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厉以宁

　　亦师亦友

　　厉以宁先生雅号“厉股份”，可谓家喻户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他虽然没有在北大的小课堂给我上过课，但在北大的大课堂，在以“厉股份”到“厉民营”以及“厉土地”为标志，30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我一直是他的学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积极支持推动股份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就与厉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当时我是一个数学专家，对股份制的经济理论基础还缺乏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理解还是在研读厉先生的代表作《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之后。让我难忘的是，1987年我拿到数学博士之后，没有留在数学系而是选择北大管理科学中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身），这是在厉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一生做出的重要决策，厉先生当时就是中心副主任（主任由丁石孙校长兼任）。这中间还发生了误会。因为我当时已是美国《数学评论》的评论员，数学研究的前途看好，和我的师弟张继平同属段学复先生得意的关门弟子。我的导师段先生不让我转行，一急之下，冲着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发脾气，他误以为是丁校长让我转了专业。

　　近年来，我和厉以宁先生、何玉春师母交往更加密切，这里有我们对北大精神的共同认知。我对厉先生诗集中《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百读不倦。在这里我也记录我与厉先生和何老师两次在宁夏相聚的故事。

　　初访宁夏

　　2002年8月7日，厉先生和何师母首次来到宁夏。厉先生就自治区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进行考察，并分别在固原市和银川市作了题为《贫困地区发展战略》、《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报告。这一年是我在宁夏工作的第四个年头。

　　在这为期8天的考察中，我陪同厉先生在宁夏实地考察了高新技术发展、节水农业、移民开发和扶贫扬黄工程，并就国内经济与改革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抵足畅谈。已过古稀高龄的厉先生再次以他的深厚的经济学造诣，以及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敏锐直觉与把握能力，为宁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那段时间，厉先生正重点研究“三农”问题，我当时正在宁夏抓“科技特派员创业制度”的试点，试图探索一条破解“三农”问题的新路。厉先生对此给予了热情赞扬。我与厉先生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高度默契，使我深受感动，也倍受鼓舞。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重新回到那段中国经济改革风云交会的探索历程……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的变迁，各种经济改革理论、众多思想流派围绕“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探索，使得经济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中最繁荣、最活跃的领域。从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等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争论与辨析，折射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但是，由于改革并没有触动所有制，没有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因此不能不带来消极的后果。而且这种做法愈持久，其消极后果也愈严重。为了克服这些矛盾，我国开始酝酿用价格、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厉先生是这个时期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与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改革思路不同，厉先生洞见中国经济转型中第二类非均衡即缺乏成熟的微观市场主体，也就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的企业群。他从中国非均衡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厉先生1980年夏提出股份制，他是想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培育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先生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股份制核心观点的阐述、呼吁，对我国经济学学术发展以及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取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并在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而被广泛接受，1990年末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了。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厉先生“股份制”的构想得到了中央的确认。

　　重访宁夏

　　2007年是我在宁夏工作的第九个年头。那一年八月，厉先生何师母不顾高龄再次来宁夏，出席“宁夏经济发展高端论坛”，期间我陪同他们考察了石嘴山及平罗。当厉先生在石嘴山面对望不到边的沙水相依的湖泊和湖边的绿地时高兴地说，有沙、有水、有绿色，这里风景独好，他欣然提笔写下了“蓝天碧水，草地花丛，此身疑在画图中”的优美词句。

　　厉先生在考察期间还就缩小东西部差距、“二元结构体制”问题和节能降耗等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与区内专家、学者及企业界进行探讨，并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现状分析》的学术报告。自治区政府主席王正伟对厉先生提出的关于宁夏发展的指导意见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段时期，厉先生非常关注城乡差别问题，他认为城乡差别的根子在于“二元结构体制问题”。目前的体制把城乡割裂开来，对农村和农民极不公平。通过多年深入基层调研，厉先生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农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设想，力推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厉先生在诸多场合宣讲、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承包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并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也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城乡依旧隔绝，两种户籍制度仍然存在。此外，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金融服务严重滞后，不利于农民致富，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也就在那一年，我在宁夏推进的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已全面深入开展，实际上这也是厉先生一直倡导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和探索。经过数年的实践，“立足科技项目，突出科技创业；实施体制创新，注重金融推动；坚持市场导向，实行三线推进”的科技特派员创业“宁夏模式”深入人心，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宁夏科技工作的最大亮点。厉先生对科技特派员创业这一新生事物极为关注。通过在宁夏以及山东聊城等地的实地考察，他认为科技特派员制度非常好，科技人员下乡，与农民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不像过去单纯宣传一点科技知识，在村里摆几张桌子、放一些书，回答大家的问题了事。科技特派员教农民怎么干，与农民一起创业，赚了钱提成，就等于用自己的技术、知识入股。体制顺了，机制活了，农民致富了，科技人员和创业人员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后来他在北大、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种会上，多次提及这一制度好，可谓是给科技特派员制度当了一把义务宣传员。他还建议自己的博士生以此专题撰写博士论文。

　　厉先生非常关注金融等现代生产要素对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赞同我在宁夏对科技特派员创业设计的金融绿色通道的努力。平罗县农村信用社创新金融服务品种，为科技特派员授信发放“金卡、银卡、铜卡”，无需抵押担保，贷款额度分别为10万元、8万元、6万元，手续简便，利率优惠，提供了科技特派员创业初期的第一桶金，深受创业者欢迎。此经验后来全区推广，为科技特派员科技创业与金融创新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目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与小农经营方式不够规模，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厉先生对此也很关注。我们在宁夏大胆尝试开展以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得到厉先生的首肯。农民以承包经营的闲散土地入社，由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集中转租给科技特派员和农业大户进行农业生产开发，形成有效的规模经营，被农民形象地称为“土地银行”。厉先生考察完平罗的土地银行做法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宁夏“土地银行”的实践予以充分的肯定与赞扬，认为“土地银行”在土地承包制不变的基础上，尊重农民意愿，不改变权属就实现土地要素的灵活流转，其高效的运作方式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新实践。而且公司制的“土地银行”的设立，可以较好地解决土地集中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为解决原有土地制度超小经营的局限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为构建农地金融制度提供了借鉴意义。

　　信息化是推进城乡统筹的最有效手段和途径之一。厉先生离开宁夏后不久，以消除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城乡数字鸿沟为目标，宁夏开始实施农村信息化工程。我们采取“一网打尽”的战略和“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做法，破解了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网络进村等制约信息化建设的难题，在全国率先实现“三网融合”，形成覆盖全区农村的互联网，实现村村有信息服务站，村村通网络，农民看IPTV，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农村信息化路子，从而使农民跨地区地及时直接分享人才、技术、市场信息，深刻地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此，2008年9月，由工信部等10部委主持，在银川召开全国农村信息化工作现场会，宁夏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化工作省域示范”，宁夏经验向全国推广。

　　适逢厉先生80华诞将至，厉先生荣获了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评价厉先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考虑到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开启了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先河，不可逆转地培育了中国人的契约精神。厉以宁先生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册。

　　我的这篇文章以“亦师亦友”为标题。厉先生对这个标题十分赞赏，他说：我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哪一个时期听我讲课的，同我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于是他推荐给本书的主编，把我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