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政策如果不变 2030年后中国或被印度抛在后面

人口问题，是国事也是家事，总是会牵动社会的神经。日前，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撰文呼吁，我们应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

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封信是“一孩政策”的历史起点，也标明了它的历史结点—“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或许，人口政策的调整时机真的到了。不过，如何突破过去那种人口数量决定论的单一思维模式，即在我国生育率已大幅度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之后，不再仅仅看到把“人口”的当成“人手”或“人‘口’”，而应辩证地考虑人既有“口”又有“手”，从而跳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简单对立，恐怕是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

议程背景

蜗居时代的生育意愿

1980年“一孩政策”提出，至今即届30年。那些“80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或立业或成家。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排除漏报后中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在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6-1.8个孩子。这已大大低于更替生育水平(2.1)。全国大范围和大规模调查证明，对于理想的子女数，城市育龄妇女为1个与2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55%与43%左右；农村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比例略超过70%；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有多子女偏好的群众只占13%左右。

最近，上海市计生委公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了都市人的生育尴尬。今年5月，上海市计生委对20-45岁的常住人口12000人开展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户籍人口平均生育意愿为1.07个，流动人口1.33个。户籍人口不愿生育的占7.93%，流动人口不愿生育的占2.49%；养育费用太高是不愿生育的首要因素，占52.99%；为长期享受二人世界和怕影响事业发展也是导致人们不愿生育的重要因素，分别占48.28%和35.10%。

在房奴、蜗居与蚁族成为关键词的时代，但凡“二孩”争议的小石子，大都能激起千层浪，全赖于至今的无数证据表明，“一孩政策”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拐角处。支持放开“二孩”的人成了多数派。他们认为，当初推行计划生育的基础已不存在，逻辑已难成立。所谓时移世易，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正在产生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强烈迫切性。不过，那些担心放开“二孩”会人口失控的少数声音，仍然值得尊重，只要是出于单纯的认识而不是狭隘的部门利益，就可以经过辩论而接近真知。

意见领袖

怕人口失控是“杞人忧天”

近10年来，一批人口学者和意见领袖开始呼吁官方正视已经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适时启动人口政策调整。因此，我们采访了几位极有代表性的相关学者。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

时代周报：1980年，中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目标，至今即将30年了。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呼吁，希望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孩”。为什么？

李建新：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控制，可是谁也没算所付出的成本——民众所付出的，干部所付出的，国家所付出的，那是无法估量的。更严重的是，如今产生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不和谐，即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急速下降，另一方面是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前者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可能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不稳定。

曾毅：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由于子女短缺，造成2030年、2050年65以上岁数老人比例等于2000年的2.4倍与4.1倍。2030年以后，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中国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许多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出生性别比高居全球榜首，比第二名高出近10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将大大超出3000万。研究表明，“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

时代周报：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少数学者，尤其政府部门仍然主张“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其最核心的忧虑还是，一旦政策放开，人口会失控。

李建新：诸多研究已经表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现在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少生，能否维持较高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反倒成了问题。

我们在江苏省调查发现，即便二胎政策放开了，也是照样不生，当地的生育率比别的地方都低。全国大规模的调查资料也都证明，大范围的生育反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现在所有的担心都是在杞人忧天。

徐安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农村地区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个孩子”政策。20年来的实践表明，开始几年生育率或许会有上升，但随后比较平稳，甚至低于其他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失控”，而是一致显示了适度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弹。

时代周报：根据我们日常的感受，像高房价、教育涨价等因素的确在左右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的规划。

曾毅：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大大升高的现实，迫使很多育龄夫妇虽然口头上说生两个孩子最好，而实际上却选择只生一个。一些城市年轻人甚至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选择不生育。

徐安琪：2004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在上海市徐汇区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后的经济成本是49万元。经济成本中子女的教育费用最高。此外，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比如要为子女付房子的首付等。其实，除了经济成本外，对于父母而言，还有许多非经济、物质的成本难以估算，比如为担忧子女而付出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以及影响个人自由与事业发展等机会成本等。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认为一个孩子最理想的被访者中，因多生孩子会引起更大的烦恼、操心和压力的，在上海为55%、兰州为60%；而经济成本是制约人们多生孩子的主要障碍，在上海为60%、兰州达85%。<< 前一页12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