真诚地礼物。生日也会激起悲伤的反应，不仅仅因为生日提醒我们自己从未接到过祝福电话或贺卡，还因为每每庆祝生日我们就会想起那霓虹数字:母亲去世的年龄。由于我们对母亲的身体状况非常熟悉，而且我们的命运一度与她紧密相关，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也会在母亲去世的年龄死去。这个年龄是一个里程碑;能够度过这年龄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我见过的这样的人多了。娜奥米·洛温斯基(naomilowinsky)博士说。她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位心理治疗专家，也是《慈母心:妇女寻找女性根基的旅程》(themotherline:everywoman?sjourneytofindherfemaleroots)的作者。当有些人接近母亲去世的年龄，他们就会有点神经错乱。他们有着奇怪的征兆，意志消沉、忽然心悸或是没有任何其他医学解释，只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范德林·派因(vanderlynpine)博士是全国研究死亡和美国社会的首席专家。他发现这种悲伤的反应非常普遍，并命名为父亲母亲触动。派因博士的父亲是在他19岁时去世的。他说，到达同性父母死亡的年龄会突然触发孩子对父母必死命运的感知。直到那时，他们才能体验之前无法体会的对父母去世的悼念之情。当我接近父亲去世的年龄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非常关注那一天的到来。他说，那时他的死亡给我很大触动，但是我19岁时并没有那样触动过。我准备好了用一位48岁男人的眼光去看待一位48岁男人的死亡。这就像杠杆。父亲在我体内安装了一个触动开关。早上醒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到:我48岁了。但是我这48岁的人看起来还不错。我反复打量自己，然后想:你怎么能这么年轻呢?你怎么这么倒霉就死了呢?我48岁，用我19岁时所没有的眼光审视父亲的死。我忽然间48岁了，并用一个48岁男人的眼光来审视另一个48岁男人的死亡，多么令人震惊啊!

　　每个人体内都有个触动开关，悄悄地安装在你身上，没有警告，从一个角落里出现，当你脑海中思考其他事情时溜出来拍你的肩膀。这些悲伤反应通常在女性人生转折点出现--毕业、婚礼、生产、新工作。随着女性的成熟的脚步，这些反应又将增加责任感--这使得我们感到恐惧和犹豫不决，从而导致我们渴望被保护、寻求安全的天堂。从常识上来说，这些反应不得不应对成长的危险。巴尔·哈瑞斯中心的主任本杰明·加伯(benjamingarber)博士说。如果你长大了，发生了不好的事，你死去了。从更加私人的角度说，转变期内你通常被赋予更高的期望。你前进的每一步，都想要回首。当你向后看的时候，希望父母能在那里。如果你向后看去，没有人在那里，这真是很恐怖。伊夫琳·巴索夫(evelynbassoff)博士是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一位精神治疗师，也是《如母亲般自我照顾》(motheringourselves)的作者。她补充说:在这些转折点，我们的心理系统并不平衡。有许多内部矛盾。我们紧抓保护角色或是保护角色的记忆不放，非常渴望安全感。当我们到达这些里程碑，母亲的缺位很明显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无论是下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们都曾经幻想这些时机并希望她能在那里。但是当她并没有在那里等我们，我们的假想就被残忍地粉碎了。女儿为之伤痛的不仅仅是失去了母亲，还有就是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而且，如果她的母亲生前没能给予她保护和支持，女儿也会为曾经没有拥有且今后再也无法拥有而伤心。当我大学毕业时没有家人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很想念母亲，非常想她;第一次工作晋升时，我很想念她，希望能和为我骄傲的人一起庆祝;生病和感觉孤单时，我也会很想念她;当我想起对付蚊虫叮咬的最好办法时，当没有其他人关心被邮局办事员粗鲁对待的我时，我都会很想念她。至于如果她还活着，会不会真的喂我她熬的鸡汤或是给我寄来卫生棉并不是真的问题所在。坦率地说，我母亲生前从未亲手熬过鸡汤，都是购买罐头产品。真是因为我不能再当面质问她使得我更加想念她。解除的骗局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悼念能结束或是悲痛最终会因为美好事物而消失。解除这个词就像装满诺言的墨西哥彩罐环绕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只需要从正确的角度接近就能得到奖赏。但是如果悲伤真的有一个可达到的、极限的目标的话，我们大多都会认为我们已经到达那里了。本书所调查的154位失去母亲的女性中，超过80%的人都说自己仍然悼念母亲，即使她们失去母亲的平均年数已经达24年之久。

　　完全解除对母亲的悲伤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意识状态--假如不可能--达到，那么我们的多数努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达不到目标，从而感到自己非常无能。有些失去的东西你并不一定非要面对它。相反，你可以绕开它，走开。解除?我恨这个词。黛蕾丝·兰多说，我用适应这个词。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你都能适应这种失去，在人生中给它们保留了位置，相对地与之和平共处。但是，稍后有些东西却能令旧事重提。悲伤总是持续不断地再次发生。即使你是童年时失去的亲人，但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或是后来的人生，你仍然不得不重新面对丧亲之痛。以后永远解除，再不会卷土重来这个定义我绝不买账。53岁的科琳娜在11岁时母亲死于心脏病。她说:我仍然很想念母亲。假如我是听我说出这话的那个人，我就会很惊讶竟然会有人思念一个人长达42年之久。比如，为什么不把这忘了呢?我曾经认为悲伤就像是一个通过隧道的过程，等你通过之后，就能在另一端解除痛苦，因这失去而悲伤的情感就会逝去。当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一定非得跨越这失去，而且发现即使我没有战胜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我就没有压力了。我只需要拥抱着悲伤，然后说:好吧，发生了这样的事，然后还会发生，还会发生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认为真正的悼念包含一个缓慢的、完整的同被爱的人分离的心理过程，伴随着随后将情感转移向其他人。他的理论是随后数年的悼念研究的基础，但是越来越多的近代研究丧亲之痛的学者已对此产生了质疑--尤其在女性研究中--弗洛伊德关于假设不再牵挂是否是唯一可以接受的途径呢?1987年，医学博士菲莉丝·西佛曼(phillissiverman)，现任麻省总医院儿童丧亲之痛研究中心主任，她对18位童年时失去母亲的女性大学生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和完全同父母分离相反，这些女孩儿努力想要和父母保持联系，而且希望失去的亲人在她们目前的生活中能有一席之地。对女性而言，她们所受的社会化教育是努力维系关系而不是分裂并寻求情感自治，与失去的亲人保持联系是更为正常和自在的反应。西佛曼说，要求她们与过去决裂只能加剧她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你失去母亲，悲伤反应的间隔会随着时光流逝而不断增长，但是对母爱的渴望从未消失。这渴望总是在意识边缘徘徊，不知何时就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在出其不意的地方涌现。尽管多数的观点是与此相反的，但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心理有疾病。这很正常。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24岁、35岁或是43岁时发现自己会加倍地思念母亲，也许是在拆开礼品包装的时候，也许是在穿过通道的时候，或是在穿越繁华大街的时候，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在你17岁时就去世了。

　　第二章改变的次数

　　--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那是在1973年，父亲为母亲买了那件中长款式的浣熊皮草大衣，大衣棕色的拉链非常结实。童年时在纽约城郊的那些日子，母亲一直穿着它。她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皮草大衣，当然羊毛质地的其实更适合她，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纽约春谷地区，cuisinart和cadillac品牌都流行皮草。母亲穿上皮草大衣几年后，他们在后院修了一个游泳池。事情的顺序就是这样的。当然，一件浣熊皮草大衣不能和长款貂皮大衣相提并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件皮草大衣。母亲白天穿着它，晚上有非正式的活动也穿着它。她个子很高，肩膀很宽，穿着很合身。那件大衣的皮毛是灰黑色的，几乎和她稀疏的短发一个颜色。对比着单调的黑白色，她鲜红的唇膏很是抢眼。她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大衣的毛软软地，很舒服。晚上，当他们外出看电影、参加保龄球协会活动或是从邻居家的晚宴归来，父亲会开车送保姆回家，母亲则走进我的卧室和我说晚安。我站在床上，手放在她脖子上。皮草上还有外面的寒气，我都能闻见她脖子上香奈儿5号香水的味道。晚上她用香奈儿，白天她用查理那个牌子的香水。有几个学校的同学穿兔毛夹克去上学，其他皮草都只适合成年人。社区里也有些妇女穿长到脚踝的狐狸皮或者貂皮大衣，那是她们结婚纪念日丈夫送的礼物。她们通常都开着四个门的梅赛德斯(mercedes)轿车，我母亲开的是一辆奥斯莫比(oldsmobile)旅行车，那车很大，同时搭上我6个朋友都没有问题。我觉着这车就不错。一直到九年级时大家都开始穿品牌服装，而我却一件都没有，就出现问题了。有天下午母亲就带我去商场买了两条gloriavanderbilt灯芯绒裤子和一条jordache牛仔裤。她说她知道我渴望能和别人一样时尚。母爱的失落第二章改变的次数--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那时我才14岁，还不觉得在公共场合和母亲一起很尴尬。一直到那年年末，我开始变得总和朋友在一起，不喜欢母亲的陪伴了。我开始在停车场和游戏室流连忘返，只有需要搭车回家时才想起父母的存在。而且，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仍旧有着安全感，而且知道虽然我开始抵制母亲，但是相反，母亲并没有抛弃我。十年级的一个冬天里，我上西班牙语课时病了，不得不给母亲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她到的时候，我正躺在护士办公室外的躺椅上。她穿着那件浣熊皮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品牌手袋。我觉得她就是有活力的女强人的真实写照。她快速地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看我没什么事儿，快速地松了口气。我们并肩走在去往停车场的空旷的大厅里。当时我真想撞开所有班级的大门，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啊，我年轻漂亮的母亲来解救我了!

　　这件事发生在她生病之前。后来，她开始接受化疗，头发都掉光了，每天早上吃的白色药片也使她的体重暴增了近40斤。她一照镜子就哭;她开始不愿意外出，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下午晚些时候，我会开车带她去接受化疗，她紧抓着我的胳膊来抑制呕吐。那以后，她只多活了一个冬天，我记得她再没有穿那件浣熊大衣。实际上，在接受治疗的16个月里，虽然我知道她有着一柜子衣服，但是除了睡衣和浴衣，我真不记得她还穿过其他什么衣服。我想象着她穿着讲究的套装，就好像我给纸娃娃穿衣打扮一样。当记忆不再准确，就会产生幻觉。现在10年过去了，每年我的记忆都会更模糊一些。虽然我宁愿忘却一些事情，但是我猜测自己青春期时是相当不容易相处的。我找了份全职工作，就此宣告独立了。15岁以后我就对家务事毫无兴趣了，每天我都忙些别的事儿。当母亲忙着做午饭、和朋友修指甲的时候，我正在尝试毒品;当她和麻将牌友在楼下牌桌上掷骰子、闲聊时，我正在隔壁房间和男友约会……也许这就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期少女的生活。但是后来的某一天，这种生活结束了。那肿瘤是癌症。母亲说，那是我快16岁时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她刚从外科大夫办公室回来，正好在楼梯口和我相遇。那意味着什么?我折回来问。哦，天哪。她说，紧抓着栏杆，就是说要动手术割掉我的乳房。她还说了些别的，我知道，但是我所听到的就是只剩下这句话了。不!我大喊，我跑下楼，冲进我的卧室，紧关上房门。她紧跟着我，不停地敲门。我尖叫着:走开!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躺在卧室地板上，那时我就知道，这事儿意味着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这比月经初潮或是第一次接吻更有决定意义。我在房间里给朋友打电话--我妈得癌症了，我怎么办呢?--然后跑到1?5公里外折中的地点去见她。她和朋友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失控地冲向她们，跳过必经墓地的矮矮的墓碑。我敦促自己快点去，就好像自己动作的爆发力将会把我弹射入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乳房切除术后，当母亲坐在厨房挤压橡胶球以增强剩余肌肉的力量时，我已经知道将愤怒转为沉默。别让母亲心烦这话不用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不敢大声弹琴;在饭桌上能不说话就不说;天黑后，让男友通过我半地下室的窗户进来约会。我在反感和害怕之间摇摆不定;在地狱边界徘徊;害怕自己不待在母亲身边(要是我这样的话，她可怎么办呢);然而我也为她的癌细胞拖我后腿而生气(因为如果我不走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每当我自信满满走向自立，家里的现实就会将我拖回来。天哪，真是一团糟啊!

　　7月4日--我过了17岁生日两个星期--我看完音乐会回家，探身去父母卧室宣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第二章改变的次数--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母亲正窝在躺椅上，调电视频道。但她一看见我，就马上坐直了，冲我微笑。她问我:音乐会怎么样啊?很好。演奏的是谁的曲子?詹姆斯·泰勒(jamestaylor)，还有别人的。那好啊!多长时间啊?两小时。两小时?时间很长啊，中间没有休息吗?没有。跟我说说，人多吗?很多。她不停地提问，我越来越不耐烦。直到第五个或是第六个问题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啊?在审讯我吗?--我大发脾气，冲下楼回到卧室。母亲是位古典钢琴家，她以前从不关心流行音乐，怎么突然对流行音乐会感兴趣了呢?父亲几分钟后敲门进来。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你把母亲弄哭了。她自己不能出门，问你只是想和你分享你的一天，连这你都做不到吗?我羞得满脸通红，逼着自己面对父亲。他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仍克制着自己没有和我吼。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葬礼之后，我收拾母亲的衣物，准备捐给慈善机构。我做不了。父亲说，7月末的一个早晨他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你来吧?好吗?那天下午家里没有别人，我慢吞吞地、机械地收拾着母亲的衣服。我小心地展开、重叠每一件毛衣，期待看到她绝不可能写过的留言签飘到地板上。我尽力不思考每件衣服的特别意义，但是我怎么能做得到呢?每件衣服都叙述着自己的故事:白绿相间的家居服是用砂锅做晚餐时穿的;那件红色的浴衣是母亲乳腺癌手术后我们俩一起选的;紫色丝绒运动衫，她在我十年级照相时穿过。我一个接一个打开她的抽屉，机械地从左向右整理，然后把拾掇出来的衣物放进卧室地板上的大纸箱里。抽屉里的都收拾好以后，我把箱子拖到楼下客厅的大衣橱那里，这时发生了个什么事--可能是电话响了或是我去喝了口水--我再没能清空最后一个橱柜。因而母亲那件浣熊皮草大衣得以一直待在那里，它就挂在父亲的旧羊皮大衣和妹妹的外套中间，直到第二年我上大学。为什么我要随身携带这件大衣呢?当然，我不是想要偷偷地藏匿，但是事实上我是偷偷地把它塞进了我坐船去芝加哥带着的行李箱里的。也许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也许是他们根本不介意。我不知道!我把它挂在自己衣橱的最里面，先是在宿舍里，后来是在我住了3年的校外公寓里。我根本就没打算要穿它，但是我觉得某一天我会穿上它。

　　我的室友发现我衣柜里母亲的皮草大衣后感觉很奇怪。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打开她的珠宝盒，拿走了她的结婚戒指，戴在我右手上，后来一直没摘。当我告诉别人这是母亲的婚戒，人们会赞叹:真漂亮啊!但是人们对这件浣熊皮草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常常是惊讶或是厌恶。一次一位朋友和我解释道:结婚戒指象征着你的未来，但是死去的浣熊呢?那好像把你包围在过去了。我从不努力解释这满是灰的旧皮草大衣对我而言散发着一种永久的温暖--谁又能理解呢?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母亲去世的头几年，我有时会俯身衣橱，把脸贴在那毛皮上，努力寻找残存着查理香水的味道。在学校保存浣熊皮草的那四年里，这衣服我只穿过一次。我大学的朋友都是校园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放弃食肉、祈愿并且参加动物权利集会，不久我也加入了他们，虽然我深知愤慨和抵制是冲动的。在某个特别的日子，我突然感觉她们和母亲很像，或者说和她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像和母亲共度的最后时光。而且我在她去世后仍旧叛逆，走得更远了。我像女生联谊会的姐妹收集串珠手链一样不断进行各种校园申诉活动，我的个人政治只是靠简单的黑与白的对比来定义。至于我的观点是否真的是事实并不重要，只要我每次能够确认和支持一位明显的受害者--哪怕是我自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听说芝加哥城里像我这样激进的人都往皮草大衣上泼红漆，也许那只是流言，但不管怎么样，我对皮草的热爱从那以后就消退了。一天，当我整理衣橱准备冬装的时候，看见衣橱深处有一堆动物皮毛的时候，吓了一跳。随后我就想起来那是什么了。我不得不承认没有扔掉这件皮草大衣令我很羞愧。这大衣又在我那儿放了一年，直到有一天，上课前我想都没想就把它从衣橱里拽出来穿上了。那天早上密歇根湖畔很冷，似乎穿皮草是很合时宜的。但是我朝校园走了两个街区后，就意识到自己真是愚蠢至极。我站在街角，周围的人都穿着l?l?bean皮制大衣和长及脚踝的大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穿这件大衣了，这和水貂农场或是被泼红漆没有任何关系。皮草大衣是严肃的商业产物--适合妇女、妻子和母亲，适合她们在2月的晚宴上或是在纽约听歌剧时穿着。皮草这类东西，适合我的母亲，但一点儿都不适合我。当时离上课还有点时间，我急忙赶回公寓。我把大衣挂回衣橱。两周后，没有任何预兆，我把这大衣打包寄给了慈善机构。有时我仍然觉得母亲去世对我而言仅仅是同她少待了几年或是对她少了一些了解。那些年我们是否会相互憎恶和争吵呢?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呢?很早就失去母亲的女性朋友很嫉妒我，因为她们没能和母亲共度许多时光;二十几岁才失去母亲的女性则和我说她们同母亲的恶劣关系过了17岁就缓和了。到底是有了母亲却又失去她好还是根本就没有母亲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任何时期、任何年龄失去母亲都很困难。无论失去母亲时我们有多大，我们一生都在呼唤母亲的爱、寻求安全感和安慰--那是当我们生病、处于转折期或是感到压力时，只有她才能给予的。

　　关于母女关系已经讨论得够多了，但是关于失去母亲提及得还很少。最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想知道母亲活着时的情况，以及母亲离开后我们的变化。但是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母亲的存在对孩子自尊的发展很必要，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母亲的孩子就没有自尊了。相反地，这孩子一定以别的方式发展自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失去母亲的年龄很重要。失去母亲的年龄能指出孩子可能的发展，以及利用哪些情感和感知工具能帮助她应对突发灾难的压力、指导她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早年失去母亲(6岁或是更小的时候)特里西娅的母亲在和癌症抗争了两年后去世了，那时她年仅3岁。现在她25岁，所能记得的仅有当时的困惑和被抛弃感。我还能记得母亲去世前一个月的事情。那时是圣诞节，她还能出房间呢。她坐在客厅父亲的椅子上，看着我们拆开圣诞礼物。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孩子都被要求保持安静。那是种异乎寻常的冷静氛围。而且对她而言，能走出房间来看我们是不寻常的、很特殊的。我记得当时她还戴着假发，而且还不是很适合她。那挺好玩儿的，因为我还有她戴着假发的照片呢。现在我很喜欢那些照片。我记得当时我还想:多傻啊?她还戴假发呢?怎么没人笑呢?我记得是父亲走进卧室告诉我和姐姐母亲去世的消息。那时姐姐5岁，我们俩当时都待在床上。我还不太理解那意味着什么，但是看到父亲哭了，我姐姐也马上哭了起来，我还很疑惑。那时的记忆就是很困惑，真的很模糊。我还记得一个月后的葬礼，姐姐和我穿着淡红色的天鹅绒裙子。我还记得天鹅绒贴在身上的感觉，我记得自己很失落。父亲告诉我那以后的几个月他最难熬，因为我总在半夜尖叫着要找母亲，不停地叫。但是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这些了。特里西娅只同母亲一起生活了3年，但足以使其同母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且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被夺走了。从那以后，她一直努力重新获得那种感觉。现在，她仍然不断发掘任何能告诉她关于母亲生活和她们共度的简短时光的故事、照片以及物品。一个孩子首先要具备想念某个人的能力才能体会到丧母之痛，这通常发生在孩子6个月和1岁之间，在此之前失去母亲的女孩会感觉母亲的离开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语言期之前的、早期看护时期的视觉回忆也许会在其心灵深处留下印记，任何特殊看护者抱着她、同她说话或是喂食，都不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莉萨今年27岁，母亲去世时她才4岁，她相当遗憾地说:我对母亲没有任何印象。我有她和父亲结婚时的照片，也有她单独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很疑惑。她长这个样子吗?我感觉像是陌生人的照片，又感觉似曾相识。只是因为她生了我，我们之间才有某种潜意识的联系。我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但我却没有任何感觉。我只能指着相片说:这是我母亲。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bowlby)强调说，虽然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有限，但也不是全部归零的。他发现，孩子会去母亲最后出现的地方找她，而这种想法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比如，一位母亲最喜欢坐在摇椅上，她女儿在成长中就会经常渴望地看着那摇椅，而且成年后会将摇椅同忧伤联系在一起。失去母亲的正在学步的小孩子经常会回忆起特定的有形物或是视觉影像--比如头发、手或是肌肤--能将其同母亲联系起来的。33岁的阿曼达3岁时因父母离异同母亲分开，她说对于自己的早期回忆她还不能确定是真实的还是想象。20岁时，我开始盘问父亲关于我所记得的人和地点。父亲说，哦，好像还挺准的或者我记得不是这样的。她回忆说，一次，我想起母亲总是抓着头发在脸上揉，而他也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这吹散了我的疑虑。背地里我也有抓头发这种奇怪的举动，当我紧张时，我就会抓自己的头发、使劲拽。虽然这只是同母亲的一个小小的相似之处，但是阿曼达感觉自己就此同那不可能再见面的母亲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同母亲分离的心灵创伤常常会将某些特定的场景或是事件定格于正在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记忆中。在三四岁时母亲去世的女性，她们对某些事情记得相当清楚。虽然正在学步的孩子还不能理解死亡，而且通常随后的五六年也不能理解，但是通过阐释周围发生的反应，她们能够感知有事情很不对劲。如果没有人给这个年纪的小孩解答她的困惑，那么这些特定记忆将持续地困惑她，其作用将远远超过事实。51岁的克劳迪娅失去母亲时4岁，她还记得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放在家里的棺材、送葬和葬礼。我记得就要埋葬母亲时的情景，我站在墓地旁边。克劳迪娅说，当他们下放棺材时，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我想知道他们到底要把她放在多深的地方。他们给我们鲜花让我们放上去，然后我走过去把手里的花放上了。那个洞好深啊，我感觉自己都应该跳进去。我没有，但是说真的，我真想跳进去和她在一起。那一刻留下如此深刻的情感烙印，所以之后的20多年里，克劳迪娅拒绝再到母亲的墓地去，直到父亲去世。当她再次重温这家庭情节，4岁时感到的伤心和恐惧卷土重来。我姨妈拍着我的后背说:向前看，孩子，向前看。去把花放在他的棺材上。她回忆说，我不想去，因为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个洞。我不想再靠近那里。所以我飞快地走过去，把花放下，迅速回来了。孩子需要完全依靠某个人来帮助他们掌握纷繁复杂的发展技能，并给以鼓励和支持。多数情况下，这个人就是母亲。孩子最初的、最重要的社会经验就是和母亲在一起，而且同母亲的关系直接影响她的心理和生理发展。正如鲍尔比观察到的，那些六七个月起就得到母亲回应且其母亲能与之社会化互动的孩子，明显要比那些很少受到母亲关注的孩子的发育超前。

　　当这最初的稳定关系被打断或是紧张起来时，父亲、祖母、姐姐、保姆--任何愿意在孩子成长上投入时间和耐心的相关固定看护人--都可以替补母亲这个角色。各年龄段的孩子中，在后期痛苦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失去母亲本身，而是在失去之后是否还能有这种持续的、深情的、支持性的关爱。失去母亲后如果孩子能够依恋另一个成年人是最佳选择，那么其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就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虽然她非常清楚相对于失去的母亲，这个替代者是第二号最佳人选。她将在同这个新的母亲似的人物重新建立同母亲一样的关系的时候，从中找到安慰。虽然阿曼达幼年被母亲抛弃，而后又同生疏的父亲和继母之间存在一点隔阂，但她最终能够进入稳定的婚姻，开始家庭生活，并且找到幸福。阿曼达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祖母照顾了她4年。父母离异时，她刚刚3岁。在父亲再婚之前，她与祖父母和叔叔生活在一起。那是个很有教养氛围的家庭。阿曼达说，我不知道祖父母为什么要让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总是很希望他们能和父亲说:让曼蒂待在这儿吧。你只管过你的日子去吧。我和祖父母的关系一直很亲近，我和他们相处得比和父亲和继母好。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阿曼达都是从祖父母那里得到爱和关心，而从没有从自己家得到过这些。是祖母教她应对初潮，而且去年还给予她经济支持帮她回到学校求学。阿曼达在幼年时期同成年人维系关系并且一直能维持到现在的能力，使得她有着深厚的基础得以在18岁离开父亲的家、进而自信地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如果阿曼达没能找到母亲的替代者，她的幼年成长之路就要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了。在厄纳·弗曼(ernafurman)的书《父母逝去的孩子们》(achild?sparentdies)一书中，伊丽莎白·弗莱明研究过露西的案例。这个案例说明，当孩子后继的看护者总是更换或是对孩子漠不关心，就会出现与早年丧母相似的后果。露西的母亲突然去世时，她才刚刚10周。由于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先是母亲那边的亲戚照顾她，后来是一位堂兄。露西6岁的时候，父亲再婚了，他带露西到新家和继母带来的3个孩子一起生活。之后，父亲一直拒绝回答露西任何关于生母的问题，这导致了露西对其生母的一无所知。露西到弗莱明处就诊时是11岁，体重超重，而且晚上还尿床。治疗专家认为，由于露西很小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母亲式的看护者，童年也不稳定，而且周围环境还禁止其谈论生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小露西吃得过多、封闭自己、变得麻木、吸取了周围所有人的特性，而且怀揣要找到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的梦想，露西还坚持不懈地发展新的关系。

　　她在自己生活的剧变时刻从未做出过决策。在同周围的人的关系上，她已经习惯顺其自然，而不会主动将其了结。露西是经历一番思想斗争才来找我的，因为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位治疗专家，能够给予她更多。(她的)不定期的造访使得她得到慰藉。我是那个等待的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出现，就像她小时候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离开、什么时候会出差回来一样。无法控制生活和死亡、周遭的人走马灯一样更换以及自身的能力，所有这些使得她在处理与他人关系上非常偏执……她刻意地疏远我，就好像如果在我们的关系中投入就会再次痛苦失望。她很害怕这个。她跟我说无法与同事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离职过于频繁了。露西之所以后来会拒绝同他人亲近，是因为自己不希望再次被抛弃，是一种自我防御。许多很小的时候就失去母亲或是母亲去世的女性都有和露西一样的生活经历。她们说，爱上某个人就意味要承担失去的风险。信任感和安全感总是同时被粉碎，她们又怎么愿意再经历一次失去的痛苦呢?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位家长去世后无法获得安全、稳定的人际关系，她就会隐藏自己的情感，因为暴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太危险了。黛蕾丝·兰多解释道，从那以后，这孩子就会想: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了。我知道那太不安全了。你这个人不错，但是我不会信赖你。她未来的爱慕者都需要向她妥协，因为她绝不会在他们的关系上下工夫。她只会保护自己，而且这种自我保护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不要喜欢任何人。39岁的贾妮说她就这样作茧自缚保护了自己几乎37年。母亲去世时，贾妮才21个月。而在她12岁的时候又失去了代替母亲照顾自己的祖母。两次丧亲之痛后，她进入了青春期，父亲和继母都很冷漠。这一切使她逐渐封闭自己的情感，直到今天才爆发出来。我养了条狗，我非常喜欢它;这狗也非常喜欢我，以致把我的眼镜都弄坏了。那是它第一次干坏事儿，我气极了。它可是给我上了一课，这听起来是有点荒谬。我意识到自己对小狗很生气，但是同时却非常喜欢它，于是我想:由母亲带大的小孩一定也是这样吧。你可以调皮捣蛋，让人们抓狂，但是他们却还是一如既往地爱你，不会把你送去流浪狗收容所。以前我从没有过这种想法。现在，我可以冒风险去爱人和被爱了。这对我而言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童年晚期(6～12岁)一些治疗专家认为失去同性别亲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成长阶段将面临许多困难。他们在感知上和情感上都非常超前，对失去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还不能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陷于巨变和顺应之间，只能强制自己抛弃悲伤。正如心理学家朱迪丝·密西拿(judithmishne)写道:

　　(他们)避开失去亲人的话题，沉溺于游戏之中，并且建议咱们换个话题吧。对失去这最终结果的回避源自于对亲人回归的幻想，而在期盼的同时，他们内心其实知道亲人已死的事实。已知和否定两种倾向同时存在，但是却从不产生正面冲突。弗洛伊德称这种想象--允许事实与假想、接受与否定同时存在--是自我分裂。当亲人去世时，我们都有这种倾向。然而，在童年晚期，如果一个女孩对于已知的突发事件只能获得少量信息或是错误信息，那么其内心的紧张感将会加剧。人们常常告诉年幼的女儿她的母亲走了或是沉睡了，而且经常委婉地表达。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已经能够辨别隐晦的言语，能够明白生病和死亡的真实含义--会感觉很受伤害，像是戏里的小丑。玛丽·乔的母亲在她8岁时去世了。她知道母亲病得很重，但是却无法获得任何能判断母亲病情的真实信息。她听到母亲不断地呻吟--但她忍着不敢问，虽然当时她在场。家里对此众口一致的缄默不语使得她非常困惑，只能隐忍这恐惧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将近30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没有人来告诉我。但是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提起这事，就只能得到这样的回应:你以为你是谁或者别说这个了。回忆这些的确令人痛苦，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提及。不管怎么说，我们全家处理感情的方式都很失败、很不成熟。这么多年来，我和其他人一样，不去想那些，坚信自己能够接受，能活得很好。父亲不愿意提这件事是因为太痛苦了，但是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这并不痛苦，只是不适合谈论而已。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一种心理。这么多年以来，我认为自己对此已经能够接受，但是当我35岁左右第一次接受治疗时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最初接受治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聊起我母亲。治疗师引导我做一个假想治疗，她说:想象一下，你母亲就坐在你的身边对你说:我在这儿呢。我想回来，重新回到你的生活。我一下子蜷起身子，说:不、不、不!我真受不了了。我都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意外。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能够接受母亲的死，就那样一直生活下去。母亲去世一年后，玛丽·乔的幼弟又在一次事故中身亡。乔的父亲深受打击。而祖父又是在母亲去世前一年逝去的。为了逃避痛苦，父亲对这些事绝口不提。我感觉非常痛苦。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那都是我的错。玛丽·乔解释道,我觉得也许我能采取某些行动，这些不幸就不会发生了。母亲离开是因为孩子不好;亲人去世是因为孩子希望他们离开--这是典型的异想，源自孩子的自我中心以及因果价值系统。有的孩子3岁就出现异想现象了。据报道，失去母亲的女性会在整个童年和随后的时期都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女儿认为母亲的死或离开是因为她们做了或是没有做某些事情导致的。她们为自己的力量而惊慌失措、感到敬畏，由此而进一步感到愧疚和自责。她们或是行为恶劣，希望母亲借此返回挽救于她;或是行事完美，使得任何人都不想再离开她。

　　童年晚期失去母亲的女儿对同母亲共度的时光记忆犹新，日后也许会依赖这些细节发展自己的女性特质。我们希望女孩子能从小就习得传统的女性行为习惯，而孩子对自己母亲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成年期的典范。如何对待男性、如何持家、如何融合家庭、如何拥有自己的事业以及如何做母亲，这些都需要向自己的母亲学习。女儿最早的个性形式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从自己母亲处获得的经验、对自己母亲行为的观察，并受他们之间关系质量的影响。有母亲的女孩5岁就知道应当如何处世了，在那之上是7岁的经验，然后是9岁的层面。南·伯恩鲍姆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之前的身份确认消失了，而是互相增值了。因为女孩审视母亲的角度慢慢成熟了，她从更实际的方式去审视母亲，母亲不再是完美的了，也有瑕疵。她开始发现母亲也做过不好的事情。她仍然很尊重母亲，但不再是如神一样崇拜她。与此同时，女孩对自己能力的认识也日渐成熟，她开始意识到:这方面我比母亲强或是我得去问问父亲或是其他人了。她变得越来越现实了。以上程序因为失去母亲而在成熟期就终止了，将女儿的身份认同停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和时间上。没有鲜活的生活经验，没有新的可增加的认识层面。南·伯恩鲍姆说，八九岁失去母亲的孩子的看法有时很想当然，都是建立在其早期经验之上的。她们以非常僵硬的、固定的方式要求自己做到母亲能做到的事情。她们会非常苛刻地判断自我，对自己非常挑剔，或是夸张地、理想化地认为其他亲人都要做得和母亲一样好。这是孩子失去母亲后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她们的身份认同没有机会走向成熟。今年53岁的科琳娜，其母亲在她11岁时去世，她说自己每天都在想念母亲。但是记忆中的母亲仍然是童年时的样子，每天做丰盛的早餐、给女儿们唱歌。尽管科琳娜今天已为人母，但她说自己最开心的就是遇到有爱心的女性，她非常乐意被人照顾。我们见面采访的那天，她刚刚去探望了父亲和他的第三位妻子，她的第三位继母给了科琳娜母亲般的关怀。42年过去了，科琳娜仍然很渴望那种感觉。今天从渡口回到家，我思考自己到底有多爱我的新母亲。因为我很匆忙，必须按时到达渡口，她给我打包了回家途中的午餐。拿出便当一看，三明治的奶酪中填的是芹菜;涂满了蛋黄酱--我喜欢;是菠菜而不是生菜--我喜欢，她注意到了这些。有两张质地很好的正餐规格纸巾，因为路上没有水洗手，她还为我准备了一包湿纸巾。还有8块甜曲奇，而不是3块。不能说因为失去了亲生母亲，就失去了母亲般关怀的需求。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已经53岁了。这位我刚认识两年的75岁的女人像母亲般照顾我，而我也乐于接受。我喜欢这种感觉。

　　儿童和失去亲人:努力适应、努力成长当母亲去世，女儿--不论年龄大小--都必须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和令人沮丧的结果。然而，儿童心理防御的发展则要比成年人更本能、更脆弱。失去亲人能使成年人在认知和情感上更加成熟，而儿童则会退化、突显、确认或是使自己陷入敌对的戏剧性层面。取代失去母亲的剧烈情感痛苦对儿童来说常常是很难独自承担的，而且失去亲人的孩子还常常掩饰自己的情感。他们拒绝讨论失去亲人的事，假装从未发生过，而且只允许自己以模糊、移位的方式痛苦。当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抛弃的孩子时，她发现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痛苦和孤独移位到失去的母亲身上。我得给母亲打电话，她多孤单啊。这种想法在那些希望母亲回来的孩子身上很普遍。而有一些女儿只允许自己远距离地悼念。32岁的希拉丽说母亲去世时6岁的她并没有哭，而5个月后，当她的宠物仓鼠死掉的时候，她彻底崩溃了。她将自己对失去母亲的悲痛情感深深地隐藏在保护层下面，直到几个月后外面发生的事情才将这情感拉出表层。而对有些人，这种爆发也许几年以后才会发生。转移失去配偶的成年人可以自我处理而无须在一定时期同另一个人保持亲密的联系;而失去亲人的儿童情感上则不能毫无代价地独处。她被留在安娜·弗洛伊德称之为无人的爱的地界，她是孤独的，与每个人都不交往，而且将来也很难再与他人亲近。所以，同情感上疏离母亲相反，这个女儿也许会尽量又快又直接地将自己的依赖感、需求和期望转移到最近的、最有可能接受她的成人身上。这个人也许是她的父亲、年长的兄姐或是其他近亲、老师、邻居或是治疗师。在青春期，这个角色也许是男友或是某位年长的女性朋友。当孩子太小，无法从爱护她的人身上抽离情感，那么转移情感则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她以后也无法回头，不能远距离悼念母亲的话，她将继续在其选择的替代者身上寻找母亲的影子。发展停滞失去母亲代表着发展的挑战。有时当孩子非常依赖的母亲去世，会迫使她非常迅速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而不得不比自己的正常发展超前一些。与此同时，她也许会通过确认自己的早期发展阶段来维持同母亲的关系，并否认她的死亡。最后的结果就是其长大成人后将保留一些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感觉自己的童年或青春期总是有一段卡壳的过去。这个女儿感觉长大不仅很神秘，而且还是相当不可能的:她仍旧脱离不了童年。本质上而言，失去亲人并不会导致发展停滞，但是如果这期间的环境不适合对亲人的悼念，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南·伯恩鲍姆解释说，女孩其他所有方面和兴趣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在有些方面却还是不成熟的。就像一个20岁女人和10岁孩子的混合体。只要她的悼念是不完全的，那么她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法再次体验，仍旧处于渴望的状态。

　　在某些方面发展停滞的女儿日后可能在同自己正常年龄相关的任务和责任上发生情感问题。失去了母亲的社会化影响，她将很难达到智力或情感上的成熟。25岁的特里西娅3岁时母亲去世，她说每次发生浪漫史，她总是希望对方能够像对待孩子那样宠着她、关爱她。现在她的朋友们都结婚了，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承认:我就是想找人哄着我。我真是很不同步。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青春期即便没有经历丧母之痛也是非常剧烈的内心冲突时期。在这段成长时期，偏执、病态妄想症以及多疑行为都是正常现象。在这成熟的狂乱中，所有规则突然间都改变了。父母变得烦躁、尴尬;朋友是无法琢磨和互相竞争的;学校里的男孩很神秘，而且突然变得重要了。当然真正的变化是从内心开始的。女孩心情变幻莫测、对性有了朦胧的认识，发现自己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制造不和谐感的超前感知技巧。这只是阶段性的。父母们说。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说得对。青春期多数时候就是失去和再次获得的力量的平衡，就是要允许一个崭新的、更加成熟的个体慢慢地从家庭的重围中展现出来。至少这个阶段是成熟计划的一部分、正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些年里如果有创伤发生，整个发展过程就全都被打乱了。青春期的任何一项发展任务--发展自治、应对权威人物、习惯生活中的矛盾和模棱两可、学会发展亲密关系、确立对性的正确认识、学会控制情绪、发展个人价值系统，以及维持胜任能力和竞争力--所有这些都将因为母亲在这个时候去世而中断或是停滞。母亲与女儿:纽带决裂时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生物，是需要依赖他人来满足自我的。当我们远离某人或是某个群体时，我们自然就会想要接近其他人或群体。在正常发展的青春期，如果一个女孩失去同母亲联系的纽带，她就会倾注情感于同龄朋友或是自己的浪漫同伴。虽然这决裂意义重大，但是却是不完全的:女儿紧张的时候还是会定期地回头求助于母亲。正所谓前进两步，却又倒退一步。青春期是进入自主增强阶段的准备阶段，是帮助她最后脱离原本的家庭、创建自己家庭的转折时期。一个女孩对母亲同时持有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在青春期是非常正常的，常常也就是几分钟而已。爱和安全感的需要使得她同母亲的爱护和支持联系在一起，而愤怒和憎恶又使得她建立和保持独自前进探险的距离。这个阶段，女儿也许会最终发现母亲不是完美无瑕的，甚至在同其他人的母亲相比较时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尴尬。当她认识到自己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自己有能力过不一样的生活，并且开始着手实施时，她就向发展独立的自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种分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通常是由于母亲的行为而变得复杂。因为母亲通常认为女儿是她的自我延续，所以对女儿会比对儿子要求得更多。当女儿日行渐远的时候，她会竭力阻挠。与此同时，由于她自己也经历过青春期，很清楚女儿必须自主，她又帮忙将女儿推向成年和独立。??并不是所有自身从未同自己的母亲分离或是没有完全分离的母亲都希望同女儿维持同样的关系。这个时期并不是所有母亲和女儿都能达成共识，之间的纠葛将延续到15岁以后或是20岁出头。20世纪80年代韦尔斯利大学的100份学生调查表显示，这个年龄段的女儿超过75%都对自己的母亲表示不喜欢或不讨好。当母亲在女儿的青春期去世，原本期望在短暂分离后重新复合的希望就成为不可逆转的骨肉分离。女儿就想对母亲大喊:等一下!我不是真的希望你走。快回来吧!如果母亲在女儿叛逆的巅峰去世，女儿会为母亲的死无比愧疚，因为她们之间一直冲突不断、怒气冲冲。在她的记忆中，过去15年的关系将全部压缩，就剩下最后一年的6次争吵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吼母亲的伤人的话语，爱字就像刀一样伤害她，你根本不爱我!我不爱你，我恨你!还有那最可怕、最自负的言语，我要你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青春期时的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愤怒。我从不认为母亲是因为我这样想而去世的，但是对许多女孩而言，童年时异想的残留部分的确会在童年之后一直存在。阿伦·英格兰德是一个注册社会工作者，她领导纽约市癌症关爱协会的丧亲群体7年。她说:无论何时，同我们有着矛盾关系的人去世了，尤其是如果我们刚刚经历了争吵，我们常常会感到非常痛苦并且为自己曾经的恶语而自责。当人们有压力时，他们就想逃避，那时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都会在意识层面重新激活异想。然后他们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要为亲人的死负责。莉今年34岁，她还记得13岁时和自己最要好朋友的对话。我们一直在聊13岁女孩认为比较重要的话题。她说，我问:如果你不得不失去父母中的一个，你希望放弃哪一位呢?我说是母亲，因为我和父亲一直很亲近，而且我认为失去母亲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两个月以后，母亲突然中风去世了。由于当时只有13岁，而且我是在教会学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是上帝听了我的话带走母亲的。青春期的女儿也许还会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好，从而为失去最后赎罪的机会而难过不已。葆拉今年27岁，多年来一直为15岁时母亲的死而自责，认为自己应当少同她吵架，多安慰她。就好像我当时明知道她病得那么重还和她吵架。我真不应该说那些难听的话。她说，甚至现在有时候我会烦躁地抓自己，跟自己说哪天都做了哪些可怕的事。但是现在我能告诉自己:哦，那时你才十几岁，那是必经阶段或也许你得了经前综合症。总之做些事情让自己好受些，因为现在27岁的我已经没有机会和50岁的母亲说说笑笑:哦，还记得那时候吗?

　　葆拉继续说:你希望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母亲能够在身边陪伴，但是事情不都如你所愿。你希望她走的时候并不是带着你并不爱她的遗憾而去的，这正是我所害怕的。每当自己这样想，我就强迫自己把思绪拉回来，跟自己说:没事。那时你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事情已如此，她应该能够理解你。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是只要你做到了，一切就都到位了。和葆拉一样，我也努力哄骗自己使自己免于自责。我安慰自己:母亲一定也对她的母亲说过同样的话。虽然她们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复杂性，仍然可以作为我的释放愧疚之情的例子。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理解母亲知道青春期的对抗是正常的。伊夫琳·巴索夫说，你记得《母女情深》(termsofendearment)中的一幕吗?当母亲垂死时，她的长子是多么气愤、多么叛逆啊?她临终前坚信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那一幕真是很了不起。这部影片塑造了一位非自恋型的母亲，一位无私奉献、宽容的母亲。我相信她不顾长子对她的恶劣态度而对他这样说，是给予了他最珍贵的礼物。我认为即使不是这样的复合、不是如电影中这样发展的情节，你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母亲死去时你们的关系不好，你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是母亲是很成熟的，知道你应当如何及时修护关系。最后你逐渐成长，就知道:母亲年龄比我大，比我睿智，知道我正要度过这个阶段。因为走向成熟的过程是具有个体差异的，不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同母亲疏远，而有的从来也不会有这一过程。如果母亲去世或是离开时同女儿非常相爱、关系亲密，相比愧疚感而言，女儿会感到更加痛苦。原本依赖父母的孩子突然失去了依靠，她必须自己学会独立。玛丽安娜是家中的大女儿，母亲死于肾脏衰竭，她和我说母亲去世时她感觉非常恐惧，因为她还是一个那么怯懦的小女孩。我必须对她进行特殊诊断，起初我还不相信会是这样，但是最后我发现她的确是这周我遇见的最感情外露的病人，因为她不停地点头强调谈话重点。母亲去世前，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真的都不怎么迈出家门。家里人都叫我仓鼠，因为有时你看见我好像要走出房间了，但是其实我只是在门口偷窥了一下。母亲和我关系很紧密，她不只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不仅仅是失去了母亲，还失去了一位亲近的朋友。她什么事都帮我做好了,所以当她走后，我毫无准备，不知道没有她的保护我还能干些什么。高中毕业后我就直接工作了。如果母亲还活着，我可能会到离家近的大学念书。但是我很担心父亲，他患有糖尿病和低血压，时不时就得上医院。我有一年没有去工作，然后就给我支持的国会议员做志愿者。虽然这占用了我同妹妹相处和做家务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走出家门我就会疯掉。为乔工作令我改变很大，他非常年轻，只比我大10岁。我同一群年轻、有活力的人们一起工作。这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不再那么自闭了。

　　如果不是母亲去世，玛丽安娜的自立进程不会那么快就成功了。对于其他女儿而言，尤其是那些在最混乱的时期失去母亲的女孩，性格发展的某些方面可能会立即停止。发展停滞不仅仅只是童年现象，在青春期也很重要，通常发生于十几岁的孩子感觉同去世时的母亲有很深的矛盾。而又不知原因，不能恰当地悼念母亲、同她分裂。现年32岁的盖尔的母亲去世时，她才18岁，她是8个孩子中最小的，母亲生前对她管束很严(她很不开心)。盖尔同母亲的分裂一直到母亲去世后的12年才出现。我同母亲的关系非常复杂。她身体很弱，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很不适，在我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了。她40岁时生的我，可以说是在她生命的后期了。有时她是我的朋友，有时又大力压制我。她告诉我只有她才知道我在生活中都需要什么。我是她最小的孩子，她紧紧地把我拢在身边。当哥哥姐姐要离开家时，她和他们争吵，让他们都走吧，但是我青春期时从没有逃离过她。我也尝试过，但是我真的和她绑在一起了，就好像脐带还没有剪断似的。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都觉得我们俩是血脉互通的。我就是她的，为她而生的，要同她待在一起，关系紧密得我都想要尖叫。而青春期时我的确尖叫过，努力和她抗争过，但是每次的碰撞都是以我放弃而告终，因为我没办法赢她。和她一起的最后几年正是我重新定义人生的阶段。我重新审视同母亲的关系，意识到我从未真正悼念过她的死亡。我直接奔向美好的成年生活，把那段时期关门锁上了。我想:好。我们继续前进吧。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我终于做到了。我感觉自己今天才刚刚开始青春期的旅程。由于悼念通常反映了失去母亲时期的情感反应，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点的女儿会发现自己在完成青春期没有完成的成长任务。像盖尔这样在先前阶段发展停滞的女儿，会在成年期完成这个任务。同样，被迫很快承担成年人责任的女儿们会感觉她们遗漏了某个环节、整个青春期不再完整。那时十几岁的她们将在10年或15年后来完成成长体验。既然失去母亲加剧了青春期的紧张与压力，那么很小的时候失去母亲的孩子能否平安度过那激愤的岁月呢?也许不能。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汉普特斯儿童治疗诊所研究发现，相比5岁前母亲去世或是离开的孩子，同年龄段失去稳定的母亲式人物的儿童实际上在日后的青春期会有更多成长困难。多数5岁以前失去母亲的孩子都经历了前青春期，特征就是发疯似的寻找母亲式人物，找到后也许就会依附于她，而后又会慢慢放手。前文中提到的伊丽莎白·弗莱明研究案例中的露西，她在婴儿时期就失去了母亲，当她进入青春期后，就在母亲与女儿关系中陷入了绝境。她对亲生母亲知之甚少，而又不认可继母为合适的母亲替代者。据弗莱明说，露西15岁时经历了消沉期。

　　那时的我每天都很消沉、很绝望，早上起不来，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不参加学校活动，也不参加分析会谈。好像身体和头脑都被固定了--这是她以前从未显示过的特征。另外，原有的困难也被放大了，体重增加，总生病，后来还不小心把手腕划伤了。下意识地，露西将目前的困境同第一任男友的抽身离去联系在一起……她最大的绝望源自于没有死去母亲的任何印象。如果脑海中有母亲的形象，那她就能脱离自己的孩子气;而作为成年女性，她就能选择是否以母亲为标准鉴定自我。接下来的两年里，露西独自搜寻一切关于母亲的详细信息，期望能拼出缺失的母亲形象。她第一次去了母亲的墓地，自己的抑郁症状就此消失。青春期失去母亲或是母亲式的人物也是推进女孩走向自主和自信的重要步骤。青少年与失去:表面问题同龄群体是青春期女孩生活中力量强大的青少年陪审团，它在青春期女孩失去母亲后的恢复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多数青少年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将原先倾注于父母的能量转而投向同龄人或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多数青少年鲜有应对痛苦的经验，所以女孩的同伴经常无法认可她们的情感、无法理解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罗宾(robin)现在27岁，其母亲去世时她才16岁。她还记得那时候她与同伴相处并不融洽，但她还是非常感谢帮助过她的同学。那时我的同辈关系很棘手。她们总是抱怨得做多少作业，而我就会想: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会比自己母亲去世还令人难过吗?我还觉得她们在互相竞争，看我更依赖哪一个，这真让我发狂。我觉得不能和其中一个多说一句话，要不其他人就会很难过，认为我忽视了她。有一个朋友还总是把我看成流浪小狗，总是说:哦，我真为你难过。这让我觉得我得让她好受些，让她知道我很好，用不着为我难过。我连自己都快控制不了了，又怎么能让别人好受些呢?但是母亲生病时，我在避难中心为越南人做志愿工作。在那里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和我关系非常好。她是非常辩证的人，有能力保持客观性，而不是为情感所左右。她和我谈起过母亲的病情和死亡，她从不说:我真为你感到难过，可怜的小东西。相反，她问我: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她给我空间倾诉，我告诉她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可怜。我意识到自己的其他朋友都很回避这个问题，都害怕牵连到她们自己和自己的母亲，她们不能真正地彻底和我讨论这件事。避难中心的这位朋友并不认识我母亲，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的其他朋友都认识我母亲，所以相对那位朋友，母亲的死对她们而言非常真实。我和她在一起谈了很多，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青少年焦虑中最严重的就是女孩害怕被自己的小圈子拒绝或是令圈内的朋友沮丧，尤其是当其他家庭成员忙于应对丧失亲人的痛苦而没有时间顾及她的时候。青少年正象征性地与家庭决裂，因此与孤儿有很多共同之处:被疏远、被孤立的感觉、低自尊;混乱的家庭条件;还有害怕被群体拒绝。其他女孩常常认为母亲是一个女儿最重要的财富，所以失去母亲的青少年会因为自己丧失这宝贵财富而非常难为情。十几岁的女孩会认为母亲的缺失会令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很不正常，所以就会选择拒绝同龄人--常常是避免和朋友谈论母亲的去世或是隐藏任何愤怒、沮丧、愧疚、焦虑或是困惑。与此同时，十几岁的孩子还会将悲伤推到一边，对外竭尽全力表现得正常。就好像在告诉别人:看--我是足球队长、优秀学生，而且是校园话剧的主角。我太完美了!她的自我定义是以有母亲的家庭为基础的，只是由于自己不能预见和无法逆转的力量而改变了。如果准许其个性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就意味着将其定义为没有母亲的女孩--这并不是她希望选择的准确形容，但她也不想违背它。所以她尽力创建新的身份，是相对于过去完全独立的。在寻求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她努力使自己成为有能力的、有自制力的人。而据报道患有暴食症、吸毒或是酗酒的失去母亲的女性中，没有人说自己这些问题的冲动是十几岁时开始的。不管怎么说，青春期是焦虑和探索的时期，但是对于失去母亲、需要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环境都很正常的女孩，对某事上瘾或是有自毁倾向是战胜悲伤的常见手段。丧失亲人的孩子常常将情感隐藏于内心，但是青少年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释放情感。25岁的朱丽叶在母亲被诊断为癌症后开始吸烟、喝酒，而且每次母亲的病情恶化，她就会变本加厉。朱丽叶回忆:她开始化疗的前一天，我又在商店偷了30美元的东西。然后被抓了，接着她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她因癌症前期生长而切除扁桃体的那天，我在舞会上喝醉了，我朝每个人身上狂吐，差点没和别人打起来。她死的时候我酗酒正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23岁才有所好转，最后我清醒了。当她被内外巨变所围困，在青少年时期失去母亲的女儿就会寻找自己能得到安慰的方式或是认为她能够得到安慰的方式控制。家里的新女主人几乎就在家里完成犹太教法规定的8天悼念后，我带着弟弟去理发，带着妹妹去看牙，钱包里揣着家里的备用金。我继承了母亲的车。我就好像踩上了前进按钮，一下子从17岁变成42岁。我没有任何悬念地承担了母亲的角色。私下里，我数着时间，等着逃离的那一天。秋天，开学的时间到了，我马上溜出城去上学，而15岁的妹妹就接手了我留下来的烂摊子。

　　青春期的女儿在母亲生病、离开或是死亡后，常常会无意识地成为父亲或兄弟姐妹的迷你母亲。这是我们当今文化不幸的副产物，我们希望女性能照顾孩子和家庭，希望长女或是次女--即便家中有长兄的存在--能够承担母亲的角色。但如果是这个女儿正处于青春期的话，她特殊的身份将是一个冒险。玛丽安娜的母亲死后，16岁的她不得不承担家中所有的家务事，包括照看妹妹。如果你16岁，而且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母亲来做的。那么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凭什么我应该洗衣服?凭什么我应该洗盘子?她说，刚开始的几个月很难熬。我的姨妈，我叫她干净太太，会来检查卫生。那真是让我抓狂。直到今天，我都非常痛恨洗盘子。每天晚上我还得做晚饭，照顾妹妹--那根本就是个野孩子。换句话说，白天我和所有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晚上回家就得做饭、打扫屋子，就像母亲或妻子那样。面对这样的责任，一个女孩有三个选择:满足需求、部分满足需求或根本不满足需求。有时，如果她年龄足够大或是自制力足够强，就会主动拒绝，拒绝扮演母亲的角色，但是之后就会为抛弃家庭而内疚。有时尝试了几年后失败了，她会意识到自己一个人满足不了家庭的需求。菲莉丝·克劳斯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是一位注册社会工作者，也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和圣塔罗莎的精神分析专家，她经常为失去母亲的女性做咨询。她说:不得不扮演母亲角色的女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们会变得超级能干或者是为努力达到自己的要求而筋疲力尽，也有可能以某种不健康的方式逃脱责任，比如和家人关系恶化或是离家出走。如果青春期的少女不得不成为生病的母亲的护士、弟弟妹妹的家长或痛苦的父亲的看护者，她们就会形成富有同情心、怜悯之心的性格，这对于其今后的生活有好处。社会赋予关爱者许多令人钦佩的特性--尤其是对女性--表面上看十几岁的女孩必须要照顾其他人。一些研究表明，亲人去世后对他人承担责任的孩子能够获得一种能力，并更有可能成功地消除丧亲之痛。但是多数文化中，让青少年承担看护的责任是不成熟的，在她能够胜任之前就提前把她拽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这就迫使她在本应该倒退或是被照顾的时候提前成熟了。再没有比亲人去世最能让青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事了。她的思想、责任和意识的成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但是她的身体、环境经常在提醒自己还没有长大。当你每天都搭校车去上学，就很难成为一个大人。芙朗辛今年32岁，母亲在其13岁时突发心脏病成了植物人，她17岁就搬出来独自生活了。她说:我觉得自己比同龄人要老得多，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大10多岁。我喜欢与独立的人交往，他们和我很像。但是有时我又跟婴儿一样。我丈夫说有时我非常成熟、能干，但有时候又一点儿不像成年人。我不得不快速成长，不能像个孩子。我最近准备减少工作时间，一周只工作三天，这样我就有时间做小孩儿了。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做小孩子了。

　　过去的13年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时间年龄。母亲死后，我总感觉自己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迅速成长为42岁的女人，开始接手母亲该做的事;第二部分停留在17岁了，守候着母亲的形象以及我们那时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我常常觉得最不了解的，正常发展着。有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有超能力，伸开双臂，一手抓住42岁的我，一手抓住17岁的我，然后把她们紧紧地拽在一起，直到在某一点重合。青年时期(二十几岁的时候)如果说青春期是个性的形成，那么青年时期就是带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在更大的世界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阶段失去母亲的女性会成为最受忽视、误解的女儿。她有可能已经独立生活，独自照顾自己或是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当丧母之痛将她打入情感泥潭时，她也最有可能感到挫折和困惑，而且别人最有可能常对她说:你已经25岁了吧?哦，你真的不需要母亲了。就好像当女儿脱离青春期了，母亲的重要性就缩小的零点了。离家求学、结婚或是搬出家自己住都是发展的里程碑，但是为建立新家打好基础并不意味着切断我们与身后的家的情感纽带。自相矛盾的是，建立新家庭的成功基础来自于年轻人继续拥有安全的地基--通常这核心小家庭--将在有压力的时候回归大家庭。她正处于人生的旋转门，到外面感受世界，回到家来寻找鼓励或是休整。如果妇女在成年早期失去母亲，在19～23岁之间，丧母之痛将带来巨大冲突，因为动摇了所有根基。菲莉丝·克劳斯说，她正处于发展个人事业、搬出去独立的起点，所以说她需要鼓励。但是相反她也需要回归家庭，需要家庭的帮助。而且，由于智力和理解力的层次大幅度提高，以下的想法会不断涌现:没有母亲我怎么处理生活中接踵而来的许多事情呢?所以她失去的不仅仅是母亲，而是她需要的鼓励和自我的重新生效，还有那时她真的很想同母亲分享这一切。这同蹒跚学步者一步步地去冒险，定期回到母亲那里寻找安全感、恢复自信没什么两样，只是现在不是小孩，是一个女人，她的旅程几个星期或是几年轮回一次，而且她同母亲的重新联系是信件或电话。二三十岁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强烈的回归家庭的渴望，娜奥米·洛温斯基说，母亲就是你的参考点。也许她让你抓狂，也许你不想成为她那样的人，但是你的母亲是你的资源。她是原点。你总是回头寻找她，去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如果你25岁，而且你认为母亲一无是处，那么你也就知道你自己身在何处了。这就是定义。但是如果你25岁却没有母亲，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在哪里呢?你就需要去建立关系。父亲也许真的很重要，而且对你帮助很大，但是他不是女人，他的帮助是另一种类型的，是对立性别的一种关心。

　　对于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代的女儿，她们的经验不同于母亲20世纪开始时的经验。母亲是在23岁时结婚的，而她25岁的女儿也许会将婚姻、生育推迟到30岁以后。今天，教师或销售职业的女性将给予女儿良好的教育，使她们的事业起步于大公司或是获得更高的学位。我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工作、有医疗保障(包括避孕和合法堕胎)以及婚姻权(包括无异议离婚)，这是我们的上一辈女性想都不敢想的。民权、性解放革命运动、女权运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同母亲的经历大相径庭，从而使得我们同她们远距离定义自己的个性。作为文化和社会人，母亲和女儿几乎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是因为强大的早期联系以及她们共同的女性特征，不同辈的人之间的差异使得双方都很别扭。母亲同成年女儿被假象所蒙蔽，除了挑刺就是互相抱怨。母亲希望女儿成为她那样的人或是绝不能成为她那样的人，而且期望女儿也是这样想的;女儿捍卫自己的选择，认为母亲根本不可能理解她。当女儿成熟后，尤其是当她也成为母亲后，她同母亲的视角都会进化。比如，女儿首先发觉母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母亲是多角度的，是有人的局限性、有优点也有缺点的。虽然女儿还是保留了一些早期对完美母亲的渴望，但是她也慢慢变得可以降低期望标准了。相反，母亲开始接受女儿已经自立，有能力自己做决定并执行了。双方都是给予或获得，推和拉的关系，最后达到一个理想的妥协基础。即使双方不能互相理解，至少都能互相尊重。自女儿第一次同母亲决裂时起，她就总是希望回到早期记忆中的母亲的身边。母亲曾经给予她的关注和关爱成为女儿持续追寻的理想。分离是必须的，但是重聚却是永久追寻的目标。虽然母亲在成年女儿生活中的地位完全不是20年前了，但是成年人的调和能力使得母亲和女儿间建立起第二层关系。在青春期的女孩完成脱离家庭的个性化后，她通常会回归，同母亲重聚，把母亲当做女人与女人友情的暂定伙伴。多数明确描述是在20世纪时，她们首次发现母亲评价朋友时的特质--有同情心、睿智、经验丰富。这时候失去母亲，就好像就要找到她时她却消失了，感觉像是个残酷的把戏。35岁的克里斯蒂娜的青春期非常混乱，她刚刚开始享受同母亲的亲密关系，母亲的死就切断了她们之间的纽带。母亲是在我18岁时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而在我23岁时，她就去世了，那时我在别的州住。虽然我不常在她身边，但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想念我，我也想念她，我们还经常写信。她来看过我一次，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她的去世，我觉得对我更残酷，因为我一直身处远方。我为此很内疚，妹妹也埋怨我。真的很残酷。母亲的确和我说过:去吧，好好过日子，做任何你认为需要做的事。妹妹不能理解，她们为我搬到远方去住、8年没回家而伤心。我想母亲也为此而惊讶，但我想她其实是很高兴我在外游历、有所作为的。

　　非常幸运，在她去世前我们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我想:哦，这不公平。我们刚刚真正成为朋友。当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是个侍者，我们常常去酒吧喝基迪鸡尾酒。等我大了，就能进去和父亲喝一杯了，和母亲也是这样的。我终于能够作为成年人和她在一起，并且讨论成年人的事情。过去一直到那时候，我们都不曾交恶。我有我的生活，她有她的生活，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无论母亲是否健在，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有期待同母亲重聚的冲动。童年或青春期失去母亲的女儿到达二十几岁的年纪，感觉准备好同母亲重聚了--但是和谁团聚呢?以什么名义呢?当我20~2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生活中强烈需要一个女性人物。那些年概括起来就是我疯狂寻觅谁能来指导我，但是我最想与之联系、最为思念的人消失了，而我努力寻找别人来取代她却总不成功。29岁的凯伦9年前失去了母亲，她也是这样认为的，她说:回到母亲身边，和她做朋友，在相等的层面相会，这就像母亲生命的一道华美乐章。但是当她不在那里，你就无法和她重聚。我感觉自己没着没落，等着什么能来把这空虚填满，希望能有办法让母亲回来。但是，我不能。这总是萦绕于心，因为需求仍然存在。母亲去世过早，女儿内心将总是感觉不完整。她继续寻找迷失的碎片，总是试图填补内心的空白。治疗师称失去如同成年朋友的母亲为二次失去，这在真正失去的时刻表现并不明显，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显现。20多岁的女儿总是跳着想象二次失去--没人帮她筹备婚礼、没法咨询孩子的养育问题、孩子们没有祖母--她们看到了失去母亲的长期后果。这只是理想化的剧情描写。膝盖上绑了8年绷带的母亲恐怕不能抚平18岁女儿的心碎，或是接手26岁女儿繁重的劳动。那只是我们渴望的母亲，是我们所能想起的母亲，是我们迫切盼望的母亲。我的母亲24岁时辞职生下我，她能在1988年帮我出谋划策、解决公司层面的问题吗?她结婚时是处女，能倾听我讲述18岁险些怀孕的经历吗?或者她能接受我同她大相径庭的两性道德标准吗?当我努力拼出我所知道的更为成熟的母亲形象，每次我都有疑问。她教我用卫生棉，对于避孕有自己独到的办法。母亲作为一个女人，对我而言非常神秘。在我脑海中，她永远是42岁，而作为她的女儿，我也一直没能跨越17岁。这真是种令人悲伤的美，母亲将永远保持年轻。我再也不必看着她一点点变老，或是担心她的老年看护问题。但这也意味着我会超越母亲，不久之后还将比她长寿。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问题了。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到达同一个年龄，但是青春期的我们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虽然与父母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很爱他们;在公立学校毕业;去大学求学;谈恋爱。但是她21岁就结婚了，而21岁的我做出不同的选择--自给自足、仍旧单身、去获得更高的学位，这使得我的成年经验与母亲的大相径庭。

　　但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多数朋友的仍旧健在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女儿都是要超越母亲的。这就是事实，但是我的成功是苦中带甜的，因为母亲也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但是却没有时间去实现。我游历过许多国家;我去参加弟弟妹妹的婚礼;我还可以看见新世纪的第一天;某天，我还将超越43岁这个年龄坎儿。20岁以后的人我真是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30多岁、40多岁或年龄更大时失去母亲的女性联系我，她们还希望我能把她们的经历写入本书。也许因为我失去母亲的时候还很年轻，我一直以为超过25岁或30岁的人应该能够接受母亲的去世，认为顺其自然的事情，她应当不会觉得毫无准备地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但是我错了。两年前我刚刚搬到纽约的时候，我去买躺椅。在我买完东西的时候，销售员索尼娅和我闲聊起来，我们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然后我告诉她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年轻女性失去母亲的书。她把手头的表格往边上一推，紧抓住我的胳膊，热泪盈眶，说:你想不想采访我啊?几年前我母亲去世了。我不是孩子了--我43岁了，但是我跟你说，任何年纪都很难接受得了。又过了没几天，我的一位65岁的阿姨打电话告诉我她母亲过世了。她打电话的时候，说到一半就声音哽咽，开始哭泣，她说:我知道她已经88岁了，寿终正寝了。但是那是我母亲啊，这样的结局我真是接受不了。年长的成年女儿在母亲去世时的紧张情绪一点儿不比青年人少，也不会认为母亲去世不再重要。只是她们的感受同年轻人不同。因为已成年的女儿自己已经承担多种角色--情人、妻子、母亲、祖母、帮手，她同母亲的关系是最不具有依赖性的，在她心目中母亲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然而母亲仍然在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对她孩子无微不至的祖母、其丈夫的丈母娘、成年密友。一旦失去这些生命中重要的人，悲伤也是不可避免的。韦尔斯利大学研究中心对女性的研究提醒我们:因为男性的寿命预期比女性要短，所以女儿和母亲的关系可能是其生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当这联系忽然断掉，无论女儿是何年龄，母亲的死都是令人困惑、意义深远的。她仍旧是母亲的孩子，母亲的逝去会令她觉得被抛弃、愤怒、伤心。然而，相对于青春期或是孩童时代的女儿，已经成年的女儿能够处变不惊，以更成熟的方式应对母亲的死亡。同在悲伤时期突显个性不同，她的个性已经成型了。最初的悲伤阶段，她也会号啕大哭、否定自己或是退化，但是她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调控自己对亲人逝去的悲伤情绪是中年的必修课。逝去亲人对她对未来的设想打击力度很小。最理想的情况是，她内化了希望继承的母亲身上的积极个性，摒弃了母亲负面的、曾经困扰她的个性。没有了母亲，她将继续前进、毫发无损。虽然母亲同女儿最初的纽带变得扭曲、被破坏，但是绝不会被切断。玛莎a?罗宾斯(marthaa?robbins)在《中年妇女同其母亲的逝去》(midlifewomenanddeathofmother)一书中写道。失去母亲的女性一生都会持续不断地调整同母亲的关系，她不断改变视角，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为母亲的每一个新形象寻找合适的位置。童年期、青春期以及青年时期失去母亲的女性，在到达中年或是更大年龄的某个特定检验点时，会经历二次失去的悲伤。她们会渴望有位更成熟、更有经验的女性来指引自己。现在53岁的科琳娜，其母亲去世时她才11岁，她说:作为成年人，母亲去世真的很令我伤心。要是能有什么人给我传授女性知识就好了，比如成年女性应该什么样、怎么度过更年期，还有类似回顾人生、思考死亡，等等。当然，我母亲没有经历这些，她去世时才47岁，她也许从没有经历过更年期。虽然科琳娜有两个很爱她的继母，还有许多亲近的女性朋友，但是这么多年来，她仍旧渴望能够得到母亲的知识的传授。母亲是我们同自己的历史和性别最直接的联系。不管我们认为她是不是一个好母亲，她的缺位都将使我们的人生不再完整。苏珊妮今年33岁，母亲3年前去世了。她说:我母亲去世时，一大堆人来安慰我:哦，你还有父亲呢。还有弟弟、妹妹。你有个很棒的丈夫和漂亮的孩子。你知道什么?那些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但是我还是没有了母亲。

　　第三章因与果--无路可走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我母亲的死亡方式是大家都不愿意谈论的，非常突然，非常戏剧化。周围一片恐慌、嘈杂。她的身体被遍布全身的癌细胞折磨得很虚弱，她的精神也被不真实的希望打垮了。她蜷缩在救护车担架上，卧床啜泣，周围是医院急救室破旧的帘子。她已经没有力气坐起来了。我一直抓着她的手。医生进来后，我们去了医院大厅。倚靠着一排付费电话，我怀疑地盯着医院的地板砖。以前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无助，没有见过她的身体虚弱到如此地步。我从不知道人是这样不堪一击。这还是我带着感情的回忆，因为我总是先想起这些，实际上当时亲眼所见要更令人难以启齿。到了癌症的最后阶段，病人挣扎着去控制已经彻底击败她的身体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就是你母亲，那就是你母亲，那就是你母亲。每当我向医院病床看去，我都逼迫自己要记得那是母亲。16个月的化疗已经将她变成毫无特点、看不出年龄的妇女。她的身体胀得像气球，黑黑的卷发也没有了。当癌细胞到达肝脏，她腹部肿得很大，临死时看着就像要生产了。在她丧失意识的几个小时前，她已经没有能力说话了。尽管我们努力辨认她发出的哼哼声，但还是不知道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父亲后来告诉我说她的最后遗言是照顾好孩子们，那是她陷入昏迷之前跟他说的。我倒是愿意相信她最后还是有所请求的。你一定听说过一个已经昏迷好几个星期的人在临死前忽然睁开眼睛，或用手划十字，甚至坐起来说出完整的话。所以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任何事在那个特殊时刻，只要你想让它发生，都有可能发生。那些临终遗言是我父亲的版本，不是我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神话，都有自己对真相脆弱的把握。妹妹的回忆是一种方式，我的回忆是另一种方式。我高中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起过一些片段，但我敢发誓那从未发生过。是真相还是虚幻?我真不知道，我只相信自己的故事。在我的这个版本中，母亲没有临终要求，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所告诉我的、我所听说以及我自己添加的内容填满了记忆的缺口。所有碎片汇集在一起就像难看的马赛克，拼凑出一间二等病房内发生的一幕幕。据我所知，那是在1979年，一位过敏症专科医生在她腋下检查出一个肿瘤。她又去妇科医生那里检查，医生说:没什么，而且你刚40岁，6个月以后你再来我这儿检查。6个月后，他说肿瘤还是那么大，他告诉她:没有发展，不可能是癌症，你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囊肿。你很好。2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在餐桌前吃花生，把皮扔进绿色的特百惠碗里。她说也许应当去动手术切除掉肿块，仅仅为了安全起见。但是手术费很贵，那年家里的钱还有点紧。又过了6个月，也许是更长的时间，她又去了另一个妇科医生那里检查。医生给她做了乳房x光检查，还让她去外科医生那里做了切片检查。看了结果他直摇头，建议她二次会诊，以确诊病情。在乳房切除手术后，她告诉坐在病床边的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了。她说，大夫已经将它全部摘除了。接下来的那一周，预防化疗开始了。第一个6个月的疗程后，她去复诊，11月份的cat扫描是阴性。第二年的4月份，又一次扫描后她回到家笑着说:全都没了，好消息吧?5月，肿瘤专家给她开了新的配方药。她告诉我说那药就是为了预防，因为她的白细胞有点儿少。在我的故事版本里，我们都认为癌症和化疗只不过带来了暂时的不便，母亲的病只不过是一点儿小故障，任何经过培训的医院勤杂工都能解决。当我发现她抓着掉下来的一把头发在洗手间哭的时候，我安慰她今年就都能长出来。就连我们去买假发都像演一出戏剧。她从商店出来就和我炫耀那一头法拉·福赛特(farrahfawcett)卷发，还要我答应永远也不染金色的头发。5月份，她开始给我织外套，计划在秋天她的治疗结束时完成。而当她明显变得非常虚弱、胃也开始肿胀时，我才意识到事情已经变得相当严重。

　　我很不理解人的身体正常运转和垂死的准确分割线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有那特定的时刻--一毫或是千亿分之一秒，健康细胞的数量突然降低，以至于生命无法复苏?或者是不是有那么一个细胞的正常分裂产生了这个临界，而以前一个也没有，就是这一个不法分子干的。似乎母亲的这一过程太快了。据我的回忆，有天晚上她还在电视前的摇椅上看电视，放松双脚，不耐烦地等着腹部消肿，而第二天她就起不来床了。父亲那时候所在的宗教分支要针对犹太教堂的职责写一份年度检查，每天下午都得去和大师谈话一小时，我就一个人陪伴母亲。那时她躺在楼下，就在半地下室的位置，因为那里很凉爽，使她灼热的皮肤很舒服。我扶着她去洗手间，她坐在马桶上，递给我一卷手纸，不敢抬头看我。她太虚弱了，只能求助于我，她感到很不好意思。真抱歉还得让你来。她一次又一次地说。当我努力帮她上床的时候，她绊倒了，直接倒在床上，她大哭了起来:我真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如果我不得不这样活着，我真的想死了。别说那种话!我命令她，一边说一边给她垫上一个枕头，你肯定不是那样想的。别再说这种话了。我确信自己那时没那样想，但是现在我知道那1小时是我距离地狱最近的时刻。我和垂死的母亲坐在地下室里，在7月的热浪里，空调的冷气开得很足。我周边的每件事都变成两个极端:生和死、高温和冰点、疯狂的希望和彻底的绝望。也就是在那1小时，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我没有试图抽回思绪，因为那1小时变得无比漫长。早上，母亲醒来就吐了好多黑色的胆汁，父亲赶紧叫了救护车，我们在家里做了所有能为她做的事。她在楼下翻来覆去睡不着，父亲那时和我坐在客厅，告诉我她就要死了。你母亲不得不去医院了，我觉得她回不来了。那是他的原话。我盯着他椅子上的装饰物看，蓝色和绿色的涡汶草履虫漂浮在米色的大海上。我脖子上的肌肉紧张起来，都能看见汗毛在颤动。怎么会恶化得这么快呢?我问，还盯着椅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他说，自从去年春天动完手术。你早就知道什么?父亲说:外科大夫一出手术室就跟我说没法完全摘除淋巴，他只能照原样缝合。他说她最多再活一年，但是我怎么跟她还有你们这些孩子开口呢?你什么?我想他看得出我眼中的责备。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她比预计的多活了4个月。他说。这时急救人员已经到了房前的小路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手压着前额。幸运?我想，当我一个小时后站在急救室的帘子后面，抓着母亲的手，把冰片放在她龟裂的、满是血的嘴唇上。有人能确认这就是那个幸运儿吗?

　　当父亲去填保单的时候，母亲又和我独处了。她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痛苦呻吟，眼角都是泪。我好害怕!她小声说，我怕我就要死了。她拽着我的手臂，恳求道:告诉我，霍普，跟我说我不会死。在这最后母女共处的时刻，女儿怎么能不答应母亲的要求呢?按她的要求做就意味着要说谎，告诉她真相又意味着无视她的要求。我没有合适的答案，忠诚于谁也很微妙:我是和生我的母亲站在一起，还是和留我在这儿的父亲一起呢?我低声说话时攥着拳头指甲紧抠着手掌，都抠出月牙型了。我说:我会一直待在这里陪你的。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完全跑题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我失败了。下午，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姨妈和我坐在医院候诊室的黑色塑料长椅上。真是噩梦，完全是噩梦一场，我周围全是小丑。我说。我们都混用着隐喻，毫无逻辑地谈话，但是谁都不介意，也不关心。有太多的事要做，一切都要快。母亲刚给肿瘤专科医生打了电话，她冲着我贴在她耳朵上的电话问:我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得告诉她那医生说的都不是真的。那时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许多人都一直向她隐瞒着她的病情。第二天一早她就陷入了昏迷，内科医生在大厅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他提醒我们她可能会好几天、好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是那个样子，他让我们做好准备。一个月?我想，赶紧把嘴堵上不发表异议。我们怎么能这样下去一个月呢?也许母亲也是这样想的。第二天凌晨2:43，她拉着父亲的手走了，而我那时睡在大厅另一头候诊室的长椅上。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晚上，我还拉起隔帘，给邻床的妇女看我们一家去年春天拍的照片。我说:我想让你看看她真实的样子，而不是现在她的样子。即使我这样说，我知道这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好多年以后我才能记起她患乳腺癌之前的样子，好多年以后我才能忘记她躺在病床上以为自己得了黄疸、昏迷不醒的可怕形象。虽然第一个形象存在了近20年，而第二个形象仅仅存在了2天。当人们问我母亲是怎么死的，我说:乳腺癌。这是告诉他们死因。而对于我，则仍能看到我们当初一起在商店买第一顶假发、能听见她嚷着说cat扫描结果错了、能感觉到她躺在病床上用手抓着我。我也许可以用三个字告诉你母亲的死因，但是他们背后的故事却能写满整页纸。我母亲是得癌症死的。我母亲自杀了。一天，我母亲消失了。这些句子很简洁，但是并不只是简单的陈述。整夜守着痛苦的母亲、在厨房台面上发现她自杀的留言或听到她车祸身亡绘声绘色的描述都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情景，除非我们彻底地封存它们。心理学家说亲人的死因--连同孩子的发展阶段以及幸存看护者的应对能力--是决定孩子长期适应能力的首要因素。南·伯恩鲍姆说，死因对整个家庭的反应方式、可行的支持系统以及真正失去母亲前孩子的紧张情绪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说一个8岁女孩的母亲已经患癌症3年了。她说，那就意味着自她5岁起，母亲就接受着各种治疗，经历了各种焦虑，还不得不维持同孩子们的关系。在母亲真正去世之前，这一切已经对孩子有所影响了。所以这同一个8岁女孩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故事也许不是非得比另一个故事痛苦，但是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149个知道母亲死因的女儿中，44%都是因为癌症，10%是因为心脏病，10%是因为事故，7%是自杀，3%是因为以下疾病，肝炎、传染病、生产并发症、堕胎或流产、肾衰竭以及脑出血，其余的是酒精中毒、过量用药、动脉瘤、中风以及手术并发症，还有5名妇女是不明死因。失去挚爱的母亲好像没有容易接受的方式，用一位26岁妇女的话来说:不同种类的地狱。每个原因都令人痛苦，而且对每一例失去，我们都疑惑自己怎样做才能阻止死亡。但是由于不同的死因激起完全不同的反应--对自杀感到愤怒、为杀人而蒙羞、为不治之症而绝望、恐惧，母亲死亡或离开的特殊方式决定了女儿的反应。长期患病几年前，凯莉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她向为她诊断的妇科医生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医生，我不相信现代药物，我不吃药。但是她没有告诉医生她之所以这样的原因。自从15年前母亲死于乳腺癌细胞转移，现在30岁的凯莉就将医学专家同化疗和失败联系起来了。我母亲病了3年，她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接受了大量射线治疗。当时我是唯一在家的孩子，我还记得陪她去医院，看到那些人给她做化疗准备，我就想:真是疯了。毋庸置疑，我对医生和药物的看法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给她采用静脉临时推注的方法，每次还得用针垫。她看起来就像个瘾君子，满胳膊都是针眼，最后都没有地方可以抽血了。我想我可不想这样。她去世的前几天，我听到父亲在医院和医生的对话，医生说:没办法。我们只能再给她做次手术。那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因为我意识到一切都是无用功，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是看她的身体还能支撑多久。这段经历使我意识到安乐死是多么慈悲。我坚决抵制药物或科技对最后的垂死时刻的英雄拯救。我牢牢记住了科沃基安(kevorkian)博士，准备自己一有什么不测就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现在除了病得很严重，我是不会去看大夫的。我什么药都不想吃。当我得尿路感染时，我的医生非常理解我。她解释说这种病是因为细菌感染的，没有什么纯天然的或是同种疗效的方法。所以我只好吃抗生素，还得吃足量。我吃了两天就停药了，我痛恨吃药。和凯莉一样，母亲长期患病的女儿通常同时面对好几种冲突:看着深爱的人身体不断地衰退，感觉无助和愤怒，努力维持正常的生活，而且当新的危机发生的时候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多数女儿不能马上应付过来。15年了，凯莉终于不再为自己将青春期冲突归罪于生病的母亲而自责。但是她依然不信任医生，而且害怕自己也患上癌症。

　　虽然真实的死亡是最沉痛的失去，但是母亲死于长期疾病的孩子通常会在母亲的整个患病期间不断地体验失去的痛苦。由于要照顾生病的成员，家庭成员的职责进行重组，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一位或全部家长对孩子活跃的注意消失了，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经济上也日渐拮据;而女儿对母亲的认知也将历经几次改变。年幼的女儿也许长大成人后，记忆中的母亲就是一个病人，从未有过同健康母亲的母女关系;年长的女儿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以及同龄群体喜欢的东西，待在家里照顾病人，会心生不满。当母亲的病情加重，女儿也许不得不成为母亲的看护者--一个独特的、不成熟的角色。女儿和母亲双方都为此很不满意、很憎恶。各个年龄段的女儿会发现在家里没有可以倾诉恐惧的对象，因为家长和兄弟姐妹们都有着同样的压力。在女儿有烦恼的时候，母亲是其自然的避难港。但是当母亲自己都忧心忡忡的时候，是无法胜任这个角色的。这正是斯泰茜的烦恼，她是单亲家庭的独生女。父亲在她9岁时去世了，而母亲在其15岁时感染了艾滋病。接下来的4年里，她要照顾母亲、上学，还得应对艾滋病带来的羞辱--这些都得不到已经成为其知己的母亲的支持。她活着的时候，我就没有感受母爱。斯泰茜回忆，记得有几次我生病了，我想回家去，就想躺在她身边，获得一点安慰就好。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会传染她，那很危险。我不能到她那里去寻求照顾，真是很伤心。父亲去世很突然，我记得当时就想真希望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那我就可以和他一起了。母亲生病，而且过程还那么漫长，我想那才是更令人痛苦的事。母亲逝去的女性常常争论哪种失去母亲的方式--突然死亡还是延缓死亡--更容易接受。多数治疗专家认为突然死亡短期内令人很难以接受，因为整个家庭尚未从震惊与难以置信之中解脱出来，就要进行家庭的重要调整。而另一方面，可以预计的死亡--使得必将死亡的事实得以公开并加以讨论--从而使全家可以逐渐地为失去母亲做好各种准备。萨曼莎今年32岁，母亲患病2年后在萨曼莎14岁时去世。她还记得母亲是如何帮助5个孩子为没有她的生活做准备的。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所以她刻意做一些她认为非常重要的事。萨曼莎回忆说，比如，等我不在了，家用怎么安排?谁来打扫卫生?谁来做饭?她利用那段时间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教我们怎么做这些事情。我们轮流做晚餐，每天她都会讲解当天的晚餐怎么做。我们在厨房和她的卧室间来回穿梭，记下菜谱，然后到她那里去确认。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学会了。母亲死后，萨曼莎和她4个兄弟姐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说这使得他们感觉自己很能干，也使他们在童年和成人期受益匪浅。

　　长期的病痛也使得家庭有时间缓冲必将发生的丧亲之痛。当女儿知道母亲的病情最后的发展结果，她就能一点儿一点儿地调整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地磨灭希望和期待。28岁的贝丝发现，提前悼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其悼念程序却不完整。母亲诊断为癌症的时候，贝丝24岁。所以她有近2年的时间调整自己接受母亲必将死去的事实。贝丝说:父亲说从她病了他就开始伤心了，但是我却不同。是的。当母亲垂死的时候，我们都哭了，我们很伤心。当这一天真的到来，她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这种反应很正常，本杰明·加伯(benjamingarber)认为即使有时间去准备，你也不可能体会死亡的痛苦，不可能知道死亡将发生在哪一天。你可以预见死亡，并且确定你不会像面对突然死亡一样完全被那伤痛压垮。他说，但是在这长期过程中，你为面对丧亲之痛所做的准备其实没什么用。只要那个人还在那里和你说话、大笑、哭泣，就还是活着的。这些就足够了。当母亲仍旧生机勃勃、机能正常的时候的确如此。但是在许多疾病前期阶段，如果病人仍旧意识清醒，常常要承受很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可预期的丧亲之痛常常伴随着女儿对母亲生命延长的憎恶--甚至认为那会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暗地里希望母亲尽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当病人病入膏肓时，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独立外出、和朋友参加社交活动。从某种程度而言，女儿希望这一切能尽早结束。阿琳·英格兰德说，就是说他们希望母亲死去，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回归正常。但随后，她们会因为自己曾经有过这种想法而无比愧疚。女性应当认识到，在重压之下，这种想法是正常的。英格兰德说，人性本能地希望自己能生活得快乐、健康、丰富多彩。而亲眼目睹自己所爱的人陷入痛苦的深渊、知道她无法享受自己的生活会承受很大压力。我们希望所爱的人能尽快死去不仅仅是希望她能解脱痛苦，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尽可能地正常化。这谈不上什么善与恶，只是人性的正常反应。贝丝和妹妹西斯尔记得母亲患病的21个月，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无比痛苦。癌症在她们家就是死亡的象征，没有人敢提这个词，也没有人敢去讨论预诊结果。虽然姐妹们看着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知道最后的结果不可避免，她们也努力对父母掩饰恐惧。她们假装坚持乐观、充满希望，所以姐妹俩常常在去父母家探望的路上在车里哭，而到了家就假装微笑、假装开心，回去的时候却又哭一路。因为她们知道，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悲伤，整个家就会垮了。

　　现在，西斯尔知道了那21个月对她来说伤害有多大。她身体前倾，齐颊的头发摇摆着贴着脸颊。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调整好自己不再那样痛苦地生活。她柔声说，我已经习惯压抑自己、保持高度紧张、电话铃一响就手足无措。直到6个月前我才不再悲伤了，1年以后才觉得生活正常了。然后我意识到正是因为母亲从来不让人讨论她的病情，我才活得这么压抑。为此我很愤怒。事情就那么发生了，但是我却用了1年多时间才恢复平静。亲眼目睹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无疑也是一种长期的痛苦折磨。女儿感觉非常无助、愤怒、害怕坚持，但她还要坚持、再坚持。她一会儿希望保护母亲，一会儿又厌恶母亲，这种认同与逃避的摇摆舞步将持续数年。霍莉今年26岁，是家中3个孩子中最小的。母亲被诊断为卵巢癌时她才12岁，3年后母亲去世了。在我们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她一直没有哭，直到提起一件小事。她说那件事代表着母亲无助地同没有任何好转的病痛作斗争，而当时还是少女的她面对母亲的无助却无力改变什么，这令她感到挫折、非常愤怒。我记得那是母亲有次化疗回来，她是个很壮实的妇女，还是自己开车回来的。我好像是14岁还是15岁，还没有驾照，所以化疗后她只能自己开车。她的体力尚足以维持她开车回家，但是当她到家的时候，穿着大衣坐在厨房餐桌旁，吐了自己一身。我正好坐在那儿，看见了这可怕的一幕。非常可怕、很痛苦。她把冬天的大衣吐脏了，说明她的病很重，已经无法控制了。我感觉很受折磨、非常无助，很担心她。那一刻我非常想去爱护她，同时又很恐惧与无助。我希望像她照顾生病的我那样去照顾她，但是却做不到。我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母亲的病能好，那我们之间的就能出现转机。因为她病得那么久，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折磨。我无法原谅她使我们陷入这样的恐惧与极度的不幸当中，无法原谅她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离开我。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她能够康复，我们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她长期的病痛是这么折磨人，我想对她而言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这个刚刚化疗回来的母亲不再是霍莉12年来视为榜样的那个母亲了。对于这个少女来说，这个新母亲表现得非常无助、很虚弱。化疗的副作用--恶心、口吐、掉头发、体重减轻或是增加--以及最后阶段的aids和其他退行性疾病使得原本充满活力的母亲变成一个令女儿恐惧或憎恶的人。由于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母亲的形体美，所以生病的母亲的形象变得令我们非常难以接受。母亲对身体变化的应对向女儿传达了有关疾病、压力、女性气质以及形体的明确信息。比如，一位母亲很好地处理掉头发的事情，就告诉了女儿不能仅凭外表定义女人。相反，因为掉头发而陷入消沉、不肯出门，则告诉女儿外表变成那样是羞于见人的。龙妮今年25岁，母亲在其16岁时去世，之前经历了4年化疗。她说:我非常欣赏母亲爱美的天性。从小我就和她玩化妆游戏，希望和她一样漂亮。但是化疗到一定的阶段，她外表变化非常大。她自己照着镜子说:太可怕了。我都不敢看自己。你恨我吗?她不让朋友们来看她，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再完美了。龙妮形容自己是那种就是野营都要化妆的人，她承认当自己觉得丑陋、沮丧的时候，她也会足不出户、封闭自己。

　　受母亲对外表改变焦虑影响的女儿，在失去母亲后，会决心打赢身体保卫战。她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苛刻，不希望像母亲那样，希望自己掌握身体控制权。她要求自己每根头发都恰到好处、摄入的热量都要经过计算。如果身体指数稍有下降，她就认为自己向死亡迈进了一步。饮食上的紊乱(比如厌食症、神经性厌食症)都是女性这种控制欲望的极端表现，但是也有许多女性说她们也关注其他身体指标，将那看做自己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这个我能理解，我一直留长头发，因为当年母亲在卫生间看到自己开始大把地掉头发而号啕大哭。我知道是药物而不是癌症致使她掉头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头发越多，距离死亡越远。这很不理性。安德烈娅·坎贝尔(andreacampbell)博士是新泽西州比奇伍德的一名治疗专家，经常为失去母亲的女儿做咨询。她10岁时母亲因为乳腺癌去世，她说体重是她安全感的源泉。我母亲很重，总是非常关心她的体重。她解释说，她临死的时候，体重不足90斤。所以每当我体重下降，就会非常害怕，觉得自己快要死了。8年了，我身材控制得很好，多1斤我就要马上减掉;要是体重减轻，我也马上增肥。我知道自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安全感。女儿个性的发展取决于吸收母亲特征并摒弃糟粕的能力。当女儿对母亲最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病重母亲的形象时，这一过程就将相当复杂。女儿不希望自己像母亲那样，因为那意味着那些可怕的事情将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娜奥米·洛温斯基解释说，那样的话，她将会陷入可怕的境地、头发都会掉光。关于母亲的回忆使得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身体上同母亲分离--由此保证自己的幸存--女儿直觉上希望在情感上同母亲疏离。但是这种彻底背叛的尝试使得女儿同好母亲(那个曾经年轻、健康，不曾被医院、药物、焦虑所困的女儿心目中的女性榜样)也切断了联系。我见过很多女儿，不论她们的母亲是否还活着，内在同母亲的联系很紧密，能力上受母亲影响也很大。洛温斯基博士说，年幼时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就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她们眼中是生病的母亲形象。于是，她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将健康的母亲形象重新带入自己的生活，她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母亲保持活跃的联系。为了做到这点，女儿不得不聚焦母亲生病前的日子，浏览母亲健康日子里的照片、听她们活着时候的故事，从而了解我们出生之前或是很小的时候母亲和我们在一起的形象。突然死亡当亲人毫无征兆地死去，那无疑是当头一棒。你没有时间去选择逃避，只能接受打击。然后，麻木、困惑，自己衡量损失，最后尽力结束游戏。

　　心脏病突发、动脉瘤、事故、自杀、他杀、孕期或生产并发症以及其他突然死亡??当女儿不知道母亲长期患病，或是无预期地死亡，比如母亲的癌症已经缓和却突然死于心衰，她的感受就等同于直面母亲的突然死亡。都将使整个家庭毫无准备地陷入灾难。面对这种丧亲之痛，能幸存下来的确是对人的意志的一种考验。人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受到重大打击后还能继续生活下去，这实在是人性的神秘之处。马克·吐温(marktwain)写道。这位伟大的作家深爱的女儿苏茜(susy)1896年患脑膜炎去世。生活的巨变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优雅、轻松地面对。所爱的人突然死亡后直面的震惊和无序常常会迫使亲人压抑悼念之情，直到家庭成员能够适应失去亲人后的环境。女儿原本假定的安全、充满爱护的世界突然粉碎，她不得不在投入更多经历接受母亲离去的事实之前重建自己的信念和信心。只有当我们感觉稳定和安全、能够放松自我控制的时候，才能悼念亲人，而不是在期望下一次风暴来临之时。多恩今年26岁，她还记得得知母亲自杀的消息后赶往医院时把车开到时速70英里。她回忆:我冲进了急救室，跑得肾上腺素急速上升，我哭不出来。嘴里反复就一句话:我是多恩，我父亲在哪儿?护士把我扶进房间。我看见母亲躺在那儿，嘴里插着管子，头上缠着绷带。父亲坐在她旁边，抓着她的手哭。我转过身用力捶打护士，我失去了希望。现实粉碎了一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知道母亲已经走了，但是还是想着她会回来。我希望自己能在梦中再次见到她。人们在她死后不停地问我:你还好吗?我说:我不想说这些。然后他们说:多恩，你得接受现实。对于旁观者而言，多恩最初的应对行为看起来像是否认，但是正如黛蕾丝·兰多所说，这种对突然死亡的直接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质疑。当亲人突然死亡，你没有时间逐渐转变自己的语气，去告诉自己:好吧，下个圣诞节她将不会再出现了或是我顺着过道走过去时她不会再在那里了。她说，相反，所有都一起消失了。你不可能那么快就转变观念。这对你概念中的理想世界是沉重的打击，那个世界里是包含这个人。而且尤其是母亲，母亲就是母亲，你的世界里怎么能没有她呢?突然死亡，相比较其他形式的失去，更能使孩子们认识到任何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永久性的、不是永远可以依靠的。这种意识将决定性地塑造孩子们正在形成的个性。卡拉今年44岁，她说由于自己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害怕不能持久的亲密关系，所以一直拖到40多岁才结婚。她12岁那年，母亲自杀了，她感到自己被深深地抛弃和拒绝。而3年后，父亲也自杀离她而去。从此她就很害怕没有任何预示地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父母死后，我总是感觉灾难无处不在，潜伏在各个角落。任何时候都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防备。她解释说。如今，卡拉已经成为职场精英，并且结婚生子，但是她的童年经历使她很难理解其他人的观点。

　　对儿童而言，父母自杀这种方式是最难让人接受的。这通常发生得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常常夹杂着暴力，甚至那些能够理解精神疾病和抑郁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女儿也认为母亲的自杀是对自己的一种决断、真正的厌弃。对孩子来说，父母自杀就意味着滚开。安德烈娅·坎贝尔解释说，这就是说我不能为你而活，我活着不是为了你。你也许会认为这是种伤害，但是我更受伤害。母亲自杀将使女儿产生一系列复杂情感，包括极度愤怒、负罪感和羞愧;自信心下降、自我价值的粉碎;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性格有缺陷、是失败者;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信任能力减弱，很难相信那种拒绝不会再发生。治疗专家发现，在有关经历的孩子中，学校表现糟糕、饮食和睡眠紊乱是常见的症状;而年长些的孩子则倾向于吸毒和酗酒、逃学、不合群或是好斗。经历过母亲自杀的孩子也会有后灾难期的行为表现，比如回忆起母亲死亡时表现出的记忆紊乱;认为自己也会在年轻时死去;早期发展技能衰弱;还有通过梦境、噩梦、玩耍重复创伤的倾向。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大背景下，亲人自杀将使其身后的家庭成员产生羞辱与罪恶感，哪怕是很小的孩子。在我得知母亲是自杀后，一听到自杀这个词，我就觉得很尴尬。20岁的珍妮弗回忆说，母亲在她4岁时自杀，我甚至不清楚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任何人提起这个词，我就觉得自己脸都红到脖子根了。我总是害怕有人会过来跟我说:你!就是你母亲自杀了吧!艾伯特·凯恩(albertcain)和艾琳·法斯特(irenefast)是很早就开始专门研究父母自杀的心理学家。他们研究了45例4～14岁之间父母自杀死亡、心理失调的孩子。他们发现，面对父母自杀，罪恶感是最主要的反应。为什么我不能救她呢以及她这样绝望是由于我吗，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他们还发现在世的家长很少和孩子们谈论自杀这件事，有很多人还拒绝谈论。他们调查的案例中有1/4的孩子亲眼目睹了亲人自杀的情景，然而大人却告诉他们亲人其实是以其他方式死亡的--这也是为什么亲人自杀会摧毁孩子的基本信任感的另一个原因。凯恩和法斯特还发现孩子有时还会在青春期和成年期好像冥冥之中与死去的父母有极端的联系，会重复父亲或母亲的自杀举动。有些案例是如此类似，比如18岁的女孩在多年前母亲自杀的海滩以同样的方式溺水自杀身亡。珍妮弗也郑重地说，在她家里，虽然没有公开讨论过母亲的死亡，但是她和姐姐都在十几岁时试图自杀过。珍妮弗说自己上大一时感觉很沮丧、很孤立，那时似乎自杀是唯一能解决痛苦的方式。

　　其他女儿也会因母亲自杀而在某种程度上自闭。25岁的玛吉形容7岁那年的悲剧时刻是一片混乱，她半夜被祖母的尖叫吵醒，才知道母亲自杀了，尸体在车库中被发现。从那以后，每到深夜我就会感到极度恐惧，就是僵硬地躺在床上、不知所措。她回忆说，我认为自己之所以一到深夜就感觉恐惧是因为那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还因为母亲是晚上死的。我一直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最近我才将失眠同母亲的死联系起来。类似自杀、他杀以及事故等突然死亡夹杂的暴力、毁损将腐蚀女儿的思想，入侵她们的梦境，甚至会产生比现实更为可怕的想象。曾经目睹或是置身于事故之中的孩子除了丧亲之痛还会有其他层面的痛苦。39岁的贾妮对自己21个月时致母亲于死地的车祸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虽然当时她就坐在后座上。但是自从我上了大学，我开始梦到那场车祸。她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梦境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只是我的想象。我只知道车祸的一些片段，但是我想我可能是通过梦的形式还原它、回忆它、平息它。我梦见自己坐在前座上，感到窒息，还看见血了。我想象母亲趴在我身上，用身体保护我，所以我才感觉窒息。当然，事情的真相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希望母亲曾经那样保护我。而在我清醒的时候，一听见汽笛声或是警报声就开始颤抖、感到恐惧。我想这不是单纯的身体反应，而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你应该关注这件事。贾妮的反应也许是一种延迟的后创伤压力失调的表现形式，这是常常折磨事故幸存者的一种综合症。医学博士莉诺·特尔(lenoreterr)是专门研究儿童挫折的专家，她研究了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乔奇拉校车绑架案中的26个孩子，发现他们在事件发生时以及事后的回忆中都有着恐怖、愤怒、否定、羞辱、愧疚以及错误理解等心理。看不见希望以及梦境场景再现都是后创伤行为的表现。她发现许多孩子的后挫折真实且具体，都和绑架案相关，比如害怕货车(类似绑架者驾驶的那种)和校车(类似他们被绑架时乘坐的)。他们还害怕和挫折初期相关的动作，比如在路上减速。特尔发现一些恐惧甚至持续到孩子的成年期。心理学家劳拉·雷德蒙(lauraredmond)也在数百名亲人遭他杀的孩子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特征。虽然他们没有目击亲人的死亡，然而幸存的孩子或成年人还是会在谋杀发生后做噩梦、回放事件、饮食和睡眠紊乱、害怕陌生人、易激动、突然勃然大怒，而且有些症状竟然会持续5年之久。自责、愤怒、恐惧以及复仇的幻想都是经历他杀创伤的幸存者的心理表现。孩子将被自己的强烈反应吓一跳，会质疑自身情绪的稳定以及心理是否健康。如果孩子目击谋杀或是认识行凶者，那么她未来的情感将更复杂。1991年全美国他杀案中有46%的被害者认识行凶者或是与行凶者很熟悉，其中有1/4的女性被害者是被自己的丈夫或男友杀害的。一份1988年的评估发现，9个因谋杀失去母亲的孩子中有4个亲眼目睹母亲的死亡，在其中2个案例中，行凶者就是孩子的父亲。

　　因为他杀有时是随机的，而且非常残暴，所以幸存者就会感觉尤为脆弱和无助。以这种方式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将会尽量搜寻关于此案的信息，尽管有些事实是那么可怕。努力寻找真相以及分散自责是女儿非常重要的尝试，能够帮助她恢复其世界中的控制力、可预见性和公正性。劳拉今年22岁，在其19岁时母亲被前男友跟踪射杀。次年案件审判的时候，劳拉决定出席。我努力坚持出席整个庭审，但只参加了3天的。律师告诉我展示照片和证据时我可以离开，但是我说:不，我想要看看。我不相信她已经死了，我要看看证据……马克，就是杀了她的那个家伙，受到了最严厉的宣判--25年有期徒刑。我坐在那里想:我看着你呢，你这个狗杂种。我说这话的时候，不仅仅是我在瞪着他，还有我母亲。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母亲好像全程跟着我。或者是我假装是她，她的力量给了我。我的愤怒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所以我假装我就是她。我坐在法庭后面，绞着双手，就像她生气时一样。通过以这种方式认同母亲，劳拉体验了自己的极端情感。现在，她刚刚开始通过咨询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延期的、延迟的悲伤反应通常出现在因他杀失去母亲的女性身上。安妮今年45岁，母亲26年前被谋杀。谋杀就发生在安妮家，当时她外出和朋友看电影去了。安妮说自己如今仍旧在努力平复对母亲的愧疚感，她说: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爱上了第一个对我微微表达善意的男人，我们结婚了，我允许他虐待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对母亲的死的愧疚，因为她死的时候我不在家。我们有了3个孩子，维持了7年的婚姻生活，然后我就逃离了。最后在一位有能力的治疗专家的帮助下，我才能释放悲伤和痛苦，重新做孩子们的母亲，成为一个健全、健康的女人。我和现任丈夫的婚姻很美满，但我自我导向的治疗程序今天仍在持续。因他杀失去母亲的女儿以及因事故、自杀和其他突然死亡而失去亲人的孩子常常认为，如果他们在那里、拖延了她、及时地道歉了，他们能够阻止亲人的死亡。女儿常常重新演绎自己是事件中的关键因果关系人，要不就是武断地加以理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称之为要是……就好了综合症，例如要是母亲出门前我多问一句话就好了，她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穿过那个十字路口，这样的说法使女儿责备自己，并且给这根本无法预测的世界强加了某种秩序和控制感。希拉在其14岁的一天早晨发现母亲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她说自己用了10多年的时间才停止因母亲的死而自责。一直长时间困扰着我的就是我去得太迟了。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我发现她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如果我能早点去她卧室，她可能现在还活着。

　　高中时我每年都有数月在想这件事，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然后大学时我读了我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看见一系列能够引起心脏问题的劳累过度的症状。我发现母亲有很多类似的症状，然后我就想要是我14岁时就看了这本书就好了，就能救她了。然后我就聚焦于她死之前的情景，她生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是我弟弟，我就想要是我就好了，我肯定能发现她有什么不对，就能带她去看医生了。现在，我仍旧有一些愤怒、感觉被拒绝、很失落，但我不再那么自责了。我能够接受顺其自然，人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还有些差距。我是从理解父亲和继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尽管他们对我而言不是最棒的父母，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是这样想的，现在的我改变了许多。由此我意识到，作为孩子，我已经尽力了。当我接受这种想法，退一步我要说自己无法阻止母亲的死亡。她的死并不是我造成的，而我也不能阻止她不死。我知道不是我杀了她，但是我总是想我应该能够救她。最后，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意识到那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许多因突然死亡失去母亲的女儿说这种经历引领她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意识范围。她们由此知道生命会随时终结，所以她们决心每时每刻都欣赏生命的美好。她们确定要在说再见之前告诉丈夫和孩子们我爱你，生怕自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而当她们探讨失去的意义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这是自己个人旅程中非常必要的一步。希瑟现在25岁，其14岁时母亲被谋杀。我不知道自己14岁时怎么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记得和一些朋友说过:我不想过痛苦地生活，不想那么愤怒。正因为这样，我要做一名强者。整个高中和大学时期，这信念都支撑着我。我努力从悲剧中站起来，而且我认为那完全就是件好事。近些年我发现因为自己要成为强者，我很少愤怒和自责。我错失了一些悲伤的阶段，以后也必将经历。但是我很为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自豪，而且我认为经历了这些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人。被抛弃母亲抛弃孩子总是留下许多疑团:她是谁?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为什么要离开?同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的孩子一样，被抛弃的女儿的生命里也没有母亲，但是她还在挣扎，只是明白母亲还活着，但是不能接近、无法联系。死亡不管怎样都是个结局，但是被抛弃却没有一个定论。如果女儿的母亲对她的态度接近离弃或是没有能力照顾她，会令她觉得自己在情感上是隶属于下层阶级的，就像是被政府无视需求的社会上可有可无的那部分群体。最后，相比较母亲已经去世的女儿，她的落魄感和被轻视感会更严重。

　　如果母亲去世了，你还是能认可的。安德烈娅·坎贝尔说，你可以说我母亲去世了，而不是我母亲不管我或是我母亲和别的男人跑了。作为一名经历了丧母之痛的治疗专家，我认为父亲或母亲去世听起来要比被父亲或母亲抛弃要好听得多，或是更有尊严。不管母亲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离弃了孩子，结果都是一样地伤害女儿的自尊。朱迪丝·密西拿在她的文章《被父母抛弃:失去亲人的特殊形式以及对自我欣赏的伤害》(parentalabandonment:auniqueformoflossandnarcisisticinjury)中指出:被抛弃的孩子将会缺乏同情心、消沉、感到空虚、有不法行为、成为瘾君子、总是怒不可遏、病态说谎症、强迫忧郁症以及过度自恋。这些孩子不会为失去亲人而悲伤，因为他们意念里理念化的母亲形象很难排除，他们仍旧希望他们的母亲--不论是本人还是在精神上的--有一天会回到他们身边。被抛弃的女儿会感到愤怒、憎恶、伤心，她的情感也会为母亲放弃抚养自己、对自己不闻不问、离开或是失踪而受到伤害。为什么她要离开我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于我的附件里。心理上的分离33岁的阿曼达还记得她常常坐在路边，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知道母亲到哪里去了，还会不会回来。母亲失去对她的监护权时，她才3岁，然后母亲就消失了。阿曼达记得她整个童年都是对母亲的渴望。我太想有个母亲了。我最喜欢的是伊士曼(p?d?eastman)的《你是我母亲吗》(areyoumymother)这本书。我祖母总给我读这个故事，鸟宝宝和鸟妈妈分开了，然后它就去问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动物:你是我母亲吗?我看这本书时目不转睛，对于鸟宝宝最后找到妈妈的结局我并不关心，我对寻找的过程很感兴趣。那种失去母亲的感觉和我的感受一模一样。被抛弃的女儿满脑子都幻想着母女重逢，渴望母亲弥补过去对她的亏欠。与此同时，对再次被抛弃的恐惧或是消息全无会阻止青春期或成年期女儿寻找生母的脚步。她现在很想我这种想法会被但是她那时不想见我所替代。于是女儿将在不稳定的没有母亲的状态下长大，自己的女性特质全来自于拼凑的记忆碎片、理想化的形象以及任何从家庭成员和朋友处能够得到的宝贵信息。当母亲遗弃孩子，家庭苦难也许会令女儿不想揭开过去的细节。伊夫琳·巴索夫指出，如果婚姻不幸，失去母亲对孩子的严峻性要远远超过对父亲的影响。而由于寻找事实需要父亲的帮助，女儿寻找母亲的脚步会就此打住。阿曼达的父亲曾经帮她确认过早期对母亲的印象，但是后来就不愿意再和她分享新的信息了。每次我忍不住去问他，他就会告诉我这个故事:哦，阿曼达。她成了地狱天使，因为她有一件地狱天使皮夹克。你知道怎么才能拥有地狱天使皮夹克吗?我说:不知道，父亲。然后他告诉我得和13个地狱天使在台球桌上做爱，这真是太恶心了。那次他可能就对我的问题厌倦了，他只想保守秘密，但是记忆中还是有些关于她的对话。有一首歌，我一听就知道母亲很喜欢这首歌。你知道吗?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被剪断。

　　被抛弃的女儿对神秘母亲的幻想也不能同现实中离开孩子的生母的形象完全吻合。没有一直存在的真正的母亲，女儿依靠谁来验证想象中的母亲形象、来不断调整她的期望呢?于是过度理想化的母亲版本就出现了。女儿都会将母亲想象成完美的好母亲，因为她害怕一旦了解母亲是个坏人带来的愤怒和悲痛。但是直到她接受了两种母亲形象，逐渐消除极端，她也没能学会真正地为母亲而悲伤或是接受失去母亲的事实。43岁的琳达说她最后放弃了脑海中的完美母亲形象，因为20岁出头时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希望的母女重逢的景象是不能发生的事情。同阿曼达不同，琳达童年大部分时候还是偶然能同生母接触的。父母离异时，她才1岁，同祖父母一同生活，周末轮番同母亲和父亲见面。当她5岁的时候，母亲再婚了，搬到700英里以外的地方。她并没有把琳达接去同住，而是让琳达每年飞去看她一次。琳达说:据我所知，母亲对我有监护权，但是母亲同我的祖父母相处得不好。我母亲说她想接我去，但是祖父母不同意，威胁说要告她。母亲说她不想令我陷入监护权的纷争之中，但是我觉得这很荒谬。你会因为自己的母亲和自己争吵就扔下你的孩子吧。即便这是真事，也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至少我这样认为。在11岁那年祖母去世以后，琳达就搬去和父亲和继母生活。她的母亲在婚后又生养3个孩子，都没有试图承认过她。9年后，作为一个成年人，琳达很为童年的反复被抛弃而愤怒。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苦恼，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她由惊讶而激愤，发誓自己再也不会同生母联系了。接受这彻底被抛弃的事实对她而言是非常艰难的。琳达说她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今天，她是一名勤奋的艺术家，再婚后很幸福，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经历了那么多，现在一切都进入了最佳状态。她说，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她也说由于童年失去母爱，自己总是害怕被抛弃，所以成年后只有每天拼命地工作才能克服这种心理。情感上的遗弃酗酒、吸毒、精神疾病以及童年时遭受虐待，这些都会导致母亲没有能力在情感上回应孩子。维多利亚·塞昆德(victoriasecunda)在其著作《当你和母亲不能成为朋友》(whenyouandyourmothercan?tbefriends)一书中形容这类母亲为哑巴母亲，母亲肉体上是存在的，但是却没有任何感情实质。就像空空如也的车身架子，女儿不停地发动引擎，希望如果操作正确，母亲就会启动。这类被抛弃的问题就更令人费解了。安德烈娅·坎贝尔说，当母亲精神上游离时，孩子对母亲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母亲去世的孩子，我一定是哪里不够好。我肯定做错什么事了。我不值得母亲为我留下。如果我很可爱，母亲就不会走了。

　　37岁的乔斯琳记得5岁时认为母亲的精神疾病是自己的原因所致。乔斯琳5~8岁时和祖母住在一起，她母亲在精神病院。她不停地要求去看母亲，要回家，但是没有人搭理她的要求。最后我推理一定是母亲不爱我才不来接我的，而且我认为父亲也不爱我，因为他也不接我回家。她回忆说，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只能靠自己。乔斯琳说，那种想法成为她成年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她语气很平静、非常理性，但是还是能感觉到背后明显的愤怒。因为我从来没有人可以依靠，所以我知道任何时候都得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我还是这种观点，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什么都能干。乔斯琳说她已经不抱希望母亲有一天能成为她所需要的母亲了。正如伊夫琳·巴索夫在《母亲和女儿:爱和放手》(mothersanddaughters:lovingandlettinggo)一书中指出，被抛弃的女儿疗伤的第一步就要弄清楚母亲是爱她的方式不正确还是根本不能爱她。知道母亲并不爱自己是很受伤害的，所以许多可怜的女性要和事实抗争。就算母亲不断地伤害她，她也不会同母亲反目。更有甚者，她们仍然无私奉献、不离不弃，永远等着母爱的验证、希望获得再也不会出现的母亲的爱。即使她们同不爱她们的母亲保持距离，生活状态也和同母亲在一起时的关系很相似。例如，有些人会无意识地像母亲那样对待她们的爱人或丈夫。她们试图软化他们冰冷的心、获得他们的爱，这是间接地对母爱的渴求。29岁的卡伦说她就是如此。14岁时，卡伦离家出走以逃避母亲的酗酒。尽管母亲在她离去时以及走后都无动于衷，但是卡伦在接下来的6年里无时无刻不希望母亲欢迎她回家。当我13岁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想从那时起母亲头脑中仅存的那一点理智也消失了。突然之间，她将我完全推出她的生活，她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在情感上不停地伤害我。那时我很绝望，在这种情况发生一年后我还曾经试图自杀。后来我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离开了家，但是在我离开的那一刻一直到她去世的这6年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和解。那些年我一直等她说:卡伦，对不起。但这再也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我感觉我失去了她两次。她死的那天我想:就这样吧。我将永远不会得到她的承认了。即便是在母亲死后，卡伦还试图寻求她从未得到过的承认，从情人那里、朋友那里还有同事那里。因此大家都说她是被收养的。这就是成年的她获得童年从未获得的关注和赞美的方式。巴索夫博士说许多女性已经找到了弥补母爱缺失的方法。她写道:感受和探讨痛苦--没有人关爱的羞辱、对冷酷母亲的愤怒、害怕成为她那样的人的焦虑、恨她却又害怕受到惩罚，这些都是治疗的良药。如果处方有效，她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母亲其实是不幸的人，是不合格的母亲，是危险人物。如果母亲的行为仍然具有破坏性，那么她们最好离开她。

　　身边慈爱的、有关联的父亲也能帮助软化女儿被厌弃的感受。许多女性形容虽然同母亲情感上分离，但是父亲却给予她们爱和安全感，从而使她们的自尊心得以发展，进而能和正常成年人一样维护人际关系。莎丽今年35岁，她母亲患有躁狂抑郁症，情绪很不稳定，但她父亲是个非常热情、稳重的家长。她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她的童年才没有那么不可忍受。和我母亲共同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对她既爱又恨。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想:上帝，我真希望她赶紧死掉。怎么才能杀了她呢?这很可怕。母亲在我23岁那年去世了。然后我想:真不敢相信。她死了?最后竟是癌症杀了她?如果你身边的人有精神病，他们发疯、尖叫、打你，你一定会想:这些人会一直活到200岁。所以那时我很愧疚，当时我不是真想让她死。但是那时我就那样想了，所以我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向前看。是父亲跟我说我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是个乐观的领导者，是鼓励的源泉。尽管母亲好的时候对我们非常支持，很激励人心，但是当她犯病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一切好感就都消失了。我小时候很困惑，母亲有时候很可爱，我知道她很爱我们，也很爱我，但是的确是父亲帮助我们不断前进。母亲去世2年后，莎丽搬回家去照顾被诊断为癌症的父亲。她希望能给父亲安全感，就像她们紧张时他给予她们的一样。当她准备结婚时，莎丽说父亲仍旧是她为人父母的榜样，而母亲则是反面典型，她绝不会成为那样的母亲。菲莉丝·克劳斯指出，像莎丽这样的女儿都很害怕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因为母亲对她们有那么严重的伤害。有个坏母亲的女儿常常会很害怕。她说，她们很困惑:我会像母亲那样伤人吗?会像她那样发脾气吗?他们常常行事与母亲相悖，但是如果她们对此事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从中反思的话，她们实际上会重蹈覆辙。当不得不照顾母亲的女儿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就会这样，她们会要求自己的女儿来照顾她们。与因母亲去世而失去母爱或是肉体上同母亲分离的女儿一样，情感上被抛弃的女儿必须摒弃坏母亲的形象，将虚幻推到一边，继续前进。她需要客观地看待母亲，选择想要汲取的记忆和优点，然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除非女儿自暴自弃、将需要和欲望抛在脑后，否则她不会被彻底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