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中华和合思想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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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和合思想的时代价值
推荐到首页□ 左亚文 《江汉论坛》 2007年第02期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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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中华古老的和合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和合思想的现代价值进一步凸显出来。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将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导向和价值目标。那么，和合思想的时代价值究竟是什么？它与和谐文化建设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时代魅力？这些都是我们在重新探讨和阐释和合思想特别是在思考和研究和合思想与现时代的关系时需要解答的问题。
一
和合思想是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之魂和文化之根，它的核心理念是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比，和合辩证思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从一个“和合”的视域出发，透析和阐明了对立面和异质差分要素之间的和谐性、平衡性、互补性、有序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具体探讨了它们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及其特殊规律。在中国传统辩证法中，“和合”不仅是指“正相反对”（黑格尔语）的两个方面在统一性或同一性基础上的有机结合，而且是指诸多差分要素的统一，即多样性的统一。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晏子所谓“和同之辩”，其中的“和”就具有“阴阳和合”和“系统和合”的双重含义。“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① 这些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日常生活、生产、政治、经济、文化、治国、理政等方面的事实，都生动地证明了差异要素之间“和合”的必然性和普适性。因此，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既包含了不同于西方的朴素的“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又蕴涵了朴素系统论思想的萌芽。这正是它历久而弥新的深刻之处。
中华和合辩证思维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基因”，它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它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陶铸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习惯、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一种哲学思维能长久存活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中，乃至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生活信念和习俗，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绝对是罕见的。
但是，像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发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文化精神，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曾几何时，“中和”被斥之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阴阳”被误解为“迷信的大本营”，在这样一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狂热中，人们到了谈“和”色变的程度，和合精神被当作封建糟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于是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接受的是与和合精神相对立的斗争哲学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思维被强行“改装”为斗争的辩证法，斗争被片面地夸大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源泉，斗争成了一个万能的武器，乃至被渲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品格。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单维的线性思维定势，人们的精神被改塑为标准的“单向度的人”，其主要表现是：肯定“这个”，就必然否定“那个”，此是则彼非，反之亦然。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已经浸透到人们的潜意识结构之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习惯性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始终构成我们这场改革开放的严重思想障碍，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的历次思想大解放，实质上是要从思想上解决这种教条主义的二值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人们从这种僵化的单向思维中解脱出来。但这种思想解放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二值对立思维的另一个遗害是和合的系统整体思想的缺失。受对立和斗争思维的影响，人们以为在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系统中，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个“纲”，就会取“纲举目张”之效，其他非主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在一个具体的矛盾斗争中，只要抓住了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其非主要方面就能顺势获得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是很大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或者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抓得比较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几手却抓得比较差，以致造成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乃至脱节，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其成因很复杂，不能仅仅归咎于一种哲学思维，但却与缺少科学的和合系统思维的指导不无关系。试想，假如我们能更早确立起“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假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斗争哲学”和二值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不是如此之深，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会少走弯路，就会以最低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
因此，“和合”问题在世纪之交的兴起，并最终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决不是某些学者和国家领导人心血来潮或纯理论思辨的产物，也不仅仅是要对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重新“正名”，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呼唤，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昭示，是深化思想解放和转换思维方式的需要，也是创生中华传统文化和推进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的要求。
二
继承和弘扬中华和合思想首先对于开拓人们的辩证视野，真正树立科学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人们几乎可以从无限多样的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观照，这样就必然产生出多样性的辩证思维方式。以为辩证思维作为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定具有不受时空限度约束的最大普适性，这种认识本身是有违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无疑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从“矛盾”视角切入，具体考察了“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②，尤其揭示了矛盾的对立性、斗争性和冲突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了其矛盾运动的内在机理，这正是它的真理性之所在。但是，任何辩证法理论，都有其作为认识“观测点”的致思取向，唯物辩证法也不例外，突出矛盾对立性的“否定性的原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致思。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就辩证法的原意来说，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本来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对于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和谐性和平衡性，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亦有明确的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滥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时，分析了矛盾在正、反、合三个阶段所经历的辩证运动。他说，当正题设立自己的时候，就立即分化出相互矛盾的思想，即是与否、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从而在其自身内设立起反题，形成正题与反题的分离和对立，但是，辩证的运动进一步发展，“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③ 。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对立面的“均衡”、“中和”和“融合”的问题，指出不仅“合题”是对立面的“均衡”和“中和”，而且在这种矛盾的“融合”中会产生出“新的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不排斥“对立面”的“和合”或“中和”。从辩证的观点看，“矛盾”既是“对立面”，又是“统一体”。因此，在“和合”的问题上，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亦有相通之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斗争哲学”，因而是与“和合”、“中和”不相容的观点，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种错误的“附加”。
现在，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深化思想解放和进行理论创新仍然是改革的先导。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与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决裂，同时大胆进行理论创造。而在这方面，我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极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从和合、协同的角度，着重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互依、互补、互渗、互动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突出特点。因此，重新分析、清理和改造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诠释，使其思想精华重现天日并发扬光大，这对于我们消除“斗争哲学”的遗毒，推进思想解放，实现思维方式的转换，革新传统理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
继承和弘扬中华和合思想对于我们根据时代特征确立和合系统思维，制定正确的国际外交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④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⑤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概括是切合时代实际的，它揭示了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本质和根本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形势在总体上是趋于缓和的。当前，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多极化的格局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呼声空前高涨。这些新的变动和新的因素都有利于维持和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这是时代的主流。但另一方面，世界还很不安宁。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的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地区和国家因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更加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问题的存在又说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题同时是时代的两大矛盾，它们在矛盾中存在，在矛盾中发展，在矛盾中实现出来。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既然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就意味着这两大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战争的危险不再存在，天下从此太平的观点，是对邓小平关于时代特征论断的误解。面对这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复杂形势，过去那种同“战争与革命”时代相适应的战略思维方式显然已不适合现时代的要求。伴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我们的国际战略思维也必须进行变革，即由过去的“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转到“多极互动”的多向立体思维。无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仍然是我们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正如列宁曾经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实践发展而突出出来。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同一性问题凸现出来了，关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和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的辩证方法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和合系统思维显示出它特有的时代价值。根据这种思维，整个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差异和对立因素所组成的有机的和合整体，而现实的世界正是这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所预想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和“世界交往的普遍性”已成为看得见的现实。在这种全球化的大经济、大政治、大文化和大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全球性大战略思维，扩展世界眼光，清醒地认识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已日益凝聚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里，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在这样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求生存和求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树立和合系统的战略思维，一方面认清世界和平发展与和合共处的大势，另一方面又不对世界各种对立和矛盾抱任何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和合体并不表现为一种无矛盾的太平景象，它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国与国之间仍然是实力的较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和合”并不是解决矛盾的万能钥匙，世界上的许多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加以解决，但斗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为了谋求更高层次的“和合”。因此，在提倡建立和合的系统战略思维的时候，要防止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同时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和合系统思维，并将其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以便用和合的多维辩证方法来指导我们制定正确的国际外交战略。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的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特性。从其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来看，它是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是特指某一种文化理论或文化体系的外在实现形式，也是指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多种文化理论或文化体系共生共荣的状态。从其基本特性来看，和谐文化是对一切以和谐为其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存在的文化形态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就其基本内容来看，和谐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土人情、道德习俗、文化产品、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其中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是其本质和内核，具有主导和决定的意义。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客观实际在文化上的高度反映和表现，同时又构成和谐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理论根基。没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就没有和谐文化的生存环境；同样，没有和谐文化的思想和价值导航，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实际上，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既是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的伟大纲领，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和谐文化的思想理念。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明确地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表明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升华。历史的经验一再启迪我们，文化理论的创新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是凝聚社会力量，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一经与实践结合并“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
但是，任何新的理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体系。我国传统文化蕴涵了丰富而深厚的和合思想资源，数千年来，它已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仍屹立不倒的文化灵魂，成为滋养中华民族文明绵延不绝的丰厚沃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风度的象征。像这样一种对民族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如此长久而深刻影响的文化，我们是无法将其抛在一旁而置之不理的。所以，在历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和波折之后，和合文化终于在２１世纪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这正是它的强劲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之后受到国内和国际普遍赞誉并引起热烈反响的深层原因。
中华传统和合思想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其原生的形态上，是不能现成地为我们所用的。所以，要使中华和合传统与现时代的和谐文化建设相结合，必须对之进行认真的分析、清理、筛选和改造。这就要求我们从现时代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和合思想进行再造和重释，赋予其时代的新义，使之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实现创造性的转生。这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开端，也是振兴中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壮举！
注释：
①《国语·郑语》。
②《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５６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０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５、３５３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４６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