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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影：不容错过的改革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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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有过多的利益涉入，在暂时无法放开民主制度提供的监控力之时，为地方政府塑造更加可控、可预测的行为规范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2011年中国经济依靠自身强有力的结构优势，将可在外围经济普遍不景气的环境中再次展现魅力。届时，“中国模式”的赞美声将高唱入云。但是，明智的政治家将会意识到辉煌背后的风险。不论政治与社会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单就经济运行本身而言，人口红利消失、进出口长期增速下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国进民退侵蚀效率、创新能力薄弱、过剩产能庞大、消费疲弱等等因素，都可能对中国长期增长图景投下阴影。因此，明年经济相对稳健的状况无疑提供了最佳改革时机——事实上，从各种迹象判断，未来三年很有可能是最后的改革窗口。

　　从注意力分布来讲，我们不应该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保增长、控通胀上，因为这两个目标实际上是瓮中之鳖。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放在调结构上。调结构的重点，不在于产业政策或者投融资政策等具体干预经济运行方式的政策上，而在于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核心，以求建设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目前的关键点有三：财政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及金融外汇体制改革。

　　财政体制改革不应再拖。虽然别的改革与政策同样十分重要，但在目前时刻，却应该突出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地位。应该认识到，不从财政制度角度重新设计制约政府动力学机制，调结构将成无源之水。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离不开政府职能的主动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离不开建立健全现代财政体系。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大于过，但留下许多应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够合理，以及财税管理体制本身不尽合理。1994年改革之后，中央政府财权大幅扩张，财政收入连年以远高于GDP的速度上升；而地方政府在承担了许多政府义务的同时，出现了制度性赤字，以至于各地不得不各显神通，饱受诟病的土地财政、乱收费、基础政府服务严重不足等现象，都与此有密切联系。财力不足之下，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运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营、房地产开发、争项目等短期性活动上。这几年的许多经济怪象与此密切相关。

　　改革思路可以考虑简化层级、完善分税制以及推进财政透明三个重点。应该大力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举措，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重新构建完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而不是现在的五级架构。如此，财权与事权的对应才更加容易管理，也符合世界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同时，在中央政府主导之下，应该集合全社会共同意见，形成一个各级政府事权明细单，并据此一步到位落实分税制体制，令各级政府税种与事权呈现基本的对称。在此基础上，转移支付等功能才能够更加合理地厘定。另一方面，政府付出足够的政治努力，推进财政预算透明。可以按照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在市县一级推进预算透明化，并接受人大与公众监督。

　　与此相配套，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应该得出结果，并透过地方政府发债机制建设、土地出让金规范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将地方政府预算赤字与债务纳入透明化管理中。

　　第二要点是对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进行改革，按照国有资本为全体民众服务的原则，令国有资本成为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之一，并建设更加公平的国民待遇的市场环境。

　　第三个要点是金融外汇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的要点是争取形成更加市场导向的人民币币值形成机制，并为人民币更大程度的国际化、资本项目更大程度的开放化做好制度准备。而金融体制改革的要点，则是在强化风险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允许民间资本对金融业更大程度的介入。

　　抓住财政体制、国有资产体制以及金融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而不是埋首于试图抹平经济波动的细微波纹，才能够为中国经济迎来长治久安的大好局面。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维持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这种深度介入曾经帮助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维持承担的巨大风险都共同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必须对此进行改革。

　　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有过多的利益涉入，在暂时无法放开民主制度提供的监控力之时，为地方政府塑造更加可控、可预测的行为规范至关重要。从财政角度入手，可以在引发最少争议的情况下达到部分目标，也可以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奠定坚实基础。明后两年相对平稳的竞争增长格局为实施这一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祈望矢志为民生创造幸福、尊严生活的本届政府勿失良机。否则，一旦错失时机，短暂喧哗之后可能迎来无尽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