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沈旭晖：钓岛撞船与日本内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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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钓岛撞船与日本内部反思
时间:2010-12-17 09:34 作者:沈旭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92次我应日本外务省邀请，到日进行外交考察，希望对日方处理月前钓鱼台撞船事件的决策过程有所了解。对事件来龙去脉，各方自有立场完全相反的演绎，例如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是日方刻意制造事端，日本右翼则声称是中国主动派船出海挑衅。但在这些传统现实主义演绎以外，日本内部的主流意见却是另外两派：一派认为事件恶化是因为民主党政府不熟悉外交，另一派则认为撞船事件和从前事故完全不同，无论谁主政，处理都大同小异。这些思维模式无论对错，均值得北京了解。
民主党缺乏外交经验造成危机？
认为民主党政府应负责任的观点在日本媒体当中颇盛行。这派认为要么政府不要扣留中国船长或延长扣留期，要么不应放人，现在既伤害了中日关系，又示了弱，当是现政府外交经验不足所致。事实上，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后，为了显示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有结构性区别，作出了不少微观层面的大改革，对外交决策过程有微妙影响。例如民主党强调政治家应比技术官僚扮演更重要角色，加重了外相以外由议员兼任的“外务大臣政务官”的权力，无形中减轻了外务省技术官僚的影响力。“外务大臣政务官”这名字译成英文是“副外相”，他们由首相从众议员当中任命，例如我们拜访的外务大臣政务官菊田真纪子，就是首次参与外交事务的年轻民主党女议员。
这派观点认为，虽然外务省有从前案例参考，但由于民主党的外交团队权力比从前大、经验却比从前的政客少，发生事故也不懂得判断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找案例，事件才迅速恶化。加上当时民主党正竞选领导层，首相菅直人受到党内小泽一郎挑战，只顾及处理选举，根本无心处理钓鱼台，到选举结束，事件升级已不能逆转。《日经新闻》资深传媒人、现担任日本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的泉宣道是持有上述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自民党时代也出现过中国人登陆钓鱼台的先例，当时也是驱逐了事，没有变成危机。
“公务执行妨害罪”Vs“入国管理法违反”？
参与日本政府决策过程的一派则反对上述说法，认为撞船事件并没有先例。根据他们的观点，中国人登陆“尖阁诸岛（钓鱼岛）”只是“入国管理法违反”，但撞船事件当事人则犯了“公务执行妨害罪”，假如不将之扣留，日本在当地执行“公务”的“合法性”就会受损，深信就算执政的是自民党政府，也只能这样处理。
我曾与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蒙古课长垂秀夫对谈，他并非民主党政府委任的外交官员，而是处理危机的高层公务员，也是现任外相前原诚司的学长，二人均师从已故日本现实主义学派权威高阪正尧，看法具相当指标性。
垂秀夫表示，尽管北京把前原视为鹰派，但是前原率先排除了这是中国刻意挑衅的可能，其实已有避免进一步行动的善意；至于最初的扣留决定是前线的技术性执行，根据日本法律，他们不执行也不行。
北京自然视这解释为狡辩，但不少日本知名汉学家均对此认同，包括观点一向温和、并不接受现实主义的东京大学政治教授高原明生，他认为民主党尽管在不少细节处理得不好、外交经验也明显不足，但在处理这事的总体方向，不会和前任有大偏差。
中日危机处理机制有无可能出现？
无论我们如何判断两派日方观点，重要的还是中日处理类似问题的基本结构。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披露了中日两国曾达成不成文共识，就是让钓鱼台维持现状，双方各自声称拥有主权，但会避免冲突发生，以免影响两国关系和各自的经济发展。假如两国确实有任何一国希望制造事端、改变现状，上述共识自会废止；但假如冲突确由偶发事件催生，而中日两国其实还想维持共识下去，就应避免各方因为种种内部原因而出现情势错判。事实上，中国既不愿将事件诉诸国际法庭，又不会冒正面军事冲突的风险出兵，改变现状的筹码十分有限，因此以往才有“搁置争议”的提出。“搁置争议、避免冲突”似乎已成了日方希望推进的政策，例如我们曾拜访的一度被传将任驻华大使的前副外相田中均就持这观点，他在日本国内也不属右派，甚至曾因对北韩过份容让而被极右分子企图暗杀。
在纯学术角度看，中日早晚需要像中美那样设立一个危机处理机制，让双方在必要时有接触对方高层的直线渠道，这是笔者研究中国民族主义与中美关系时就主张的。以撞船事件为例，假如中日两国均不希望被事件影响现状，各自通报了并非刻意挑衅后，应可有理想得多的处理，例如让日本扣留船长后极速放人，这样既符合了日方声称的法律，也会得到变相立刻放人这样能满足北京的效果，双方既能各自表述，对两国内部激进势力就能有所交代。
(作者沈旭晖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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