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9:14:07
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先生说,他发现,许多激烈批评余秋雨先生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真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书。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我也认识五、六个激烈批评余秋雨先生的人,接触下来,他们大多只匆匆翻看过《文化苦旅》里的几篇文章,他以后的书都没有读过。《文化苦旅》里的文章也读得很粗糙,例如,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文化苦旅》中第一篇《道士塔》的“文眼”是两难,全误读成是“批判帝国主义强盗”,这就太离谱了。
由于没有认真读书,所以他们的批判都流于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批判的依据又全是捕风捉影。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看出来了。但麻烦的是,广大读者虽然不同意这些批判者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他们的干扰,即使是那些勇敢为余秋雨先生辩护的读者,也主要就一系列诽谤在辩护,而渐渐淡忘了余秋雨先生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他特殊的思想重量和文学重量。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一拨拨广受读者喜欢的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在“批余”风潮中,连最浅薄的文人也会随口说余秋雨先生“媚俗”。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逼仄的倾轧,走向真正的安宁,然后让九州小镇也相应地提高文化等级;
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告诉广大读者,明代的徐光启对上海文明的先期开拓作用;
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和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的区别;
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离去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特别是像“走向未来”丛书那样对国际观念的介绍已经展开,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还停留在粗糙的整体层面上,与广大民众难于真正贴合。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严格筛选之后的体验表述,极容易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代轰动,同时,也验证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说,为了免使读者产生过于观念化的误解,他在《文化苦旅》中特意加入了一些从童年到青年的生活回忆,使整个写作的文学化追求更加彰显。由此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虽有强大的学术背景却不能陷入学术陷阱,必须通过生命化来实现文学化。因此,不妨说,他从写《文化苦旅》一开始,就有了写《借我一生》的远景。
上文曾说到,许多激烈批判余秋雨先生的人,大多只匆匆翻过《文化苦旅》里的几篇文章,根本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眼前的例子是,上海师范大学张闳最近发表用语极其尖刻的文章指责余秋雨先生用“民族主义”向主流“献媚”,可见他肯定没有读过从《山居笔记》到《行者无疆》的所有作品。
因此,我们姑且谈谈《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全国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一篇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上赶得上《山居笔记》中的任何一篇。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收获》杂志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很多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至今受到广大山西人民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雨先生以对“小人”的研究,来统括以上两大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也是历史上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在他之后,坊间出过不少与“小人”有关的书,几乎都要在扉页引述他的话。我个人认为,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最后是以他本人遭受一些“小人”围攻的实践经历来延续的。他的经历可能会使他的研究增加一条结论:世上有些人是宁肯被人说成“坏人”也不愿意被人说成“小人”的,谁说了,他们怎么也放不过你。但最后毕竟会证明,他们的全部手法进一步证明了“小人”是什么,因此也从反面证明了“君子”是什么。
见笑了。
综上所述,《山居笔记》不仅仅是散文。它是表现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重大文学成果,其思想意义不低于文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为了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财产,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成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奇迹和文学奇迹。
我相信,要回顾文革灾难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史,一定避不开《山居笔记》。尽管它不以学术方式呈现,却在娓娓而谈中包含着极高的思想浓度。
特别需要提一笔的是,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都在台湾和海外华文读书界获得巨大影响,并先后获得了台湾最高文学奖“读书人最佳书奖”。广大台湾读者和海外读者从这两本书,既感性又理性地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感受了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他对这种文化的“恭敬和忧伤”。
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十几年来全球华文读书界的重大文化现象。
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又写了一本谈人生况味的书《霜冷长河》,然后跨出了牵动亿万民众眼光的精神步伐——以生命历险的方式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迹。
如果不计他在学术领域里的累累成果,仅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所建立的文化功勋和思想功勋而言,本已是全民族精神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应该备受敬重。这样一个人物决定去作生命历险了,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当他历险回来,必然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连日本媒体都意识到了,《朝日新闻》派出部长级官员到印度迎候余秋雨先生,而且选他成为“全球十人谈新世纪”的十人之一。但奇怪的是,我们国家文化界对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置若罔闻,迎接他的是一堆空穴来风的大批判。这真是让人既气愤又沮丧。
余秋雨先生是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邀嘉宾”投入对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全部欧洲文明的实地考察的。他自己的考察意图,与凤凰卫视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他要从一系列已经死亡的古文明废墟间找寻中华文明存活至今的原因,又要从欧洲文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各种弱点。他会直接面对各种不同的异态文明,但他的研究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这么大规模的对比性研究,他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而且研究成果同样深入人心,《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仍然获惊人畅销。
对于这个以生命换来的豪迈壮举,我看到网络上已有不少网友称他为“民族英雄”,但中国文化界则假装没有看见。我认为,他们是不敢正视,因此只能转移视线,在所谓“历史问题”和“文史错误”上挖小洞,挖不出小洞也故意把凿子敲得很响。
然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文化智者一寸寸、一里里地走完了烽火遍地、危机四伏的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和整个欧洲大地!
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么一位著名教授,不仅每天要向全球直播自己面对每一块陌生地的现场谈话,而且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和一段语录,立即发送到世界各地华文报纸。须知,他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是在危险地带冒险、避祸、寻路、投宿、觅食,他是凭着什么本事一天不拉地在极小缝隙间完成那么多劳作的呢?他每天一篇的文章,当时天天在全球各华文报纸上连载,后来才收集成《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可说是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即兴写作,每天能写作的时间极其短促,既不可能查阅任何资料,又不可能修改文句,这实在只能说是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心理能力、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了。
余秋雨先生在这种延绵数万公里的直感中,永远没有离开过最艰深的学术思考,例如,中华文明何以避开了其他文明灭亡的陷阱而存活至今。他一路上概括了八、九个原因,都从切实的对比中得来,又依仗着他极深厚的学术功底,实在是文化研究上的极大成果。历史必将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他的这种贡献。
至于他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然后也找出了中华文明的八个弱点,貌似具体却又非常宏观,与他从中东到南亚所寻找到的思维成果相辅相成。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文化建树比这种实地亲身考察得出来的结论更宏伟、更有价值。
就行为本身(包括历险行为、思维行为和写作行为),余秋雨先生就把国内那些既十分怕死又喜欢造事,成天蝇营狗苟之辈比得十分不堪,因此他们就开始用最末流的方式来糟践这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
大家假装没有看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容忍了这种糟践。
我相信历史将证明,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大耻辱。
《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并不是“旅行文学”,而是文化研究上极重要的思想成果。如果仅仅是“旅行文学”,不可能引发那么多的糟践。因此,我相信,这两本书将由那些糟践文字作最佳的反面注释。
就像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概被阅读之外的妖魔化评价所笼罩一样,《借我一生》在没有出版之时就被负面炒作闹得混天黑地。这正说明了这部作品的重要。
《借我一生》是一部记忆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定位为文学,并不是意味着虚构,虚构并不是文学的必要特征。他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感觉和印象的精细复活,通达到生命的神秘结构。在这个神秘结构中,最小的空间和最大的空间都曾给了生命以恩惠,因此用这个书名表达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是父母,是遭遇,是上天,鸿蒙而又伟大。
这当然是文学品相。就像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用近似于散文的笔调进行“宏伟叙事”,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用近似乎日记的形态进行文明思考一样,在《借我一生》中,他用近似于传记片段的形态写出了一部精神史诗。
这是现代文学形态的一种创新。由许多真实片段组合成一个底奥无穷的大结构,由大量具体的感觉凝结成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大疑问。
但是,在这个文学大结构中,又蕴藏着大量的思想矿藏。我粗粗翻阅两遍,至少发现了以下这些极具冲击力的思维:
一,十九世纪之后浙东农村因闯荡上海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因此,闯荡者的“回家”也就变成了文化磨合和文化互补;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革,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而是文化意义;
三,大地的最后荒凉是文化的失落,有时,回春的希望会偶尔地落在一、二个善良的知识少妇身上;
四,作者的叔叔的悲剧证明,任何理想主义的殉道者总是很难找到彼岸的,只有离开了此岸而又找不到彼岸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走向壮烈;
五,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通过“大揭发”、“大批判”而释放了世间的恶,并使恶成了万事万物的审判者;
六,民间灾难的最大困境是无处投诉,无处求助,连朋友、亲戚也变得极不可靠,因此,轰轰烈烈的外像中隐藏着大量的中国人彻骨的孤独;
七,伤害过你的人,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会因为过去的伤害而感到永久的不安全,因此不会停手。不断被他们伤害,注定是你的宿命;
八,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宠坏了本该鄙视的一切;
九,中国文化最大的负面遗产是虚假,而这种虚假又总是以道义面目和学术面目出现。直到现在,谁只要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十,在社会转型中任何要选择一种新的生态的人,总是对其他人的习惯生态构成了否定,因此必然会遭致你死我活的围剿;
十一,一切因历史原因而承袭了诸多邪恶的生命体,都有被原谅的理由,但在原谅他们之前有必要搞清他们的行止,等到终于发现他们的背影,就放过他们;
十二,世间的大道是具体的,其中一项就是在灾难中救助亲人,为此不惜向各方求借,包括向你所不喜欢的群落;
这还只是窥豹一斑。这部作品中,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思考,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生在现世,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么丰厚的作品了。
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即便是像《山居笔记》那样大写灾难,像《千年一叹》那样大写恐怖,也多多少少隐含着一些乐观主义的魂魄,但《借我一生》写自己,在骨子里却是悲观的,尽管书中有大量幽默片段。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是乐观于文明,悲观于生命?还是乐观于遥远,悲观于周际?或是乐观于昨天,悲观于今日?都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充满重重灾难的人生颇感自豪,对自己接受灾难挑战的勇气相当满意,却对今天身处的文化环境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愤怒。这是一个很少失望,很少愤怒的人,今天终于选择了失望和愤怒,自有其原因。我想,很多读者能够猜测一些外部原因,而最深层的原因却很难领悟。
从他的文字间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觉得受到了时间的欺骗。二十几年前觉得灾难终于过去了,但二十几年之后,当年的老人马、老话题、老揭发、老手法全部重现,而且借助于媒体,而媒体已不知历史,把灾难的局部重演当作了“道义”。
顺着这个思维,他选择失望和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灾难的重演已不再敏感,对于“大揭发”、“大批判”也不再敏感。因此,对于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已经没有合适的对话者。完全避开了灾难只讲别的,对他而言有莫大失落,因此,他决定在《借我一生》之后不再讲述,不再写书。
就他的年龄和笔力,现在作这个决定有“锥心泣血”的意味,但我觉得是他的另一番思想贡献。
他的这个决定表明,他心中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活动不是单向的,是必须实现于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的。当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已经无意于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事实证明已无法挽回,他就停止讲述,停止创造,停止活动。
他这样做,是从反面昭示:文化是什么。
历险途中的余秋雨教授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易聚”,搅在一起总是麻烦不断。过去在极左时期被迫过集体生活,例如下乡、军训,每天都有纠纷,很被当时的领导者工人、军人看不起。自改革开放之后,集体生活减少,保护个体自由,文人们虽然排除了禁锢,但是互相间的关系更难处、更险恶了。
我曾采访过一些文化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如果在城外的什么度假村或某风景胜地的宾馆召开,那么,文人间的龃龉必然层出不穷,甚至连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例如谁住南房、谁住北房,就餐时谁坐首桌,领导接见时谁靠前站,都成了问题。如果有一段旅行,那么,行李、伙食、医药上都会闹出一大串事情,怎么也疏理不清。
因此,诚如前辈李卓先生所说,中国文人,一般说来,文章是清楚的,讲课是含糊的,相聚是勉强的,相处是浑浊的。
中国文人的人品好坏,不必等战火或灾难的生死考验,光看他们与人相处时的情景,即能作出判断。
通常判断的结论都不乐观。因此,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召集文人到某地开会,或一起旅行一阵了。
我对余秋雨教授的认识,是从采访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过程中获得的。我在采访中得知,余秋雨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行走几万公里,表现出了多数中国文人所没有的一系列优秀品质,而这种表现又绝不可能伪装,因为时间那么长,环境那么险,每天遇到的危机那么多。
凤凰卫视的考察队,从一九九九年考察北非、中东、海湾、南亚、中亚,到二000年考察整个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创下了纪录。在者全部过程中,考察队员时有轮换,从头到尾一直没有轮换的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个人,他一公里、一公里地全部走下来了。
这中间,每天未知因素很多,险情不断,时时遇到食宿困难,而工作量又大得吓人。尤其是余秋雨先生本人,除了每到一地必须对着电视镜头讲述之外,还必须每天写一篇考察日记立即传给世界各华人报刊连载,又要写一段散文诗体的“秋雨录”每天播出,而这一切,都必须在险途颠簸的极小缝隙中赶着完成!
谁遇到这种情景都难免叫苦、抱怨、焦躁、发火,但他都没有,每天都那么紧张又那么平静,一个月是这样,两个月是这样,三个月是这样,全部行程都是这样。
这必须有一种宗教徒一般的虔诚、明彻、无我,才能做到。
王纪言台长说:“秋雨老师,一代大家,万里历险,我们原先总觉得应该多照顾他一些,注意他的身体如何,不能让他天天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扒几口快餐下肚就拚命工作。谁知道,每次在外历险几个月,他没有要过一丝一毫特殊待遇,没有比年轻队员们多吃一口别的什么。反而,每天在遇到危机时大家只要看看他兄长般的平静笑容,也都平静了。”
事情虽然过去好几年,王纪言台长说起来还非常激动。
后来,我陆续和凤凰卫视的不少主持人和编导、摄像师有接触,每次都会说起余秋雨先生,因为我对一个著名文化学者的万里历险太感兴趣了。口气间匆忙了钦佩和亲切,而且都认为自己是余先生的好友。他们一概称余秋雨先生为“秋雨老师”,不仅敬重他的学问,更敬重他的人品。至于那些与他通行过一段的著名女主持,都成了他铁哥儿般的“生死之交”,例如陈鲁豫、许戈辉、孟广美、李辉、吴小莉、曾静漪、温迪亚等等,每次提起都亲切愉快。我一提余先生,她们对我也友好起来。
我要说,这真不容易。
了解中国文人普遍生态和心态的人更会明白,这真不容易。
那些文人还在鬼鬼祟祟地写文章说余先生上电视是“作秀”。他们敢于拿着生命的代价“作秀”吗?试试看。我知道,他们即便课堂上作几分钟的“秀”,都引不起学生兴趣。连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嫉妒,都开骂,连一场他们理解不了的考察,他们都糟蹋,都投污,那么,他们能与他们身边的人相处得好吗?他们能与存在着厉害关系的同事正常工作吗?
据我所知,那几个最积极批判余秋雨先生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都关系极差,几乎都混不下去,有两个已失去工作,人人称厌。
我就是从这种强烈对比中,决定自己站在余秋雨先生一边的。我不在乎七嘴八舌的起哄,我只看真实的“为人”。
最后我想引述曾与余秋雨先生在数万公里险途上通行过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赵维在《千年路,万里长》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补充本文。赵维写道——
余秋雨无疑是本次历险考察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博学、直率、幽默几个月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雨老师文章写得好自不用说了,几乎出口成章的演讲才能这一路也不知给大家解了多少围。从希腊开始,我们几乎每走一个国家,都要受邀拜访该国的中国大使馆和中资机构,吃一顿家乡饭是令组里所有人都感到开心不已的事情。但麻烦的是,每次吃过饭后,大家还都要在联欢中出几个节目。更为尴尬的是,这个拥有著名主持人,数位年轻编导、记者的队伍,都不怎么会表演节目。每到这时,劳累了一天的秋雨老师就成了大家的“救命恩人”。他总是被大家推到台上,讲一讲他在这段行程中的体会和感受。精辟的总结再加上幽默的语言,总引得大家欲罢不能。也因此,秋雨老师竟以短小的演讲,代替大家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
形成中感受最深的,则是秋雨老师的循循善诱。就像他写的书一样,他总能把最艰深的理解和感悟,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在知识与大众之间架设起一座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的桥梁。因此称他为“良师益友”,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秋雨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用中国一句老话,是年过半百了。但在这次颇为艰苦的旅行众,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后却着实佩服了他。因为每天都要写文章,据说他一般都是后半夜才休息,第二天往往就紧接着一天地奔波,却从没听他叫过累。有一次他还颇有些“得意”地对我们说,现在文坛上体力能比过他的同龄人恐怕不多了。这一趟几万公里的行程下来,我已信了,此言为真。
秋雨老师打趣时,经常会说:“我老余如何如何……”而到这时,我们也就自己称呼着自己:“我老赵如何如何……”“我老李如何如何……”想来,这样的随意、轻松和不拘小节,并不是能在每一个如秋雨老师这样的年龄和阅历的人之间进行的。因此,也就反衬出他在社会上之所以受到众多崇拜和喜爱的原因。
另一个让我感到难得的,是秋雨老师面对批评和围攻时表现出的健康心理。众所周知的一个现象是,文坛上“批余之风”不但没有过去,一直到现在都在盛行着。对这一现象的成因我还不敢或不想妄加评论,但我眼中真实的秋雨老师在一点上却让我佩服不已。他总能很理性地去分析自己和别人,甚至让人感到他说的根本是与他没有多达关系的人和事儿。有一次我问他:“在您看到批评你您的文章中,有没有让您感到心服,说到点子上的?”秋雨老师立即说:“有哇!”然后一、二、三地给我罗列出个子丑寅卯。我感叹着他的思路清晰和敏锐健康,也感叹着他能得到如今的盛名确实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道理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秋雨老师和马兰老师之间的恩爱和互相体恤。两个都是盛名之下的人,并且总是聚少离多,总有一方奔波在路上,能将夫妻间的关心、体贴、理解和信任处理得让见到的人个个羡慕,实在也值得我们仿效和学习了。这一点不便多说,只提这两句,也全为我眼中的那番真实了。
回来后有人问我:“你眼中的余秋雨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回答:“单纯,不世故,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想一个人一生中能多有几个这样的老师和朋友,真就是一件乐事儿和幸事儿了。
余秋雨为文革分阶段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对文革的历史分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写道:“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接着,他对一九七一年这个“逻辑终点”进行了特别阐述:“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试图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一部分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在我看来,这是余秋雨先生对于‘文革’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他的分期方式和提供的主要标志,很有说服力,即便未必被所有的史学家接受,却必定会被所有的史学家重视。
按照他这个时段划分法,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五年(1966年-1971年),广泛意义上的‘文革’则头尾延续了十三年(1965年-1978年)。后面漫长的时日,是在为如何评价那五年而争斗。
我就此问过三位年长智者,他们一开始对这种划分法很吃惊,但后来一想都点头了,而且深表赞赏。他们说,毛主席那么智慧,当然知道林彪事件的发生已经从根本上了结了文革,但他老人家不愿意这个运动在这么窝囊中被了结,因此硬拖出后面那些年。其实那些年全社会大致已进入正常生活,所谓“文革”早已是名义上的了,造反派也大多失势,何况当时的中央主政者正是被“文革”打倒的邓小平。后来毛主席大概觉得这样下去必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了,因此又来一场“批邓”。
可见,这样的时段划分法,与过来人的感受相符。
余秋雨先生作这种划分,除了他的切身感受之外,更出于他的理性判断,因为他提出的概念是“逻辑终点”。这个概念很值得注意。逻辑,讲因果,讲起止,讲结构。文革的逻辑起点,是说中国很多干部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没有什么证据,所谓证据只是他们并不像林彪那样大力提倡“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已,因此文革在上层人事上的主要标志是林彪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当林彪事件发生,这个逻辑全盘崩溃,或者说,全部终结。以后的事,成了承认这个逻辑,还是掩饰这个逻辑的一场争论了。
这个思路,非常明晰。
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林彪事件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就是谈林彪事件的。邓小平复出之后,辅佐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病重后全由邓小平主持,如果说这个阶段还在进行着实质性的文革,就说不通了。难道毛主席委托周恩来、邓小平在主持文革?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能承认当时的文革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了。
余秋雨先生所说的这个“逻辑终点”,只要脑子清晰的人都能理解。张爱玲虽然远在美国,也从大量报章资料中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判断,所以在林彪事件发生的同一个月就撰写出了相关文字,在次年五月经过修改正式写成了《文革的结束》这篇文章。
这个时段划分,意义是多方面的。这让历史从名义回到事实,使文革从一个内容混乱的巨大黑洞变成一个首尾清晰的极左运动,也让十年间的领导结构更合乎情理。一九七七年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结束,是一种表面文章,因为就在这个大会的公报上还在热烈歌颂文革,可见在思想上还没有结束。文革的逻辑终点是在十一大的六年之前,文革的思想终点在十一大的一年之后,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记忆文学
余秋雨举例说:“我的名字‘余秋雨’应该取得不错,这个名字似乎有点意境,却是由不识字的祖母所取的,秋天下雨所生的孩子,随口一叫就是‘秋雨’,不识字的人取了个好名字,这是第一点有趣的地方;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都不知道祖母叫什么名字,连我爷爷也不知道,以前的女人嫁到夫家,就直接冠夫姓,祖母姓毛,就叫‘余毛氏’。她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透过写作让许多人知道,并享受她的智能成果。”