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与“二爷”！

用武力征服大片土地和臣民的凯撒大帝，在疯狂地爱上克莱奥配特拉的时候，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庞大帝国从记忆里抹掉，凯撒大帝之死与他爱上这个女人密切相关。在凯撒扶助之下成为埃及艳后的克莱奥配特拉，也是罗马英雄安东尼心中的偶像，安东尼为了她可以从激烈的战场上乘一条小船独自返回，他明知道这样将导致战败，但他选择了为她而自杀。

巴尔扎克曾不断地追求年轻姑娘，但后来却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才华，让一个俄国富婆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当富婆终于嫁给他的时候，天才作家已经重病缠身，死在她的身边。

普希金为女人而决斗，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为了女人而倒下，用血泊为自己诗一般的生命划上句号。

《荷马史诗》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为了海伦而爆发的那场战争。

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３５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１０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五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并赢得同样审视的目光，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而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凯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连接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决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位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２００３年男女比例已经是１１７：１００，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