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

北纬“三八”线以南：被遗忘的志愿军遗骸

周恩来在朝鲜志愿军墓前
如果没有韩国人的惊扰，那些沉沉地安睡在北纬“三八”线以南荒野僻壤的志愿军阵亡者灵魂，或许将长久地埋葬在历史的记忆中。但现在，持续的铁锹和电剪声正在打破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空旷和宁静。
8月3日，韩国京畿道加平郡畔里村。海拔513米高的无名野山的半山腰上，一队装备特殊的韩国国军小分队已持续三月在此发掘作业。
这支小分队以韩国国防部遗骸甄别团成员为主，队员入伍前一律有考古学、人类学的学识或有遗物发掘专业经验。今年5月初，该甄别团在这里挂出了“直到找出最后一名战士为止！”的横幅，并全面展开了朝鲜战争阵亡士兵遗骸发掘工作。
在野山一侧荒坡，甄别团队员共发现340处战壕，发现遗骸的战壕共有10个，一些战壕内发现多达2到4具遗骸。这些并排陈列遗骸的头骨、脊椎骨仍是原样。他们的身高大概在1米6至1米7，明显是亚洲人种。
遗骸存身的这些荒山上的战壕，犬牙交错，为当年南朝鲜士兵为阻止中国军队南下所挖。发掘出的战壕上钉有一排标有号码的木板，还有击穿的水壶和几枚M-1实弹和弹壳，有2具遗骸的脚上甚至还穿着韩国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的军靴“统一靴”。
1951年，南朝鲜6师19联队在该地区阻击了蜂涌而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师，战斗非常激烈。在此次战役中，南朝鲜军阵亡19人，失踪1608人，损失惨重。发现遗骸的荒山是南朝鲜军人阵亡的地点之一。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引述当地居民权庆行（音）的话说，在战争年代他亲眼目睹了相当多的军人在这里阵亡。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撤离时收拾了自己士兵的尸身，而国军士兵们的尸体就那样废弃在野山坡上。来不及避难而留守在村落的10几名村民，将其中的一部分尸体埋葬在现场。正因为这样，尚活着的村民能够提报士兵们的遗骸埋葬地。
从发掘现场发现的军靴、军用饭盒、水壶杯等遗物中可以看出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和退出战斗的仓促。发掘中出现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带有各种军号标牌的遗骸被不断发现，包括47具朝鲜军队战殁者遗骸和69具中国军队战殁者遗骸也重见天日。
对甄别团队员来说，这样意外发现已属稀松平常，唯一不同的是，相较前几年，这次发掘的中国军队遗骸数量大大超出他们的意外。不过，随着韩国对朝鲜战争（韩国称“6.25”战争）战死者遗骸发掘工程的马拉松式地推进，在发掘队开进下一个发掘点之前，谁也无法臆测，是否有一个新的记录等待着他们。

志愿军官兵在烈士陵园
“国家永久性工程”
韩军“韩战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始于2000年4月。作为纪念“6•25战争”50周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死者发掘工作原计划开展三年。到2003年时，韩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将其进行下去，遂于2005年将该工作确定为国家永久性项目，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起来。韩国国防部也于2007年1月设立了专门处理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的专业部队，即“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博士郑继永介绍说，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的前身是2000年4月配属于韩国陆军本部的“6•25纪念担当官室”，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2003年7月时改编为陆军战死者遗骸发掘课和陆军战死者遗骸发掘班，2004年4月两者均获得了陆军的正式编制。
2005年6月，韩国政府将发掘战死者遗骸确定为国家永久性工程，决定在组织构成上予以加强，并于2006年5月份正式通过了《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创设法》（总统令第19479号），随后于2007年1月设立了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
甄别团的成立，使战死者发掘工作的人员与组织都得到了极大加强。原属陆军本部的遗骸发掘项目课仅有军官5人，副士官1人，发掘班也仅有18人。而目前的甄别团下辖4个课（四个课分别是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和4个发掘班，人员多达85人。其中军官13人，副士官15人，士兵48人，军务员9人。
为保护遗骸可能埋藏地，韩国政府还于2007年2月通过了《6•25战死者遗骸发掘法》，规定“所有国民和行政机构都必须对战死者遗骸的调查提供相应的协助，发掘工作带来的财产损失由国家进行补偿”。同时，该法还规定，为确认遗骸身份，对遗属的DNA采样工作也受到法律保护，原先严格限定在军队医院才能进行的采样工作也应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相应扩大到全国各级卫生机构。
韩国遗骸挖掘工作开展至今，共挖掘出2537具“6.25”战争战殁者遗体，其中包括1963具国军战殁者遗体、8具联合国军队战殁者遗体、386具朝鲜军队战殁者遗体、180具中国军队战殁者遗体等，相关器具39973件。韩国国军战殁者遗骸中有72具的身份得到确认。
由于韩国近几十年来开发较快，战场遗迹破坏严重，加上资料的缺失、遗属的故去等原因，甄别工作一直十分困难。此处开展的朝鲜战争遗骸发掘工作，却是因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线索。京畿道的这处战场地址在韩国军史记载中没有标明具体位置，其间国防部也未能准确地掌握该地区的情况。

周恩来彭德怀等在朝鲜志愿军墓前
甄别程序复杂
韩国国防部遗骸甄别团配备有电剪、毛刷、探针、金属探测仪等专业设备。发掘前，甄别团小组成员一般先查找档案资料，以战斗记录、证词、过去发掘案例为基础，推断遗骸所在的可能区域。同时寻找当年参战人员和地区居民访谈，与史学家咨商、讨论，确定预发掘地。之后对预发掘地进行划分、警示，并与土地所有人协调。
而后，由这支发掘部队长官主持仪式，参加者有地方军队主官、发掘人员、地方相关机构负责人、参战人员等，发掘前还预先设置发掘情况室，临时安葬所、临时参拜所等。
发掘时，队员先用金属探测仪选定精确位置，随后小心翼翼地拨土寻觅，清除杂物。军号标牌、战死者名单、参战人员证词等是遗骸甄别团用于识别敌我人员的主要方式，操作全过程全程录像，并以文字记录。
京畿道荒山上这处战场，发掘出的大部遗骸是用斗篷雨衣（头部从布中央的一个洞伸出来的披巾，在军队可用来雨衣）覆盖着。被浅浅的一层土掩埋的这些斗篷雨衣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已完全被腐烂。遗骸发掘鉴别团发掘科科长李容锡说：“斗篷雨衣是一般人无法拥有的物品，因此身盖这些斗篷雨衣的人很有可能是战友。”
士兵的遗物，包括军装、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等，也是甄别遗骸来源的主要手段，联合国军、朝鲜和中国军队的士兵所列装备制式、材质都不同，很容易作初步甄别。不过这仅是遗骸甄别团系列繁琐发掘、甄别程序中的前道基础工序。发现遗骸后，还须由专家判断是否全身遗骸，同时随队法医拍照，计算机人脸重塑人脸，按性别、年龄、人种分类，分析身体特征（骨架大小、关节、牙齿等），进行DNA分析准备工作。
甄别团在区分“敌我”后，把已经甄别为国军的遗骸敛入木棺，以太极旗包裹，对无法识别的遗骸，按韩军无名勇士处理，分类、编号。在国立首尔显忠院，已发掘的阵亡者遗骸将接受韩国总统李明博率领的大小首脑们的隆重接灵仪式，后送火葬厂，骨灰归各地安葬所安葬（身份确认者葬入国立大田显院，未确认者葬入国立首尔显忠院骨灰堂安放）。这样的仪式每年举行2次。
郑继永说，按照韩国政府战死者遗骸处理原则，对迄今发掘中发现的联合国军，韩国方面经由联合国军司令部转交给相关国家，被视为“敌军”的朝鲜和中国军队的遗骸也须经联合国军司令部转交，拒绝接收时，这些遗骸经简单处理，放入小型棺，安葬于坡州的“敌军墓地”。
韩国媒体在今年6月底报道称，今年发掘出包括47具朝鲜军队战殁者遗骸和69具中国军队战殁者遗骸，将被安葬在上述的“敌军墓地”。这些墓与当地坐北朝南的传统不同，都排列整齐地面向北方，遥望着家乡。
争议中的阵亡人数
在“三八线”以南一侧，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战死者遗骸？“准确的数据很难说清楚，不仅我们说不准，包括韩国和联合国军也是。”辽宁丹东市朝鲜战争纪念馆是目前大陆史料较全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但是提及战后敌占区遗存的志愿军遗骸数，研究员张中勇也感到颇为棘手。
这与战后各方对损失减员人数始终是各有说法有关。中国军队不认同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公布的数字，对方也不承认中方的结论。根据2000年10月16日中国军方《解放军报》所提供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但美国方面的估计在100万人左右。
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学界声音渐集中，认为中国人死亡最多不超过２５万。韩国方面在六十年代修成的战争史里，对中国军队直接战争死亡人数估计缩小为184128人，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大大缩小，与西方学界近年估计的２５万之数相对接近。
巧合的是，这一数字与朝鲜战争纪念馆近年公布的志愿军直接战斗阵亡人数非常贴近，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我们的数字比较权威。”张中勇说。从上世纪末开始，朝鲜战争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
这仅是中国方面公布的一个最新阵亡人员统计数字，但朝鲜战场上“三八”线原敌占区究竟还有多少被遗存的志愿军遗骸，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而发生在朝鲜战争末期的一起大规模的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或许对了解这一事件会有帮助。
1954年，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了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亡人员的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该次接收工作。本刊采访时，获知孙老已于去年逝世。孙在2006年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专门用于接收来自敌占区的我志愿军阵亡者。在１９５４年９月份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尸体交接中，敌方送还的我志愿军这三类人的遗体，总数略为超过１万具。他们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线壮烈牺牲的烈士。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我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１９５０年冬至１９５１年６月我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友，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这部分人的尸体已完全腐烂，只剩得一具骨骸。
二是１９５３年７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我发动的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友，在我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这部分人的尸体比较完整，尸肉尚在，但已充水肿胀和发臭。另外就是在敌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大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还有敌方早先交来的被俘人员死亡名单可以印证。
在5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南朝鲜和联合国军7.8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这几次战役打的异常艰苦，我们的战斗减员也是很大，但到底我方有多少阵亡者数字，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统计。”张中勇估计，在韩国近年发掘中不断发现的志愿军遗骸大部分遗留自这三次战役。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这从近年来网络频现的有联合国军在场的志愿军战死者照片可为佐证。尽管志愿军离开时尽量掩埋好战友尸体，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比照朝鲜战争纪念馆提供的志愿军阵亡统计数据和松岳山陵园登记人数，“三八”线以南区域，志愿军遗骸散落应该数量惊人。据韩国国防部遗骸甄别团推测，在6.25战争时期的主要战场，还埋有约13万具遗骸。

渺茫回乡路
朝鲜战争纪念馆藏的朝鲜志愿军烈士墓葬图显示，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地区，目前有700多座志愿军墓葬，这些墓葬形制规模大小不一，合葬人数最多有上千人，一般十几二十人。
在朝鲜，比较典型的有桧昌志愿军总部烈士墓，这是一座代表性烈士墓葬，合葬的113名烈士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各类身份，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后也迁葬于此。这里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朝扫墓必到之处。
当年志愿军战时抚恤规定中有一条：对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都要运回祖国进行安葬。除此以外，十数万烈士遗骸绝大多数被埋葬在朝鲜半岛。朝鲜战争史研究专家说，战争期间大量烈士尸体的运回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在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形下也不现实。另外不回葬国内也出于政治因素考虑。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如1989年5月12日，中国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十九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新华社报道称，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对战死者遗骸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后，遗骸甄别团也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经甄别团多方努力，但在朝鲜和南北非军事区还有相当部分遗骸未能探测到。而DNA检测带来的高额费用也使甄别工作的经费难以为继。但韩国政府似乎对推动这一工作意志坚定。总统李明博在今年的显忠院安葬仪式上给民众打气：“政府坚持直到找到最后一具遗体，将继续增加相关组织和预算，扩大各方面的支援。政府还将进一步推进未处理战殁者所在的非武装地带和朝鲜地区遗骸挖掘工作。”
在当日的演讲稿中，他表示：“缅怀为国捐躯者的英灵并负责到底，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做得有些晚，但至少能够祭拜漫长岁月里孤独无助的遗体，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对中国志愿军遗骸而言，如果没有韩国人的打扰，那些静静地沉睡在北纬“三八”线以南的荒野僻壤的亡者灵魂，或许将长久埋葬在历史的记忆中，没人知道这些遗骸是谁，他们来自哪里。而现在，持续的铁锹和电剪声正在打破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宁静。
随着韩国“国家永久性工程”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志愿军遗骸将被发现。
在大陆，这几年不乏有把朝鲜战争十数万志愿军遗骸迁建国内的声音，有人甚至上书北京，慷慨陈词，建议国家斥资在首都建立朝鲜战争战死者纪念碑。目前在大陆的朝鲜战争纪念史馆陵园，主要分布在辽宁的丹东、临江、通化、白山等地，另外还有沈阳的北陵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稍具规模。
来自民间的这部分声音，相对微弱。朝鲜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说，所有的参战国家，不可能也无法把参战阵亡的烈士都找到，也完全没必要把烈士遗骸都找回来，找来无非是挪建墓地，重修碑坊。“从人类文明和平角度来讲，让人类真正记住这场残酷战争，才是有意义的。”张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陆一种主流意见。

一份不完全统计
那些模糊的远影
韩国遗骸甄别团“轧、轧、轧”的电剪声，搅动的还有大陆烈士后代子孙的心绪。曾经的无数次遐想中，他们缅怀在异国他乡牺牲50多年的亲人：“他至今还在南朝鲜的荒原，他的坟墓也许长满了杂草，也许落满了乌鸦……爸爸也没去过，只是在志愿军阵亡将士的名单中赫然写着他的名字。一位志愿军烈属子弟这样回忆他的从未谋面的爷爷。”
“当时战争情况不一样，你只要仔细研究当时战争进程情况，你就会发现现状的确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军旅作家、《远东朝鲜战争》一书作者王树增说，任何事情要历史地看问题，站在今天角度说几十年前的事情，脱离当时经济政治实力等因素来评价的话，都是有失偏颇的。“你必须按照当时的历史情景来说话，否则随意去指责历史，是不公允的。”
王树增认为，并不是韩国军方刻意来做这个事（发掘遗骸）。事情的由来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方面包括联合国军方面，他们派出军队的各个国家的政府，由于他们文化历史等观念，对海外战场上的官兵遗骸格外重视，因为遗骸的运送在他们国家的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如美国几十年来，都在竭力寻找大量朝鲜战争中失踪美军官兵的遗骸，这成为美国政府的喉中之鲠。
在这样的推动之下，配合带动他们做这项工作的，只有韩国了。
久而久之，在寻找美军遗骸过程中，肯定会有北朝鲜军队、志愿军等各国军队的遗骸，“这个不是韩国军方的主动行为。从文化上讲，东方国家没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愿望，一定要找到什么，虽然我们对祖先有一种格外地崇拜，但对战场上阵亡战士，自古以来，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讲究，所谓的‘青山处处埋忠骨’。”王树增说。
战俘和阵亡失踪者资料信息在大陆也曾经是个机密，现今仍是个不确定数，“原因是朝鲜战争中我方阵亡的数量比较大，这个数字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数字，但是个很大的数字，牵涉面非常广。”王树增曾试图搜集一些朝鲜战争战后史料，但档案资料的查找进展异乎寻常的困难。“部分档案管理还是非常严格，因为所涉数据非常敏感。”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健在的志愿军烈属的身份通常被人遗忘。“我小的时候还记得每年八一建军节的时候居民委都会给我家送电影票的，过年的时候会给我家送一幅写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横批是光荣之家的对联，再后来只是发对联了，电影票没了，再后来对联也没了，现在几乎没人知道我家是烈属了。”前述志愿军烈属后代说。
朝鲜战争纪念馆馆长赵业君曾计划建立一面朝鲜战争烈士纪念碑墙，把目前已核实的18万多名烈士的名字刻上去。“现在看来，这件事情暂时做不到。”赵简单算了一笔帐，18万的烈士人名如都要雕刻上墙，按2米高的碑墙来算，平均一个人3个字，要刻近60万字。而按现时电脑刻字加材料费，平均一个人名10多块，18万多个烈士名字，需200多万。
“当初虽为这个想法反复设计过，但经费问题解决不了，没法去办了。”他很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