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地震”的钱钢

这天见到钱钢时，他就像麦理浩径（香港新界一条著名的沿海徒步线路）上的一名普通行山者：双肩背包，沙滩凉鞋，一把印着香港旧楼图案的阳伞，走在室外时会戴上一副墨镜。从去年春天始，他就剃光了原先一边倒的头发，保持着近乎光头的短发。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公映引来热议，二十多年前写作过同名报告文学的钱钢连带被媒体关注。这情形，在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时他已经历多次。其实，钱钢本人以及他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没什么关系，故他在答应接受采访的电邮里写道：“我和电影无任何关系，所以，不适合从电影谈起。其他，从命！”

我和钱钢约好，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然后一道前往附近一家名为“金龙船”的海鲜酒家饮茶—这是品尝广式点心的一贯叫法，实际上装在小碟里的虾饺、烧麦、凤爪、牛腩才是主题。

钱钢的办公室在香港大学建于1914年的仪礼堂内，他现在在这所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撰文，讲课，同时邀请内地传媒人士前来访问。这个办公室可谓空荡：白色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只挂着一幅白板，上面贴着他为《香港经济日报》每周撰写的专栏文章；没有书架，办公桌上也没有凌乱不堪的各类文件，只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书，面上的那本是记录台湾社会运动的新书—《秩序缤纷的年代》。

我们走到“金龙船”门口时，才发现这家餐馆已经关门大吉。钱钢于是提议改去皇后大道上一家酒店二层的自助餐厅，这家酒店就在香港大学山下，不久前转手易名，如今叫“盛贸饭店（Traders Hotel）”。这就是香港，一些店铺会忽然消失，又有一些新店铺会从天而降。

“反而是香港的读者更加熟悉《唐山大地震》”

盛贸饭店二楼名为Café 508的自助餐厅从正午12点开始营业，我们早到了20分钟。在酒店大堂里钱钢继续着从办公室一路过来的话题。

1986年，钱钢发表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翔实的文字还原了十年前那座城市的轰然倒塌。据他回忆，当时王府井书店的购书长龙一直排到了大街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四家广播电台同时推出四个朗诵版本。2005年初，他的《唐山大地震》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契机是2004年末震惊全球的南亚大海啸。随后数年，一连串大地震接踵而至，而每次，钱钢及他的《唐山大地震》都会被人提及。

钱钢与他的《唐山大地震》在香港的影响力倒没有时起时伏。正如他说的：“反而是香港的读者更加熟悉我。”

自1988年起，钱钢《唐山大地震》的代序《我和我的唐山》就收入了香港中学生的语文读本。在中学五年级的会考中，教育部门要求考生在三本书中选择一本写读书报告，其中就有钱钢的这本书。

“由于题目的共性—人性，全世界都可以理解。有学生读了说很感动，也有说很闷、很累，还有学生评论说，《唐山大地震》读书报告做到要死。”钱钢说。他估计有七成香港中学生读过《唐山大地震》。

在香港，有专门讨论《唐山大地震》读书报告的网站，还有学生套用代序的行文方式仿写出《我和我的会考》，“连语调都一模一样”。有不少中学生都答过这样的题目：钱钢先生是如何看待生？又是如何看待死？2003年钱钢前往香港大学任职时，当地学生惊讶地见到了曾经只在纸上读到的作者，甚至有人诧异地问：仲在生？（他还在世？）

“端上来就是菜”

钱钢和我在自助餐厅的一角坐定前，他提出要先去换一身衣服，以适应餐厅内的空调低温，长裤和上衣就装在他的背包里。年近六十的他很注重自己的身体，通常每天早晨要在港大体育中心的游泳池内游上20分钟。这时每张餐桌的座椅前都已经整齐地摆好了两副刀叉勺，不过随后我知道这些基本算是摆设—我和钱钢分别用一双竹筷就解决了大多数食物。

“端上来就是菜。”钱钢盛了一盘拌有长通粉的沙律后对我说道。他说，《唐山大地震》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是因为真实地记录了现场，还原了灾难的惨象。他这么形容《唐山大地震》的语言：“最典型的就是无水无粮存活13天的卢桂兰被救出来时，我直接引用她的原话，虽然支离破碎，土得掉渣。”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时，钱钢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地震发生后，当时穿军装、在《朝霞》担任编辑的钱钢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目睹并记录了灾区各处的惨状。1984年，钱钢重返唐山，寻访地震的幸存者，开展调查写作。

从1976年到1984年，钱钢和这个国家都经历了一番风云起伏。文化事业的解冻让一代青年人进入了“狼吞虎咽”的时代。这一时期，在军队担任记者的钱钢进入过解放军艺术学院，接触到了西方的新闻作品和写作风格。“《外国新闻通讯选》，蓝、绿两本，第一篇就是杰克•伦敦的《旧金山的毁灭》。”钱钢说。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钱钢在路边地摊上买到了《广岛浩劫》的小活页，决心像约翰•赫西描写广岛原子弹爆炸一样写下唐山的毁灭。

在两部军事题材作品接连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之后，钱钢得到《解放军文艺》的约稿，获允以整本杂志刊登他的一部作品。雄心与机会，此时二者兼备。

“一座城市的毁灭与新生”，曾经是写作的主题。但钱钢在编辑的支持下，放弃了这样一个先抑后扬的思路。“从文学到人学，人是核心。新生可以再说，我就写一半，更愿意写大毁灭。唐山大地震是一个背景，可以诠释不同的思路。有些思路绕弯，放大了外围，失去了本体，中心不是地震，而是‘恩情叩谢，主义颂扬’。”钱钢说道。

“灾难是看历史的一扇窗口”

我问钱钢对汶川地震之后饱经争议的四个字“多难兴邦”如何评论。钱钢无意加入争议，只是说：“这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只是一种良好的期许。”

今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4周年，河北省政府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当惊世界殊》。开篇写道，全球公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不是让人们在悲痛的底色上冲洗灾难的惨烈”，每一个镜头“无不凸显着新唐山建设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核”，随后则是唐山的一系列工业建设成就。

钱钢在自己的微博上回应：“令人作呕的自我赞美！今天是什么日子，还在用蒙难者的血涂抹政治口号？！34年过去，许多语言竟与‘政治的1976’一样！”

钱钢对灾害的关注，并没有止于《唐山大地震》。后来，他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并且主编了《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在《百录》中他收入了自己的五篇文章：除了唐山大地震外，还有1900年的北方大旱，1975年的海城地震和驻马店大水，以及1998年的洪水。

“灾难是看历史的一扇窗口，是研究人性和社会的一扇门，”钱钢说，“没有单纯的天灾，都是天灾和人祸的交织。唐山和汶川大地震，天灾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要掩饰人祸。”

汶川地震之后，钱钢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呼吁震后的72小时要先“解民于倒悬”，搁置争论，救人为主，并且提出了建议，例如用鼓风机向大片倒塌的楼群送风、调动消防车持续大量喷水。

“我不认为比我年轻或者年龄相仿的官员就一定懂那么多。所以我也为他们出谋划策。总的来说，建设性多，批评性少。”钱钢说。不过，汶川地震一周之后，一些部门态度的转变，让钱钢着实失望。

“汶川地震的头一周，政府在国际上是开放，政策上是开明，对媒体是宽容，一切都井然有序。中国人一旦你让他们自己行使权力，就会井喷一样非常积极。但是之后出现了校舍和预报的问题，态度就变了。所以你看玉树地震，民众情绪就有所不同，显得勉强，而汶川则是自发、不顾一切——伤亡规模的差别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多元声音受到打压也使人们忌惮，不敢再多嘴。”

钱钢对午餐食物没有多少评论，只是建议我去取一些海鲜，我向来对过敏心存顾虑，所以也没有破例。我问钱钢最喜爱的食物，他不假思索回答道是萝卜和青菜，“这和生长年代有关。”

从“红心”到“推”和“墙”

九十年代，钱钢还先后参与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并且在《南方周末》担任过常务副主编。我依稀记得他在《新闻调查》的一集专访中对一个囚犯市长的进攻性发问，于是以一个当年观众的身份向他求证咄咄逼人的原因。

钱钢倒也释然：“太具有审判性了，中央电视台嘛。”

在一盘各式肉类的大杂烩之后，他起身去取了一碗西式浓汤，我则续了一杯苹果汁。在回到餐桌的途中，我问他接下来的打算。他说难讲，不过传媒话语分析研究将是一个方向，说话一般不夹带英文的他还特意告诉我，也就是discourse analysis。

“人是字词的囚徒。词是生命，从种子到幼芽，到参天大树，也可能中途忽然死亡。”

钱钢写过一篇《红心的故事》，考证“红心”一词的来历，并且画出了该词在《解放军报》上的使用频率曲线，这条曲线在1968年达到顶峰。

“现在最有意义的一对词是‘推’和‘墙’，一个是动词名词化、另一个是名词动词化。”在互联网对传媒和社会结构造成强烈冲击的今天，钱钢说，旧的会死亡，但幼小的新生命能否顺利健康成长，他不是盲目的乐观。

“最坏的会结束，专制和威权都会结束，但是自由和民主不是自动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由和民主是要靠人去做的，试验再试验。”

从去年7月起，钱钢在《香港经济日报》开设专栏，写了40多篇评论，从矿难、问题疫苗写到网络自由，再加上在其他香港和大陆报刊的文字，他最近一年共发表了70多篇文章。午餐后一天钱钢就要飞赴上海，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论坛以及上海书展的活动，还顺带参加在杭州的一个读者见面会。—皆因电影之故，这些活动都以“唐山大地震”为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策划推出《唐山大地震》的新朗诵版本。

“我也是迫不得已要宣传一下自己，不然后人要以为我的书是抄电影的了。”钱钢说。

餐毕，埋单，原来这家餐厅有如此优惠：香港大学职员带一名客人来用餐，只需在一人费用89港元之上再加10%费用即可。这样，两个人，97.9港元搞掂，钱钢为FT省了一笔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