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起英雄出皖中

　　怒迸的热血之钟

　　一九〇七年最先带给我的是震荡江流的暴烈钟声。到处都是迸溅的钟的碎片，血红的碎片。至于钟锤，它仍在，但那是一个死者残缺的躯体，横躺在皖城东辕门外的野草中间。他的心被剜掉了。刽子手以为这样就可以扑灭铁屋里觉醒者的声音，就可以粉碎一切可以鸣响的东西，包括铁器和石头，于是世界便复归喑哑了。可是他们不知道热血之钟早已疾奔在惨淡而微茫的大地上。如今，当我走在锡麟街上，我想找寻的正是这样的碎片，哪怕它埋在土里已锈迹斑斑。事实上，在这条熙熙攘攘的街上已无人为我指路了，比如:到巡警学堂以及它的遗址的路该怎么走?如果那口钟突然被一只鸟撞响的话，我是否可以循着钟声找到它倾圮的门楣，甚至树上的那块废铁?

　　我感到一种并非仅属于我自己的伤感。历史击打着我，从晦暗的深巷那边击打我，仿佛我的躯体也如钟壳那样悬空、摇晃。问题是，世俗之躯均脑满肠肥，因塞满了过多的嘈杂之物而发不出一点响声了。

　　几年前在旧书摊上淘书，在花花绿绿中发现一本《辛亥烈士诗文选译》，封面有污渍，页角蜷曲，书中有徐锡麟的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东京博物馆见我国古钟》（1903年），令人读之难忘:

　　瞥眼顿心惊，分明故物存。

　　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

　　在昔醒尘梦，而今听品评。

　　偶然一扪拭，隐作不平鸣。

　　徐锡麟当时是第一次东渡日本参观大阪市劝业博览会，顺便去东京，便参加了留日浙江学生为营救章炳麟的会议，于是作了激昂的反清演说并慷慨解囊。诗中的“古钟”既指代祖国，更是托物自喻。古道热肠，不平则鸣，但整个中国都在沉睡，谁敢作“不平鸣”?!谁来做警钟唤醒昏睡者、醉死者、苟活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徐锡麟抵日几个月前，沙俄背约拒绝从东北撤兵，可是这个消息竟是由日本人连夜告知中国留学生的。他们走街串巷，将手中的铜铃摇得爆如火栗，一边摇一边喊（用日语）:“重要新闻:今晚接北京电，俄国要求东三省的七条，清国政府准备签约喽。你们醒一醒呀。”呜呼!日本人用铜铃来摇响泱泱古国的大难之声。这悲哀和酸楚使陈天华在《警世钟》里写下这样的诗句:“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两年后他愤激至绝，纵身投东京大森海湾而死。可以这么说，钟或警钟铸之于一代先驱者和殉道者的头颅之铁、精魂之铜，是悬浮在国之危亡的漩涡中的壮烈意象。

　　不过，徐锡麟与古钟的缘分由来已久。十二岁时有一次他被父亲训斥，一怒之下，跟一个和尚跑到杭州南屏山白云庵当和尚，父亲和家里人费尽周折才把他找回。其实这并非偶然。他非常钦佩古代的英雄和侠客，一天傍晚，一个和尚经过家门，隔壁的小伙伴告诉他:“寺庙的和尚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所以和尚走遍天下，别人不敢欺侮。”白云庵的大钟大约也是吸引他的原因之一。白云庵后来成了徐与秋瑾会面的重要场所也就不奇怪了。一九〇六年去安庆之前，他就是在白云庵与秋瑾等骨干分子筹划在皖浙两省同时发动起义。他说:“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们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但徐锡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九〇四年他的一次演讲:宁波天主教的法国传教士与衙门的高柏林勾结，要强买绍兴大善寺，以便改作教堂，当时徐锡麟身染疟疾，卧床不起，他闻讯后抱病赶往大善寺，竟裹着棉被登台发表演说。自古及今，我相信世界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像徐锡麟这样的演说者。他面色菜黄但双眼放光，紧裹棉被却慷慨陈词，这狂放的姿态属于典型的徐锡麟式，革命党式。你说那样子像不像一个惊叹号，或者一个钟锤，猛敲着那衰败得落下锈雨的钟罩似的天空?

　　在徐锡麟身上有一股豪爽的飘逸的侠气，行为带有堂吉诃德式的骑士风格。事实上，少年时徐锡麟对天文尤感兴趣，常在夜间用土制望远镜观察星空，乐而难眠，别出心裁地画了许多星象图，还制作了圆桌那样大的一架浑天仪。我以为徐对星相学亦有研究。他的家人发现他行为怪怪的，以为神经有毛病，其父则斥责他不务正业，将他反锁在楼上，强令他熟读经书，以期考中状元。但这无法锁住他神往星空的痴迷之心。后来他买来铅丝等材料，在囚禁他的楼上扎起地球仪来:先用铅丝做一个圆形的骨架，再将纸一层层地糊上去，直至成为直径一米的大球，然后在上面画上经纬线和山川城池，标上重要地名。因为地球仪太大，无法从楼梯搬下，结果只得撬掉北楼窗门，将它吊下楼去。想想看，这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封闭的江浙乡镇，简直是不可思议。这种富于想象力、不惧困厄并付诸实施的执着，对他后来的反清斗争影响很大。这侠气裹挟着不平则鸣、疾恶如仇的勇猛以及充沛的激情，同时也连带着沉湎于想象、粗放而不缜密、重形式和孤军奋战的弱点。

　　他的侠气往往被世人看见并称颂之，但另一面的弱点似被忽略了。这是导致他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之一。例如，他为什么要在日本买大量刀剑，足足装了二十多箱带回国内?难道他不知眼下已非“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冷兵器时代?归国后在绍兴创办热诚小学时，专设兵式体操课是不错的，但专门从南京请一位军乐家教军乐就没什么必要了，结果声势造得很大，使人产生学生中俨然有军队的感觉，引起了官方和乡绅们的疑虑和不安。从筹谋起义和实施的情形看，徐锡麟以为在巡警学堂振臂一呼便会群起响应，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他过分看重宏大性和表面形式，却忽略了堤溃于蚁的关键细节。比如他把皖浙会党统一编组为十六级，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标记;光复军编成几个军，每个军设十三个军职，连军旗、军服、头布、肩章、胸带都确定，却没有深入地做好起义的思想启蒙和周密筹划，比如他在安庆军中多有联络，却没有发展自己的反清组织——光复会，仅有陈伯平等少数人，巡警学堂有觉悟的学员也只占小部分。这导致起义当天清晨他对巡警学员所作的演说，竟令学员们“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咸不察其命意之所在”;起义中，竟使用这样的借口:“锡麟即拔刀临礼堂，拍案大呼曰:‘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惊愕不知所为。”以至于“锡麟率伯平、宗汉二人，左执刀，右持枪，横目视诸生，大呼立正”，徐锡麟冲在前，马宗汉居中，陈伯平殿后，“在锡麟后之学生均弃枪逸去”，最后到达军械所的只有二三十人（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二）》）。没有事先控制军械所这个要害，是导致起义陷入被动以致失败的直接原因。另一点是，徐与恩铭接触的机会很多，但决没有伺机下手。何故?在我看来，徐锡麟很看重外在声势和“地点”上的象征意义，具有某种仪式的意味。这与其他革命党人偷偷摸摸的暗杀方式不同。藩司冯煦在审讯徐时问道:“尔平日常谒见抚台，而不击之于私室，乃至今日始击之何也?”徐锡麟答道:“署中私室，学堂公地，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冯煦问:“中丞为汝之恩师，汝何无心肝乃尔?”徐锡麟答:“彼待我诚厚，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愤也。”在徐看来，只有“学堂公地”才能发动“反满”义举。这不仅有助于将个人私情与民族大义区别开来，而且“当众将他杀死，此外文武官吏不能不服从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我从此可享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徐锡麟供词）。这种思路颇有秦汉农民起义的遗风。徐被捕后，清兵在徐公馆的东厢房的地板内，搜出包括绍兴大通学堂来函在内的起义物件多种，这导致秋瑾的身份暴露并遭到逮捕、杀害。

　　伴随着一个冷酷的铁血时代的，竟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剑侠时代。徐锡麟的英雄气概在危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军械所敌众我寡的枪战中，马宗汉提出“事已无成。不若焚去此军械局与清兵同烬”，徐锡麟说:“我辈所欲杀者满人，若焚去军械局，即是不辨黑白，全城俱烬矣。”因此军械局没有炸掉。军械局实际上就是一个军火库，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被捕后，徐独自一人承担责任，他对冯煦直言:“我之罪，我一人当之，寸磔我身可矣，幸毋累他人。”如此侠肝义胆，确是他超过一般革命党人之处。写完供词后，他被拍了一张验身照片，徐不满意，大声说:“且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其豪气令对手胆寒，正所谓: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徐锡麟:《出塞》作于1906年）

　　为了震慑和吓倒革命者，抚署在被捕的二十一名学生中提出四人，随徐锡麟押赴刑场陪斩。他们是:宋玉琳、朱蕴山、姚向甫、杨允中。灭绝人性的一幕非但吓不倒他们，而且更坚定了他们反清的意志。出狱后他们成立了反清组织:“竹林会”，其中宋玉琳后来战死在广州起义的巷战中，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黄钟雷鸣了，但瓦釜并未毁弃。《皖案徐锡麟》一书这样记述:“至四句钟，果在方姓室内将徐（锡麟）拿获。”光绪年记时已开始用西洋的“钟”，并用“四句钟”（即“四点钟”）这种生涩的词加以表述。不过《徐锡麟皖江革命史》中也用“午后钟鸣四击，由巡防营营官杜芝庭，以两枪杆舁之，将徐押解至抚署”来标记时辰。说到底，“钟”作为乐器的词义（如“编钟”）已丧失了，而代之以机械性的“时钟”。“钟”的灵魂就这样被掏空了。这是否暗示了一种腐叶纷飞的、麻木而暧昧的时代氛围?在东辕门外，徐锡麟临刑前不过听见了“钟鸣五击”替代“更鼓五通”，变化的似乎也仅限于此。英雄断首的一刹那，疾奔的热血之钟冲腾而起，尽管四围的铁幕依然黑沉沉的。“平民过十二句钟，在街市夜行者，往往有密探尾随其后”（《皖变始末记》），但一条长河毕竟听见了在它的上空不断返回的雷鸣:

　　自徐死后，传甲痛饮沉醉，登龙山之巅，北向长号，誓成其志，以报死友。（《民立报》）

　　它直接引发了震撼全国的马炮营起义。一九〇五年，金松岑在祭邹容的文中说:“建共和、革命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可见撞钟人是对清末这一代革命者的形象概括，但必须补充的是，他们撞钟的钟锤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冲天豪气。我曾在一个民间收藏者那儿见过民国初年出品的火花，上面印着“自由钟”的朴拙图案。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朱蕴山在一首祭诗写道:“当年血溅皖公城，江上衣冠扪有声。薪尽火传人去远，夜潮犹作不平鸣。”（《夜饮大观亭二绝》）

　　听听吧，那钟声已化作四野涌起的夜潮声，汹涌蒸腾……

　　碎片收藏者

　　追寻剧烈变动的历史图像有点类似天文观测。天文学家在管窥天象时会发现某个星体骤然发出超倍的光亮，这是星体爆炸的征象。可是谁知道这个瞬间竟发生在多少万年以前!一九〇八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对我而言也是如此。一百年后我仍看见它爆炸的火球在皖城上空滚动，它的碎片四散飞迸。但落到我当下生活的皖城只有零星的碎片了。如今的安庆城已面目全非，与历史事件血肉相连的那个古老的空间框架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宏大的历史解说中去了解它，却无法真正走近它，抚摸它。惟有偶露的碎片带着强烈的历史血气和深藏的秘密，向冥思者打开一条幽秘的隧道。比如，一九八五年年底，一块刻着“杨氏试馆”字样的门楣石匾在安庆务正街工地被发现，经走访杨氏后人和反复考证，它确系马炮营起义会址的遗物。再后来，一座以变形牡丹为形制的“太湖秋操纪念杯”在央视《鉴宝》节目中亮相，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联想。

　　收藏家们似更看重瓷杯和石匾这些藏品的年代和价值，而它们作为重大历史进程中所迸散的、无法复原的“碎片”，那上面所集聚的铁血年代的脉息与嘶喊，甚至还有逝者的眼神和灵焰，却反倒遮没不显了。一百年后，当我探究二者齿轮般的链条关系时，我听见了瓷杯和石匾在虚无中相互碰击的声响。

　　该瓷杯产于清末光绪年间官窑，属粉彩瓷器中的酒吸杯，高7厘米，长19厘米，宽12.5厘米;底座为变形牡丹，涂以粉红彩;杯柄为中空的花梗，饰以淡绿釉，梗部与杯中相通，通过梗柄可将杯中花蕊般的酒液吸入口中;其花梗背部用楷体书写“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杯”字样，表明它是清末新式陆军在安庆太湖县举行操练（即军事演习）的纪念物，可以视为一九〇八年那个多事之秋的重要标志。但我怎么总觉得怪怪的:一场颇具规模的完全属于男人们的新式军演，却以这种粉底、雌性、易碎之物作为纪念，真的有些不伦不类。这难道也是专横怪戾的慈禧太后的主意?这个晚清最有权势的阴鸷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表明，她是一个偏执狂和心理变态者，就像吸杯底座上那朵变形的老牡丹。慈禧憎恨所有阳性之物和雄强之物，让宫墙内浮雕必须凤在上龙在下;她要雌化一切，就必须在午门和菜市口不断用异见者和维新者的头颅来宣示她的雌力，无情地打击那些反抗的雄性，阉割那些非奴性的任何一点残余。慈禧临死前最惦记的是那只会用英文道“早安”的五色雌鹦鹉，她还专门把心腹太监叫到床前作了交代。在她的奴化与操纵下，晚清中国像一条畸形、偏瘫的僵卧之龙:北洋水师作为东亚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却无法在生死关头勃起，几年后，几十万清军竟对付不了区区几千人的八国联军!显而易见，这个雌性酒吸杯不是一个好兆头，它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精气正被悉数吸干，而清王朝精心打造的新军正在异化为颠覆它的力量——当维新之路被血迹和尸体堵塞时就已经开始。

　　同样，“杨氏试馆”门匾也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证:当年在它下面进出的是安庆岳王会成员和组织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所谓试馆，是清末宗族专为解决科举考生食宿而建造的，俗称“下住”。石匾长84厘米，宽36厘米，厚10厘米，在我看来它真有点像棋盘在演绎着一场生死对决:一边是日益腐朽但仍在分泌雌激素的专制统治者，一边是找回了血气和雄性的反抗者。如果说徐锡麟起义是在对决中“拱卒”的话，那么熊成基起义就是“走马”和“架炮”了。前者发动的是巡警学堂学生，后者则拥有骑兵和炮队的精锐新军，这在反清起义中具有特殊的转折意义:它是第一次以新军为主力的起义。略知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熊成基等革命党人正欲借“太湖秋操”之机发动武装起义，但皖抚朱家宝侦知第三十一混成协有革命党人活动，因此临时取消了三十一混成协参加秋操的计划，并一律禁发枪械，致使起义无法进行。十一月十三日朱家宝赶至太湖，陪同陆军部尚书荫昌、两江总督端方检阅第八镇、第九镇新军，谁知第二天光绪帝驾崩，第三天西太后也一命呜呼，一时间人心惶惶，这给革命党人再次提供了起义的良机。熊成基、范传甲等人于十九日下午在三祖寺杨氏试馆召集会议，决定当晚趁“国丧”之乱举行武装暴动。但就是这天下午朱家宝偷偷赶回城内，他预先得知安庆城内形势吃紧，于是密令紧闭各城门，并调来巡防营严加防守。如果这天朱家宝仍滞留太湖或者迟一点赶回，那么省会安庆肯定将被起义军攻占，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将在这里倒下，清亡的丧钟将提前敲响。

　　与此同时，在这块漆黑如墨的门楣石匾上，我还读到了剧烈变动的历史年代隐秘的文化图景，感受到两种相互对峙的精神力量在搏杀:“杨氏试馆”石匾作为中国科举考试的物象足以表明，专制毒素被当做世代的精神养料吸收到宗族和草民的血液中，成为昏睡者在“铁屋子”内不可或缺的麻醉剂和致幻剂。想当年，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怀宁县试和南京乡试，鲁迅早年就读南京矿务学堂时仍遵母命回乡参加科举考试，柏文蔚曾以“三年攻学，一发必中”而洋洋得意。这也就是清末的年轻人往往比老人更衰老，更满脸皱纹的原因。纵使你再年轻，你的心也提前老朽了。然而，正是在这块试馆石匾的昏暗背景下，晚清中国青年的挣扎才显得更痛苦，更惨烈:他们脑后拖着辫子但心如刀绞，面容苍白却目光如炬;他们放弃了攀登科举的森严朽黑的阶梯，走向拯救中国于危亡的血火之途。在这个意义上说，石匾是诡秘之手扔给专制王朝的一个绝妙反讽。据寿县政协李德武统计，清末寿州的年轻人以秀才身份参加安庆武备练军的学员就有十三人，其中包括范传甲、石德宽等，可见起义士兵多有秀才的身份，这种觉醒是与岳王会及其外围组织维新会、同学会的思想启蒙密切相关的。以熊成基为例，他“幼时血气未定，性复风流放诞，读书但通大略，去而习悬壶术，益不屑，惟以妇人醇酒靡其青年之光阴。既而父亡，家中落，无以自聊，以耽酒色故，羸瘠多疾病。年十九，落魄于芜湖，乃引镜自照，拍案自劾曰，大丈夫当立功传后世，岂能以少年无行终哉。遂渡江赴安庆，投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绝嗜好，勤学习，俨然一苦学生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可见他的精神转变主要是在安庆开始的。柏文蔚回忆道:“余创一同学会，以最普通立名，而内容实研究革命反清之道。是时加入者，多淮上健者，所有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中国魂》，每册散布皆达万余份，而熊成基之读《扬州十日记》，乃至流泪不止。”（《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

　　说到底，一九〇八年的武装起义首先源自一种精神决裂与反叛，这意味着必须砸烂包括科举在内的思想枷锁，然后才能将矛头直指皇权体制。换句话说，要割掉脑勺后那根猪尾巴，则必须先割断脑袋里的辫子。可是这又谈何容易?这种精神王国里的起义是困苦而悲壮的，它的艰巨性与它反叛对象存在的历史长度成正比。在我看来，当他们将会党联络、开会的特种机关设立在杨氏试馆时，这座晚清建筑仿佛也经历了炼狱般的蜕变，门上石匾也随之重获生命的脉搏，并在戊申年生成震惊世界的炸雷。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晚，距黄花亭不远的“杨氏试馆”门匾被攻打北门的熊熊火光映红了，然后被众多的牺牲者——贫血的中国的伟大儿子——的热血烧得滚烫滚烫。在脱胎换骨的阵痛中，它从老石头中重新长出了石头!

　　然而，宏大的历史转折往往取决于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二标第二营管带薛哲临阵畏缩，未能按时打开北门里应外合，成为导致起义失败的最关键原因之一。作为后期岳王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范传甲率领工程队也负责在城内接应，其营地驻扎在关帝庙内，但该队官长监视极严，营门被封锁，他们有枪无弹没办法冲出来。范传甲在庙内放火数次，均被队官发觉扑灭。直到次日下午二时，他才乘隙逃出营外，赶到杨氏试馆，向黄如波探听消息。黄告知起义军攻城受挫，伤亡严重，难以攻入城内，劝他换上便装逃走。范传甲悲愤交集地说:“我已准备牺牲，要革命就不怕流血。”随即转回关帝庙，打算发动部分同志配合起义军攻城。此时清军协统余大鸿已侦知范传甲是起义军首领之一，但攻城枪炮甚急，故不敢加害于范，遂下令将他调到协统本部卫队，便于随时监视。范传甲孤掌难鸣，但决不放弃任何攻击的机会。就在他随余大鸿出巡至饮马塘附近时，他突然举枪向余大鸿射击，可是枪竟未打响，当即被卫队拘捕，第二天即被斩首于抚署前。范传甲的头颅和临阵畏缩的薛哲的头颅，均被清兵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

　　两年后熊成基在东北被奸人臧冠三出卖而被捕。他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写下慷慨激昂的供词:

　　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之。

　　马炮营起义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疯狂的大搜捕和大屠杀，朱家宝立即清洗了安庆城，张劲夫等三百余人惨遭杀害，然后组织二百五十人的清剿队，分成五路在皖北明搜暗捕。当时变节者有之，告密者更有之，作为革命党人会址的杨氏试馆将难逃一劫。当时的馆主名叫杨三姑，情急之下立即唤匠人将石刻的“杨氏试馆”用石灰泥抹掉，然后用墨笔写上“四知书屋”加以遮掩。原来怀宁县杨氏后人繁衍成两支，且各有宗祠和试馆。一处试馆在杨家塘附近（今昭忠祠巷14号），一处在黄花亭三祖寺（今三祖寺街20号），该馆又名“四知书屋”，以示区别。二十几年后，杨三姑在务正街买了三间房子，将此屋卖给了一户姓邓的人家，但仍念念不忘门楣上的“杨氏试馆”石匾，于是将它取下并带到务正街。这就是“杨氏试馆”门匾为什么会在务正街出现的原因。可以这样说，这块石匾裹挟着风云激荡的铁血年代的狂飙气息，然后像起义者的遗骸一样沉埋在泥土中。

　　半个世纪后，马炮营起义秘密开会的地址已模糊难辨:官方认定在杨家塘的叶氏试馆并加以修葺，而民间则坚持认为在三祖寺街的杨氏试馆，双方争论持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揭开事实真相而言，这种争论是有意义的;但是二者同为试馆，叶氏也好，杨氏也好，它们所透露的科举时代的枯败气息却是等值的。

　　我一直在想，杨三姑是不是革命党?这个不入史册的民间小人物，大约是一个寡妇罢，否则她不可能成为馆主。也许革命党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女人比男人更有包容性，思想意识也不会太过愚执。她虽不是革命党，但极可能是革命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因为她对馆内发生的一切不会毫不知情，再说真相在起义发生后已昭然若揭。从她用石灰泥抹掉匾上刻字的情形看，她对由此可能引火烧身的后果作了充分准备，她的处乱不惊的镇定与智慧，是令人钦佩的。当她将杨氏试馆卖掉后，她为什么独独将不值一文的门匾取下并随身带走呢?这足以看出，她对这些热血喷涌的年轻起义者的珍视与怀念，她看重这个门匾所凝聚的圣洁意义。是杨三姑保藏了这块石匾，她是远比史家更能读懂它的第一读者。由此我想到更深一层:从本原的意义说，迸散的历史碎片、牺牲者遗骸以及杨三姑们，最终都将被更博厚、更持久、更公正的力量——大地、民间和时间——所收藏，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伟大的收藏者和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