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市民社会的发展会导致社会不安？

一、问题的背景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震撼了全世界。对"市民社会"的巨大关注成为知识界和决策圈对第三波民主化最为突出的回应。"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被广泛讨论，以至于《自由的条件》一书的作者Ernest Gellner 称其已变为"一个口号"。[1]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学者、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民间活动家以及民运组织都在试图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的性质和边界，它怎样为巩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做贡献，以及为达到此目的所必需的种种条件。然而，在多数转型国家中，比上述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飞速发展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何种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发展（不）会导致社会不安？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个亚洲国家：台湾和南韩的研究，揭示市民社会（NGO 和工会等）的发展与社会不安（social unrest，包括劳工问题和学生抗议等）之间的潜在关系。
二、市民社会研究：历史与现状
市民社会概念的复兴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期的波兰。当时的波兰的知识先锋们运用这一概念来组织民众对抗极权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同时见证了极权主义的衰落和市民社会讨论的兴起。总的来说，有四个原因促成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首先，前苏维埃集团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变革使包括工会组织、异见分子、教会等在内的市民组织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有可能成为抵抗政府的有效资源。
其次，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非政府组织"是对跨国的重大问题，如环境、人口、妇女地位、人权甚至裁军等的回应。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却很难引起普遍注意。
再次，市民社会概念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批评了政府的滥权，也不纵容市场的无度，因此左右两翼人士都能从中找到各自所需。八十年代的政治经验使左派清醒过来，他们看到集中化的政府行为的局限性，并开始认识到，自愿性组织是保证公民契约的实施以及促进公共计划的另一选择。文化保守主义者则看到市场的非道德化及其对社会制度的腐蚀性作用，故此也把目光转向志愿性组织，认为后者乃稳定和美德之源。
最后，市民社会概念是对充斥于先进工业社会中的焦虑的回应。在以美国为典型的先进工业社会中，社会化、团结以及活跃的公民组织所赖以存活的传统资源现在变得空前贫乏。Robert Putnam的"单人保龄球：渐趋式微的美国社会道德" [2] 一文切中要害地触及这个问题，引燃了一场关于概念、经验以及政治的讨论，至今仍未见衰退迹象。
总的来说，市民社会讨论集中关注以下三个主要领域：市民社会的定义、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促进民主和巩固民主中的角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虽然不能直接为本研究提供答案，但却极有助益。
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边界。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主理论家之一，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对于国家，它具有自愿性、自发性，（很大程度上）自我支持性以及自动性，它受法律规则或一系列共同同意的规则的约束……市民社会是居于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中介实体。" [3]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 及他的同事则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办法来表述：市民社会是"一个人们进行社会和政治互动，免于国家的控制或规约的社会。" [4] 以上两者都是从市民社会-国家两分法出发来定义市民社会的。
怀特（Gordon White） 的定义与前述两者有着微妙的区别。他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处于国家和其他社会基础之间的中间协作领域。" [5] 其他学者则试图从厘清市民社会的边界和成分的角度来作出定义。Michael Foley 和 Bob Edwards 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私人的、志愿性团体组成的领域"， [6] 而William A. Galston 相反地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具有非私人性的集体行动组成的领域，它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诱导的而非迫使的。" [7] Jaeyeol Yee 则基于亚洲的特殊背景，认为市民社会是"一系列包容尤其在涉及公民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分化利益的制度。" [8]
与市民社会定义有关的争论点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角色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志愿性的独立部门的同义词，从而认为市民社会也是文明的同义词。与此不同，Michael W. Foley 认为这一部门不能等同于市民社会。Thomas Carothers也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将市民社会等同于NGO是一个错误……（市民社会）包括所有各个领域的组织，即通常被政治学家称为利益群体的组织--不仅仅是NGO，还包括工会组织、职业团体……商业会所、民族团体等等。" [9]
由上可见，关于市民社会定义的讨论仍留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市民社会在志愿性团体以外是否包括商业组织（即"市场"），是否市场自身构成一个独立的"私人"领域？如果我们不将市场包括进来，那么是否也应该将经济组织--贸易团体、职业团体、工会及其他也排除在外呢？政治组织又如何？如戴尔蒙德那样，将"公民的"从"政治的"社会中分离出来是否可行？如果是的话，我们该如何在市民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之间划出界线？在研究南韩和台湾的市民社会组织时我们所选取的变量即是根据这些考虑而选出的。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讨论的另一核心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尝试将各类观点以两大模型来概括。
第一个模型被Sheri Berman 称为"新托克维尔理论" [10]，也可称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模型"。此模型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之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它的理论源头可远及十八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学派"，包括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等。它的当代继承者是美国学者Robert D.Putnam。 Putnam 认为，"公民组织当与有效的公共机构联合在一起时会变得强大……强社会造就强国家。" [11] Putnam 的观点说明，正如现代市场有赖于在具有可预测性的制度框架中制定出来的经济决策一样，如果有一个具竞争力的公共部门作为其对话者，"公民联盟"就更容易实现。此外，Vivienne Shue 1994年关于中国的研究及O‘Donnell 1993年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观点。简而言之，这一模型极为强调组织化生活的整体能力，以及民主政体中良好的组织习性对公民行为模式的影响。
第二个模型可称为"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它有两个分支：市民社会反对威权国家模型，以及市民社会反对民主国家模型。前者在 1980年左右由Jacek Kuron, Adam Michnik 等作为反对波兰共产政权的策略提出，另外，也在近期拉美的"再民主化"过程中再次被频繁引用。这一派观点强调市民社会作为独立于国家的行动领域，能够强化对专制政体的抵抗能力。后一模型在Sheri Berman 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市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覆没"中得以体现（该文被戏称为"与希特勒打保龄球"，与Putnam 一文相对应）。在研究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市民社会后，Berman 总结道："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并不一定会促进自由民主。若要市民社会具有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主张的那些作用，则其政治背景必须适当：如果没有强大和负责的政治机构，一个活跃而发展迅速的市民社会将拖垮、而非加强政治统治。" [12]
简而言之，"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模型"假定社会组织化对治理（尤其是民主国家的治理）的积极作用，而"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则强调公民组织削弱国家的负面作用。尤其在民主转型的背景下，威权国家中正式建立的政党被压迫、削弱或被国家所利用，因此，独立于传统政治就成为反抗势力提出要求的前提。在这一语境中，市民社会被当成各种社会力量互相作用的独立领域，在其中公民可以对威权政体施压以求变革、保护自己免受专制压迫，以及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但是，虽然"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模型"在"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 的挑战下显得苍白，后者本身也存在一些致命弱点。
第三个讨论集中的领域与前一个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它主要探讨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对于许多民主理论家（例如戴尔蒙德）来说，市民社会促进民主的功能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现在，一些学者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如果市民社会是推翻专制政体的"登陆点"，有什么机制能防止它反过来推翻民主政体呢？当公民组织发育到一定程度，它们会挑战统治机构以实现特殊需要、欲望以及他们所界定的公共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会垄断社会资源，削弱社会对弱势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的能力，正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方抵制刚刚兴起的民权运动一样。作为极端的例子，活跃的市民社会配上软弱的政治机构会导致反政治行为（apolitical action），甚至极权主义，正如前述Berman 所言。Michael W. Foley 引用了华尔采（Michael Walzer）的话指出，"市民社会的悖论"在于一个民主的市民社会似乎需要一个民主国家，而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却需要一个强大而负责的国家。[13]
由上可知，一条贯穿所有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的线索，是市民社会在与国家互动时所扮演的角色。为更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以下切入点：市民社会如何及在哪些情况下能与国家和平共处，在哪些情况下会带来社会不安？
三、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本文尝试以亚洲为背景进行研究，这使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首先，从"社会秩序"角度来看。"社会不安"与"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一样，都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治学的关键词。这一时期曾被亨廷顿称为"第二波民主化的回潮"。[14] 对于社会稳定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亨廷顿至今仍是公认的权威。在60年代，他在已经成为名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包含民主和政治稳定。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赖于国家引导政治参与，使其成为强大机构，尤其是政党的能力。[15]
虽然这一被称为"政治威权主义"的主张在1989年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上都遭到失败，"社会稳定"或"社会秩序"的概念仍适用于各转型社会，尤其亚洲各国。因为对多数亚洲国家而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实现其现代化所必需的。要达致这一目标，必须既努力避免政府权威的流失，又确保这种转型朝着（与原来的威权政体相对的）正确的方向发展。换言之，由于"现代化时差"的客观存在，所谓"亨廷顿悖论" [16]在亚洲语境中依然存在。因此，对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秩序之间潜在关系的探讨就具有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其次，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市民社会似乎天然地与社会运动不可分离，东欧和非洲等地的许多国家的民主化经验[17]已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是否能被用来解释亚洲各国的现实，仍是一个存疑之题。故此，本项研究可以从亚洲角度来丰富市民社会讨论。
最后，从所选择的案例来看。虽然市民社会"已经变成一个闪光的符号"（Ernest Gelner,1994），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关注市民社会在西方国家巩固民主和东欧前共产国家、非洲和拉美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一定程度上遗漏了亚洲各国追求民主的经验。事实上，亚洲经验对于使市民社会这幅画卷完整化是十分重要的。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南韩和台湾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它们既有许多可比之处，又有许多不同点：一方面，它们分享儒家文化，更注重"秩序"而非"自由"；它们是经济上的现代化国家；它们同样处于一定的外部压力下（例如，来自美国的压力）；它们共同属于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而进行政治革新的国家。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体制有许多不同特点，例如，台湾是所谓的"二元体制"，南韩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军人执掌政权。因此，将在南韩和台湾的背景中，将市民社会和社会秩序相勾连而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市民社会讨论。
本文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作用于私人领域（市场）和国家之间的集体行动的领域，它包括正式组织（如各种协会和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如无具体目的的团体和非机构化团体）。至于"社会不安"， 在本文中意指民众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和社会运动的结果--前一概念指的是社会的整体或部分对国家的法律和规定的拒绝承认和不遵守；后一概念则指由数量较大的民众集体发起的、组织化的行动，以促成某种重大变革。简而言之，社会不安是社会-政治失序的一种表现形态，通常由极端的利益表达方式，如抗议和示威所引起。
为了将"市民社会"和"社会不安"共同置于一个研究框架中，本文采用了"浅"（thin）和"深"（thick ）两种研究方法。在"浅"的这一层次上，本文采用了统计方法以描绘一幅市民社会在两国发展情况的整体画卷。至于"深"的层次则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目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较深层的剖析。本文选择工人运动，志愿性团体（NGO）以及农民运动三者为主要研究变量，考察它们在各国的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以期使研究更具科学性。
四、政治转型期南韩、台湾的市民社会与社会秩序关系
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政治现象之一，也许是亚洲的民主化。1986年二月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革命，该事件被称为民主开始回归该国的标志。自此开始，民主化转型开始接踵在南韩、台湾、蒙古和泰国发生，随之还席卷了孟加拉、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但是，虽然这些国家总体上处于同一民主化阶段，它们各自仍具有极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关于南韩民主化转型的讨论的各个焦点问题中，"市民社会"问题被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六十年代初，虽然南韩市民社会团体总的数量仍然很少，但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它们开始出现了。到七、八十年代，当工业化速度加快，市民社会团体也有了相应的壮大。"南韩的市民社会团体在1994年已经达到2180个，比七十年代增加了2.2倍。" [18]学者Kim Sunhyuk 曾根据其不同特点，将南韩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60-1961，1973-1979和1985-1987。[19] 这三个阶段与南韩的民主化过程有密切联系，因此具有不同特点：例如，在第一阶段，市民社会运动具有激进性和理想化的鲜明特点；在第二阶段，工人和教会与学生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结成同盟；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和中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结盟，则成为第三阶段的突出特点。[20] 虽然南韩的市民社会运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着上述不同特点，但它们都明显具有反国家的性质，即通过批评、暴力抗议，甚至军事威胁来反对国家。
1987年是南韩民主化运动的里程碑，在此之后，南韩市民社会发展迅猛，在数量上急剧增长。从1991年到1996年，随着政治转型的进行，南韩利益团体的数量从91年的4103个迅速增加到96年的13078个。 在其中有大量的劳工性、政治性、公民性和职业性组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处于这一背景下的韩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人们预期中的大规模的社会不安。与此前的反抗性特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民主化时代的南韩市民社会正悄悄地从"急躁型"向"妥协型"转变。这种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让我们以劳工组织化（labor unionization）和罢工作为两个主要变量来检验这一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化过程中及后民主化时代的两种相反趋势。一方面，劳工组织率和罢工率在民主化时代呈正相关关系。作为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南韩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七、八十年代有很快增长。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大企业中的工人逐渐热心于组织和参与工会。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韩的工会数量在70年代逐渐增长，参与工会的工人数从1965年的302，000人猛增到1983年的1，700，000人。[21] 韩国工人常年苦于低工资、不利的工作环境和压制性的劳工法律，作为其结果，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在80年代中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罢工和停产的数量从1986年的276宗剧增到1987年的3，617宗（请参见图表I），增长了超过1，200个百分点。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就在1987年代表民主化的"六·二九宣言"发表之后，产业工人的大规模斗争持续了整整三月之久。在这一时期中韩国3，311个工厂中发生了将近四千起罢工，参与的工人达到1，300，000人次。罢工者要求保障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工资和工厂民主等。[22]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南韩的劳工组织和工运是同步发展的。
另一方面，韩国的罢工和停产统计数据显示，1987年后与1987年前呈明显的不一致特点。在后民主化时代，罢工和停产的数量从1987年高峰时的3617宗迅速跌落到1990年的322宗。换句话说，1987年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工会的发展不再如前带来更多的劳工纠纷。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台湾，同样发现其劳工组织率与劳工纠纷之间的关系与南韩类似。许多学者认为，台湾的工人具有较大的自由组织工会和进行运动的权利民主化得益于政治转型。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KMT）背弃以前对民主的承诺，在台湾实行了威权统治。在其漫长的统治过程中，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一样受到压制。直至1987年，国民党才开始政治统治的游戏规则，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打开大门。在那些随之出现的革新中，声势逐渐浩大的劳工运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到八十年代中期，劳工集体行动在台湾大规模爆发。以1986年为例，22.3%的经济活跃人口参与了工会。这一比例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南韩的工会组织率为15 .5%）[23]。在1981年到1986年的五年中，台湾的工会组织率仅仅轻微地增加了4.7%，而从1986年到1992年的六年中，则增长了将近13%，拥有近1，300，000个工会成员（请参看表II）。
罢工高潮随着劳工组织率的不断攀升而到来。表III显示，1985年既是台湾工会组织的高峰，也是罢工发生最多的一年。随之高峰期过去，罢工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根据台湾劳工事务委员会（CIA）的报告，从1990年到1995年8月，台湾仅仅发生了31次罢工，其中22次主要是巴士公司的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减少工作时长。在1996年，该委员会更没有记录到任何罢工事件。在1997年，唯一的一次罢工是由于一货运公司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引起的。[24] 由此可见，在台湾民主化以后，作为市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现象与南韩的极为相似。总之，对台湾和南韩的劳工运动的研究揭示，在市民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不可以一语概之。在1987年，即民主化高潮之前，市民社会在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不安的程度呈平行发展的态势；在1987年之后，上述两者出现了分化。
下面让我们来检验市民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一样，在民主化过程中得以发展。在1987年前后，由于认为政府政策偏向发展城市，而牺牲了农业部门，南韩的农民运动开始更具有组织性和激进性。[25] 但南韩的农民运动大致上是温和及非暴力的。正如Su-Hoon Lee 指出，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运动是"改革取向"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农民身上。长久以来，台湾农民就被认为是"非组织化的"及驯服的。在1987年10月8日，超过3，000名来自宜兰等地的果农在立法院门口聚集，抗议当局大量进口水果导致岛内水果价格急剧下跌。这一事件成为台湾农民以集体行动积极参与市民社会运动的开端。在随后的1988年，接踵发生了"三一六事件"、"四二六事件"、"五二零事件"和"十二·五事件"。其中，"五二零事件"是自1947年的"二二八运动"以来最暴力的街头运动。但是，在1988年以后，台湾的农民运动转变其政策，改街头示威为政策对话和劝服。[26] 1989年下半年，农民运动更将焦点和精力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的民主选举上。由此可见，南韩和台湾的农民运动在后民主化时代变得温和有序。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NGO运动。南韩NGO运动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六十年代及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台湾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安全。因此，大部分NGO是服务导向的（service-oriented）。第二阶段是指从六十年代到1987年，威权政府与工人关系紧张的这段时期。主流的NGO都被贴上"反政府"的标签。第三阶段自威权统治宣告结束的1987年六月开始。在这一时期，年轻一代领导下的新NGO强调其革新的、建议的功能，具体包括扩大公共政策中的民众讨论和参与等。[27] 虽然NGO仍关心政治问题，但总的来说，政治问题已经不再是NGO 社会中的重要议题。
六、研究发现及解释
通过对南韩和台湾的研究我们发现，市民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安这两个变量在民主化前平行发展，在民主化之后则趋于分化。但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分化呢？换句话说，是什么令这两个转型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呢？以下尝试提出几个可能解释。
首先及最重要的条件是民主化。显然，无论南韩还是台湾，1987年是民主化的关键年份，也是影响市民社会与社会秩序关系的一个重要年份。民主化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其一，民主化减低了社会不满程度。自从1987年开始，在卢泰愚领导下的温和民主改革为人民提供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的机会。报纸是较自由的，工人也可以组织工会。因此，人民趋更乐意通过和平方式来表达意见，而不是涌向街道示威游行。
其二，实现民主化以后，许多市民社会组织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认同危机，必须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们从"革命者"到"改革者"，甚至"拥护者"的角色转换现象。让我们以南韩NGO为例来详细说明。有学者认为，韩国的市民社会运动有两个主要形式：公民运动和人民运动。[28] 前者集中关注全国性问题，例如国家和经济正义问题。其中，经济正义公民联盟（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CCEJ）和环境运动同盟（League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s-LEM）是其两大支柱组织。与此不同，人民运动集中关注的是政治问题。Sunhyuk指出，在公民运动组织发展迅速的同时，人民运动面临着重大变革。全国性的人民运动组织仍然存在，但它们在1987年民主化转型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在韩国政治中失色。一些在民主运动中曾充当先锋的人民运动组织力图改变过去的激进暴力风格。他们塑造了更为温和的形象，致力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民主讨论，资助和平运动而非暴力示威。这些组织包括韩国贸易联合委员会（Korean Trade Union Council-KTUC）和韩国教育工会 (Korean Teachers‘ Union)等。
大规模民主化运动之后的学生组织也正面临认同危机。新的学生团体不太关心那些"宏大主题"，例如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相反，大学生们越来越关心的是校园问题，例如无法负担的学费、昂贵的书本费和足球场短缺的问题。随着身份和态度的改变，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南韩市民社会现在正扮演着"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角色。
其三，民主化激发了正式参与政治的热情，因此减少了非正式的政治参与，而后者是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例如，正如Sunhyuk 所指出，一部分南韩的人民运动团体致力于正式组建政党， [29] 这种对正式政治参与的努力也促进了社会稳定。
第二个条件是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上文提出的"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预设了市民社会自下而上对国家的影响。经验事实表明，南韩和台湾有一共同特点，即国家自上而下对市民社会施以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形成具有亚洲特色的市民社会-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南韩为例。进行了短暂民主化改革的张勉政府总体上对市民社会的发展采取宽容政策。尽管处于市民社会的左翼和右翼双重夹击之下的政府显得无力统治，正好有借口实行政变，但张勉政府没有抵制和镇压市民社会。仅仅是在军事政变和朴正熙威权政府上台之后，南韩才开始与市民社会发生正面冲突。从此开始了一个看似无穷尽的镇压-反抗循环。全斗焕政府没有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相反还使之恶化。
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这种互动方式直至卢泰愚的"自由派"政府上台后才得以改变。市民社会在这一时期与政治社会积极配合，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其进行更激进的改革。随后，如Sunhyuk 指出，"在金咏三政府统治下，南韩的市民社会表现出与政府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这一新的民主政府一定程度上愿意满足（尽管是有选择性地）市民社会领袖的意愿，并认真地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建议。" [30]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内制订的有关市民社会的公共政策对构建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国家关系"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适当的政治体制是建构良好的市民社会-国家关系的前提条件这一结论应用在台湾这一例子上也同样合适。台湾的市民社会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南韩的更温和。台湾的体制是所谓的具有"二元政治体制"，一党统治、戒严法和威权主义是其上层体制的特点，而下层体制则由地方自治和地区选举为鲜明特色。这一二元体制在七、八十年代为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空间。台湾的"市民社会-国家关系"从未到达南韩那样的紧张度，即便在民主化期间也是如此。事实上，市民社会在台湾是一个新生现象，这也使社会各部门有相当的空间去"营造"一种与国家的健康关系。
第三个条件是政治文化。G.A.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公众对政治以及自己在政治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态度。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包括其公民对三层结构的态度：政治体系、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成果或后果。[31] 换言之，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的三个层次上都发生着作用。具体到南韩和台湾，虽然中产阶级在促进民主化转型和市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这两个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却是以社群为中心（community-centered）和非自由（illiberal）的。
众所周知，许多亚洲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儒教，强调群体而非个人，强调道德戒律而非宽容。这些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成长自国家提供的教育系统，这样，它们偏爱由国家提供工作和保护，相应地，也愿意服从官方对纪律、服从的要求。这从1987年6月的一次市民运动中可略见一斑--当时中产阶级涌上街头，高喊很"不革命"的口号："秩序万岁！"[32] 在台湾，Yun-han Chu 指出，民进党（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也没有与"被动员起来的市民社会"建立很深的结构性联系。在1989年，40%声称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在正式投票时转而支持老牌的国民党。[33] 直至最近的2000年大选，选民们才放弃了毫无起色的国民党，支持民进党上台。社群中心主义和对秩序的嗜好构成亚洲中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独特景观。这种政治文化在民主化过程的某一阶段也许会构成障碍，却在民主化初步完成以后，对形成具有弹性的市民社会-国家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形成南韩和台湾市民社会运动的非暴力特点的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的经济对政治问题有一种平衡作用。韩国学生的政治态度最能体现这一点。南韩的经济在1987年后迅速发展，繁荣的经济为学生提供了示威之外的多元选择。"过去许多学生常常处于好玩心理参与示威，"汉城Chungang 大学的政治学教授Youn Jung Sik 说，"现在由于经济上有了改善，他们和同学一起参加舞会和野餐等活动。经常泡在的士高里的学生不太可能参加示威。" [34] 曾领导过抗议政府运动、在监狱中度过整个八十年代的异见人士Lee Boo Young 说："现在的学生几乎可以称为中产阶级。他们的口号和叫喊声依然尖锐，他们仍然是意识形态化的。但他们不再有献身精神。" [35]
类似现象也可以在台湾看到。随着台湾的经济腾飞，岛内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根据1998年《PERC国家安全报告》，台湾的"潜在争议性劳工纠纷率"在1995年为4.00，1996年为3.68，1997年为3.61，到1998年更降为1.67。" [36] 《报告》指出，劳工纠纷率在1999年仍将保持较低水平。台湾经济比亚洲其他地区表现得更好。工会运动不经常发生，因为工人们发现如果他们对工作状况不满，可以较轻松地换工作，而不必要采取更激烈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工人参与的示威游行都有一定政治动机。"例如，台湾农民最近在台北的美国驻台湾代办处示威，抗议台湾降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及要求禁止输入大米。这些示威目的在于吸引公众对事件的注意，所以并不激烈。" [37] 当经济繁荣带来的政治冷漠在南韩和台湾变得越来越严重，暴力抗议就越不可能如前发生。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因素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七、结论
南韩和台湾背景下的市民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安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它促使我们反思政治发展理论。如前所述，市民社会发展在民主化过程中引起了社会不安，两者同步发展。这一发现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在六十年代的观点："现代性蕴涵稳定，但现代化导致不稳定。" [38] 虽然我们仍需致力于建构新的解释模型，亨氏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却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对于解释现代化和社会秩序关系来说更是如此。
其次，台湾及南韩的政治经验使近年的市民社会讨论更加完整化。研究证实，被广泛用于解释东欧国家民主转型的"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甚至充满矛盾的亚洲市民社会-国家关系。同样地，"市民社会-国家协作模型"无论从历史角度或本质角度看，都具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鲜明特色。僵化（inflexibility）是这两个模型的通病。正如前述，在民主化之前，威权统治集团在市民社会迅速发展的压力下，或渐进地（台湾）或急速地（南韩）开放了其政治系统。然而，在后民主化时代，市民社会-国家关系得到恢复或修补。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特点可用"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来概括的话，后一时期则更接近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用模型"。换言之，不能以单一的模型来笼统描绘这两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至少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多变的互动过程中，任何想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简化为一个模型的企图都是不能成功的。来源：学说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