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为夏商周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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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之青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追溯至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从汉代刘歆以来，历代学者一直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未能取得共识。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决定成立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七个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聘请中国社科院李学勤研究员、仇士华研究员、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和中科院席泽宗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由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联合攻关。
七个支点框定西周王年
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吴虎鼎1992年出土，铭文有：“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申剌王命。……”“夷宫”为夷王庙，“剌王”即厉王，可知此器作于宣王（夷王为厉王父，宣王为厉王子）十八年（前810年）。该年十三月丁丑朔（即初一为丁丑），丙戌为初十。铭文中有月相“既生霸”，“霸”指月亮的光面，从新月到满月为“既生霸”，满月为“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损为“既望”，从月面亏损到月光消失为“既死霸”。丙戌为初十，与月相“既生霸”合。此器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纪年可信。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二年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的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共355字，记有7个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
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M8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其年代在前816—前800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
“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西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魏国史书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懿王，夷王父）“天再旦”即天亮两次，有学者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根据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统计，得出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经过实际观测，印证了“天再旦”：日出前发生日全食，天色转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此外，定为懿王器的师虎簋，其铭有“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以懿王元年为前899年，该年六月丙辰朔，甲戌是十九日，也与月相“既望”合。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1996年出土于陕西丹凤的虎簋盖铭文有：“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密叔内（入）右虎，……”与懿王元年器师虎簋铭文比较，二器同为一人（即虎）所作，而虎簋盖在师虎簋之前。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共、懿（穆王子为共王，共王子为懿王）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为穆王器。根据共王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等排谱结果，共王元年应为前922年。《周本纪》载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穆王元年为前976年；三十年为前947年，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是初九，与“初吉”合。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铭文有：“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禘于昭王。……”“禘”是祭名，“禘于昭王”则作器时必然晚于昭王（昭王，穆王父）。昭王后至夷王前在位33年以上的，只有穆王，因此鲜簋是穆王器。按虎簋盖，穆王元年为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前943年，该年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月相“既望”合。
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静方鼎铭文说：“唯十月甲子，……八月初吉庚申至，……月既望丁丑，……”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乘船没于汉水。把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铭文系联排比，可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其后的“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从穆王元年即前976年往上推，昭王十九年为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是初三，与“初吉”合，丁丑是二十日，合于“既望”。再次印证了穆王元年为前976年。昭王在位19年，推定昭王元年为前995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可知昭王的祖父成王、父亲康王在位总年数不少于40年。昭王元年为前995年，推定成王元年不晚于前1035年。康王器小盂鼎有“唯廿又五年”语，可知康王在位不少于25年。《尚书》中的《召诰》和《洛诰》同是成王七年所作，《召诰》中有“惟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月出胐（fěi）。”（孔传：“胐，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成王七年的历日合于前1036年，该年二月乙亥朔，“既望”在庚寅十六日；三月甲辰朔，丙午是初三，合于“丙午胐”。成王七年为前1036年，则元年为前1042年。又，《尚书·毕命》说：“康王命作册毕，……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康王十二年的历日合于前1009年，该年六月丙寅朔，“庚午胐”是初五。康王十二年是前1009年，则元年为前1020年。
这样，剩下未定的只有厉王之前、懿王之后的孝王和夷王的元年。以这七个支点，再结合文献和青铜器铭文，推定孝王、夷王元年分别为前891年和前885年。
数管齐下锁定武王克商之年
推求武王克商年的主要途径，首行先限定克商年的年代范围，然后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天文学推算，选定合乎各种史料的最佳年代。
文献所见克商年代范围 《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所指当是此时。显王在位48年，卒于前321年，如果从此时往上溯700年，为前1020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犬戎攻杀幽王；平王立，东迁洛邑，为前770年。自此往上溯257年，则武王灭殷在前1027年。
沣西H18确定克商年代范围 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是周人之都丰京所在，武王克商之前，文王就迁都于此。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由4个小层构成，所出土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武王克商之前的先周晚期文化单位。叠压在H18之上的是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这两层为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确定克商年代的地层依据。用常规碳14和加速器质谱碳14测法对这组地层的含碳样品测定，得到克商年代范围分别为前1050—前1010年和前1060—前995年。
琉璃河H108确定克商年下限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1996年秋在遗址灰坑H108发现一片刻有“成周”二字的甲骨。成周营建于成王初，表明H108的年代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限，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代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的年代范围为前1050—前1020年。
甲骨文月食推定克商年代范围 甲骨文宾组卜辞公认为商后期武丁至祖庚时代的卜辞，其中有5次月食的记载，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可以回推其发生时间，推得武丁在位年代；参照文献所见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等，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也在前1050—前1020年。
天文史料推算克商年 沣西等遗址的分期与碳14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范围都是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前1050—前1020年。在这个可能范围内，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文献记载的三组克商天象，得到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三个数据。
前1046年说 《汉书·律历志》引西汉孔壁古文《尚书·武成》82字（今本《武成》此段仅存22字），其中涉及武王克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尚书》中的《召诰》、《洛诰》、《顾命》、《毕命》中记载周公营洛、反政成王以及成王临终等大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从研究《武成》的历日入手，又对《国语·周语下》的伶州鸠语“岁在鹑火”、“日在析木”等语进行分析和排列。把一月朔放宽到建亥、建子、建丑中进行筛选，得到前1120—前1020年的100年间约150组克商可能日期；再按关于金文记时词语的理解筛选，得到10组密合日期；最后按“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三组克商甲子日。其中只有前1046年1月20日内在前1050—前1020年的范围。
前1040年说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克商在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所记武王克商之日的干支是正确的。铭文中有“岁鼎”，有学者认为是岁星正当其位。又，《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用利簋和伶州鸠语的几个天象作为克商年应满足的条件逐项筛选，然后作天象综合检验，得到7组符合的日期。最后用《武成》历日检验，结果只得到2组符合日期。其中只有前1044年1月9日在前1050—前1020范围内。
前1027年说 古本《竹书纪年》载西周积年257，以平王东迁之年（前770年）往前推257年，得克商年为前1027年。此说与用甲骨文5次月食年代对武丁在位年代的推算配合最好。
三个克商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有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前1042年；文献记载武王史事无过4年的，东汉学者郑玄《诗谱·豳风谱》说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据此，定前1046年为克商首选之年。
殷墟文化与甲骨金文确定商代后期年代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共8世12王。
周祭祀谱确定帝乙帝辛年代 商代晚期，商王用5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为一个太阳年，称为周祭，有记时作用。商末黄组卜辞和金文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各有三组，据其所载年月干支和祭祀名，必分属三个系统，当与商末文丁、帝乙、帝辛（纣王）三王对应。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根据由此排出的祀谱，再参照有关情况，得到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为前1085年、前1080年、前1075年、前1060年。武王克商定为前1046年；周祭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元年选在前1075年。又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采用26年说，周祭与季节基本以应，所以估定帝乙元年为前1101年。
宾组卜辞5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 甲骨文中的宾组卜辞属武丁至祖庚时期，其中有5次月食记录。在三千多年前，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有5 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史上的奇迹。宾组卜辞中的5次月食，都有日名干支：壬申夕、癸未夕、甲午夕、乙酉夕、己未夕皿（向）庚申。天文计算表明，在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癸未夕月食 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 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 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 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 前1181年。从甲骨文字体分析，5次月食在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从甲骨分期看，后两组月食当在祖庚世。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据此武丁在位年代约为前1250—前1192年。
文献推定盘庚迁殷年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另有不同版本作“二百七十五”、“二百五十三”。工程专家组取253年说，从武王克商（即商纣灭亡）的前1046年往上推253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前1298年。取253年说是因为，武丁元年定为前1250年，武丁之前是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盘庚迁殷之年（前1298年）与武丁元年（前1046年）间隔为48年，对于迁殷后这一代的总年数较合理。前1298年，取整数为前1300年。
商城遗址和文献确定商代前期年代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等，属于商前期。郑州商城遗址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已发现总长近7公里的城墙和断续长5公里的外城墙，是迄今所知规模仅次于殷墟的商代遗址。已经发现有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偃师商城有大城、小城和宫墙，发现有宫殿基址、水池和铸铜作坊。两座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于夏商更替之年。根据碳14测定，它们的始建年代在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即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商汤至文丁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纣）。根据商代后期祀谱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帝乙在位26年，共56年。以496年之说，加上56年，商代总积年为552年，《鬻子》的576年之说与之相近；《左传》的“载祀六百”可能是约数。由前1046年往上推552年，为前1598年。参考碳14测年数据，取整数估定商始年为前1600年。
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
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文化中期，而早期文化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经对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其第二段年代约在前2132—前2030年。
《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出在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这次五星聚会是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木、水、火、金五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又，《左传·昭公十七年》：“《夏书》曰：‘辰不集于房，……’”这里“辰”指太阳，说的是夏代的一次日食。梁代有学者认为这是发生于夏代帝仲康（帝太康之弟、帝启之子）时代。这条记载长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夏本纪》说：“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尚书·胤征》也记此事，又说：“乃季秋月朔。”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前2250年—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有发生在前2043年10月3日、前2019年12月6日等几次。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有学者认为“无王”指羿和寒浞代夏的阶段。从夏商分界的前1600年往前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前2071年，基本落在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即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工程专家组定2070年为夏的始年。
（11月21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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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仅追溯至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从汉代刘歆以来，历代学者一直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未能取得共识。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和宋健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宣布启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决定成立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七个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聘请中国社科院李学勤研究员、仇士华研究员、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和中科院席泽宗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由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联合攻关。
七个支点框定西周王年
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吴虎鼎1992年出土，铭文有：“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申剌王命。……”“夷宫”为夷王庙，“剌王”即厉王，可知此器作于宣王（夷王为厉王父，宣王为厉王子）十八年（前810年）。该年十三月丁丑朔（即初一为丁丑），丙戌为初十。铭文中有月相“既生霸”，“霸”指月亮的光面，从新月到满月为“既生霸”，满月为“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损为“既望”，从月面亏损到月光消失为“既死霸”。丙戌为初十，与月相“既生霸”合。此器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纪年可信。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二年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的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共355字，记有7个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
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M8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其年代在前816—前800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
“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西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魏国史书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懿王，夷王父）“天再旦”即天亮两次，有学者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根据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进行全面统计，得出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经过实际观测，印证了“天再旦”：日出前发生日全食，天色转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此外，定为懿王器的师虎簋，其铭有“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以懿王元年为前899年，该年六月丙辰朔，甲戌是十九日，也与月相“既望”合。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1996年出土于陕西丹凤的虎簋盖铭文有：“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密叔内（入）右虎，……”与懿王元年器师虎簋铭文比较，二器同为一人（即虎）所作，而虎簋盖在师虎簋之前。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共、懿（穆王子为共王，共王子为懿王）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为穆王器。根据共王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等排谱结果，共王元年应为前922年。《周本纪》载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穆王元年为前976年；三十年为前947年，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是初九，与“初吉”合。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铭文有：“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禘于昭王。……”“禘”是祭名，“禘于昭王”则作器时必然晚于昭王（昭王，穆王父）。昭王后至夷王前在位33年以上的，只有穆王，因此鲜簋是穆王器。按虎簋盖，穆王元年为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前943年，该年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月相“既望”合。
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静方鼎铭文说：“唯十月甲子，……八月初吉庚申至，……月既望丁丑，……”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乘船没于汉水。把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铭文系联排比，可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其后的“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从穆王元年即前976年往上推，昭王十九年为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是初三，与“初吉”合，丁丑是二十日，合于“既望”。再次印证了穆王元年为前976年。昭王在位19年，推定昭王元年为前995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可知昭王的祖父成王、父亲康王在位总年数不少于40年。昭王元年为前995年，推定成王元年不晚于前1035年。康王器小盂鼎有“唯廿又五年”语，可知康王在位不少于25年。《尚书》中的《召诰》和《洛诰》同是成王七年所作，《召诰》中有“惟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月出胐（fěi）。”（孔传：“胐，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成王七年的历日合于前1036年，该年二月乙亥朔，“既望”在庚寅十六日；三月甲辰朔，丙午是初三，合于“丙午胐”。成王七年为前1036年，则元年为前1042年。又，《尚书·毕命》说：“康王命作册毕，……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康王十二年的历日合于前1009年，该年六月丙寅朔，“庚午胐”是初五。康王十二年是前1009年，则元年为前1020年。
这样，剩下未定的只有厉王之前、懿王之后的孝王和夷王的元年。以这七个支点，再结合文献和青铜器铭文，推定孝王、夷王元年分别为前891年和前885年。
数管齐下锁定武王克商之年
推求武王克商年的主要途径，首行先限定克商年的年代范围，然后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天文学推算，选定合乎各种史料的最佳年代。
文献所见克商年代范围 《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所指当是此时。显王在位48年，卒于前321年，如果从此时往上溯700年，为前1020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犬戎攻杀幽王；平王立，东迁洛邑，为前770年。自此往上溯257年，则武王灭殷在前1027年。
沣西H18确定克商年代范围 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是周人之都丰京所在，武王克商之前，文王就迁都于此。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由4个小层构成，所出土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武王克商之前的先周晚期文化单位。叠压在H18之上的是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这两层为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确定克商年代的地层依据。用常规碳14和加速器质谱碳14测法对这组地层的含碳样品测定，得到克商年代范围分别为前1050—前1010年和前1060—前995年。
琉璃河H108确定克商年下限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1996年秋在遗址灰坑H108发现一片刻有“成周”二字的甲骨。成周营建于成王初，表明H108的年代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限，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代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的年代范围为前1050—前1020年。
甲骨文月食推定克商年代范围 甲骨文宾组卜辞公认为商后期武丁至祖庚时代的卜辞，其中有5次月食的记载，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可以回推其发生时间，推得武丁在位年代；参照文献所见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等，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也在前1050—前1020年。
天文史料推算克商年 沣西等遗址的分期与碳14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范围都是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前1050—前1020年。在这个可能范围内，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文献记载的三组克商天象，得到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三个数据。
前1046年说 《汉书·律历志》引西汉孔壁古文《尚书·武成》82字（今本《武成》此段仅存22字），其中涉及武王克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尚书》中的《召诰》、《洛诰》、《顾命》、《毕命》中记载周公营洛、反政成王以及成王临终等大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从研究《武成》的历日入手，又对《国语·周语下》的伶州鸠语“岁在鹑火”、“日在析木”等语进行分析和排列。把一月朔放宽到建亥、建子、建丑中进行筛选，得到前1120—前1020年的100年间约150组克商可能日期；再按关于金文记时词语的理解筛选，得到10组密合日期；最后按“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三组克商甲子日。其中只有前1046年1月20日内在前1050—前1020年的范围。
前1040年说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克商在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所记武王克商之日的干支是正确的。铭文中有“岁鼎”，有学者认为是岁星正当其位。又，《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用利簋和伶州鸠语的几个天象作为克商年应满足的条件逐项筛选，然后作天象综合检验，得到7组符合的日期。最后用《武成》历日检验，结果只得到2组符合日期。其中只有前1044年1月9日在前1050—前1020范围内。
前1027年说 古本《竹书纪年》载西周积年257，以平王东迁之年（前770年）往前推257年，得克商年为前1027年。此说与用甲骨文5次月食年代对武丁在位年代的推算配合最好。
三个克商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有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前1042年；文献记载武王史事无过4年的，东汉学者郑玄《诗谱·豳风谱》说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据此，定前1046年为克商首选之年。
殷墟文化与甲骨金文确定商代后期年代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共8世12王。
周祭祀谱确定帝乙帝辛年代 商代晚期，商王用5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为一个太阳年，称为周祭，有记时作用。商末黄组卜辞和金文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各有三组，据其所载年月干支和祭祀名，必分属三个系统，当与商末文丁、帝乙、帝辛（纣王）三王对应。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根据由此排出的祀谱，再参照有关情况，得到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为前1085年、前1080年、前1075年、前1060年。武王克商定为前1046年；周祭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元年选在前1075年。又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采用26年说，周祭与季节基本以应，所以估定帝乙元年为前1101年。
宾组卜辞5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 甲骨文中的宾组卜辞属武丁至祖庚时期，其中有5次月食记录。在三千多年前，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有5 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史上的奇迹。宾组卜辞中的5次月食，都有日名干支：壬申夕、癸未夕、甲午夕、乙酉夕、己未夕皿（向）庚申。天文计算表明，在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癸未夕月食 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 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 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 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 前1181年。从甲骨文字体分析，5次月食在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从甲骨分期看，后两组月食当在祖庚世。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据此武丁在位年代约为前1250—前1192年。
文献推定盘庚迁殷年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另有不同版本作“二百七十五”、“二百五十三”。工程专家组取253年说，从武王克商（即商纣灭亡）的前1046年往上推253年，盘庚迁殷之年为前1298年。取253年说是因为，武丁元年定为前1250年，武丁之前是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盘庚迁殷之年（前1298年）与武丁元年（前1046年）间隔为48年，对于迁殷后这一代的总年数较合理。前1298年，取整数为前1300年。
商城遗址和文献确定商代前期年代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等，属于商前期。郑州商城遗址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已发现总长近7公里的城墙和断续长5公里的外城墙，是迄今所知规模仅次于殷墟的商代遗址。已经发现有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偃师商城有大城、小城和宫墙，发现有宫殿基址、水池和铸铜作坊。两座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最接近于夏商更替之年。根据碳14测定，它们的始建年代在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即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商汤至文丁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纣）。根据商代后期祀谱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帝乙在位26年，共56年。以496年之说，加上56年，商代总积年为552年，《鬻子》的576年之说与之相近；《左传》的“载祀六百”可能是约数。由前1046年往上推552年，为前1598年。参考碳14测年数据，取整数估定商始年为前1600年。
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
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文化中期，而早期文化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经对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其第二段年代约在前2132—前2030年。
《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有学者计算出在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这次五星聚会是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木、水、火、金五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又，《左传·昭公十七年》：“《夏书》曰：‘辰不集于房，……’”这里“辰”指太阳，说的是夏代的一次日食。梁代有学者认为这是发生于夏代帝仲康（帝太康之弟、帝启之子）时代。这条记载长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夏本纪》说：“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尚书·胤征》也记此事，又说：“乃季秋月朔。”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前2250年—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有11次，其中有发生在前2043年10月3日、前2019年12月6日等几次。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有学者认为“无王”指羿和寒浞代夏的阶段。从夏商分界的前1600年往前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前2071年，基本落在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即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工程专家组定2070年为夏的始年。
（11月21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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