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心理”为何会正在社会上蔓延?

或许正是习见、消极而巨大的力量,使即使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也普遍产生了弱势感。

　　调查统计不应满足于为常识做注脚,其价值在于发现问题。新近一项问卷调查发现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的“弱势心理”正在社会上蔓延。我无法判断这一调查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显然,它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或者它的影响也“正在社会上蔓延”。

　　以下是这一调查的几个重要数据:45.1%的受访党政干部、55.4%的受访知识分子,以及高达57.8%的受访白领纷纷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弱势”之声洋洋乎盈耳,使人惊愕。从一般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出发,这几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虽未必处于绝对强势,却也不至于下降为弱势群体。倘若他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弱势群体,那么谁又是真正的强势群体呢?一个官本位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如果连官员都成了弱势群体,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结果,无疑超出了人们根据常识便能理解的范畴。但如果调查结果是受访者基于真实意愿的表达,自然也不能说没有研究价值。

　　弱势与强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以之来命名一个群体,则至少应当根据其现实的经济社会地位来判定。官员自称弱势,难道是由于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了吗?“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每年数以百万的青年才俊报考公务员,其竞争之激烈远甚于高考,莫非他们都是冲着成为这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去的吗?与从前相比,官员压力加大,得抑郁症的增多,有的竟至于自杀,但作为一个群体,称之为弱势,并不符合事实。起码,官员握有公权力,而这是其他群体都不具备的优势。官员自称弱势的原因,比如说“没有背景”、“收入有限”、在问责监督面前成了“惊弓之鸟”等,有的毫无道理,有的并无可比性,均不能构成自证其弱势的依据。

　　除了相对的经济社会地位这一不可或缺的标准,科学地进行比较也是重要的一条。小官与大官比,当然弱势,但前者并不就成为弱势群体,因为和小民比,他们又能威风八面、作威作福。知识分子在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必定是弱势群体,但碰到“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明君,他们又上升为强势。一个教授或研究员,收入固然不应低于卖茶叶蛋的,但若与日进斗金的房地产商去比,并因此自认弱势,恐怕也没多少道理可言。白领与老板比,自然弱势,但他们无疑站在蓝领的头上。一面拿市场体制的高薪,一面又有传统体制的稳定,这是人人梦想的一劳永逸的强势,但到何处去寻觅呢?你羡慕官员、教师的稳定,他们还羡慕你的高薪,也可以自称弱势。不过,以己之短形他人之长,或以己之长形他人之短,这样的比较又有多大意义呢?

　　如果调查一下农民或农民工,他们中自认为是弱势群体的比例,想必要大大超过官员、知识分子、白领等人群,但从这个调查中似乎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问问他们如何看待官员等群体自称为弱势,他们很可能会认为那不过是谦虚、自嘲甚至诬蔑。所谓弱势心理蔓延,很可能只是弱势表达泛滥的表现,而自认的弱势能够得到表达,与那些无从表达的群体比起来,又何尝不是一种话语权的强势?官员等群体自称弱势的心态,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以我有限的经验来看,示人以弱,也是强者保持强势、发展强势通常沿用的策略。

　　我虽不认为官员等群体自称弱势具有整体真实性,他们关于弱势的界定方法也未必具有科学性,但从这一调查结果确实也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乃至共同的境遇。倘若连主导社会的官员群体、引领文明前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身为职场精英的白领群体,都在心理上真实地感受到了弱势,那么就不仅可能意味着他们所处的阶层存在诸多损害公平正义的因素,也可能意味着他们心中存在共同的某种或某几种损害公平正义的强势力量。或许正是这些习见、消极而巨大的力量,使即使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也普遍产生了弱势感。

热议张维迎与社会转型的焦虑

中国大学是如此之多，北京大学也有数十个学院，大学学院院长的任免真是寻常事，但这一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去职却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关注，因为去职的院长是张维迎。

　　张维迎教授可能是天生的明星人物。我的导师告诉我，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尚青春年少的硕士研究生张维迎，就因为发表了有影响的看法，而一跃进入学术界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留学英伦学成归来的张教授因发表企业理论、博弈论著作，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当然，公众赋予张教授的身份定位，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学家，此后，他不断发表诸多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的看法，牢牢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显然，他是当今社会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据媒体报道，有相关人士声称，张教授此番去职或因其“言论过激”所致;而北大方面则称这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真实原因到底如何，是无从究诘的，这且不去说他了。且看张教授这些年都发表了哪些看法，略举几例如下：“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零价格或负价格转让国有资产国家也不一定吃亏”。类似言论，在媒体报道和口口相传之中，不免会有断章取义或忽略上下文语境之处，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张教授的此类观点呢?盛洪教授曾有过一个看法，在公共辩论中，应该恪守两个原则，“不质疑对方的立场”、“不质疑对方的智商”，显然，这是公共辩论中的两条对话伦理底线。张教授的学养，公众其实是很难质疑的，至于质疑张教授的立场，当然也是不应该的。作为一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张教授发表的看法是值得知识界和公众严肃对待的。必须认同一点，张教授在发表他的所有的看法时，他是真诚的，是恪守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如果先入为主地认定张教授坐在了资本家一边，是一种立场先行的“文革”作风，有价值的公共辩论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倘若以“不理性”苛责公众，也是不应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普通公众不可能人人具备复杂的学理性训练。但是，为什么张维迎教授不断成为话题中心人物呢?这其实折射出来的是转型时代公众的焦虑心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转型社会最大的特质就是利益关系激烈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人人的利益都切身攸关，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非常之高。然而，如众多转型理论家所分析过的，中国转型并不具备全然的“帕累托改进”性质，即并不是所有人在改革过程中都获得了同等的福利改进。事实上有很多人在转型过程中成为利益受损者，如早些年的下岗工人，近些年农村里的失地农民、城市里的拆迁户、多年不曾涨工资的农民工等。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百分之十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五十五倍，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阶层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凡此种种现象，让广大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绝对被剥夺感和相对被剥夺感。然而，我们当下的社会，缺乏包容各种社会意见和利益诉求的体制性机制，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正常渠道进行正常表达。但公众需要一个宣泄的管道和契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张维迎教授貌似过激的言论，无疑会激烈地刺痛公众的神经，自然就不免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故而，张教授事实上为公众提供了意见表达的触点和契机，公众对极具明星风采的张维迎教授的热议，表达的其实是对自身命运的关切，以及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张教授去职事件会很快过去，但中国转型还在继续，转型中的重重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在和谐的社会利益秩序确立起来之前，即便卸任了院长一职的张维迎，仍然会继续充当公众视野中的一个话题符号。只是，这对于书生本色的张教授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