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亚洲文集-经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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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文集
刘亚洲，著名军事理论评论家，作家，思想家。1968年入伍，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历任干事、创作员、师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等职，空军中将，著有长篇小说《陈胜》、《刘亚洲军事作品经典》、《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 攻击， 再攻击》 、 《两代风流》等著名军事题材作品，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一年，系客座教授。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
近年致力于军事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在思想、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比较独到的见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
甲申再祭
甲申再祭 (修订版，全文)
珞珈山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
――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 。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本文转载自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刘亚洲：农民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解放军的大陆
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民。因此解放军还算一支农
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
问题一天不解决，解放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
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可分。你看，
解放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
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
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它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
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解放军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
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
总是比我们装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解放军战无
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艰辛劳
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
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
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
苦。作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解放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
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解放军进攻时除了吹
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
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会跳大戏的。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
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
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
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
神。中国军队历史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
是此理。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只是有
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
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
背下失去天下的。
一、用观念战胜观念
“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
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
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
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
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
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
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
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我在同一位中
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
它更准确。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
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
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革命万岁。农村依旧贫瘠。贫瘠
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
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
两位国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李昌平
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
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
疾呼有余，深思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
静。农民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找原
因。
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
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
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
是因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
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
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
羊多，羊毛多。纺织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
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
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
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
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
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
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
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
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
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
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
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
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
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
人虽老，声音洪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农民嘟囔一句：“北
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哪儿来到哪
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
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
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
根竹竿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
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绍信吗？和要找的
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
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
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
起来妖魔化农民。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
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
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
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
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战争都是打
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
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
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所以可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
得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从来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
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
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
战乱消耗掉的人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
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不绝的人
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
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
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
可走。愚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
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
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
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
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
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
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
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
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
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
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
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
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
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
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
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
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
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
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
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
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
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
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
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
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
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
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
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
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
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
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
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
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
治者。专制王朝有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
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组，高级社，直至
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
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
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财政
总支出从112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
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
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
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05亿元，增长11.4
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
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
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首
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
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
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
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
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字样，立
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
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
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
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
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
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
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
]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
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民有
“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
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
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
加入挖沟的大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
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视野审视农
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
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
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
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一九五七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
“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
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
标记。
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
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
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
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
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
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
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
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
主义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
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天，改
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
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
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
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
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
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
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
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
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
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
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
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
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
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
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
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
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
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
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
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
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
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
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
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农民参政”问题。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
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
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
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
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观点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
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
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
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
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
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
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
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
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
而上进行的，我指的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
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
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
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
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
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
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
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
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
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
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
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
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
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
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
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
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
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
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
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
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
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
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
解决。
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
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
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
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
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
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
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
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
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
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
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
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
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
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
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
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
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
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
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
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
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
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
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
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
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
费、教育附加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
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
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
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
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
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
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
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
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
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
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
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
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
“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
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
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
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
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
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
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大吃大喝？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
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
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
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
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
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
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
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
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
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
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
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
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
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
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
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
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
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
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
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
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
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
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
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
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
看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
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
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
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得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
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
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
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
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
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
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
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剩）余的劳动力，
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
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
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
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
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
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
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
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
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
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
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
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
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
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
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
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
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
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
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
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
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
作敏的坐骑是奔驰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
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
天，农村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
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
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维权也，评）。他们为数虽少，
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
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
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
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
子存在。当时称他们是“黑手”。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
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
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
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
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
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
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
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
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
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
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
情的投入。
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
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
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
需要规则。（说得太好了，评）
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
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
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
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
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二、
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
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
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
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
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
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
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
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
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
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
少？基本没改变。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
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
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
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
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CITYZEN。
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
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
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
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
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它
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
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
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
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一九四七年时成立了一个
“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
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
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
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
因而遭到批判。一九四九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
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
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
一九九三年三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
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
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
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
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三、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
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
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
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
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
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
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
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
来的歧视农民的观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
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
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①
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
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
微利时，应当可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说
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②农民只
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
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前和产后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
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
一。价格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收购渠道依旧
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
作家乔治·穆尔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
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
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
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补
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
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
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
稳定来得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
就不必挂心。
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
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
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
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村无法融
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
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
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
宪政，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
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
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
下面千万别忽视。我不想开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
考。总起来说，就是：要有大思路──彻底解放农民；要有大前提──
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
──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
要吃大亏。
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
决定在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
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
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
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
税赋远远不够。其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
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零税赋”看成是经济行
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已使农村干
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
就是收税的。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
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
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
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
工人为什么不热爱机器？大庆油田盈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
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一头牛，
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
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
主人就会爱惜自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
二十余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
“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
产品的主人。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
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由为先决条件
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
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
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
都等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
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
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
村委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就对我说，
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字塔。前
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
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
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
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
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营。不想传到现在，
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
小。一路缩小上去，最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
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
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
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
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
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
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
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
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涌来大
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牌冲
击会场。韩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
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
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下
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
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
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
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
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
府每年都对棉花产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
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
在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
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
本来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
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
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原因：①农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
要；②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
崩溃；③对农民收费成本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④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
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
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
更缺水，几乎无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
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中国农业
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
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策，最后才是资金。
读者推荐《中国信息中心，观察》
···················（完）
摘要：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
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
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
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
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
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但不是
等待，学渊评）
摘要：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
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
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
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
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
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但不是
等待，学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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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著名军事理论评论家，作家，思想家。1968年入伍，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历任干事、创作员、师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等职，空军中将，著有长篇小说《陈胜》、《刘亚洲军事作品经典》、《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 攻击， 再攻击》 、 《两代风流》等著名军事题材作品，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一年，系客座教授。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
近年致力于军事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在思想、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比较独到的见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
甲申再祭
甲申再祭 (修订版，全文)
珞珈山
改变未来的选择需要从改变历史入手。
――自题。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叫“振兴中华”，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
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 。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本文转载自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刘亚洲：农民问题
中国是个农业国。中国军队有着强烈的农民烙印。常说解放军的大陆
军意识浓重。陆军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农民。因此解放军还算一支农
民军。农民军怎么能不关注农民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农民的
问题一天不解决，解放军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很少
有人把中国军队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看。其实这二者密不可分。你看，
解放军最大的兵源来自农民。他们的素质基本是农民的素质。他们的
观念也是农民的观念。部队中乡土观念很重，还有山头主义，无一不
是从农民习性上派生出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它成军至今，快八十年了，
基本没打过败仗。纵观中国历史，解放军能够媲美秦军、汉军、唐军，
早期清军，比宋军强，比明军强，比晚期清军更强。我们面对的敌人
总是比我们装备好，无论是蒋军、美军、印军，但为什么解放军战无
不胜？这个原因恐怕还要从农民身上寻找。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艰辛劳
作，劳动强度极大。天灾频仍。环境恶劣。农民与天争食，特别能忍
饥耐劳。这样的人一旦从军，能迅速形成战斗力。锄把子和枪把子是
联通的。他们也许没有远大的理想，也许不懂高深的技术，但最能吃
苦。作风顽强。农民根植于大地。解放军在地面上不让任何一支劲旅。
到天空和海洋上也许是另一回事。朝鲜战争中，解放军进攻时除了吹
冲锋号，还敲锣。美军士兵最怕听见那刺耳的锣声。每忆此景，我就
情不自禁地想到农村里庙会跳大戏的。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
荣誉，本质上讲是应当属于中国农民的。
中国农民，主要是汉族，世世代代的劳作形式是农耕，终生脸朝黄土
背朝天，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脚下这块土地。他们缺乏游牧民族那
种广阔的视野，更缺乏渔牧民族也就是海洋民族那种开拓的勇气和精
神。中国军队历史上很少有远征，哪怕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很少，便
是此理。唐朝军队也许是个例外。唐朝实则是鲜卑人的王朝。只是有
人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鲜卑是马背民族。初期清军一往无前，马背
上得天下。后来它向农耕文明投降了。晚期清军不堪一击。它是在马
背下失去天下的。
一、用观念战胜观念
“三农”肇始于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国自古至今一直以农业
立国，农民人口非常庞大，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农民是顺民；农民问题解决得糟，农民变
流民。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流民”这个称呼古来有之。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被统治阶级污蔑为“流贼”。今天没有“流
民”这一称谓，但另一个称谓我们耳熟能详：“盲流”。其实，“盲
流”和“流民”有血缘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流民越多，社会
就越不稳定。流民有两种，一种是有根的，一种是无根的。无根的更
具破坏性。解决办法是让他们生根。
今天，中国的农民问题很严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面临无数的
困扰、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性难题是农民问题。我在同一位中
央首长谈话时曾提到过“农民危机”这个词，我不知道有什么词能比
它更准确。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中国。
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特别重视农民。他的法宝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
产党起于贫瘠的农村。革命成功了，革命万岁。农村依旧贫瘠。贫瘠
的农村今天会不会再起革命，这个命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的
革命性决不能低估。湖北的红安县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全是农民。
两位国家主席也是农民。
农民问题有多严重。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如山，事例如海。李昌平
就是咱们湖北人，他的书《我对总理说真话》是一个制高点，《中国
农民调查》是另一个制高点。这些书我都看过，但感到不满足。他们
疾呼有余，深思不足。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冷
静。农民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何在？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找原
因。
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纺织业是中坚力量。后来一度纺织工业大
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他们寻找原因，发现问题出在羊毛上。
羊毛供不应求。羊毛少是因为羊少了；羊少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
是因为授粉的蜜蜂少了；蜜蜂少了是因为破坏蜜蜂的老鼠多了；老鼠
多了是因为猫少了。所以，英国人从养猫开始，将此作为恢复纺织业
的发端。猫多了，老鼠少了；鼠少，蜂多；蜂多，草多；草多，羊多；
羊多，羊毛多。纺织业重新振兴。这一历史事实应当对我们有启迪。
中国农民的“猫”是什么？首先是观念。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什么观
念？歧视农民的社会意识。此观念存在已数千年矣！观念造成歧视，
歧视造成不公，不公造成不平等，不平等造成分化，分化造成对抗，
对抗造成暴乱。
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
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贪官犯罪后，在法庭
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种
地的怎么啦？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
罪犯都不如？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
的话，更不用说其他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一仍是吊
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
本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一是惩罚，二是转嫁城市危机。所以文
革结束后，它首先受到纠正。
美国有种族歧视，中国有阶层歧视。城市越大这种歧视越严重。有个
农村人来北京探望亲戚，刚出北京站，一股冷风吹来，他打了个大喷
嚏，鼻涕喷溅在地上，顿时从斜刺里冲出来五六个“小脚侦缉队”，
人虽老，声音洪亮，说他随地吐痰，要罚款五元。农民嘟囔一句：“北
京人怎么这样？”老太太厉声道：“那谁叫你来的？你从哪儿来到哪
儿去呀！”农民内急，找厕所，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还得买票。卖票
处距厕所有几百米。农民心想：果然是首都，厕所都像个衙门。乘公
共汽车，虽说是无人售票，可一个形象很泼辣的女孩把在门口，用一
根竹竿啪啪地敲打，喊着：“投币！投币！”到亲戚单位，门卫就像
警察似的，审犯人一样地审问他：哪儿来的？有介绍信吗？和要找的
人是什么关系？农民气极，返身就走，发誓永不进京。
都说美国妖魔化中国，我看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最严重：后人妖魔
化前人，大城市人妖魔化小城市人，群众妖魔化领导，当然有时领导
也妖魔化群众，知识精英和商界精英妖魔化工人，然后这些人一起加
起来妖魔化农民。可悲的是，农民一旦变成非农民，也立即翻脸，加
入妖魔化农民的行列。
这种歧视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根源还得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我认真思
考过，中国文化中有两个东西对形成这种歧视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山大王，
都拼命追求土地。野心靠土地实现。土地的攫取靠人口实现。统治者
都极其重视人口数量的多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古代战争都是打
规模，驱民作战。打规模就是打人口，换句话说就是打农民。毛泽东
说：“人少好吃馍，人多好干活。”就是这种规模思想的体现。于是，
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现在所以可以被称为无可争议的“大国”，最过
得硬的指标就是人口世界第一。历代统治者从来把人口主要是农业人
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视为实力，而不视为“人”。卷帙浩繁的古籍中
有哪一条是为农民说话的？统治者利用农民来改朝换代。一个时期被
战乱消耗掉的人口，在和平时期里总是被加倍地生产出来，一直达到
另一个饱和点，便又发生新战争；人口再减，再制造。绵绵不绝的人
口为统治者的私欲提供支援。朝代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面孔。农民被
驱来赶去都是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二，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儒、道、佛三种意识形态，骨子里都是反智
的，也就是说都是愚民的。维护皇权非愚民不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
可走。愚民首先是愚农民。在中国实行数千年之久的小自然经济生产
方式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保障，也是愚民的最佳策略。农民的生存与土
地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农民而言，生活是什么？就是为生而活。中央
电视台的记者曾到贫穷的陕北采访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问他：“放
羊干什么？”农民答：“挣钱。”“挣钱干什么？”答：“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生娃儿。”“生娃儿干什么？”“放
羊。”“放羊干什么？”“娶媳妇。”这已成为中国最经典的
对话之一。古老的亚细亚式的农业环境，使农民一代一代地异化。聪
明才智在这种异化中消失殆尽。人性也在这种异化中变形。在小自然
经济方式中，你的得益就是别人的损失。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高
兴不能与别人分享，而痛苦必须传染给别人。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农
民的葬礼，农民在哭死去的父母时，惊天动地，泪飞顿作倾盆雨，仿
佛非要把亡人哭醒，下决心不让死者安息。我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
种即兴表演。把高兴微缩，把痛苦放大。西方人的葬礼完全不同。他
们在承受痛苦时，尽量忍住眼泪。他们认为悲伤属于自己。他们总是
把高兴与别人分享。
农民对土地眷恋越深，封建王朝的统治就越巩固。农民的视野很难逾
越过自家的田头。改革开放初期，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亩三分
定天下。”当时实行包产到户，很多农民分到了一亩三分地。不要小
看这一亩三分地，就是这块地，农民就很满足，惬意，在那里精雕细
刻。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令人感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大学读书，
有一次去“支农”，逢长江发水，荆江分洪。数十万农民必须抛弃土
地，搬离到很远的地方。明天就要分洪了，可当天夜里，很多农民还
返回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我久久不语。这种恋土情结虽令人唏嘘，
却是反智的。农民只有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
本解决。这个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谈到。
坦率地讲，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处理农民问题亦有重大失误。毛
泽东本来是搞农民运动起家的。他在咱们湖北办过“农民运动讲习
所”。我认为他写的第一篇革命文章是《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分析》。
他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也是依靠农民打下的天下。但悲惨的
事实是，近几十年来对农民的歧视有增无减。对农民的压榨迫害之酷
烈，也是仅见的。今天中国农民问题那么严峻，其实种子是在毛泽东
时代就种下的。共和国领袖以农民之身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农民的事。
这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
农民。”包括教育毛泽东这个农民本人。
李昌平《我对总理说真话》一书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
评述却有偏差。他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尤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农村政策。这很不准确。五十年代我们的作法还不如历史上某些统
治者。专制王朝有时还会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我们简直不让农民喘口
气。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被强迫着立即加入互助组，高级社，直至
人民公社。农民深恨公社。因为这是变相地不花分文地把农民手中的
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并以“剪刀差”形式巧妙地占有农民全部的剩
余价值。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财政
总支出从1122.09亿元，上升到6823.72亿元，增长了6.1倍；而用
于农业的支出，从150.66亿元，上升到567.22亿元，增长了3.8倍。
但同期内，国家财政总收入由1132.26亿元上升到6242.20亿元，增
长5.5倍，其中农业收入由31.65亿上升到362.05亿元，增长11.4
倍。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比例在增长，但社会对农民的反哺比例却
在衰减。农民彻底沦为无产者，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就是“满头乱
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首
先拿人民公社开刀。再接着，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三
年灾害”、“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被重创，伤亡之惨重，我的
著述中多次提及。即便如此，农民还是忍耐下来。有一次，向越南运
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一群饥饿的农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
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农民看到粮食上有“援越”字样，立
即大喊：这米吃不得，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农民立即住手，连吃
进嘴里的米都吐了出来。还把口袋缝好。多好的农民呵！当年为马寅
初平反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有关马寅初的案卷，感慨万千，含
泪说：“共产党应该起誓，不能再迫害知识分子了。”我觉得这话用
到中国农民身上也合适。
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户口
政策，是对农民最深重的歧视。户口政策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把农民死
死摁在土地上的思路，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莫大限制。
]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民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底层。只要
祖上是农民，就有可能世世代代沿袭下去。鲤鱼有“龙门”，农民有
“农门”。要想跳跃“农门”成为城镇户，农民们像刘邦一样屡战屡
败，屡败屡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一道户口的鸿
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多数农民在这道沟前倒下。少数人过来了，旋即
加入挖沟的大军。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
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宫希魁有篇文章《用大视野审视农
民问题》里，有句话很深刻：“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造了大量
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没有‘工作’。”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而从事
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单位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
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而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则不需要。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一九五七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选用临时工的规定》明确提出：
“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
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的耻辱和
标记。
毛泽东可能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初期，他可
以无需带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私人的信函就到了最高
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我们歧视农民的观念无处不在。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农民是中国最大
的纳税群体，可农民却享受不到任何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
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试问，
这公平么？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歧视农民的观念。用观念战胜观念。这
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考题，我们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从
剖析和改变中国文化入手。光治表不治里是没有用的。蒋介石的三民
主义在农民问题前翻了船。毛主席的计划经济也在农民问题前翻了
船。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农民真正的休养生息。然而，今天，改
革的思路即将用尽。改革给农民带来的恩惠即将用尽。时代在发展。
昨天不代表明天。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较过去而言富裕了许多。在那
段时间，家已经与集体、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是在荆江分洪区，
一九九八年大洪水时，农民自发地保卫家园，决不后退。没有人来号
召和鼓动他们，全是自发。村干部说：谁比较富裕谁就比较积极。“不
用喊，上堤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今天，改革深化了，新的问题接踵
而至。我们必须与时代同步。
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
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
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
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
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
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
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
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
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
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
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
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
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
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
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
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
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
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农民参政”问题。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
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
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
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
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观点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
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
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
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
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
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
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
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
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
而上进行的，我指的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
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
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
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
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
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
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
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
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
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
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
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
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
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
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
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
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
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
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
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
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
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
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
解决。
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
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
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
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
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
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
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
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
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
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
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
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
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
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
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
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
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
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
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
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
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
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
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
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
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
费、教育附加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
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
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
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
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
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
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
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
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
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
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
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
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
“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
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
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
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
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
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
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大吃大喝？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
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
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
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
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
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
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
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
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
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
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
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
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
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
民对发展的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
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
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
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
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
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
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
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
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
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
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
看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
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
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
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得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
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
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
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
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
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
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
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剩）余的劳动力，
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
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
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
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
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
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
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
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
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
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
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
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
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
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
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
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
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
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
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
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
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
作敏的坐骑是奔驰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
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
天，农村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
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
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维权也，评）。他们为数虽少，
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
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
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
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
子存在。当时称他们是“黑手”。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
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
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
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
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
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
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
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
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
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
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
情的投入。
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
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
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
需要规则。（说得太好了，评）
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
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
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
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
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二、
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
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
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
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
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
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
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
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
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
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
少？基本没改变。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
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
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
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
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CITYZEN。
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
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
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
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
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它
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
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
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
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一九四七年时成立了一个
“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
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
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
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
因而遭到批判。一九四九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
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
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
一九九三年三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
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
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
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
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三、让农业真正走向市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后，我国的政策
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行割断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然
流通。表现在政治上是确立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身份制
度，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在经济上，从农村汲取过多。把农民作为农
业生产和经营的劳作主体，却不是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国家在奠定
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
金。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肯定长期以来是经济的主体。农民
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由于农民阶层处于分散状态，由于千年以
来的歧视农民的观念作祟，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农民长期以来只能
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无法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主
导者和操纵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农民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呢？有三个原因：①
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
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农民在无利或
微利时，应当可以选择不生产以规避风险。但目前农民不能自主，说
明农民尚不能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在服从一种意志经济。②农民只
是义务主体，而不是权利主体。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
产后），只有“产中”的权利，产前和产后有利可图，却被权力部门
垄断。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再高，农民也得买。因为供应渠道单
一。价格与市场脱节。农产品价格再低，农民也得卖。收购渠道依旧
单一。不卖就只能烂在仓里。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
作家乔治·穆尔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讲的是
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以此来形容目下中国城乡之
间的关系，是很贴切的。农民为国家创造了那样大的财富，这些财富
在城里转化为条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城市人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补
贴，这些补贴却没有一点农民的份儿。农民在财产上的这种不平等的
地位，构成了中国农民最显著的特点。政府追求稳定，把大量精力放
在城市，仿佛城市不稳定就是国家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总不如城市不
稳定来得凶猛。只要不酿成全县、几个县、几个地区的大规模事件，
就不必挂心。
今天，农民问题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可
农业仍然被桎梏在计划经济的紧箍咒里。农业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
的一部分。再说明白一点，农业还不能算一个独立的产业，还没有独
立自主地进入市场。八亿农民生产了农业产品，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农村无法融
入现代社会，农民就始终是土地的奴隶。只要农民是土地的奴隶，中
国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中
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没有
宪政，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现代化。只要农业产品一天被市场边缘化，
农民就始终是社会边缘人。
农村改革触及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难度空前，但没有退路。
好在中央十分重视，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上头重视了，你们
下面千万别忽视。我不想开出解决农民问题的药方，但我有自己的思
考。总起来说，就是：要有大思路──彻底解放农民；要有大前提──
给农民以公民待遇；要有新战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要有新举措
──社会反哺农业、反哺农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不看重农民，
要吃大亏。
中央已深刻地看到这个问题，农民问题正被列入各项议事日程。中央
决定在五年内减免所有农业税，令人鼓舞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农
村的胜利不是最后的胜利。”但没有农村的胜利，就没有其它的胜利。
我注意到，个体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媒体称
其为“新农业革命”，即在农村实现“零税赋”。这与中央精神是一
致的。当然，“零税赋”只是可喜的第一步，后几步要紧跟上。光免
税赋远远不够。其实，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相当高，甚至与农业税
总体持平，再征收的话根本不合算。与其把“零税赋”看成是经济行
为，我看说它是政治行为也不为过。仅举一例，收税过程已使农村干
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许多农民印象中，乡镇干部要么不上门，一上门
就是收税的。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我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深刻认清局势。真正在思想和理念上做到与时俱进。举例说明：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解决了“主人”问题，现在则要解决“主体”问
题。
什么是“主人”问题？即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
的农村，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农民为什么不热爱土地？土地为什么种
不出庄稼？为什么“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怪谁”？国营工厂
工人为什么不热爱机器？大庆油田盈利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高兴？
大庆油田亏损了，全国人民是否感到伤心？过去，生产队里死一头牛，
社员欢天喜地等待分肉。现在农民家里死一头牛，全家都会掉眼泪，
会伤心地一天吃不下饭。是主人就是主人，不是主人装不出主人。是
主人就会爱惜自家的财产。是主人决不会盗窃自己的财产。改革开放
二十余年，“主人”问题已然解决。
“主体”问题是新问题。农民虽然成了自己财产的主人，但不是自己
产品的主人。农业远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土地、劳动力、
资本应当自由流通，当然这种流通是以产业的自主和自由为先决条件
的。我只能提出这个命题，而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多多，比如如何打
破现行农村治理体制对农业中间环节的把持；如何打破现有的户口制
度，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从而导致农民直接走向市场，等等。这些
都等待农业专家来诠释。
第二，信息功能。农村的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地传递到高层决策部门，
而这一点现在做得奇差。客观原因是，农村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少
文化，素质低。主观原因是，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
村委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做到下情上达。一个乡镇干部就对我说，
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叫成绩金字塔，一座叫问题金字塔。前
一个金字塔是倒着的，从村、乡、区、县、市、省、中央七级，凡是
成绩，比如粮食产量啦，扫除文盲数目啦，节育人口数字啦，每上报
一级，都要夸大虚报，以显示成绩。越往上越粗。“层层加水，水到
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这个弊病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
为了鼓舞士气，消灭敌人一个连，说消灭了一个营。不想传到现在，
遗害无穷。而后一座问题金字塔，则是顺立的，因为问题被一层层缩
小。一路缩小上去，最后缩到中央一级，问题只剩下小尖尖了。这个
比喻真妙。
相反，决策部门的声音也被层层阻隔，农民们听不见或听不清。信息
严重的不对称。上面知情，下面不知情。信息对有权者透明，对无权
者不透明。最终没有权力获得信息的当然是农民。
第三，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农村的出
路不在农业。我们要摆脱重农意识，逐步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关键是如何盘活潜在的资源。
解决农民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是，再过几年，中国农业
将与世贸的农业政策接轨，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情，也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内市
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如强行接轨，
很可能使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
这倒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个世界性的农民问题。去年九月，
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在会场外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涌来大
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他们高举着“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牌冲
击会场。韩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韩国的农业人
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还享有政府的农业补贴，其农民尚且
不能忍受WTO农业政策的冲击，那么中国农民能忍受吗？李京海留下
的遗言是：“既然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我的韩国朋友说，这是
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力。但愿中国农民不要只有这种权
力。
WTO的“农业自由化”政策，实则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
农业政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肯放弃农业。在这一点上，美
国最为典型。美国的棉花成本是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
府每年都对棉花产业进行高达三十亿美元的贴补，使美国的棉花得以
廉价倾销。哪个国家能与争锋？
在今天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粮食进口国
却都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是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产品
本来就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与WTO农业政策接轨后，却挡不住发
达国家对我的粮食出口。农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我心里酝酿着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终极方案，还很不成熟，现在应当
马上做的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原因：①农民参与国家竞争的需
要；②中国农业GDP只占15%，却要养活70%的人口，这种结构面临
崩溃；③对农民收费成本过高已背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④按国际惯例，中国应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了。
最后，还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人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长久
卸不掉的包袱。我有一个感觉：人口在与土地作战。出路何在？答案
恐怕还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寻找。打个比方，中国缺水，但以色列
更缺水，几乎无水，为什么以色列的农业位于世界前列？因为科技突
飞猛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缺的不是水，缺的是科学。中国农业
只有依靠科技才能突破。我来自西部，西部贫穷的农村最缺乏的首先
是观念，其次是科学，再其次是政策，最后才是资金。
读者推荐《中国信息中心，观察》
···················（完）
摘要：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
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
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
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
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
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但不是
等待，学渊评）
摘要：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
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
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
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
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
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但不是
等待，学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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