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锐在北大荒写给范元甄的信——再认识我的父母

李南央

父亲(编者注：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编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时局还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议论道：
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头将他手指给我看，像弯曲香蕉，从小累得无一指现能伸直。他们也从未吃过豆饼，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5.18)
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一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间可以看到。(1960.7.1)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父亲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逐渐谙熟了发表异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从炼狱中走过，他从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父亲的善良，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在噩运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他与同伴刚刚相处半月不到，即结下了友谊。虽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与人分享。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这温暖释放出维持生命的热量，弥补了食物的不足。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
1936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革命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一起南下，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闹闹，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善良，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刻苦，父亲做事的执著。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他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直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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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答读者问

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写母亲是积压在我心头许多年的一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从未强烈到一定要提笔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时候了，再不写会因此而遗憾终生。就这么着动笔了，一气呵成，看来要写的一切在心头的沉淀已经背得出了。写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泪滴落在纸上，最后誊写时，居然不能认出自己的字迹。写成后，先让女儿和先生看，他们说好，而且说“真是好”。我才怀着惶惶的心情寄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很怕编辑看不上，不予采用。没想到《开放》杂志破例一次刊出，不过把我文章的题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改为香港味儿的《六十年恩怨情仇》。我又没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大的反响，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网上，加拿大的中文报纸也转载了。自己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从韩国发来的一封“伊妹”，让我查看某一网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儿讨论得热火朝天了。更加实实在在没想到的是，赵无眠兄竟然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告之内地《书屋》杂志的周实先生欲将稿件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书屋》发表后，居然又被国内多家报刊竞相转载。过千禧年回国患了感冒去医务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历本上的名字，即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方知真是“出了名”了。后来问起国内的熟人，才进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争论还不小。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老、少辈儿的朋友们和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甚至老朋友的孙子辈儿都对文章叫好，而我自己过去工作单位的同事和中学的同学们却多不认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加入争论，一致谴责，以致质疑我的动机：“投机乎？”“不择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愤愤然开骂。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让我不要听那些过激的话。我说哪能呢！你想一个与“作家”、“文人”都沾不上边的机械工程师的处女作能有这么多的读者，只会受宠若惊。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了，还读得很动感情，很有想法，这就够了。你不可能让人人都与你有共同的感知，你也无法评说谁对谁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所在社会文化层次分不开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众口难调”嘛。就跟春节晚会年年办，年年挨骂一个道理。再说不好，哪家哪户离得了这台晚会。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给家里打电话，讲完问候节日的话，不都得赶紧加一句“别忘了录春节晚会”。总之，有人愿看，这就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一对老工程师夫妇来美国探望儿子，路过我家。吃饭间，谈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说：“今天你谈的这些，有些我都没听你说过，很有新意和启发，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那对夫妇也说应该写。后来又有别的朋友听了我对一些提问的答复后，也说我应该写出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已应“枫华园”网站的邀请，参加过他们以“母爱”为题的讨论。后来就一直再没有过想说说的“激动”。不写，脑子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转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边，不吐不快了。我在这里把读者提得最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一一作答，权叫“答读者问”吧。
读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动机是什么？
答：我真地想不起当初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目的。只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于是有很多话不想再憋在心里，想写出来，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就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地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一个社会的幸福、安定，也同每一个家庭的美满分不开。中国过去的政治是根本无视家庭的价值的。夫妻可以为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可以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
读者：范元甄已经风烛残年，不管是什么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她婚姻不幸，事业不幸，除了年轻时的才华风貌，她已是一无所有。你这么写文章是不是太过分了？对这样一位来日无多的母亲，一位或多或少尽过母爱的母亲，你有必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来这样一篇文章吗？我要是你，会在母亲百年之后再抒发心头的想法和人生的遗憾。
答：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写；一个是如果该写，什么时候写。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篇文章该不该写呢？其实在回答上边写文章的动机问题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最贴近我父母的经历和坎坷，他们的看法会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别是我母亲硕果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顾及的。我认识的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我的文章持肯定态度。他们对我说，“写得太好了，你妈妈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走到极端的典型，太应该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了。”有位少年起就认识我妈妈的伯伯对我说：“看了你的文章，解除了我心中的很多疑问。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小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众叛亲离、无法与任何人共处的地步。你的文章理清了她的发展脉络。这远远不是她个人的悲剧，但是她个人的因素是致命的。”而跟我同代，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则对我说，佩服我的勇气。她们对自己母亲的看法是至死也不敢讲的。可是作为子女的我们确确实实应该“Speakout”（讲出心里话）。或者应该说，这些老革命和他们的后代，更多地是从“道义”而不是“道德”的角度评判我的文章。同时，我也很感谢那些对我的文章有尖锐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读出了我的母亲确实给过她对我的爱。我想既然能够读出这种爱，就不应该否认我的文章确实自始至终都感谢她所给予我的一切爱，而这些爱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撇开我们这代人割舍不掉的使命情结，从我妈妈那一方面讲，我想我最后提笔的冲动，也包括忘不了她对我的爱，忘不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总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惨、太冤，真心实意希望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能有再一次的闪光。我妈妈的才华，青少年起就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不应该就这么只被人们或憎恶或叹息，只是一朵那么早就凋谢了的不结果的花。我知道使她醒悟的希望是太微乎其微了，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这就自然转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妈妈活着时写。我可以确切地说，她已经看到这篇文章了。能让她在有生之年，听到我这个她已是恨之入骨的女儿的心里话，对她这样一位极为倔强、在临终前绝不会要求任何人原谅的女性，是我这个女儿所能尽的最后孝道了。这个“理”似乎“歪”了些，就一般而言难以理解，但是我知道会有人理解，这就足够了。万一她哪怕仅仅为辩而拿起笔呢？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母亲健在时写，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尊重老人们的人格。我要么不写，要写真的只能在母亲和某某某都还活在世间时写，他们的思想观点可能还是很一致的。若等老人们故去再写，会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那样做等于剥夺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知道某某某也看到我的文章了。现在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他们。还有，文章的许多情节太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范围，我若在他们百年之后再写，不知情的读者大概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人们会说，这些都是李南央编造出来的，否则她干嘛不敢在她母亲在世时写呢？好也罢，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至少现在还没有读者对文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文章的品质因此也就大不一样了。附带说一句，有些读者还担心我父亲会怎么看，认为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既是对我母亲的污辱，也是对父亲的不恭。父亲也是我的读者，他说写得好，真实即好。
读者：你在很大程度上把你母亲的作为归罪于社会，这是不对的。在许许多多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家中也是充满了母爱亲情的。而共产党宣传的牺牲亲情，像孔繁森这样先人后己，放弃暂时的家庭温馨儿女亲情，冒着危险到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的事迹，是很崇高的，西方舆论也是给予正面肯定的。一个明证就是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为了不使已失去四个儿子的母亲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下令不惜代价，要把已空降到敌后的瑞恩找到并活着带回美国。难道在这次行动中牺牲的八个美国军人没有母亲？难道他们之中没有独子？难道我们说好莱坞扭曲人爱本性，祸害无穷？总之你的母亲只是一种孤立的个性表现，与社会无关。
答：母爱确实有她不受任何时代、社会影响的共性，只取决于人的本性和母亲本人的个性。但是也有确实无法回避的因人文环境不同而相异的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妈妈会让孩子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活动，而中国妈妈则更多地强迫孩子学习妈妈认为他们该学的东西。劳作人家的母亲常常会随孩子的自然成长而安，而知识型的母亲则往往要孩子们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人之母的，她们的母爱打着特殊的时代烙印。而我的家庭又不幸卷入了残酷政治斗争的旋涡，又那么地接近旋涡的中心。我母亲的悲剧不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有高干子女说她们的妈妈很母爱，这我相信。可我接触到的更多的革命的母亲是没有柔情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令人作呕的病态情调。我的母亲是极致的一例。不过江青、叶群似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队伍”中，我的母亲绝不是个案……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老革命家如何严律子女的故事。写这些故事的人总是带着崇敬的口吻告诉我们，那些高干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多么的严格，他们甚至不允许孩子们跟他们同桌吃饭，而一定要让他们拿着饭盒去公共大食堂吃饭。因为他们的炊事员是公家因他们对革命有功而配备的，子女不应沾光。我常想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作法。为什么夫人们不能亲自下厨做饭，或者自己出钱请保姆做饭，让孩子们享受到普通人家的亲情呢？这些大官家的孩子有多可怜……至于说到那些因为救获瑞恩而牺牲的人中，我敢肯定是不会有独子的，否则救获瑞恩的行动就仅只是政客的虚伪了。美国人的憨实、质朴是很可爱的。肯尼迪的小儿子从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大书桌下伸出小脑袋的照片成为传世之作。克林顿与妻子一同送女儿上大学，和普通家长一样为女儿整理宿舍。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快乐和让女儿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样在大学门口对父母说一声：“I love you.Bye,bye!”自豪地向父母显示我从此长大了，真正独立了，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儿！尽管椭圆办公室是总统的工作间而不是总统儿子写作业的地方；尽管克林顿夫妇的送女之行浩浩荡荡，耗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但是没有人说他们让孩子沾了不该沾的光。美国人因而更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总统是那样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相信这样的总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子民。如果美国选民知道某位“高干”不让孩子同桌吃饭，更不要说像我母亲那样对侍孩子了，那位“高干”大概只能面临下台的命运了。如果当初我母亲对待我的态度会危及到她的地位，我想她是不会那样随意宣泄的。
读者：我觉得你母亲根本就是一种病态。作为女儿，你要做的不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来骂她，而是应该送她去医院看病。
答：在所有读者提出的问题中，这是最令我伤感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对问题本身，而是对所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人再问一句：“当年党怎么能听信这样一个精神有病的人的告发，而让她的丈夫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灾？”是啊，如果说我的母亲有病，病得更厉害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难道不是习惯于“疯子”整人的芸芸众生？到了今天，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病人”，而忘了被“病人”害过的那些，甚至死于狱中的更多、更大的受害者。这到底是怎么了？病态的社会，有病是正常的，没病反而是“有毛病”，不是吗？至于说到我母亲是不是病，我不是学医的，不知病态和变态，生理和心理有病的区别。即便是医生，我想有些症状也是很难判断、区分、下结论的。要让我说，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极度的人格变态。有医生也作过这样的诊断。刚解放时，我妈在协和医院做甲状腺切除手术。那时共产党刚刚掌握政权，党的干部是很注意群众影响的。特别是又住在原来由美国人管理的医院，按道理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使那些旧社会过来的医护人员对共产党产生认同感。更何况周恩来总理还到病房看过她，医院把她看成共产党的大官。我妈妈则全然不顾及这些，想怎样就怎样。当年她对医生、护士极为蛮横，有时会把护士送来的饭菜一下子掀掉。我二姑姑在医院陪她，经常不好意思，常在背后请求护士们原谅。说她是有病，请不要与她计较。主治大夫却决断地对我姑姑说：“我们是医生，我们知道什么是病状，什么不是病症。她根本就是大小姐脾气，这样的人我们见过，你不要替她掩饰。真没想到共产党里也会有这样的人。”退一万步讲，她是有病。“送医院看病”，说起来容易，可怎么送？看医生，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病。对一个不承认有精神病，性格又极为暴戾的人，让她走出家门上车就做不到。即使上了车，我往哪里送她？在国内我到哪里去找看她这种病的医生？要在美国一切就很好办。当她动手打人时，我可以打“911”报警。警察会先强行制服她，把她关起来。如果她是正常人，被害人或检察方又都不提出起诉，法官会先关她几天，然后罚作若干小时的社会公益服务，再规定出狱后的遵守规则。再犯，加重处罚。如果她自己，或者她的律师说她有病，打人是病态而不是本意，法庭就会给她指定医生做检查。她的律师或她自己也可再找医生，两方面对证。这样有病强行治病，没病该怎判就怎么判。而在当时我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心理疾病不能有效医治，无病可像疯子一样害人。我既无从送我的妈妈去治疗她的心理、人格疾病，就只能选择力所能及的方式：“写出来”。不光为我的妈妈，也为我舍弃不掉的“使命情结”。发生在我家的事是有悖人性的，是永远不该再在中国发生了。
读者：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妈那样对待你，是为你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约束你，教育你。即使再不对，她是你的妈妈，希望你有一天能原谅她。
答：二十年前有人这样说，我还能听。今天这样说，太陈旧了，太沉痛了。前些时旧金山的当地报纸有条新闻，有对中国夫妇因孩子丢失了耳环，打了孩子的耳光，并带着孩子回到可能的现场寻找。不料被巡逻路过的警察看到孩子的泪眼和红肿的脸颊。问明原因，即将父母双双以虐子罪监押，还差点递解回大陆。美国的法律可不以中国父母“打是疼，骂是爱”为尺度来判断父母的行为有无触犯法律。简单得很，打就不是爱，就是虐待。真够中国父母好好检讨自己的爱子方式了。很多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用狠、恨的方式表达的究竟是不是爱？如果是爱，为什么非要不用孩子们最易理解和接受的抚爱和呵护的方式表达呢？至于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方需要不需要你的原谅。如果对方根本不认为需要得到你的什么原谅，你的原谅对对方只是一种虚伪的矫情。我敢说我妈妈是会在这一点上百分之百同意我的。二是对方能否让人原谅。有一部美国电影《Died Poets Society》，说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的父亲把儿子送到一个男子寄宿中学读书，一心想让儿子光宗耀祖。可没想到儿子却迷上了戏剧。父亲盛怒之下，勒令儿子退学，转入军校而后入哈佛学医。面对意志铁一般坚强的父亲，儿子对自己无法与之抗争的命运绝望了，饮弹自尽。没有人怀疑悲痛欲绝地抱着儿子“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嚎啕大哭的父亲对儿子刻骨铭心的爱，但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无视儿子所至“爱”的 “爱”，杀死了儿子。相反，他竟把一腔怨恨抛向儿子生前的良师挚友，使他们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处罚。这样的父亲不但无法原谅，而且只能让人憎恶了。
读者：你在文章中公开写你母亲和某某某的关系，是触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答：首先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延安当年是公开处理的，已无隐私可言。其次，对公众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的个人品德问题，不是隐私。向公众披露那些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让公众判断是否仍支持这样的人物居于高位，乃至领导国家，应当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当某一个人选择了以从政为生涯的时候，他就已付出了牺牲自己隐私的代价。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乱情，甚至如何乱交的具体细节都被检察官调查出来，不但公开印刷发行，还登在网上，让选民查阅。而克林顿方寸不乱，出入于国际、国内、大会、小会，各样庆典，仍是一副美国领袖、国际首脑的风范。你得服美国总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美国国民的素质。没有任何人质疑斯塔尔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触犯了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隐私。相比之下，在中国国民不知道自己有权利知道自己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德。试想，如果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随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和检察机构调查的对象，我们的领导人能不严于律己吗？我之所以写出那件真实地发生过的事，不过是我又一次没能解开自己的“使命情结”。我的文章本来是对某某某直呼其名的，而在国内只能同意用某某某代替。说实话，这么做，我觉得很不舒服。也许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只要领导地位高的人，不能对他实施公开监督也是自然的。
读者：你的母亲是一个极端，但是你这样写你母亲不能不说你也是作女儿中的一个极端。又因为你是女儿，所以你比范元甄还范元甄。
答：我理解读者的意思是说，我的文章把自己的妈妈用一种“大批判”的方法去剖析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的母亲是有很不对的一面，但我这么写，跟我妈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太不讲亲情。又因为我是女儿，妈再不好也是妈。这么公诸于天下，真是太“混”了。
这篇文章第一次在香港杂志发表时，编辑打电话来说，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敢于冲破中国的传统观念，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自己的母亲。我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需要什么勇气，想写就写了，有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听到那么多人“骂”，才知自己反了“传统”。所以我实在是不应该得到那样的夸奖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我那么做会得罪国人。我跟我的美国朋友谈到我的文章，他们都认为该不该写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想写就写，有什么该不该的。在他们心中，只有违法的事是不该做的。其实中国的现状已变了很多。回国我看到几乎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在家都是太上皇。对爹妈说话常常是“横”着出来，爹妈一点脾气也没有。可就这样，我想，如果孩子胆敢把对爹妈的真实看法公开说出来，写出来，大概就要被轰出家门了。中国如今的爹妈的脾气还是有个Bottom line（底线）的。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向他们推荐我的那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划时代的”，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写母亲的新纪元。我当时很震惊。我知道我那篇文章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文笔太幼稚，写得也太拉杂。但是有人，而且是文学教授从这样的角度看我的文章，才确确实实感到负面地写母亲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其实岂止是母亲？中国今天还有多少文学的“禁区”呀！我没有很好地学过中国历史，不敢妄言中国封建历史如何。从我自己活到现在的经历，我确实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了……这还不够，国民自己也不“饶人”。文革中叫“群众专政”，现在是“群众舆论”。“得罪了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善察颜而论者、观色而行者多受推崇，而我行我素者多不为所容。我常感慨美国人的宽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我在办公室大骂美国政客，把死难者照片贴在办公室大门上，没有任何人指责我。到是常有人来与我探讨对科索沃问题的看法。有个美国同事问我，“要是美国和中国打起来了，你怎么办？”我说，“我打起铺盖回家和你们打仗”。他也只是连连感叹“你原来这么中国”。我想要是有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雇员，敢在他工作的公司跟中国人这么说话，大概早就被揍得鼻青脸肿了。
文章我写了，我不会想让人人都说好。但是我确实觉得评说“女儿不该写妈不好”是一点没道理的事。中国人应学得宽容些，包容性强些，让每个人讲心里话，讲实话。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生活有多轻松！中国人也因此会可爱许多。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因此会变得越来越健全。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1978：找回父亲、找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