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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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一
（1）
每逢
1932年的那一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纪念日如期举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和苏联各兵种方阵，踏着整齐的步伐，行着注目礼列队通过红场主席台，接着是庞大的坦克和各种火炮队伍开了过来，钢铁履带压在水泥铺成的路面上，发出隆隆的轰呜声；头顶上蓝天下则是呼啸而过的机群，在阳光下闪着银色耀眼的光芒。当阅兵式过后，群众的游行队伍开始了，人们高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鲜花、彩旗、标语牌，高呼着“乌拉”拥过广场。
在这支游行队伍的莫斯科工学院的方阵中，斯大林的妻子娜佳也在其中。她行进在第一排的红旗下，大概是个子较高的缘故，更令人注目。她一边微笑着与同伴们说些什么，一边挥动着手，朝主席台上望去，在“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中通过广场。不一会，她来到了观礼台上，站在赫鲁晓夫旁边早已为她准备好的位置，观看着继续进行的群众游行。
当天晚上，莫斯科大剧院里上演了歌剧《普斯科夫姑娘》，斯大林等党国领导人坐在政府首脑的包厢中，热烈地交谈着。台上有一位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情人——歌剧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正在演出，她是特地奉斯大林的旨意，从列宁格勒的马林斯基歌剧院调到莫斯科大剧院的。
第二天，在伏罗希洛夫的家中，举行了有政府官员参加的小型宴会，斯大林与娜佳也来了，但不是一起来的。在席间，夫妻俩发生了口角，斯大林当着苏联高层领导和贵宾们的面，直呼妻子：“喂，你也来喝一杯！”斯大林是个嗜酒如命的酗酒者，他明明知道妻子滴酒不沾，还要粗暴地直呼“喂”，这是有悖于公开场合下应有的礼节的。对于国家的第一夫人而言，犹如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一种羞辱。她站了起来，大声地对他说：“我不是你的什么‘喂’……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在这里吃着珍馐美味，而人民却在挨饿。”斯大林听到妻子的反唇相讥后，把面包掰成碎块朝娜佳扔过去，并用格鲁吉亚和俄语破口大骂她。
逃往西方的《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作者奥尔洛夫曾写道：“在内务部里，斯大林与娜佳的关系不和早已不成为秘密了。他习惯于在她的面前讲一些肮脏的语言和不堪入耳的笑话，对此任何一个具有自尊心的人都不能忍受。当斯大林在晚会和酒桌上举止粗鲁时，娜佳尤其感到痛苦。她适当的示意常常招致他愤怒的白眼。有时他喝醉酒时，俄国人最粗野的语言也就出口了。”
这场口角，使娜佳在惊愕的宾客中离开了宴会厅。莫洛托夫夫人波琳娜急忙冲了出来，陪着娜佳一起走上大街。她俩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一边散步，一边交谈。娜佳向女友倾诉着满腹的牢骚，而波琳娜则是劝着安慰着，试图让他们夫妻之间相互谅解和好。散步交谈了很长时间后，各自返了回去。
就在不久，在不该发生的时间，不该发生的地点，不该发生的场合，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命案。
第二天清晨，女管家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蒂尔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推开住宅的大门去叫醒娜佳时，她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在她的身旁扔着一把袖珍手枪，那是她的哥哥巴维尔从国外带来送给她的礼物。还有一封给斯大林的信。惊魂未定的女管家并没有去叫因喝醉酒而昏睡的斯大林，而是打电话给了叶努启则和莫洛托夫家，他们很快从对门和附近跑了过来，然后才去叫醒斯大林。
至于娜佳是怎么死的，没有任何提及。
在举国欢腾喜庆节日里，在克里姆林宫中竟传来了枪声和噩耗，国家头号人物的妻子，一位倍受人们关注和爱戴的第一夫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她年轻如花似玉的生命，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个12岁的儿子瓦西里，一个才6岁半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还有一个要她悉心照顾的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儿子雅沙。
她为什么要抛下亲生的儿女飘然逝去？难道克里姆林宫豪华得帝王将相般的生活还不能满足吗？难道国家第一夫人的桂冠戴在头上不舒服吗？从此，谜一样的谣传不胫而走。
当娜佳倒在血泊中时，她的身边和周围没有亲人在场。她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住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的祖巴洛沃别墅，两个年幼的孩子由保姆照顾，睡在宫邸的另一套房中。事后娜佳的嫂子热尼娅说：“这件事使人惊骇，当时，大家只有张惶失措的份儿，一心只想到如何掩盖真相，因此不准别人接近遗体，也没有医学结论，讣告中只提到骤然死于
指责斯大林的一封遗书又落到了斯大林的手中，不知道娜佳在信中向斯大林说了些什么，所以更增加了死因的神秘性。
斯维特兰娜一再说她的母亲死于自杀，说她的姨妈（娜佳的姐姐安娜）和舅妈（娜佳的嫂子阿利卢耶娃）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告诉过她，她妈在死时曾给父亲留下一封信，里面全是政治性的指控。这封信当时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得以读到，后来很快被销毁了。但是她俩也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
政府公报对娜佳的死亡原因只字未提，这引起了西方记者们的关注，他们纷纷向苏联官员们提问道：“阿利卢耶娃女士是怎么死的？”
“这没关系。”官员的回答是冷冰冰的。
记者们紧问：“但是我们确实很想知道。”
“你真的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她死于急性阑尾炎。”
“这就很奇怪了。当今很少有人死于阑尾炎。”
“的确这样！直到很晚时，她才想起动手术。”
尽管官方掩盖事实，但是真理是遮盖不住的，当时有十多个人参加了那次宴会，亲眼目睹了斯大林辱骂他的妻子及娜佳起身返回家的情景。
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二
（2）
不久，在莫斯科大街上又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不过这支队伍已不像3天前一样充满着欢乐、愉快、热烈的节日气氛，而是充满着悲壮和肃穆，这是一支送殡的队伍。
前方是新圣母公墓的墓地，这里躺着沙皇时代彼得大帝的妻子，彼得的姐姐索菲娅，以及俄罗斯贵族的代表人物。如今，她将和这些不同时代截然迥异的人物相伴，长眠地下。
按照苏维埃革命成功后的传统：党员死后都应该作火化处理。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员、名人或显赫人物，就会把骨灰盒砌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里，作为荣誉的象征；级别较低官员的骨灰盒，则置放在殡仪馆的龛格里。作为伟大领袖的妻子，一名党员，一名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者，她应该享受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中的礼遇。但是斯大林反对火化，要举行隆重的出殡仪式，把她安葬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安眠着封建帝王权贵们的新圣母公墓。难道这个曾受过十多年宗教学校教育和后来走上独裁专制暴君道路的斯大林，他要想通过对亡妻的祭奠，告诉人们一些什么秘密？
灵车在骑警和国家政治总局部队的护送下，踏着冬日的积雪，慢慢地移动着。在它的两旁和后面，是一大群党国要人和他们的夫人们，还有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他们穿着厚厚臃肿的外衣，臂缠黑布，低垂着头，从中执委总务局大厦中出来，沿着鄂霍特内商业大街、革命广场、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徒步前行。
许多人曾亲眼目睹斯大林也走在送殡队伍的前面，他矮矮的身躯，弯曲着腰，面形抽搐，面色铁青，很像有病的样子，步行着走完全程，来到墓地。然后站在未填土的墓穴旁，低垂着头，用双手蒙着脸，从指缝里来看人们是不是都来了。然后他抓起一把黄土，撒向墓穴，转身离去。斯大林还参加了中执委总务局大厦的守灵行列，他一直坐在灵柩旁边，用他那敏锐的能看到周围一切情况的眼睛，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位来吊唁的人，注意着谁来了，有什么表现，面部表情如何。
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也记载着：“
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且听他女儿在回忆录中怎么说的吧！“当他来参加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时，走近灵柩，站立片刻，突然用手推了一把，便转身离去。他也没去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些朋友和近亲，跟在灵柩后面的是她的教父阿韦利•叶努启则大叔。”
也许斯韦特兰娜的回忆录不足为证，因为她当时才6岁半，小孩子能记住些什么。但是当时的亲朋好友会讲出斯大林未参加送葬队行列的事实来。
于是就存在一个谜：为什么许多人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参加了送殡行列，而实际上斯大林根本没有去参加过呢？这样就存在一种可能，在队伍里一定有一个长得很像斯大林的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哥哥亚历山大•斯瓦尼泽，他和斯大林是同乡，是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相貌又像斯大林，而且处处要模仿斯大林的样子。当人们在路旁或在窗口上远远地望去的时候，从照片上认识斯大林的人，未必能认得真实生活中的斯大林，阴差阳错地认错人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
其实，斯大林虽然血腥镇压了千千万万的无辜者，但是他却是一个怕死鬼。为了预防剌客的暗杀，他的保安防范措施做得相当严密。在缓缓前进的行列中，为了防止有人从窗口上大街旁举枪射击或扔下炸弹，于是，在送殡队伍行经的路线，从一清早就禁止通行，宣布戒严。每幢楼房都派了城防部队人员驻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住户全部赶到不临街的房间里，并禁止他们从房子里走出来。街道两旁窗户下大门边都站立着哨兵，整个道路都布满了由民警、契卡和国家保安总局的人员。莫斯科几乎动员了所有保安力量，并从外地紧急调入契卡人员。
“共产党员”混在队伍里充当“老百姓”。内务部首脑雅戈达，为了斯大林的安全，竭尽全力，确保万无一失。
雅戈达曾劝说斯大林不要冒险，必要时可以坐汽车直达墓地。但是为了在最后一刻向人民表达对妻子的爱，并粉碎那些对他不利的各种各样谣传，使他的良心能得到暂时的慰藉，他曾表示，一定要随着送殡队伍前去墓地，完成最后的安葬仪式。
可惜他的勇气并没有保持多久，刚步出中执委总务局大厦才十多分钟，在途经第一个广场时，他与随身保镖就离开队伍，钻进了在路旁等候他的汽车，不辞而别。所以，人们所看到的斯大林参加了送殡行列，也许是葬礼的序幕吧！
在新圣母墓地，矗立着一根洁白的大理石方柱，雕刻家沙德尔成功地为阿利卢耶娃塑造了一尊头像，特制的聚光灯照射在她那可爱的端庄、典雅、深沉并略带忧伤的面颊和洁白的大理石手臂上。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
联共（布）党员
约•维•斯大林
雕像的对面放着一只大理石的凳子，这是为了让思念爱妻的丈夫能到她的面前憩息一番坐一坐。但是，正如斯韦特兰娜所说的一样：“父亲长时间惊慌不安，一次也没有到新圣母公墓看望母亲的坟墓。”
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三
（3）
根据斯大林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则，对付这种枪杀事件，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他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对有关人员决不轻饶和手软的。但是如今发生在身边自己妻子的死，他却以沉默忍受内心的痛苦来对待，令人费解，其中是不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人猜测这虽是自杀，但绝不是因为酒宴上一次小小的口角，而是对斯大林粗暴、蛮横、酗酒及荒淫的一次绝望行动的反抗。
关于斯大林妻子的死因有许多传说，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娜佳死亡时斯大林在场吗？有人说他不在，那天夜里他到郊外别墅里去了。持这种说法的人可以把斯大林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说出不利于斯大林话的人会掉脑袋的。
关于自杀的说法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曾记述一段由叶努启则关系密切的人告诉他的事，他写道：在
在娜佳死时，克里姆林宫任卫队工作的西涅洛博夫兄弟，因为到过斯大林的住宅，就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他们的姐妹西涅洛博娃是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清洁工，她曾在别人指使下编了谎言，一再说那天晚上斯大林在郊外的别墅里过的夜，为斯大林辩护，但是也没有逃脱被人间蒸发的命运。
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年代里，除了有大批谎言制造者外，还有大量被雇佣专门从事谎言传布的宣传家们。为了摆脱斯大林受嫌疑，必然会制造斯大林不在现场的证据。
但是有人还是敢说斯大林就在妻子死亡的现场。女儿的保姆在临死前不久对斯维特兰娜忏悔，她忏悔什么？她忏悔出了斯大林在现场的真相。莫洛托夫也证实了保姆的话：“开枪时斯大林在家，在睡觉，没听见枪声……斯大林还在自己房里睡着。最后，他也到餐室来了。”莫洛托夫这种说法虽然证明斯大林在现场，但又称妻子的死与斯大林无关，因为他在睡觉，没有听到枪声。
斯大林本人也有两种说法：他对布哈林和古比雪夫的副手米柳京说，那天宴会后，他回到祖巴洛沃别墅躺下睡了。是叶努启则打来电话叫醒了他。斯大林又对其他人说，他在家里（克里姆林宫住宅）自己卧室中休息，没有听到枪声。
于是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娜佳是开枪自杀的还是他杀？而他杀者是斯大林还是别人？如果是斯大林杀死自己的妻子，是故意杀死还是误杀？
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于吃醋所引起的。有一个警卫员谈了那晚宴会所发生的一次难忘的情景：
妇女们来时穿的是晚礼服，有几位穿的是袒胸连衣裙。斯大林是同阿利卢耶娃一起来的，但他没有按预料的那样坐在宴会桌的首位，而是坐在中间。坐在他对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非常漂亮的妻子。她的连衣裙的领口开得很深，因此在整个晚会过程中，斯大林用她来开心，他把面包瓤捏成一些小面包球，并且非常熟练地把小面包球从元帅妻子那袒胸露背的领口扔进由她那隆起的乳房所形成的浅沟中，这位妇女陷入十分惊慌的状态。大家都看到，斯大林的这种玩法刺激了阿利卢耶娃，使她产生怨恨。她甚至企图从丈夫手中把面包夺走，但是斯大林顽固地继续抛掷面包球。阿利卢耶娃几次愤怒地对他讲了些什么，但他根本不理睬她。最后，她受不了这种屈辱，便从宴会桌旁站起来，走啦。斯大林甚至连头都不朝她离去的方向转一下。
但是莫洛托夫却回忆说“……死因当然是吃醋……那晚在伏罗希洛夫家聚集了一大群人。斯大林用面包搓成小球，当着大家的面扔到叶戈罗夫元帅妻子的身上。我看到了。这好像是事由。”
又有一种说法是那天晚上的宴会是在大剧院演出后，在后台那间宽敞的房间里举行的。斯大林故意向一位年青的女演员献殷勤，当面向娜佳公开挑衅。娜佳没理睬这些人，也没有碰宴席上的美味佳肴。而斯大林却侮辱性命令她：“喝吧，母狗！”
布哈林在宴会上看到喝得醉醺醺的斯大林，把烟头和橙子皮扔到她的脸上。她受不了这种侮辱，站起来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她已经死了。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之后，大家都到伏罗希洛夫家吃饭。饭后大家散去了，斯大林也走了，但是他没有回家。已经是很晚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娜佳很着急，开始找他，往一个别墅打电话问一个值班的军官。这个军官竟一五一十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娜佳，他说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在斯大林这里，她是古谢夫军人的妻子，斯大林走的时候把这个女人也带去了。斯大林就同她在这个别墅里睡觉。
第二天早晨斯大林回到家里，娜佳已经死了。
关于自杀的说法还有一种版本：伊丽莎白•勒穆罗在《牺牲者的画像》一文中引用了女佣人南特利亚•特卢什娜的话说：凌晨一点，当克里姆林宫住宅的门铃响时，她去开了门，只见伏罗希洛夫护送着娜佳回来了。他走了，娜佳冲进屋子。特卢什娜关上门，走进屋里。她看到娜佳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够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至今我算是他的妻子，以后就不是了。我什么也不是。出路只有死，我不是被毒死，就是在预谋的‘事故’中身亡。我的出路在哪里？我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从里面传出一声枪响。孩子的保姆第一个听到枪声，冲进了书房，只看见娜佳躺在地板上。斯大林那天晚上不在家。
然而更多的说法是他杀，他杀又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被斯大林打死的；一种是被警卫员打死的；一种是被同谋者杀死的。
斯大林打死自己的妻子最具有权威性的说法是医生的尸检报告。卡扎科夫医生在检查尸体时，发现子弹是从左边太阳穴打进去的，但不是抵近射击，而是射击者与牺牲者之间有3—
后来，他把此事告诉了他的女助手克拉夫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听时，她证实斯大林在索契别墅津济诺夫卡时，经常用手枪或小口径枪练习射击。他打活鸟要比打一般的标靶好，因此鸟儿就再也不飞到禁猎区来了。她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斯大林带着枪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瞄准鸟儿射击的情景。
既然他对射鸟有兴趣，又射得这么准，斯大林难道不会朝他已经变成了敌人的妻子瞄准吗？
克里姆林宫卫生管理局高级医生法因娜•加马尔尼克是第一个被叫进去进行抢救的医务人员，阿利卢耶娃是在她的怀里死去的。她说：“作为一名医生，她立刻明白了这不是一桩意外的不幸事件，更不是命中注定的祸事。
有人枪杀了阿利卢耶娃，抢救她的生命已不可能，满身血污的女人对我说：‘是他，是约瑟夫，法因娜……克鲁普斯卡娅请求原谅时，我为她辩护了几句，他怀恨在心……用自己的手亲自……’”
一个叫伊凡•斯皮里切夫的人回忆道：“那天他看了《真理报》上关于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死亡的讣告，讣告称她是因患心脏病逝世的。当时我是师范学院一年级学生，给一个内务部医生儿子补习九年级的数学、物理。这一天进门后，我把《真理报》上的消息告诉了他们。我的学生带着莫名其妙的微笑问我：‘你知道她是怎样死的吗？’学生的家长吓白了脸，紧张极了。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应该缓和一下气氛。我把学生拉到一边对他说：‘不要再讲了，你什么事儿都知道！’打断了他的话。
讲完课后，学生照例送我出门，刚走出他家的大门，他就对我说：‘她是被斯大林枪杀的。’我问他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我爸爸今天到内务部管理局上班去了，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哩！’
过了一段很长时间之后，我收听某西方电台（可能是‘美国之音’）也在谈论枪杀事件。还说阿利卢耶娃参加了反斯大林的‘91人集团’，她准备在最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揭发‘各族人民领袖’的问题。”
越飞的女儿娜杰日达•阿道福夫娜曾在集中营里见到了斯大林警卫员的女朋友，据警卫员说，那天晚上他在斯大林家的客厅里值班，在凳子上打起盹来。从客厅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就是斯大林夫妻二人的两间卧室。突然一个奇怪的声音把他惊醒了，好像里面很重地“砰”地响了起来。他朝走廊上一看，只见斯大林从妻子的卧室里走出来，他的脸色阴沉，穿上军上衣后，匆忙地离开了家……
而奥尔洛夫说，那天晚上值班的警卫员看到斯大林和妻子从音乐会上回来不久，卧室里传来了枪声。他冲进屋里，只见娜佳已经躺在地板上，穿着黑色丝绸睡衣，鬈发散乱，手枪扔在身边。
也有人猜测：这是斯大林的一次误杀，持此说法的是“红色元帅”布琼尼，他说：“当娜佳从克里姆林宫外与波琳娜谈话回来后，对自己曾一度迷恋过的政治感到极度的失望，失落感使她整个身心陷入于昏迷之中。当深夜喝得醉醺醺的斯大林进入房间时，室内一片漆黑，他突然发现沉重的窗帘在轻微地抖动，防卫意识极强的他，误以为后面藏着一个凶手，于是这个还没有从致迷的酒精中清醒过来的躁狂者，就向窗帘处开了枪。而窗帘后面站着的是彻夜难眠的娜佳，她准备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的空气，排谴郁闷的心情，结果却遭到飞来横祸。
当斯大林发现倒在地上的是自己的妻子，才把自己惊醒过来。但是为什么在她倒下的身边，扔有一支她自己珍藏的小手枪呢？”
从以上五花八门的传说中有几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斯大林妻子的死亡时间，是1932年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莫斯科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后的第二天，即11月8—9日之夜，在与斯大林发生口角回到克里姆林宫住宅之后，被手枪子弹夺去了生命。究竟是谁扣动了板机，这只有斯大林知和在地下的娜佳有知外，对于别人还是个谜。
有一份于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一本书中写道：“对父亲这位大人物的反感、恐惧和仇恨在这一年达到了强烈的程度，以致关于谋杀之说很快地传开了，这种说法使许多人认为比自杀之说——一个这么年轻、健康、大家都喜欢的妇女哪能自寻短见——似乎更近情理些。我不止一次地听过有关谋杀的各种版本，尽管多种说法自相矛盾，但归结为一点，都说死者是父亲杀害的。”
斯韦特兰娜在她所写的两本书中，竭力否定母亲是由父亲杀死的，但是苏联的权威人士一致指出，娜佳的死是他杀。人们从后来斯大林所发动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曾残杀了千百万无辜者生命来看，以及后来他连娜佳和第一个妻子的亲属都不放过，一个个都被他流放和枪决了，证实斯大林有杀害自己妻子的可能性。
娜佳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管是他杀或是自杀，她的死都与斯大林本人的政见、性格、观念、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斯大林的个人行为，加速了她的死亡。
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四
（4）
娜佳的全名叫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生于1901年9月的巴库城，父亲叫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母亲叫奥莉加•叶夫根涅夫娜。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就是娜佳。阿利卢耶夫是个铁路工厂的工人，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可以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老革命，当时他所在的外高加索地区，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罢工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组织和宣传革命的传单、报纸也不断涌现，阿利卢耶夫积极地投入到这场革命斗争之中，那时他就认识了斯大林。
斯大林在1898年8月加入了家乡梯弗利斯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在就读的神学院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间去讲授社会主义基本知识，被校方开除。不久他来到巴库，和别人一起创办起《斗争报》，于是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的家庭有了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1902年4月，斯大林被派到巴统去搞宣传鼓动工作，不幸被捕，在监狱关了一年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岁多的小娜佳在河边玩耍时，不幸落水，是斯大林把她从水中捞了上来，将她从死神中夺回了生命。
尼古拉•津科维奇在《领袖和战友》一书中，曾对世纪之初发生的此事作了生动的描写：“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赤热的太阳高悬当空。阳光几乎是垂直地照射着大地。大海温和地泛着银光。假如没有大海，人们连气也喘不上来，就会像在闹市里一样酷热难当。而在这里，在海边上，还是很惬意的。一群孩子在嬉戏打闹，不时发出无忧无虑的笑声。
突然，一个小姑娘身子一歪，掉进了大海，她的小伙伴们一下子全吓呆了。尖细的惊叫声消失在波浪中。岸上一片慌乱。就在这时，一个不知名的小伙子紧跑几步，纵身一跃跳入水中。只见他一把抓住溺水的孩子，双手把孩子托出了水面。救人者个头不高，一头浅棕红色的头发，脸上长着天花留下的麻点，蓄着小胡子。”这个小姑娘就是当时才两岁的娜佳，而救她的人就是24岁的斯大林。
就像是命运注定一样，斯大林救了娜佳的生命，又是斯大林毁了娜佳的生命。
救人事件之后，阿利卢耶夫全家对他感激不尽，斯大林每次来到他们家，他们都盛情接待他。当斯大林一次次地被捕被流放时，他们用邮包给他邮去棉衣和钱。
1912年9月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西部的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返回彼得堡，来看望早已从巴库搬到这里的阿利卢耶夫全家。他看到了已经长大成11岁的少女娜佳，从外表看，她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她很拘谨、矜持，不爱说话，和她的姐姐安尼娅的性格迥然相异。
为了躲避沙皇警察的追捕，斯大林就把他们的家当作藏身之地，有时在他们家中过宿，在厨房后面的小屋子里有一张狭窄的小铁床，就是当时斯大林企身之地。
1917年3月，阿利卢耶夫又搬家了，当斯大林从流放地释放回到彼得堡找到他们时，站在他面前的娜佳已是一个亭亭玉立、身材苗条的16岁大姑娘了。她的眼睛又黑又大，淡褐色的皮肤，一口雪白的牙齿，在她的身上流畅着她外祖母吉普赛人的血液。当大家吃饭时，她一声不响，凝神屏息静听着斯大林讲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故事。当晚上他被安置在餐厅的沙发上睡觉时，阿利卢耶夫老头睡在另一个沙发上。从一层薄薄的隔板那头会传来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母女们的笑声和压低了的说话声，老头总会用拳头敲着这层薄板，大声地呵止她们：“安静点，该睡觉了！”
后来他们搬到了离市中心较近的住房，事先斯大林还打过招呼：“请别把我忘了，也替我租一间房子。”果然，他们租了一套很好的房子，宽敞的前厅，一个大房间作餐室，也作阿利卢耶夫和费佳的卧室，还有一间做母女3人的卧室，而在走廊的顶头，还留着一套给斯大林住的房间。这样，斯大林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家的一员了。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娜佳，而这个美丽、缄默又难以捉摸的姑娘深深地吸引了他。她也倾慕他。
但是那时斯大林正在为《真理报》的工作而忙碌着，在那革命斗争艰苦的岁月里，他常常在编辑部吃住，没有时间再见到他们了。
但是娜佳却想到他了，这位比他小22岁的姑娘跟着姐姐阿尼娅竟到编辑部来找他了。“您好久没来了，我们又不放心您！”阿尼娅说道。当他看到站在门口的她，那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多美丽姣好的姑娘时，这时斯大林已经决定了，这个姑娘将作为他的妻子。
（5）
此时的彼得堡，正是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在那不平静的日子里，群众情绪极不稳定，城市停电，学校停课，食品紧张，商店都排起了长队。许多人一大早起来排队，才弄到一点东西。急剧变化的形势，也改变了娜佳的生活道路。她在斯莫尔尼中学读书，应该读到18岁中学毕业，而现在她才16岁，学校已经变成了群众集会的场所——斯莫尔尼宫。她只好为了生活而操心，除了在家里弹弹钢琴，读读圣经外，经常到斯莫尔尼宫去听领袖们的演讲。那蜂拥的人群，慷慨激昂的演说，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不断地撞击着这颗少女的心，她渴望成为真正的女布尔什维克，参加革命成了她不断追求的理想。她更崇敬列宁和托洛茨基，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
娜佳耳濡目染自己革命家庭所发生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的家不论是在巴库还是在彼得堡，都是布尔什维克秘密聚会、躲藏的联络点。1917年当列宁从国外返回彼得堡领导十月革命起义时，就藏身在娜佳的家里，所以她很早就认识了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特洛夫等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革命家和领导人。在娜佳的眼里，他们都是从事着高尚而伟大的英雄人物，在她少女的心灵中，充满了对他们无限的敬仰和崇拜。
但是对领袖的崇敬，是不是必须以身相许成为结发夫妻的理由呢？
一个17岁的少女爱上了一个比她大22岁的人，而这个人，身着一件破旧的大衣，脚穿一双从不擦鞋油的大头鞋；不戴帽子，一头蓬松紊乱的头发，和一张剌猬般胡髭拉渣的脸。虽然他的头顶上有着一圈革命家神圣的光环，难道这就是吸引一位纯洁少女追求的一颗心吗？
于是斯大林就经常来到他们的家里，晚上就住在他们的家里，阿利卢耶夫一家对他十分关心，给他做好东西吃，甚至还给他买了一套新西装。阿尼娅张罗得最起劲，但是家中真正的主人却是最小的女儿娜佳。
她喜爱整洁，整天一声不响，既不忙乱也不叫喊，像个家庭主妇。晚上她常常弹钢琴，自娱自乐。当他一回家时，她就不弹了，怕影响他的休息。有时全家围坐在一起，他请她弹一曲，她不肯，于是请她朗诵契诃夫著作，她却朗诵得富有感情，曾朗诵过《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宝贝儿》等。她还会法语，当她的朋友来找她时，她们就用法语交谈。
（6）
革命胜利后第二年，娜佳来到了莫斯科，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列宁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她入了党，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民族事务委员会里，有了一份工作，成为斯大林的助手。
此时的斯大林光棍一人，他的第一个妻子早已在十多年前去世，多年来他无牵无挂，从没有女性的体贴和家庭的温暖，有的只是沙皇警察的追踪，以及监狱流放地转马灯式的经历。此时，其他的革命领导人物都已拥有妻小：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与娜塔利亚；加米涅夫与奥莉加；伏罗希洛夫与叶卡婕琳娜；捷尔任斯基与索菲娅；布琼尼与娜杰日达；斯维尔德洛夫与克拉夫季娅等，都成双成对的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唯独斯大林还在苦苦地寻找。
如今，他们俩人，一个是39岁，生于1879年，一个才17岁，生于1901年。按照斯大林自己后来颁布的婚姻法规定，与未成年的少女结婚，可以作为无效婚姻，甚至可以视为强奸而被起诉。当然，在革命动荡年代里，何为合法，何为非法，谁也不会被追究。即使革命胜利以后的最初年代里，结婚登记对于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者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反而会被视为市侩的庸俗习气和资产阶级余毒，他们崇尚的是解放了的“自由爱情”。但是如果有了孩子，他们就必须去登记做爸爸和妈妈。斯大林与娜佳于
就这样，从娜佳来到莫斯科那时起，她已经成了斯大林事实上的妻子，他们就这样的结合了。一个纯朴天真而充满浪漫幻想的17岁少女，像一只没有受过伤害和污染的小鸟，飞进了克里姆林宫的鸟笼。她没有像加米涅夫的妻子奥莉加那样进过沙皇的监狱，没有像伏罗希洛夫的夫人叶卡婕琳娜那样被流放过，更没有乌七八糟的情史恋史，她纯真洁白得像一张白纸，准备描绘一幅色彩艳丽新画。
在许多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作品中，把他们的结合描绘成：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追逐一个像父辈年龄大男人的罗曼蒂克式爱情故事。娜佳不但出于心甘情愿，而且是充满了为革命利益而勇敢献身精神才投入到斯大林的怀抱。
但是有一种传言打破了这种天仙配式的神话，从娜佳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口中知道，1918年当斯大林到察里津（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现在称伏尔加格勒）去视察的时候，娜佳是以一名战士、同志的身份陪同他去的。在列车的包厢里，斯大林强奸了娜佳。
在去察里津路途上，娜佳不仅被斯大林奸污，而且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所采取的镇压行动。察里津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军的巡逻队，监狱里押满了犯人。在与白匪作战过程中，斯大林在红军的指挥员中进行了清洗，逮捕了几乎整个军区司令部的旧军事专家，然后把他们押上一艘驳船，这艘驳船行驶至湖中，就不明不白地沉没了。这就是娜佳被鲜血染红的蜜月，她后悔跟着斯大林来察里津，难道说是来看恐怖、死亡、战火和流血的吗？她理想中的布尔什维克与残酷的现实，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
从察里津回来后，他们没有立即结婚，她不想嫁给她不喜欢的人，特别是她的母亲一听说女儿要同斯大林结婚，马上竭力反对，尽管斯大林是他们家二十年的老朋友，即使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成了显赫的人物，但她不想高攀。她已经饱尝了嫁给一个革命家的苦头，过着不稳定的提心吊胆和日夜操劳忙忙碌碌的生活，他怎么会给娜佳带来欢乐和幸福？何况年龄上的巨大差异，怎么会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直到娜佳的悲剧发生之后，她仍然耿耿于怀，痛恨女儿不听自己的劝告。有一次她甚至对小外孙女斯维特兰娜大喊大叫：“你妈妈就是个傻瓜！是个傻瓜！我对她说过多少次：她是傻瓜，不听我的话。好吧，得了报应了吧！”斯维特兰娜哭了起来，也对她喊道：“你自己才是傻瓜！”
这也是娜佳悲剧真正的开始。
后来娜佳当了列宁的秘书，1921年的一次清党行动中，一个专门机构准备把娜佳开除出党。这次清党据说在1920—1921年的政治危机中许多党组织是靠不住的，为了提高党的素质，有必要缩小党的组织，开除那些抱有个人野心入党的人，清除非无产阶级的人及“压仑物”——形式上是党员而不参加党工作的人。清党工作自上而下公开进行，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对任何人也不例外。娜佳刚生下孩子，她就被列为“压仑物”，成为一个不执行党的任务的人，准备把她开除出党。列宁立即给中央清党委员会首脑扎卢茨基和索尔茨写了一封信：“早在十月革命前，我就认识了他们一家人，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们这些人早就落入沙皇和克伦斯基警察的手里了。”不久，她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当列宁病重卧床不起时，她还当过列宁身边的值班秘书。所以她是最早知道列宁遗嘱内容的人，列宁在遗嘱中曾对斯大林的粗鲁和强暴作了谴责。
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五
（7）
可爱的小娜佳，在克里姆林宫“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的眼皮底下长大成人，她的周围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们为她长大成人而高兴。姑娘十八变，小丫变成了大姑娘，结了婚，还当上了列宁的秘书，她像浸泡在甜蜜的糖罐里一样。但是谁又能知道她内心世界的痛苦？
刚开始时，她很快习惯了丈夫的那种无休止的开会、斗争和外出的生活，她用一个中学生孩子般的眼睛，贪婪地观察丈夫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连续不断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没完没了的电话交谈，夜间争论不休的漫长的会议，还有那摞成了小山一样的文件，包围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了丈夫是属于事业的，她在他的心目中，只占很小的位置。从斯大林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知道，许多命令、指示、电报、信件不仅出自斯大林助手和秘书处人员之手，而且也出自娜佳之手。
斯大林大概过惯了居无定所的流放生活，所以当工作繁忙时，办公室成了他的卧室，沙发成了他的床铺。在家里更是俭朴，按他的话来讲“没有那种贵族习惯”。
所以娜佳没有幸福感，没有一般女人所享受的家庭小天地温暖的感觉。两个人的性格迥异，情趣不同，年龄的悬殊，决定了她的家就像是她发生悲剧的火坑。
娜佳文静谦虚，待人和睦友好，作风正派。可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斯大林，不但在生活上与她格格不入，而且这位领袖在公开场合和私生活之间判若两人。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时候，夫妻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当斯大林拥有一手遮天的权力和周围的人对他无原则的个人崇拜和吹捧之后，已变得无比骄横，听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他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他白天是个工作狂，因为实在是太忙了，已分不开身陪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去走走逛逛，去看看戏。
在家里，孩子不是娜佳的负担，他们有保姆和保卫人员照顾，最要命的是酒宴，简直是让娜佳难以忍受。斯大林的父亲是个嗜酒如命，喝了又打妻子、打儿子的酒鬼。也许是遗传，斯大林也是酒鬼，在喝醉以后往往粗暴、冲动、失去理智，什么脏话、下流话都会吐了出来。
斯大林不仅自己酗酒，而且还每天请人来大吃大喝，从深夜一直会喝到早晨才摆手。这些醉鬼们一喝上酒，就会胡说八道，只有街头的流浪汉流氓们才能说出口的话，都能从这几个领袖的嘴里吐了出来。而娜佳却滴酒不沾，更不会大吃大喝，她哪受得了这样的生活。
娜佳她需要的是文艺、音乐生活来充实自己，她会弹钢琴，也会演奏竖琴，爱看电影，会法语，她的生活和喜好是丰富而多样的，她多么想有同学朋友在身边好好地聊聊玩玩。但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她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别人也不能到她的家里来。她枉为
她渐渐地发现，她心目中的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偶像们一个个地变成了敌人，那满有天才头脑相当能干的托洛茨基被当作敌人打倒了，大好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还有漂亮的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总是与丈夫吵呀吵呀吵个不停，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乱哄哄的闹成一团的帮派体系。
在她住进克里姆林宫时，已经感到了党内领导人之间权力的角逐，但她并没有变成一个玩世不恭、随波逐流的人。娜佳是一个有独到个人见解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姑娘，她对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她会反抗，并向周围的一切挑战。而斯大林却不需要这样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做他的妻子，他不需要与他平起平坐的人，因为这种人好挑剔，会碍事的。他需要的是盲目忠诚和绝对服从，特别是身边的妻子。他把具有独立精神，坚持自己处世观点有头脑的女人，看作是反常的现象。虽然他在公众的场合也是大喊男女平等，他的口号“集体农庄里的妇女是巨大的力量”挂在所有的农村俱乐部里，但是在家中却是另一回事。
当全家搬进克里姆林宫之后，她与斯大林关系已经破裂，那时斯大林经常外出旅行，娜佳的哥哥巴维尔常来陪她，因为她在婚后“十分抑郁，斯大林变得粗暴偏执以后，她更加痛苦。”此时的她早已不是一个性格开朗，谈吐直爽，脸上笑容满面，对生活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了，而是在目睹了挫折和恐怖之后，保持着缄默寡言神态的忧伤者了。
夫妻之间的矛盾，大约是在小女儿生下来不久的1926年，她突然带着瓦西里和刚吃奶的女儿，到列宁格勒的父母家去住了，她宣布再也不回去了。她斥责斯大林是个粗暴无礼卑鄙的伪君子。斯大林原谅了她，看在妻子的份上，又是刚分娩的女人，于是打电话要她回来，甚至愿意亲自前来接她，她嘲讽地回答说：“你来一趟，国家得要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的。”——是的，如果斯大林要出行一趟，不仅要有防弹的装甲专列，还得要有数千名警卫沿着铁路线布防，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于是她自己又带着儿女回来了。
他们俩人就像是一头战战兢兢的小鹿与一匹战马套在了一起，却又在分道扬镳奔向各自的两股叉道。
（8）
苏联在1929年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娜佳再也坐不住了，她不愿再像笼中金丝鸟一样，扮演个贤妻良母角色。在她看来，那死气沉沉的克里姆林宫就像是一座监狱，她要冲破这座牢笼，投身到建设的洪流中去，汇合在工农群众之中，要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充实自己的生活。
她首先要去学习一门专业技术，但很快遭到了斯大林的坚决反对。她不得不求助于叶努启则和奥尔忠尼启则叔叔的帮助，在他们的劝说下，才得到了斯大林的容许，进入了莫斯科工学院纺织系化纤专业学习。
这所工学院，名义上是大学，实际上是一所为了适应当时建设需要的干部培训班。安全局特地在班上安排了两名特工人员做她的伴读生，她的真实身份也掩盖起来。
当她走出克里姆林宫小天地，既像是翱翔在自由蓝天下的小鸟，又像是折翅无法高飞的大雁；但总算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走了出来，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在同学中，她从不显露自己是斯大林的妻子，别人也不知道她是谁，每天上学，她都是乘坐电车；即便是小汽车来接送，也要把小汽车停在别人看不见的街道拐角处，或是把车停在小巷里。
她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人们开始还对她有点戒心，但是日久相处之后，发现这个娜佳同学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大好人，于是人们的嘴巴渐渐放松了。从同学的交谈中，她逐渐明白，由于斯大林在农村推行集体化政策，致使农民遭到非人的待遇，处于悲惨的绝境。一千多万农民被残杀，或被关进集中营，或被驱逐到西伯利亚。
到了此时，娜佳才知道全国的老百姓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些，她在克里姆林宫里是听不到看不到的。她所看到的都是公开宣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以及苏联人民过着幸福美满日子的报纸。
奥尔洛夫写道：“娜佳•阿利卢耶娃很高兴脱离克里姆林宫沉闷的气氛，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她为她所知道的事情感到震惊，她发现，工人的妻子和孩子食不饱肚。她听说成千上万个苏联姑娘被迫卖淫，以养活自己和父母。从被派到农村帮助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学生那里，娜佳了解到，许多人被处死；农民遭流放；乌克兰发生饥荒，成群结队的孤儿沿街乞讨。
从乌克兰回来的两位学生告诉她，在重灾区已发现了吃人肉的现象。他们曾帮助警察逮捕了把人体切开卖的一对兄弟。娜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用极其肮脏的语言破口大骂，警告妻子不要再上学了，并下令鲍克尔逮捕两位学生。”
有一天，一个叫尼娜•卡罗娃的女同学，一边看信，一边在哭。娜佳去劝慰她，被尼娜一把推开：“我不要你的安慰，对我那快要饿死的妈妈一点也没有用。”娜佳一听此话，既是感到惊讶，又是很关切地提出，马上给她的母亲寄点钱去。在场的同学告诉她，寄钱又有什么用，现在北高加索、乌克兰、克里米亚到处都是饥荒，政府把所有的粮食都征集一空，有钱也买不到面包；而且禁止农民到外地寻找生活出路，饥荒已经夺去了千百万大人和孩子们的生命。到此时，娜佳才如梦初醒。
她得知了这情况以后，来找斯大林，斯大林粗暴地把她推开，而且禁止她再去上学，责怪她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于她上学后带来的麻烦。他骂她是笨鹅、白痴，竟会相信这些假的消息，“这是富农们反革命的宣传！”娜佳反驳说：“可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斯大林问：“是所有的人吗？”娜佳回答说：“只有一个人认为不是真的，但是他是伪装的，他这么说是出于害怕。他就是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记住了这个名字。
从此赫鲁晓夫红运高照，在斯大林的推荐下，很快地当上了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爬到了权力的金字塔顶峰。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是我很快地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斯大林对于赞同他观点的人立即提拔加以重用，而对于不同意他意见的人，命运就惨了。
而这个为斯大林唱赞歌的赫鲁晓夫在1930年就亲眼目睹了集体化运动后集体农庄凄惨的景象。工业学院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了排挤他，特地把他下放到集体农庄，把筹集到的一批购买农具款交给农庄。到了农村后，他们大吃一惊，农民们对农具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面包和粮食，他们正在饿死。赫鲁晓夫等人被安置在一个老寡妇家里，她家穷得连什么东西都没有，结果是他们把带来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与这位老太太分享了，当他们离开时，死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在这些农民的身上。
而在乌克兰情况更惨。1929年当赫鲁晓夫离开乌克兰到莫斯科工业学院来上学时，乌克兰是个“面包篮”，又是工业基地，食物丰富而又便宜，三年后当他再度来到乌克兰时，火车上装满的是饿死人的尸体。
自从娜佳与斯大林争吵后，她又去找政治局委员，只有列宁的遗孀给她一点安慰，劝她到乌克兰去实地调查一下。斯大林一听妻子要去农村调查，暴跳如雷，火冒万丈，百般威胁，要与她离婚，把她逮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她毫不动摇，寸步不让。
她来到了处于饥荒中的波塔瓦、查科夫、塞特米尔等城镇，神情沮丧地回到了莫斯科。不久，又带着斯维特兰娜到乡下走了一趟，回到克里姆林宫，她和斯大林谈起了一个名叫叶菲姆•科娃斯基的问题。原来1931年科娃斯基在农业机械研究方面因成绩显著而被授予列宁勋章，但是到年底时她却被逮捕了，1932年10月被指控犯有“间谍”和“破坏”罪，娜佳仔细地审查了指控材料，发现这完全是捏造的。娜佳向斯大林陈述此事，斯大林却提醒她别参与此事。他不但不听她意见，反而把内务部长雅戈达找来，指示他把科娃斯基立即枪决。
但是一场更大的打击正等着她，当她返回学校时，她周围的同学都被国家政治保卫局逮走了，而且被处决了。斯大林还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监察委员会，在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中进行残酷清洗，特别注意那些曾被动员下乡，参加过推行集体化的大学生。斯大林还禁止娜佳返回学校，多亏她的“保护天使”叶努启则的干预，两个月后，她才返回了学校，读完了那两学年的课程。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物，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作为人民的敌人而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样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个事实，一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赫鲁晓夫认为他抽到了一张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这张幸运彩票，才受到斯大林信任的。
正当赫鲁晓夫从学院的党组书记往上直窜时，娜佳正在遭受思想上痛苦的折磨。
斯大林枉杀无辜的行为，终于使娜佳看清了这位仁慈的“各民族之父”的真面目，她痛苦万分。斯大林决定对她实行心理治疗，对她施加影响。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中，斯大林骂她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反唇相讥：“你才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你虐待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还迫害全体人民！”此时的她，早已丧失了一个女人那温柔善良谦和的本性，像河东狮吼一样，变成了狂躁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女人。
斯大林的贴身保镖鲍克尔，听奥尔洛夫说娜佳是个“谦逊温顺”的女人时，他立刻纠正地说：“温顺？你不了解她，她是一个脾气暴躁、辣味十足的女人，有一次，噢！你在场就好了，她勃然大怒，对着斯大林的脸喊道：‘你是一个
在她临死之前，她曾向他声明从工业学院一毕业，她就要搬到哈尔科夫的姐夫列坚斯的家里去住，再在那里找到工作。斯大林曾听到她与保姆的谈话：“一切都令人腻烦，一切都令人厌恶，没有一件事叫人高兴。”
所以，夫妻的冲突必然会演变成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即使娜佳不自杀，斯大林也难容得下身边这个女人，也许死亡是她最好的选择。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文章中曾写道：“如果她没有死，那么她以后的命运是如何呢？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她。早晚她会成为父亲的敌人。当她看到她的最好的老朋友，如布哈林、叶努启则、列坚斯、斯瓦尼泽夫妇一个个死去，她是绝不会沉默的，她绝对熬不过去。”
惨死在枪口下的斯大林妻子连载之六
（9）
忧虑和不安沉积在娜佳的胸中，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她还可以到列宁那里去求得心理的平衡与保证。远在1921年红军在罗斯托夫地区的一场场血腥大屠杀令她大为震惊，她向列宁谈了自己的看法，列宁同情地对她说：“发生这些事情确实令人震惊，但也是‘必要’的。”可是列宁逝世之后，她向斯大林表达自己的失望和震惊感情时，不但未能说服斯大林，引得他的同情，相反遭到他的厌恶和反对。当她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由于内务部秘密警察势力的日益壮大，娜佳已经很少有机会与父亲交换意见了。过去父女俩在一起常常批评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不但在家里指责这种恐怖政策，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多次谴责她丈夫的政策。父女俩看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斯大林的执政下消失了，令她痛苦万分。
一个叫普莱尼夫的心理教授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做“让她恢复理智的工作”。娜佳向他吐露出内心的真情，她向他说：“我在克里姆林宫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必须跟我的人民去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事情的真相。斯大林欺骗了人民，欺骗了列宁，欺骗了党，领着千百万人民走向了无可避免的灭亡。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列宁的信徒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斯大林是个被世界革命这一疯狂梦想所驱使的独裁者！在这个古老美丽的都城莫斯科，我到处看到营养不良、穿着破烂、面色苍白、愁眉苦脸的人，他们匆忙地为生存而奔忙。而在过去我所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在红场上前进。我的心曾陶醉在骄傲和欢乐中，我为人民的欢乐而欢乐，为人民的骄傲而骄傲，人民成了我们伟大祖国被解放了的主人，他们的领袖就是我的丈夫和我孩子的父亲，我曾为此而自豪过。然而，人民被欺骗了，革命被背叛了，斯大林的恐怖就像是一只威胁全国的野兽，我为此而感到羞愧，无地自容！”她说着，哭泣得很伤心。
这位教授在特殊的情况下又见到了娜佳的最后一面。他在半夜三更被叫到了娜佳的床侧，只见卡扎科夫、莱文、韦斯布罗德等几位医生正围着她忙成一团。她忍受着临死前的痛苦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她忍受了致命的重伤，在狂怒和不连贯的话中能听懂这些话：“这个刽子手杀害了我，他害怕我说出真相，杀死了他的孩子的母亲，我的儿女不能留给他。”她呼唤着她的母亲和姐姐，但是她们都不在身边，而是在城郊外的别墅里。
她在黎明时死去，当天早晨报纸报导了她的死讯。在死亡证明书上说她死于心肌梗塞，由普莱尼夫、卡扎科夫、莱文三位医生签名。但是韦斯布罗德拒绝签名。于是关于她服毒自杀的谎言从克里姆林宫传了出去。
但是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纸包不住火”；俄国也有句谚语叫“麻布口袋里藏不住锥子”，真相终究会暴露的。
一位斯大林医生和护士彼得罗娃在回忆录里曾记下了斯大林私人医生普莱尼夫教授的谈话。她写道：“那天，斯大林去伏罗希洛夫的家中，娜佳去得稍晚些。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责备他们人为地在乌克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制造饥荒，致使千百万人死亡。她斥责斯大林实行的是恐怖的政策。斯大林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又是摔东西，又是破口大骂，骂她是婊子是娼妇。娜佳跑出公寓，斯大林在后面紧追。他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宅，斯大林用拳头打他的妻子，伏罗希洛夫阻止了他。娜佳眼睛里闪着愤恨的火焰，骂斯大林是杀人犯和叛徒。于是斯大林朝她开了枪，娜佳倒在血泊之中，只用微弱的声音说：‘你要把党毁掉’。”
但是，更为可怕更为卑鄙的事情终于从无话不说的好友中传了开来。
原来娜佳惨死之前曾告诉这位女友：在她的身上将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她为自己“该死”的身份而感到痛不欲生。因为她已经知道，她不但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且又是斯大林的女儿。这种不符合人性，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乱伦事情，竟发生在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身上，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原来在一次与斯大林的吵架中，斯大林脱口而出，说她不是阿利卢耶夫的女儿，而是他斯大林的女儿，当她呆住时，斯大林才改口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为了对证，把她的真实身份弄个水落石出，她把年轻时颇为风流的母亲逼
到了墙角，母亲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同一时间里，曾和她的父亲和斯大林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这大概发生在1900年12月或者是1901年1月事。她也不知道娜佳到底是谁的女儿，不过从她的相貌和特征看，她像合法父亲——阿利卢耶夫的女儿。但是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自己总觉得，她就是斯大林的女儿，是自己女儿和儿子的姐姐。
她已感到这个世界再没有她容身之地了，却使是跳下伏尔加河也洗不清了，她已是个万死莫赎的人，她是带着人世间的罪孽来到了这个世界的。
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宁可相信它是一个古老的谎言，一则杜撰的故事，让娜佳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抚慰和安息。
（10）
娜佳的死，使斯大林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十多天中，他呆呆地坐在那里，茶不饮，饭不吃，什么话也不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斯维特兰娜描写她父亲当时的情况时说：“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震惊……他很震惊，因为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在他背后来这么可怕的打击？他非常聪明，不会不明白，自杀者总是想‘惩罚’谁……他就问周围的人：难道他不关注她？难道他不爱、不尊敬她这个妻子，这个人？难道他不能与她多去一次剧院，这就那么重要？难道这就那么重要？开始的那些天他苦恼，他说他也不想活下去了……人们不敢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怕他出事。他当时就是这样状况。他有时情绪很坏，脾气暴躁，这是因为我妈妈死前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很明显，这封信是她在夜间写成的。然而我根本没有见过这封信，可能当时就销毁了。但这封信确实有，这是见过该信的人告诉我的。这是一封非常可怕的信，列举了许多罪证和指责，这不是一封简单的个人信件，它包含着某些政治内容。读过这封信后，父亲自然会想到，妈妈跟他的结合只能是貌合神离，实际上她早已与当年的反对派一起并肩战斗了。”
斯大林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也许，我已经成为党统一道路上的障碍。如果是这样，同志们，那么我想赎自己的罪……”短短的一席话，道出了斯大林此时内疚的心情。
会上除了奥尔忠尼启则站出来，批评他对妻子的粗暴行为之外，与会者都沉默不语，这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纠纷谁会认真追究，何况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独裁者。莫洛托夫打断了与会者的长期沉默，终于开口说：“够了，够了，党相信你……”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他又振作起来，继续贯彻他那一套专制的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为了忘却这段不愉快的往事，他搬离了曾与娜佳一家人同住的祖巴洛沃别墅，住进了新修建的孔策沃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