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权改革：2011政改新看点

新华社记者深入广东、浙江、江西等东中西部10多个省区市调研，与50多位县委书记倾心交谈，发现现在的县委书记队伍逐渐体现出年纪轻、学历高、能力强的特点，他们一方面权力大、责任重、谋发展、思进取；另一方面，则压力大、盼理解、待培养、须监督。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给本刊记者画了一幅“双三角形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
他说，上面倒置的大三角形就像县以上的各级权力机构，下面正放的一个小三角形就是县级政权机构，县委书记恰恰处两个三角形尖儿上。上级层层压担子、派任务，最终都落在县一级，但县里资源有限、回旋余地有限。把这个图倒过来，立时变成上小下大，又恰似县级政权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新时期群众期望值高、诉求多；另一方面，县级权力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
县委书记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一些县委书记梳理出他们的四大困扰。
一是很大精力用在协调沟通各种关系上，每年参加会议、应付检查指导的时间就占1/3，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问题。
有些县委书记戏称自己是“三陪”书记：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喝酒吃饭。
二是有些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一些国家部委制定政策，以“责任下压”为取向，喜好出台禁令搞“一刀切”，而服务基层、“解难解结”的内容往往很少。
三是网络舆论压力大。一些县委书记反映，一些网络媒体对基层问题的报道不是引导型，而是放大型。有时为平息舆论，板子只能打在基层干部身上。
四是应对突发事件压力大。出现突发性事件和安全事故，矛盾都聚焦到县委书记身上，要求勇于承担风险，靠前指挥，不允许有丝毫顾虑与退缩。
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本刊记者一路与县委书记们交谈时听到的最频繁词汇。县委书记责任大，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发展、稳定、民生、安全，“一个都不能少”。既要上级满意，又要群众满意。
一些县委书记表示，当前有一种“妖魔化”县委书记的苗头，似乎他们没有一个好人，都是贪官。他们盼望理解，需要社会宽容、家庭关爱，还有组织上的人性化关怀。（《瞭望》新闻周刊）
改革核心：一把手“限权”
指向县委书记的权力改革，正是当前基层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重点是公开、核心是限权。
对于县委书记的权力描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
对于改革运行的阻力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研部教授李习彬一语中的，“改得好不好，推进难不难，关键就在一把手！”
分析睢宁县、武侯区、成安县的探索，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从“禁酒令”开始，从关系县级财政收入重要命脉、关乎官员巨大利益的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等重大事项开刀，并邀请党内外、媒体对自己和干部团队开展监督。
原河北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也认为，搞权力公开透明不能光是政府搞，党委必须带头，县委书记则首当其冲。他试点改革的一大措施是“通透性办公”，以此避免过度集权而使干部脱离群众，其前提是王晓桦有勇气接受大家的监督。（京华时报/记者 孙乾）
武侯试点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时任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说，经过一番“确权勘界”之后，武侯区出台《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关于进一步明晰职权的试行办法》，对区党委权力进行勘界，对权责不清的予以明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予以纠正。
根据上述“权力清单”，属于区党代会权力事项有6项，区委全委会有6项，区委常委会有18项，区委书记有9项。
紧随权力目录之后，一张张权力流程图将区委权力运行方式公之于众。流程图上，区委书记、常委、区长、副区长等各有分工，职权明晰。
于是，一系列“限权方案”设计出来，区委书记“革了自己的命”。根据武侯区出台的规定，区委书记只有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结束以后、日常考察发现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领导职位空缺、特殊情况必须调整干部这4种情况下，才能提出干部调整动议。
而且，在动议时，区委书记只提方向、不提具体职位，只提人选标准、不提具体人选，只提选拔要求、不提选拔范围。另外，领导干部人选要从后备干部中产生，后备干部人选要由群众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而区管领导班子正职则采用全委会票决制，区委书记的一票与委员或常委的一票价值相同。
如此一来，“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空间受到了极大压缩。
2010年，在接受新华社内部调研时，武侯区区委书记刘守成坦承，试点正是抓住了决策权和用人权这两个核心问题。“削权瘦身”的背后，其实是对一把手正当行权的强化——限制不当用权，强化正当用权，制度规范用权。
与武侯区做法相类似，在改革的另一个试点，睢宁县则提出议决权、否决权分离机制，该县出台文件规定，重点工程、规划、土地审批权由县政府研究确定，“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土地审查委员会、规划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
与上述两地的“自我限权”不同，今年下半年，湖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联合出台《湖北省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办法(试行)》，规定县委书记不再直接分管人事，不得插手工程招投标，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指定具体人选和选拔范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王维博 王全宝）
著名学者于建嵘表示，县一级是最完整地直接面对民众的。把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定在县级，这是对的。如果把这一级政权改革好了，社会就会稳定。县政改革要走向现实，重中之重是要达成基本共识：政治体治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县政改革是现实改革中最可行、风险最小的。但只靠学者远远不够，还需要执政者的智慧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