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两次大呼吸（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3:52:40
两次大呼吸（上）
——东方文明的大成与我们国家的使命
按：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2009年（内部版）3/4期合刊。《战略与管理》像一个重病号，发了多次病危通知书，有过休克，甚至宣布过死亡，还等待过火葬。现在又复活了，虽然还是在“内部”。秦朝英还是那个秦朝英，研究会会长已经是新的了，大名鼎鼎的郑必坚；杂志执行主编呢，郭琼虎，稍微熟悉点10年来中国网路思想界的人对他都不陌生。
虽然想尽量写得平易，但本文还是不太好读，不想受罪的人，不读也罢，还不如记着去看看烟火。
一，我们不是害虫
不论心怀何胎，世界舆论一般都同意，中国在崛起。所谓崛起，就是国家总体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快地增长，首先表现在经济规模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而位于世界前列；在趋势上，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历史提供了国家崛起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对外的和平崛起，或武力崛起；对内的民主崛起，或集权崛起。崛起，要求国家有一定规模，规模越大，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崛起得越迅速，越势不可挡。
一般来讲，国家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国家容易选择武力崛起道路，殖民时期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法兰西，工业化初期的沙皇俄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还有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通过军事扩张，把别的主权国家并入自己的版图，或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原料供应地或海外市场，以寻求外延的经济快速增长。
规模聚合在先，经济增长滞后，或者武功被废的大国，通常会选择和平崛起道路，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今天的中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的情况有点复杂，导论里没有篇幅讨论。
武力崛起的大国在国内走的肯定是集权道路，殖民时代的西欧列强在国内实行君主专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诸国在国内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统治。先民主化，后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走的肯定是民主崛起道路，比如今天的印度；先民主化，后要走对外武力扩张道路的国家，会逼着国民对内选择颠覆民主的集权化道路，比如当年的魏玛德国。
坚持对外和平崛起的国家，对内如果不是已经走上民主道路，应该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者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后者如改革后的中国。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世界公认的全权体制，其特点是“五个代替”：国家代替个人，政党代替国家，中央代替地方，领袖代替中央，政治代替经济。经过改革，“三个代表”代替了“五个代替”，这是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结果，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逐步分开，有史以来集权程度最高的全权政体，已经变革为“混合政体”，既有形式选举和实质任期的现代宪政民主成分，也有遴选接班和非票决制的传统仁政禅让成分。所以，我把当前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民主进程中的和平崛起”。
对中国的这种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让国外“中国威胁论”者们不高兴的，主要是“未民主”。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他者”：首先，民主化的步伐没有赶上经济增长和军力增强的步伐；其次，官方意识形态的臀部上还留有前苏联集团遗传的胎记。一旦中国在民主化道路上倒退，一个克里斯玛式的独裁人物完全有可能利用“受害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实力，强大起来的“他者”就会变成可怕的“复仇者”、扩张者，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发号施令者。
在他们的政治理论框架里，有一种理论叫“民主和平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战争大多在两个专制国家，或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没有，也微乎其微，中国在未成为民主国家和屁股上的前苏联胎记消失之前，对崛起的和平方式的承诺，并不比狼对“素食食谱”的承诺更可信。
有意思的是，恰好中国国内就有一些“狼”的信徒，他们从来就不对素食有任何承诺。让他们不高兴的，恰恰是“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论调如果不是娘娘腔，也是文艺腔。中国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的老大，和平要么妨碍，要么推迟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得更露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这意思是，不在战场上，就在猪圈里，在西方人圈我们的猪圈里。和平，他们不高兴；战争，他们高兴。人家说，中国是威胁。他们说，我们不只是威胁，我们就是战争。这不是爱国，是害国：对外中断和平崛起，对内夭折民主进程。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杀虫剂广告，画面上蹦跳着一拨虫子，一边热舞一边欢唱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看上去很高兴，幸好高兴的时间不长。
事实上，国内国外的不高兴者们，都误判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当前的崛起，不仅是国家行为，更是文明行为。国家行为指向的是权力，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看来，即便是民主国家，一旦崛起为潜在的世界首要大国，也会与前任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更何况正在崛起的中国还是非民主国家。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海默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家注定相互冲突和战争，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悲剧”，他说。
但文明行为指向的不是权力，而是魅力。因为国家是政治实体，而文明则是文化实体。历史上，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方式是征服，因而伴随冲突与战争；而文明魅力，特别是东方文明魅力扩展的主要方式是传播，伴随的是取经和留学，比如大唐的取经僧，日本的遣唐使。权力是单一性的，国家有边界，容易排他。魅力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边界，可以并存，冲突不是必然的。
虽然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仍然运用权力分析工具和冲突模式来看待文明，提出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见解，但那至多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性视野，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赞成。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就将亨氏“文明冲突论”称为“政治学摩尼教”，基本模式就是“我们”反对“他们”。东方文明，无论印度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不长獠牙，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非武力扩张。有十字军东征，炮舰护教，绝没有儒冠或“卍”字军西征。确实，蒙古铁蹄蹂躏过欧亚大片疆土，但那是类似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入侵，不是文明扩张，遭殃的不仅有西方文明，也有东方文明。
从文明行为，而不只是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绝不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悲剧”，中国人也不都是想要用武力做世界老大的“害虫”。我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增强国力，也是在成就先祖们开创的东方文明。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公元前600到前300年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轴心时代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
显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文明”，限于精神文明，未包含物质文明。如果把文明看成是精神-物质一体化文明，那么，需要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第一，轴心时代增加，不止一期，精神化只是第一期；第二，文明数量减少，剩下两个，东方与西方文明，由于未能独立完成精神向物质的独立轴心化，以色列文明并入西方文明；由于古印度轴心时代的最伟大精神领袖释迦牟尼移民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地区，印度和华夏文明并轴为东方文明。有趣的是，中华文明吸纳了印度文明最有价值的部分，印度文明却没有吸附华夏文明的任何可以分辨的部分。
中国当前的崛起，可以被看成是东方文明进入第三期轴心时代。第一期是春秋时代的精神化；第二期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迈出新的步伐，物质上创造农业文明，精神上同化佛教文明；第三期呢，更广的普遍性，更大的包容性，精神上吸收西方价值与制度文明，物质上成就工商业文明。
传说鲁哀公与众大夫狩于野，射杀一头异兽，似鹿似马似牛似龙，众不识，请孔子。孔子见而恸之，说，此为麒麟也，盖出于盛世，今无圣王在位，所以见杀，哀哉呼也。这是一个寓言，麒麟之死，象征中国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结束。从那时到现在，2500年过去了，虽然再也没有麒麟的消息，但仍然有外部世界像发现麒麟一样，发现孔子和他同时代大师们精神化的华夏文明的消息。
二， “G2”构想与世界文明的“双黄蛋”
上文提到，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国内外都有人不高兴。不过，也有人很高兴。国外不高兴的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高兴的人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和“G2(中美两国集团)”新概念。
视角决定思维。从国家性质和军事力量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看到威胁并不奇怪。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中国还没有达到国际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最低验收标准，因此，中国的实力增长不能让他们放心；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视角看，无论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权力扩张本性，中国的军事力量，宇宙空间开发力量，以及全球影响力增强，意味着对前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压缩，自然会触发其“悲剧”意识。
从经济角度看怎么样呢？几人欢笑几人愁。美国劳工组织肯定发愁。白岩松访问过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成空城，中国的汽车销售量今年初以来却攀升世界第一。中国加入WTO，大大推动了全球工资水平平均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如果不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丢掉饭碗。但从消费，国际分工和资本利益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肯定是个好消息，不仅会降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提高国际资本盈利率，还会增强世界经济的互补性，美国哈佛大学经济
弗格森教授和在他那儿访问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
绝大多数中国舆论都认为这是美国代言人在忽悠中国，给中国灌迷魂汤，目的是哄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好让中国人干活，美国人快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人把危机归罪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人把危机归罪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把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储蓄嫁接起来，看到双方经济的共生性，确实是个独特视角。还有人从这个视角出发，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即G2的设想。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也都不认同这个设想。
仅仅从经济体的角度看，不认同是有道理的。一个储蓄，一个消费，这不是什么“共生”集团，而是“寄生”关系，这是第一。其次，和美国绑在一起，既招风，又招恨，捧得高，摔得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被这样捧过，自己也这样吹过。先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了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接着自己出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结果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索尼，头一晕，到美国大肆购买资产，最后载了跟头，至今一蹶不振。而美国呢，来了个IT和个人电脑革命，日本就遗失掉了十年。
不过，从文明体的角度看，把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则并非无稽之谈。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和核心国家，中国则是承担东方文明大成使命的核心国家。日本曾经想承担这个任务，但它的“脱亚入欧”使其曾经偏离东方文明的正常轨道；另外，就像盆景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它偏狭的国土也不足以使其扮演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角色。日本曾试图通过征服中国大陆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而构筑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版的东方文明，但没有成功。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以来，西方文明在爱琴海岸边古希腊城邦完成结晶化过程后，开始步入精神-物质一体化时代。要完成文明一体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
首先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用铁蹄踏出了西方主导的第一个和第一批世界性帝国——马其顿帝国和分裂后的希腊化诸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但无论是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都既没有实现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没有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希腊城邦时代的工商业经济被帝国时代萎靡不振的农业经济所淹没。直到基督教的传播把希伯来—以色列文明纳入西方文明之后，超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百衲衣才借助宗教的丝线开始缝缀。亨廷顿用宗教信仰来划分当代文明，并且把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几乎划等号，看重的正是宗教信仰在文化认同构建上的作用。
西罗马帝国坍塌后，西方文明丧失了世俗核心国家，但建立起了基督教文化认同，于是从1096年到1291年的200年时间里，基督教世界发动了9次针对伊斯兰势力的“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发动东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攘外”，实际上“安内”，它不仅想做教庭，还想做朝庭，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扮演核心国家角色，肩负起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未完成的使命——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和一体化。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新教革命，让罗马教廷泄了气，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西方文明的精神-物质一体化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已经具备两个：文化认同和经济增长，但还没有核心国家。于是基督教世界各国为争夺核心国家地位进行了无数次内战，并诱发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在东方，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在西方，雅利安-日耳曼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国家争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地位。当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没落》时，他并不真的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导的西方文明没落了，要想让西方文明统治世界，就应该让德意志民族主导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英美的金钱霸权和民主政治已经腐朽，现在需要武力，和“浮士德精神”。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说白了，也就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推销的“尚武精神”和扩张精神，他对此的描述是：
“浮士德精神的基本象征是纯粹的和无限的空间”，它的地理眼界异常广大，“祖国的广袤是一个个人很少看到它的边界，可是要保卫它并为它而死的地区，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力量是其他各个文化的人类所永远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斯宾格勒在写这段话时，一定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激动得在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
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明的第一期，就是没有核心国家的“战国时期”，继战国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帝国推行“血统权力”的“凯撒主义”，而德意志民族是承担西方历史这最后一个阶段伟大使命的最后一个民族。他说的正好是后来的“第三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与德国和日本政治家预想的不同，与中国当局预想的相去更远。德国和日本失败了，没有分别当成西方和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从西方准核心国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手里接替这个职位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国胜利了，但其大陆部分非但没有承担起东方文明核心国家的历史使命，反而并入了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阵营，成了那个阵营的小兄弟。做小兄弟和做老大都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毛泽东重新划分世界，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核心国家，虽然他反对这样自封。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主要是两条：第一，中国从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回归东方文明，并且开始重建文化认同；第二，为完成一个世界性文明一体化的三个条件（大规模的政治体，超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维持增长的经济体系）基本具备，尚待改善的，是这些条件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把当代世界文明比作一枚鸡蛋，它有两个核心，也就是两个“蛋黄”：西方文明和美国，东方文明和中国。伊斯兰文明在宗教亲缘关系上，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表亲文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同属一个教系，即亚伯拉罕（阿拉伯语发音为“伊卜拉欣”）教系。亚伯拉罕或伊卜拉欣是三大宗教的共同祖先。虽然基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伊斯兰教却承认耶稣基督为先知，但他既不与上帝一体，也不是最后的先知，最后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不过，在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核心国家之前，它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
事实上，独立宗教是独立文明的充分条件之一，不是必要条件。宗教对于文明的意义，是信仰层面上的，可以加固文化认同，但不是认知和反思层面的。 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有没有认知，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明可以被浅显地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
认知和反思，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文明轴心期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没有认知和反思，就没有文明的轴心化。认知和反思的结果，产生理智和个性，它们相当于文明生命中的核糖核酸。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并磅礴于世，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核糖核酸和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不仅有趣，而且有用，用处就是看清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