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观察] 韩国市民社会的明与暗

朝鲜日报中文网/撰稿=詹德斌 (2010.10.09 09:26)韩国外长柳明桓9月4日突然宣布引咎辞职。辞职不是因为什么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斗争，而是因为给自己的女儿谋了个公差。对柳明桓部长个人来说，其辞职显然很不光彩，也很不幸；而对韩国社会来说，其辞职虽然也不光彩，但却是个万幸。

柳明桓前外长辞职一事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反响程度绝不亚于韩国。因为大家都在设问，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国会出现什么结果？笔者以为，迫使柳明桓几天内就做出下台决定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时机不好、顶风违纪等等，但是韩国市民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恐怕最具决定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监督和施压，柳明桓开后门一事就未必能捅得出来，更别说取消其女儿的录取资格和本人下台了。

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所以相关消息一出，韩国市民团体争相站出来谴责，各大报社争做头条报道，网民们纷纷利用论坛、博客、Twitter等渠道提出质疑，在野党也借此机会向政府逼问，从而形成了一股招架不住的强大舆论压力，使得柳明桓在刹那间就颜面尽失、威信扫地。如此一来，当事人不仅无法在原职上呆下去，就是公开露面也让人忌讳。韩国政府出于重建威信的需要，则在最短的时间进行调查、澄清事实，并进行制度上的完善。

韩国市民社会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官员的监管上，也体现在对政策的监督上。比如，李明博政府提出的“韩半岛大运河”方案就是在市民社会的强烈反对下才部分修正，部分放弃的。韩国市民社会也在全社会倡导机会均等理念，倡导法律与原则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竞争，同时鼓励国家和社会照顾那些不能参与竞争的人。市民社会对国家滥用权力也保持着高度警觉，自我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不断地推动韩国形成确定不移的法治文化。这种平等理念、自由竞争和法治文化反过来作用于各种监管有效良性地运转。正是有了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韩国才能像今天这样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转，同时不断将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

实际上，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成长的速度却很快。1987年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民主化之后，韩国各种反独裁团体开始逐渐转变自身的斗争性身份。金泳三政府（1993-1998）期间，尽管市民团体还很少，但它们已经开始积极扮演牵制政府、纠偏政府的角色。金大中当选总统后（1998-2003），韩国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权交替，市民运动也因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总统的10年执政期间，韩国政府从方方面面鼓励和支持市民社会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市民团体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韩国全国有多少个市民团体很难统计。有的媒体说，韩国大大小小的市民团体大概有600万个。也就是说，每6个成人中就有一人参与市民团体的活动。尽管这个数字太夸张，而且有很多名无实的幽灵团体存在，但至少可以说明韩国市民团体的飞速发展。

不过，韩国市民社会也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作为市民社会主体之一的韩国市民团体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其表现之一就是很多市民团体的预算部分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有些功能相似的团体之间甚至为争取更多的预算而相互斗争。俗话说，端人碗，受人管。韩国政府也往往利用手中掌握的预算来影响市民团体的活动方向，如根据是否与政府合作来核定资金支持的力度等。

在最近几届政府时期，一些在制造总统方面有功的市民团体人士纷纷入朝做官。这使市民团体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复杂。一些有政治野心的人看到这种现象后，也有意积极参与市民团体的活动，其最大的目的就是镀金，将在市民团体中的活动经历视为进入政府工作的跳板。

如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韩国政党，市民团体也以意识形态划界，形成了截然对立的左右两派。一些保守倾向的市民团体无条件支持保守政府，无条件反对进步政府所做的一切。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一些意识形态倾向与现政府一致的市民团体干脆将自己视为政府机构的延伸，替政府说一些不便说的话。如果将进步倾向的卢武铉政府和保守的李明博政府与市民团体的关系做一对比，就会看得相当清楚。

韩国市民团体与政府，甚至政党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瓜葛，自然会影响市民团体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导致一些团体不是将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视为监督的对象，而是合作和拉拢的对象，从而扭曲了市民社会理应发挥的作用。因此，韩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首先就需要市民团体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詹德斌 专栏撰稿人 |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在中韩两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和学术刊物上撰文数百篇，是一位深谙韩半岛问题的“韩国通”。邮箱： zhandebi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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